1941年，一支二百人的小部队从上海浦东渡江到了“三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三北” 即浙江省余姚、慈溪、镇海三县交界的广袤平原，是鱼米之乡。1942年，这支名为三五支队的队伍在相公殿、宓家埭伏击日军取得首战胜利，从此“三五支队”的威名震憾三北。因刚到新区，对外还未公开新四军番号，故称“三五支队”。我在这年8月参加了这支新四军的“三五支队”，随“三北游击司令部”来到四明山。

四明山崇山峻岭，清溪峰回，翠竹茂密，景色秀丽。登上山巅可望见滚滚姚江，夜间能遥望余姚城万家灯火。我们就在这依山傍水的山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部队在三北站稳脚跟后，即向南山发展，1943年，解放了四明重镇梁弄， 从此，袁马、横坎头、岩头、杜徐等广大地区连成一片，我军趁打铁，建立了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成立了浙东行政公署，发行了抗币。

为了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动员广大群众抗击日本侵略者，巩固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浙东区党委决定成立一支文艺宣传队伍，考虑到当时我军尚未公开新四军番号，所以宣传队定名政工队，这样符合统战需要，便于开展工作。就这样我和一些浙东地下党送来的知识青年参加了政工队。不久又有来自新四军军部鲁迅艺术工作团、华中鲁迅艺术学院和苏中军区三分区服务团的艺术骨干，极大的充实和提高政工队的政治艺术素质。

政工队既是一支文艺宣传队，又是一个群众工作队，还是一个培养输送政工干部的预备队。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充份发扬我军政治宣传工作的优势，朝气蓬勃，努力工作。白天写墙头标语鼓舞军民斗志，发动群众开展民运工作；晚上唱歌跳舞，演戏宣传党的政策，鼓舞军民斗志。打仗时，还常常跟随部队奔赴火线，进行战场鼓动、抢救伤员、组织民工担架、教育感化俘虏、掩埋烈士遗体，还和战士们一样去冲锋杀敌。

每当部队休整，军政各界举行重大集会，政工队的歌声、锣鼓声就响彻云宵。我们演出了话剧《流寇队长》《红鼻子参军》《钦差大臣》《工人胡世合》《战斗英雄林如春》，歌剧《农村曲》，小调剧《相骂本》，歌舞《大红灯》《快乐的风》，合唱《黄河大合唱》《曹娥江水慢慢涨》等等，博得了广大军民的热烈掌声。

那时合唱队有四个声部，我唱女高音部。演唱《黄河大合唱》等，直至我调到宣传部，仍常被邀参加合唱。那激昂的《黄河大合唱》，始终激励我和战友们奋勇前进。

政工队还经常邀请外国朋友参加演出。有在上海空战中被迫跳伞降落在浦东的美国飞行员托勒特中尉，从上饶集中营跑出来的英国商人翁尼，爱沙尼亚水手奥斯卡，日本反战同盟坂本贤阶、宫本、栗花落岩和新投诚的朝鲜兵，都是政工队的常客。每当这些外国友人来参加演出，政工队里几位英语较好的队员，如柯茵、白浩、吴定、孔丹、司徒等同志就充当翻译。托勒特中尉常上台演出美囯歌曲，水手奥斯卡则喜欢跳爱沙尼亚水手舞。为此根据地的军民常戏称政工队是“国际纵队”。

1942年夏，我调到纵队政治部宣传部工作。政治部创办《新浙东报》，记者伊兵教我写新闻和诗歌。我最爱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苏联马雅柯夫斯基的诗，自己也学习写诗。每到新的宿营地，我总爱在溪边拣块大石头，用背色当板凳，望着湍湍溪流，听着萧萧竹声，写几句即兴诗。我的诗有时被伊兵拿去在《新浙东报》上刊载，大家戏称我“小诗人”，肖谷是我的笔名，这个筆名后来不知不觉成了我的真名。那段经历为我在解放后从事宣传报道工作，奠定了基础。

青春不会因为生活艰苦而失去理想；爱情也不会因为战争而忘记绽放。就在我常作诗的小溪边，我认识了刚从新四军军部调来的作战参谋余旭。他是余姚人，十三岁由地下党选送参加新四军。他总是背着一支卜壳枪跟在纵队首长身边，也在常这一带散步。都是青春期的少年，碰到一起就喜欢聊天。“红五月”学习运动时，余旭是学习委员，我是学习组长，有时要向他汇报学习情况，彼此也更熟悉了。有一天下午，我正埋头抄写文件，余旭从我身边走过，匆匆丢给我一个纸团，我展开一看，不知如何是好，因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到这种纸条。想了一想，决定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保尔柯察金的一句名言写给他：“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一个人只能得到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那么他在临死时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己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一一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斗争。”我愿以此与他共勉之。余旭毫无愧色地实践了保尔柯察金的名言。1943年12月31日，四明山自卫战争中，在蜻蜓岗英勇地献出了仅22岁的年轻生命。1987年，我重回四明山瞻仰烈士陵园，余旭的骨灰也安放在那里，我默默地痛悼这位亲密战友。我虽然没有留下他的照片，但他那孩子气的脸永远深深地印在我心里。

