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的一天，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管新凯（一师分会会长）驾车行驶至通燕高速路西马庄收费站的出口时，突然被从后面超过来的小车驾驶人叫住，来者是一位40多岁中年男子。“对不起，您是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的吗？”“是。”管会长不知所措的回答。“我可找到组织了！我叫许朝奉，是中国传媒大学的老师。我的父亲也是新四军的，是一支队司令部地下交通站的，他叫许立庭。这几年我一直在找你们，好不容易查电话打到中国新四军研究会，请他们告诉我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的电话，可人家讲保密……今天我突然发现您的车窗挂着‘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的牌子，就一路跟着追过来……”许老师激动地说个不停。就这样，许老师成为了我们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的新会员。
许老师参加新四军研究会的目的十分明确，一是投靠组织，参加新四军研究会；二是依靠组织的力量了却他的母亲——名新四军老战士陆凤英老人多年未了的心愿：为她的丈夫、新四军老战士许立庭同志恢复的军人荣誉，恢复共产党员的称号。
许老师从小到大就听母亲常讲，父亲是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就入党的新四军战士，可他自记事起对父亲的印象是：奖章不少，说话不多；严己宽人，不大顾家；体弱多病，拼命工作的一名普通的铁路工人。一直到2005年父亲的家乡—江苏省句容县党史办来函，为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征集有关当年新四军地下交通站站长许立庭同志的纪念文章时，他才开始通过收集起父亲的有关史料，逐步了解父亲的。当意外看到父亲单位在1958年对父亲的军籍、党籍的处理结论时，他们惊呆了。从此，为了证明父亲的清白，他们走上了一条走访、寻找、取证、上访的艰辛之路，但直到今天未果。
这是为什么？为了核实许老师提供其父亲许立庭同志历史材料的真实性，为了还原许立庭同志的历史问题事实，我受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领导的指派，几次走访了许立庭同志战斗过的地方，寻找许立庭同志当年的领导、战友、房东及老乡，联系当地县党史办和新四军纪念馆等有关部门，进行了再一次的复查取证。
在陈毅司令员身边的故事
许立庭同志1914年出生于江苏省句容县磨盘山镇（现为天王乡）唐陵村。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堂叔许维新所领导的茅山抗日武装。1938年4月23日，蔡巷据点4名日军到白杨村追逐幼女企图奸污，村民在许维新的带领下，打死3个逃走1个。次日日军报复，杀害300多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场惨案’。6月，陈毅司令员率领新四军一支队过江挺进苏南敌后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陈毅司令员得知许维新抗日的事迹以后，多次找许维新长谈，使许维新受益匪浅，决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新四军。为此，陈毅司令员派支队副参谋长陶勇前去许维新部将其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第一大队（8月又改编为新四军一支队独立营）。就这样，许立庭跟随许维新营长成为了一名新四军战士，先后任侦察员、侦察班长、侦察排长。
