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1月，淮北苏皖边区开始大规模反“扫荡”，作战持续了33天，史称“33天反扫荡”。我随医院到洪泽湖东之后，就分散在老百姓家里养伤。这是我第二次进入淮宝这个水网地区。在南沙河北边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我被安置在赵墩的一户农民家里。房主赵吉五老两口，40多岁。家有两女一男，大女儿巳出嫁，小女儿13岁，小儿子10岁，长得活泼可爱，对我都很亲。

我们分散的病号都穿着便衣，我称房东为大爷、大妈，与孩子以兄弟相称。我的腿肿得厉害，医生3天才能轮换来看一看，全靠房东家人照顾。早晨天刚亮，就给我做一碗早茶吃，就是煮一点泡米饭，里面再煮两个粘高梁团子。饭后坐上家里的小船，把我送到一个偏僻的河湾，寻一处芦苇多的地方隐蔽起来。下午5时左右，如没有大的情况，就把我接回来。晚饭后，用温盐水给我擦洗伤口。怕我在芦苇里寂寞，大爷经常留下他的小儿子端端陪我玩。情况紧张时由村里派一个民兵跟着，随时准备转移隐蔽地。小端端白天晚上总要我给他讲故事，大妈晚上催他：“睡吧，叔叔太累了。”我多次提出，只能叫我是大哥，于是他就在家叫叔叔，到芦苇荡里就叫大哥，我们很快就处得很熟了。我的衣服脏了他们就洗，破了就缝补。大妈有时把女婿的衣服拿来给我换着穿。我的一双布鞋，前后都破了。大妈找一块布剪好，给我补得整整齐齐。她待我像他们家里的人一样，虽然没有新衣服穿，但穿得干干净净。

就这样，我住了20多天，已经能慢慢走路了。我知道附近分散住的还有抗大4分校学生。就提出希望能转到抗大去。这个要求很快得到批准，真令人高兴。当我离开房东家时，全家人都依依不舍，掉了眼泪。曾经天天为我烧早茶、端水洗伤口的小姑娘，竟哭得不能出来送我了。我感恩于他们全家，我感恩于人民群众，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秋季洪水泛滥，当听说房东家被淹了的时候，我急忙乘船从几十里外赶来看望他们。只见大水茫茫，庄稼全部被淹没，只露着飘摇的树梢。水位已到了房子高台的下面。看见我，他们全家都非常高兴。来的路上路过蒋坝镇，我买了两盒点心，还专门给大妈买了一双洋袜。她高兴地说，我怎么能穿这么好的！随手给了小姑娘。我又在他们家住了3天。白天只见一片汪洋，晚上风声呼啸，大水滔滔。我都有点害怕了，他们倒满沉着。大爷告诉我，洪水过几天会退下去，你看家家门口都有小船、大木盆、木桶。洪水再大一点，可以向坝上转移。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洪水的包围之中生活。

不久，我被批准进了抗大4分校，编入政治工作队学习，真是难得。抗大4分校是陇海路以南八路军、新四军成立最早的一个分校，是按照抗大总校和华北第1、第2、第3分校的番号排下来的。4分校是1940年夏，以黄克诚同志从华北南下带来派遣大队为骨干扩建的，那时的校长由彭雪枫兼任。这时的校长是陈锐霆，他是1941年在路西反顽斗争中，策动顽军起义并随之过来的我党的一位老党员。教育长孙叔平，是位老教育家，解放后在南京大学任教。政治部主任邱一涵，是皖南事变牺牲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的夫人，也是一位老红军。学校的校风、校规基本上都是从总校继承下来的，和第1分校差不多。只是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部队的壮大，对教育课程的要求更高了，既要照顾青年学生，又要照顾前方部队干部的实际需要；既要学习基本理论，又要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研究；既要照顾当前，又要为今后的反攻大发展作干部准备。因此，课程安排有不少变化。

《马列主义概论》是重要的基础课。以马克思主义3个组成部分为内容，进行比较简明的讲解，全体学员都非常爱好。

《中国革命史》由孙叔平教育长亲自任教。他讲述了从鸦片战争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到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对大家的教育最深。特别是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后，使大家对现阶段的革命纲领更加明确，随着思想认识地提高，心里更亮堂了。