四明山的歌声，不仅是青春之歌，爱情之歌，更多的是战斗进行曲。在那岁月里，我们不仅要和日本侵略者战斗，更多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及日伪汉奸斗。每到大战，我们这些平时以歌以笔代刀枪的人，就会立刻投入战斗，那时我们就是战士。

从开辟四明山根据地到1945年9月我们撤出四明山。我和我的战友们参加了无数次战斗。在 1943年底的反“围剿”斗争中，我担任文书课长，负责做会议记录，书写公文。同时经常随小分队 （号称四明总队,罗特派员是总队长，地委书记杨思一是政委）寻机袭击小股敌伪，捕杀汉奸恶霸，保护人民群众。有一次我们袭击敌伪据点，捕捉一名罪大恶极的汉奸，本想暂时带着他，转移时又怕他破坏，决定把他就地镇压，我带着好奇去看看镇压现场，可他一路嚎嚎大叫，还未到刑场就把他枪毙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枪毙人。

1943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增加几个突击营向我步步进逼，战斗更加残酷，四明总队要主动出击，只留下一个班掩护机关。经过精简的机关只有20余人，我们白天隐蔽在小村庄，晚上立即转移宿营地。有一天中午，大家刚端起饭碗，实然听到枪声，敌人来偷袭我们了。我连忙背起文件突围，密集的机枪声，子弹的“嗖！嗖！”声，更加逼迫我们向前狂奔。我一口气跑了5公里路，终于实出重围。大家称赞我是“小飞毛腿”。在反“围剿”斗争中，由于环境恶劣，许多女同志被动员回老家隐蔽，或在老百姓家“打埋伏”，机关里已没有女同志，只有我始终和部队在一起。有一天拂晓，我们正在山顶一个小屋里宿营，哨兵发现对面山头上来了十几个敌人，我们向山下突围时被敌人发现了，机枪、步枪一齐扫过来。遍山粗大的毛竹林里，队伍被冲散，只有我和王剑鸣、王槐秋三人在一起。为躲避敌人搜索，我们钻进一个杂树丛里隐蔽。我拿出随身带的一棵手榴弹，王剑鸣和王槐秋也将手枪推上膛，我们都准备着，万一被敌人发现就决一死战，决不当俘虏。敌人反复搜了几遍，一无所获，只得走了。因不了解敌情，我们也不敢冒险出来。阴沉的天下起小雨雪，我们三人靠我带的一床小被露宿山野，直到第二天的晚上，四周安静了，山下村里也看不到火把，我们才离开藏身处。这时我们已有两天没吃东西，浑身乏力，只能一步步向山上爬。天明时到了一座庙宇，这里是纵队的交通站，站长是王剑鸣的夫人静岚。见到我们大喜过望，拿出最好的莱肴招待我们。然后又派向导将我们送到部队。政治部主任张文碧看到我惊喜地说：“小鬼可活着回来了，我们正到处找你们呢！”我笑着说：“敌人的子弹比不上我腿快！” 经过一年多的自卫反击战，我军粉碎了敌人的疯狂“围剿”，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敌人被迫撤退，自卫反击战取得伟大胜利。但是我们也有不少优秀干部在自卫反击战中英勇牺牲。余旭在蜻蜓岗战斗中英勇牺牲，政工队戈扬、余菊生在战斗中牺牲。鄞县樟桥区区委书记李敏同志被捕后坚贞不屈，被敌人残酷地刺了27刀英勇牺牲。我的同学、战友李艺(李善祥先生小女儿)和政工队员红婉被捕后押到上饶集中营关押了一年多，受尽摧残，直到1945年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时才获释回到部队。

由于在自卫反击战中的突出表现， 1944年4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欢庆的锣鼓余音未止，国民党反动派就发动了内战。 9月，浙东区党委突然接到华中局转发中共中央的一份“加急”电报：浙东纵队务必于7天内将全体人员撤离浙江。闻讯赶来的乡亲们，燃香点烛夹道送别，群众一声声叮嘱：“同志们，别忘了四明山，一定要回来啊……”战士们一声声告别：“乡亲何，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我们一步一回头，告别了秀丽的四明山，告别了富饶的三北平原，告别了血肉相依的浙东大地。但是四明山的青山绿水，四明山的激情岁月，永远印记在我们的心中，就像我们留在四明山的歌声，永远印记在人民心中一样。

五师分会 肖谷  袁晓霞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