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爸爸离开我们宛若昨天，那时的一切仍历历在目，算起来已经17年过去了，天人永隔。虽然他的音容笑貌记忆犹新，却再也不能和我们一起生活和交谈了。他在世时话不多，可是爸爸的离去却使我们失去了一片天，突然觉得有那么多话都没有来得及说了。

      爸爸是突然离世的。那年春节，像往常一样他出去散步，只是比平时回家晚了一个小时，有些受寒，微微感到疲倦，午饭后躺下休息。不料傍晚高烧超过40度，干休所门诊部医生来控制了一小时即送301医院，入住西院南楼。第三天傍晚爸爸陷入昏迷，第四天中午就离开了我们。急性肺炎对于老人的凶险让人十分惊愕，从此我再也不相信某位老人身体多么健康多么硬朗的说法，毕竟脏器已经老化，经不起波折了。

      爸爸是知识分子，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活得小心翼翼。加上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段遭遇使他一辈子备受压抑，至死认为受到不公正待遇。

      尽管如此，爸爸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意志始终不渝。工作起来不分昼夜，我的印象里他从来睡得很晚，不是在办公室加班，就是在家里写东西，要么就是经常出差，军卫生部长当着我的面夸父亲很能干、很优秀。

      抗美援越时工作异常紧张，父亲在战争年代坐下的胃病又复发了，为了不耽误任务，病稍好就从疗养院赶回来，带着苏打饼干工作，实在胃疼了吃两口饼干压一压。如果以上所说是职业在身“不得不干”的话，那么离休后一直到生命的终点他孜孜不倦地发挥余热，就只能用对革命事业的矢志不渝，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来诠释了。

      1969年夏，我从东北兵团回京探亲，爸爸正在接受审查，已经被抄家多次，许多对于家庭来说珍贵的东西被抄走并遗失，再也不能追回。只是对他的结论还未定性，要么定为敌我矛盾彻底被打倒，要么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属于有严重问题的人发配贺兰山。那次我们父子俩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谈话，许多话记不清了，只记得爸爸最后的话，大意是：自问一生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国家和革命的事情。如果不幸被划为敌我矛盾性质，一定要与爸爸划清界限，和妈妈一起继续跟党走，可以改成妈妈的姓氏干一辈子革命！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在暴风骤雨中我第一次发现平时与人无争，谦谦君子的他对革命事业如此忠诚，军人风骨如此坚硬。使我初步认识了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

      爸爸对我们的教育是一点一滴的，爱护也是细微而无声的。小时候我多病，头晕起来喝水很难受，他就弄了跟软管，使我躺着喝很方便。那时候爸爸总是攥着我的手鼓励我战胜困难。

      1970年我入伍了，我写了入党申请书，因为在部队表现突出，1971年党组织进行外调。直到1973年中旬父亲所在部队党组织的回答还是：他（指我父亲）的问题不影响该同志在你部的进步和任用。在那个时代“有问题”可不是小事情。一向谦谦的父亲那次发火了：你们说我到底有什么问题！但是他还是写信对我说：要相信党组织，要坚持，要经得起考验！

1973年11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今年我已步入67岁了，更加了解自己父母人品和他们对孩子深深地爱。我和妹妹在九公山为他们选了一块墓地，一来让他们永远和战友在一起。另一方面特意选到的这个区域可以与他们合葬，有一天我会去陪伴他们，我们将永远在一起。

         浙东分会 朱朝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