《政治工作》是我们政工队的重要课程之一。但这门课不论是概则，还是平时、战时的政治工作，都讲得不太好。因这个队的学员，来自机关和部队，大多数在前方做了多年的实际工作，而教员却几年来一直在学校任教，脱离部队实际较远，讲课内容不能满足学员的需要。好在施教中先给我们看了点文章，出了些思考题，让大家各自准备。加上采取大小会结合、充分进行讨论的方式，效果还不错。通过这些讨论，对概则部分的军队打仗、生产、做群众工作的三大任务，军民一致、军政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发扬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联系实际理解得更深了。关于平时政治工作，学习了谭政同志在陕甘宁留守兵团的讲话，对于在连队里注意发现培养先进分子，耐心帮助教育落后分子，促进中间分子的论述，印象很深。大家从实际中认识了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任何单位，人们的思想觉悟一般都是两头小（先进、落后）中间大，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做计划，提要求，都必须着眼于中间的大多数，才能不冒进，不落后。我们讨论得十分热烈。战时政治工作，分战前、战中、战后，也是大家联系实际进行讨论的，实际上是每个人将这几年工作中的经验作了交流，再通过总结，把零星经验进一步系统化，使人受益不浅。

我们政治队的军事课程，基本和第1分校的一样。军事教员坦率地告诉我们，他没有在前方打过仗，在总校学习后就留下来作教员，课中的许多例子，已讲过3、4期了。当时虽然不很满足，但在后来的实践中，才感到在学校通过制式训练和理论学习，把军事基础系统地打牢些，也是很重要、很必要的。师傅领进门，学好靠个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再好的军事教员，也不可能把战场上如何处理复杂多变的情况，都论述周全，我们苛求教员是不对的。我对军事教员周致平和王天锡很尊重。

文化课主要讲历史、地理，着重紧密联系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形势进行讲授。同学们对欧洲、亚洲、非洲的现代史和地理知识特别感兴趣。我们的闻教员很受同学们的敬重，他知识渊博，性格温和，对人诚恳热情，和他漫谈古今中外大事，没个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也是对我们影响很大的一个方面。虽不是正课，但对我的思想却影响颇深。

我们二队绝大部分学员来自部队，多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中学生，入伍前都曾受到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邻近驻在淮宝地区的还有江淮大学。如今，我们队又有刚从上海来的同学，男女各十几名。他们带来很多20世纪30年代进步文化的书籍和歌曲。如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虹》《腐蚀》《林家铺子》等。我在此以前，虽然读过苏联的《母亲》《毁灭》《铁流》等小说，但是对上述作品只是听说，难得一见，同学们争相传阅。同时还传来了《四季歌》《天涯歌女》《夜半歌声》《秋水伊人》等电影插曲。也许是几年来，多唱抗战歌曲《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的缘故，有时也想唱点抒情歌曲，但有的同志却提出批评，说这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于是我们只能私下哼，不能在集体场合唱。当时还观看剧团演出的《日出》《雷雨》，这使同学们联系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运动，再进一步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我们在思想上开拓了一个重要的新领域。

邻近的江淮大学，是上海的党组织将一批自愿到敌后根据地参加抗日救国斗争的教员和学生，分批输送到淮北地区，于1942年春组建的；由上海的著名教育家韦悫任校长，梅益负责党务和政治工作；江淮大学是在敌人后方唯一的一所工科大学。江淮大学的师生刚到师部驻地半城时，有一天彭师长叫骑兵团给他们表演马术，还扶着他们骑马。那时女的穿着花裙子、旗袍、烫着发，男的是西服革履，都有手提皮箱。两校学生常在一起集会，他们很快就达到半军事化水平，也是用背包当板凳。大浪淘沙，有的教师、学生吃不了苦，思想波动。彭师长到淮宝时，专门给他们讲话，除了疏通道理之外，最后宣布政策：留者欢迎，去者欢送。其实，他们大部分人革命热情很高，真正走的只是个别人。

在我们的学习生活里，还亲身体验到什么叫国际主义精神。有一位日本同学，名叫后藤勇，我们都叫他后藤。他是由新四军军部分配来4师做瓦解日军工作的。1942年2月26日，组成了在华日本反战同盟淮北支部，这位后藤是领导人。他中等个子，黑黑的脸上留着小胡子，汉语水平很好，中国话讲起来很慢，发音还准。人很活跃，在部队里摔跤比赛，他总是第一名。他常同我们聊天，批评日本政府把战争规模越打越大，战线拖得越来越长，树敌越来越多，盼望战争早日结束；日本国内征兵巳上到半百老人下至儿童，民众和军队厌战情绪蔓延。尽管强迫妇女组织了“慰安团”，也无济于事，军心不振越来越严重；一些日本士兵和军官，在侵略战争中表现得更加残暴，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变态等等。还有一位朝鲜同学韩玉坤，是随东北流亡学生一起进关的，他和我们相处极为亲密。他常说一句话，你们不能只高呼“把日本帝国主义赶过鸭绿江”的口号，朝鲜人民也盼着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中朝日人民的共同使命。以后听说这位朝鲜同学任政治教导员，在一次作战中负了重伤，临牺牲前还说：“大家要打过鸭绿江呀！帮助朝鲜人民获解放！”

