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初，上级党委调我到牟平县工作，担任县妇救会会长。三四月间，县各群众团体召开各区干部会议，参会的有各区妇救会干部，她们是：江锦英、王明国、杨坚毅、姜恒、从培彩，还有东海区妇联负责人陈健同志、刘成同志和我。在开会期间，我们跟随县委机关、县政府、县大队，经过多次转移，来到了四面环山的朱车村。我们分散住在老百姓的家里，陈健、刘成和我住在一户人家。由于处在动荡不定的战争环境之中，我们晚上都是和衣而睡，连鞋子也不脱，非常警觉。每个女同志都有一个小篓子，里面装着文件、手枪和一些随身用品。
出事的那一天早上，天还没有大亮，县青救会会长董五同志吹着口哨来敲门，招呼我们集合去出早操。刘成同志刚刚打开门，突然传来了一声枪响，紧接着村外的枪声大起，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喊起来了：“不好，有情况，快跑。”我们提着自己的小篓子冲到街上，这时街上已乱成一团，有机关干部，也有老百姓，只听到有人喊“东山、北山、南山都有二鬼子，快往西山跑。”刘成同志顺着西南山坡，冒着枪林弹雨突围出去了，上午就与县委机关同志汇合。我和陈健同志突到西山根时，听到二鬼子在后山狂叫：“捉活的，捉活的”。我们拼命冲到山顶，顺着山岗向西奔去，好不容易才摆脱了伪军的追击，直到下午才找到县委机关。
事后我们了解到，敌人跟踪县委机关和县大队的多次转移，也到了朱东村外，首先摸掉我们的岗哨，占领了东、北、南三个山头，在拂晓时对我们发动了袭击。当时县委、县大队对敌人的行踪有所掌握，但对伪军偷袭朱车村驻地却没有察觉。因此县大队的战士们按时出早操，并把枪枝都架在了一起。敌人首先向在操场上操练的战士开枪，当场就牺牲了数人。县委机关的曲晨同志，在突围中被敌人的子弹打中了腿部，受伤后被敌人用刺刀杀害。除此之外，县委机关干部，县大队领导干部及其他战士和各群众团体的干部，都安全地突围出来了。有的同志真是死里逃生，如县委宣传部长段慧卿同志，敌人的子弹顺着他的头皮飞，把他的头发打出了一条沟。东海地委干部于铁全同志，敌人的子弹顺着他的耳唇边打过去，真是非常危险。敌人对村里的老百姓更是惨无人道，烧杀掠抢。村妇救会长惨遭敌人杀害，牺牲得非常壮烈。
这次事件是敌人妄图消灭我县委机关、县政府和县抗日武装的一次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虽然不是一次大惨案，但在牟平县抗战史上也是一次不小的流血事件。
抗日战争爆发后，牟平县城于1937年被日军占领。随后建立了伪政权，成立了伪群众团体“新民会”。新民会的主要任务是推行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该会还设立了正副会长。会长王金升是城南王家庄人，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卖国贼，他投靠日本鬼子，残害人民，作恶多端，民愤极大。
王金升积极推行敌人的所谓“强化治安运动”，内心很怕遭受抗日武装的制裁。为了使自己没有后顾之忧，他想把家人接到牟平城保护起来。我们得到了这个情报，计划利用王金升回家接家属进城的机会，镇压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当时派武工队在王金升家附近设下了埋伏。王金升为人非常狡猾，回家后不敢走大门，刚从后墙爬进院里，就被武工队抓获，拉到李格庄附近用大刀砍头掩埋。因为当时匆匆执行，也没有什么经验，没有仔细检查王金升是否已经毙命，其实王金升并没有死。执行好任务的武工队同志来到李格庄李大娘家，李大娘是我们的堡垒户，住在村西头一个独院里。武工队的同志把镇压王金升的情况告诉她，然后就进村休息去了。时隔不久，王金升也踉踉跄跄地来到了李大娘家，说他在路上遇到了坏人，要杀害他，请李大娘救他一命。因为李大娘了解实情，就对他说，你先藏起来，我去找人救你。李大娘立即给正在村里的武工队送了信，武工队又一次抓获王金升并把他处死，真正除了大害。
副会长谭少山是城西北谭家泊人，态度不像王金升那样恶劣。根据这种情况，县委经过研究，为了支持发动群众抗日，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扩大抗日民主政权和地方武装的建设，粉碎敌人强化治安运动，必须打击罪大恶极的汉奸，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县委决定镇压伪新民会长王金升，争取副会长谭少山抗日。为此，胶东军区还发给谭少山委任状，具体职务记不清了，决定由刘成同志带领十余名精干的武工队员执行送委任状的任务。
刘成同志亲自来到谭家泊。先找到小学教师段寿君，段老师是党员，五十多岁，了解当地的情况，他带着刘成同志和委任状来到谭少山家。刘成严肃地对他说：“我是八路军派来给你送委任状的，你是中国人，应该给中国人做事情。”谭少山问：“你们来了多少人？”刘成说：“就我一个人。”谭少山很怕八路军，特别怕女八路军，这是因为在牟平县雷神庙战斗中，有几位女同志英勇善战。所以不管是鬼子还是二鬼子，还有伪政府和伪新民会的，只要听说女八路军，都闻风丧胆。刘成向谭少山提出：第一要接受任务；第二要建立联络点，给八路军送情报；第三要保护好八路军家属安全；第四要在牟平县城开展抗日工作。对于我们的这些条件，谭少山一一都答应了。以后他与我们有了工作联系，也送来一些情报，做了一些保护抗日家属安全的工作。
有一天，谭少山匆匆跑来报告说：“城里的鬼子二十余人带着枪到我村住下来了，你们赶快去解决吧。”县长郑有农同志认为县大队急需枪支弹药补充，这又是一个打击敌人的好机会。因此他挑选几十名骨干亲自带队到了谭家泊，但一进村就被事先埋伏的敌人包围了，他们首先缴了郑有农的枪，叫他解下腰上的皮带。幸亏郑有农同志出发前把刘成同志的三号撸子手枪也带上了，他在解皮带时顺手悄悄把撸子手枪握在手里，对着准备接皮带的敌人头上就开了枪。大乱之中郑有农同志带领战士们突围出来，回到了县委机关驻地朱车村。在这次战斗中，我们人员没有伤亡，却丢了两只枪，不过打死了一个敌人。
这次敌人精心策划的行动，就是为了妄图歼灭县委机关和县大队。一方面设下圈套，由谭少山送假情报诱骗我县大队主力到谭家泊企图加以消灭。同时一路敌人跟踪到朱车村，对县委机关和县大队进行偷袭，由此也暴露了谭少山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就在朱车村事件发生不久，鉴于谭少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被我人民政府镇压，落了一个罪有应得的可耻下场。
我们在牟平县朱车村遇险，到今天已经快八十年了。文中提到的陈健同志和刘成同志，都是胶东妇女界的杰出代表，我在抗日战争中的好战友，两位大姐已经去世多年了。陈健同志文革前在宁波工作，曾任宁波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她的爱人陈耀亭同志，是1933年入党的老同志，文革前担任宁波地委副书记。刘成同志抗日战争初期在牟平县任妇救会会长，1941年1月我接替她任牟平县妇救会会长，她出任牟平县议长，相当于现在的县政协主席。只是后来她嫁给了军队领导干部，当了随军家属，文革前在浙江省级机关湖滨幼儿院当院长。后来我们两家住的很近，经常走动。只是晚年的刘成同志患老年痴呆症，连我也认不出了。
王少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