我们毕业后，曾到后藤的驻地看望他。当时有几个日本被俘士兵经过争取教育后，同他一起工作。一个男的叫矢口壮仕，一个女的叫太田岩，我们简称他们矢口，太田。他俩相处几年，产生了感情，组织上批准他们结婚，工作生活得很好。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都回日本去了。

1942年冬大“扫荡”之后，随着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形势的好转，我们在敌后战场也相对轻松了些。由于新四军军部转入淮南，淮宝成了淮南到淮北、再往山东的重要通道。由于过往人员较多，加上这里有两个大学，一些重要人物多在这里发表演讲。除陈毅军长、张云逸副军长等领导同志外，还有一些名人到过这里。中外名记者范长江当时担任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我们请他作了“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军”的专题形势报告。这一论断，是党中央提出来的。只因英、美迟迟不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企图让德国军队更多地消耗苏联的实力，拖延了战争时间，大家十分气愤。范长江从多方面作了分析后，明确指出：这一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一旦美、英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希特勒很快就会被打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也为期不远。

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成立不久，派了一位要员到华中来游说。他给我们讲了对民主同盟纲领的解说。我们认为作为我党民主革命的同盟军，对他应是友好相待的。但对他大肆宣传“军队国家化”，反对各政党控制军队的言论，我们则十分明确地表示不赞同。我们的会议主持人当场指出：有的人为什么不在津浦路西同国民党军队讲民主，讲军队国家化，而到这里来讲，不就是因为这里是共产党的军队吗？此人无话可答。

还有梅益也来讲过课。同学们对他十分崇敬，因为大家都读过他翻译的苏联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讲了革命文艺的方针政策，在干部战士中起到很大的鼓舞作用。

为保卫秋收，扩大根据地，进一步发动群众，学校以武工队的形式，组织学员到边沿区开展工作。我当时是支部委员、班长。班里有一挺轻机枪，由原《创造报》报社编辑曹良军扛着。经过简单学习，我们到了淮安城附近的黄家码头、滕家码头一带农村。一进村首先宣传“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军”的大好形势，鼓舞民心。尔后，组织宣传动员群众，实行减租减息。我们拿出布告、传单，读给农民听，他们听得非常认真，非常高兴。三七分租、二五减息的具体政策内容，农民一听就懂。我们出发前在学习中还有不少难理解的问题，有的却从农民那里找到了答案。于是，同学们联想到 ，有人说，马克思的《资本论》许多知识分子读不懂，到工厂给工人一读，他们都很清楚。我们宣传中讲到什么是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倒三七”，高利贷的“放青”、“驴打滚”等等，农民一听就懂，他们说起来气就越来越大。同学们深深觉得深入工农群众，向实践学习的重要性。

淮北部队的反军阀主义作风，也影响到学校。我们队里的党支部书记，由学员谢俊卿同志担任。经过动员教育后，同学们一上来发扬民主的火力很猛。有的谈自己在部队里的所见所闻，有的是针对学校、队里的事。我认为大多数人谈的还是合情合理的。学校干部、教员也都接受得了。

谢俊卿同志和我在11旅就相识。有人说他思想偏激、固执，我认为他很正直，秉性刚强。这种个性在某些场合是要吃苦头的。记得在1956年夏，我从朝鲜回南京休假，在中山路的公共汽车站上，偶然遇到他。他身着便衣，人显得消瘦虚弱。我问到他现在在哪里工作？他说一言难尽。我拉着他一同到我的住地畅谈了 一番。原来全国解放后，他在上海公安军工作，1952年因在“三反”中给某个主要领导人提了意见，便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而被免职。后来公安军解散，他被以患有精神病为由送入精神病医院，而后又被送去劳改。多年来，他写了无数封上诉信件，竟杳无音信。直到党的八大以前，偶有一位有心的工作人员在清理档案时，发现他的一大包上诉信没有处理。当时正准备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在清理历史悬案工作。这个同志把谢的材料和情况上报中央组织部。经查明，确认对谢俊卿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决定恢复其名誉，几年的薪金照补。当时碰到谢俊卿时，他正上街买新衣服，准备到新的工作岗位上班。刚则易折呀！又一别30年，谢君不知今在何方？！

在抗大4分校的一年，对我来说，是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我在学习中回顾往事，好像已在革命征途上度过了天真烂漫的少年时代。自1937年1月参加革命至今，我在任何艰难危险紧张复杂的斗争中，对困难、对死亡都无所畏惧，只知道跟党走，听领导的话。从没想过个人的得失，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没有什么不满，也没发什么怨言牢骚，浑身似有初生牛犊不畏虎的一股稚气。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接触面广了，我觉得世界上最好的人，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士。他们不怕苦、不怕死，不为名、不为利，为人民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对敌恨、对己和，爱憎分明，对工作任劳任怨，和蔼可亲。和战士们在一起生活就感到充实。我看到有的干部，地位一变就出现两种面孔，讲的一套，做的一套，对别人马列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这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吗？我看不惯。由于身体长期不服南方水土，疾病接连不断。在淮宝地区这一年又因患了恶性疟疾，久治不愈，加上老是吃玉米渣子和绿豆做的干饭，胃酸过多，以致发展到严重的胃溃疡，不能学习，不能行军。行军时，胃痛得厉害，就弯着腰，痛得再厉害就得停下来，把背包放在老百姓的石磙上，身子趴上去，紧紧压着胃部止痛，呕吐到最后都吐黄胆苦水。住到医院也没有什么药吃，全靠房东老大娘每天给烧口大米稀饭和面汤喝。抗战已看到了尽头，我才18岁。我希望抗战胜利之后，自己还要回家乡上学。7年多的革命生涯和身体的现状，我不想将来再从事军队工作。在我的思想深处最崇敬的社会职业有两种，一是教师，一是医生。是我的老师指引我走上了正确的人生之路，是人民医生多次从病危中挽救了我。我认为这两种职业是最伟大的。于是，我想家了。

我们住在朱坝集，听说有邮政能发信。我就试着向家里发出了自1939年春离开家乡到抗大4分校后的第一封家信。我想念年高体弱、负债累累的父母，想念年幼的弟妹们。他们在日、伪、顽军的统治下，不知是什么情景。他们不会知道我还活着。疾病的折磨，使我模模糊糊地产生了一层淡淡的消极情绪。我们几个同志都有晚饭后到村边的田野里去放声高歌的习惯。我时而唱流亡三部曲，寄托我的思乡之情，唱到“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总是控制不住心情激动，热泪滚滚而下；有时就唱“夜半歌声”，以发泄心中的不平。房东是烧酒的，晚上站岗回来，我们就去要一盅热酒，喝了之后昏昏入睡。这种心情流露在日记中，有“夜月执秋菊，静默溪边停，徐徐寒风过，阵阵孤雁鸣。慰我心中烦，唯有悲歌声……”还有“银色秋菊盛，残红梨叶衰，死亡先后异，何须苦求开……”这与当年的豪言壮语判若两人。尽管这是一时感情激愤，也说明了自己思想在变化。我的一位老同学、好朋友刘芬，看过我的日记，听我谈了思想情况，极力地劝导我。他和我在抗大1分校时就在一个班，一起在华中，都在11旅，这次又编在一个排里学习，可谓无话不谈的知己好友。他勉励我：“好好注意身体，加强锻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抗战胜利在望，很快就要走上工作岗位，我们已不是在太行山毕业时容易冲动的少年了，而应该更加理智地走上新岗位，迎接胜利到来，我们应更加乐观。”闻教员也对我很好，常常和我谈心到深夜。在我病重住院期间，他还写信劝慰勉励我。他教导我：“人如果老是想着希望怎样，往往会因落空而失望。应该想应该怎样和只能怎样。知道了应该怎样，才不会错，知道了只能怎样，才不会后悔。不错不悔，我们就快乐了”。人生知己难遇，良师益友最可贵。一年来算是进行了一次思想小结，回顾起来，对思想的进一步成熟，起了重要作用。

迎着寒风，再次西渡洪泽湖，1944年元旦的前3天，我回到骑兵团，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4师分会 徐春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