1939年陈毅司令员经许维新的介绍找到廖老五（廖正杨）家，组建了茅山根据地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后改为江南指挥部）的第一个交通站（兵站）即磨盘山交通站。同年3月，许立庭被调入交通站任交通员。交通站老房东廖正杨之子廖扣根（时年15岁）回忆，他家在磨盘山下的竹林深处，环境幽雅，难寻易藏，十分隐蔽。陈毅司令员在此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指挥着茅山根据地的初创工作。许立庭在交通站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照顾陈毅司令员的生活。虽然他为脱下军装耿耿于怀，但他为人忠厚，眼勤手快，说话不多，工作认真；天天整理内务，劈柴做饭，扫院挑水，与房东廖家的关系十分融洽。陈毅司令员很喜欢这个当地入伍的新兵，常常与他聊天，讲革命的道理，关心他的成长。陈毅司令员的工作非常繁忙，整天不是开会、找人谈话就是写东西，烟抽的很凶，经常手指还夹在香烟连衣服不脱就睡着了。陈毅司令员十分注重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针对廖家是当地名绅，向廖老五讲新四军、讲共产党、讲抗日的道理。陈毅司令员要求部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带头帮房东干活，借东西要还，损坏一定要赔，吃、用房东的一切东西一定要付钱。一次，战士们吃了掉在地下的桃子。陈毅司令员知道后发了火，严肃地说，老乡的桃子就是掉在地上烂了也不能吃，吃了就要付钱，因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他硬是带着大家到廖家去赔礼道歉，按市价付给了房东桃钱。陈毅司令员的一言一行教育了战士，同时也感动了廖家。廖家从一开始看到几十个身穿破旧军装，枪支不多的队伍要打鬼子曾表示极大的怀疑，今天他们相信了这支与众不同的军队一定会做出一番大事。廖家首先是主动捐款捐粮，而且把埋藏的两支德国驳壳枪和一箱子弹交给了陈毅司令员；把新婚的新床让给陈毅司令员睡；又送给陈毅司令员一匹马，送给警卫员一匹骡子，以方便出行。一天，一小股日伪军突然出现在廖家门前，穿着一身旧便装的陈毅司令员被堵在家里，情况万分危急。廖老五的妻子周莲机智的让陈毅装哑巴，大声的训斥道：“你这个哑巴在这里磨蹭什么？还不干活去！”陈毅司令员也咿咿呀呀地叫个不停，拿起干活的家伙，不慌不忙地走向竹林，很快的消失在密林深处。
在陈毅司令员的关心下，许立庭进步的很快。1939年10月，许立庭经交通站站长张炳生同志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与陈毅司令员在同一个党支部。陈毅司令员特任许立庭担任自己的通讯员、司务长。从此，许立庭平时一边负责陈毅司令员的衣食住行，一边完成交通站的日常工作，但遇到重大事件及重要信件时，都是陈毅司令员亲手交给许立庭去亲自传送。由于陈毅司令员住在交通站，一时间来往的新四军首长很多，仅许立庭亲自接送的领导就有项英、粟裕、谭震林、刘炎、王必成、江谓清、吴仲超、鈡国楚、王直等等。有的首长和战士是负了重伤来的，就在交通站养伤，也是他与战友们扶上背下，熬药换药，照顾备至。由于每次交给他的任务都能安全无误的完成，他多次受到了陈毅司令员等首长的表彰。陈毅司令员要过江了，又是他亲自护送。陈毅司令员头戴礼帽，身穿长袍，一副墨镜，装扮成一个商人老板。许立庭扮成一个挑夫的样子，紧跟其后，一直护送到江边，与长江交通站交接。临别时，陈毅司令员把自己用过的一条毛毯送给了许立庭，勉励他在交通站要安心本职，努力工作、学习，争取更大的进步。
没想到，这次分别是许立庭与老首长的绝别，他的后半生再也无缘与陈老总相见。文革期间，有的人要收集陈老总的黑材料，找到了许立庭家。但是，许立庭同志已于1968年12月病故。来人问许立庭的妻子陆凤英：“知不知道许立庭当过陈毅的通讯员？”许妻答：“知道。”问：“知道不知道陈毅的一些事情？”许妻答：“不知道。”问：“许立庭告诉过你陈毅的什么事没有？”许妻答：“他从来不会给我讲。”陆凤英坚定的回答后，就什么也不说了。其实，当年在整理许立庭同志的遗物时，家人发现了许立庭同志写给陈老总的一封信，可能是想念老首长，可能是想给老首长说些什么，可能是……可惜他们没有拆开。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为了保护老首长，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他们决定把它烧了。至今，这件事一直是许立庭家人终生的遗憾。
组织“拉纤”的革命夫妻
许立庭同志自1939年在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交通站工作，一干就是十年。随着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工作地点的转移和工作需要，他的交通站工作也随之不断的调动。创建茅山根据地时，他在茅山磨盘山交通站任交通员。化名许同军；组建新四军一支队新六团时，他调到丹阳贺甲村交通站任站长。化名许寒庭；尤其是新四军一支队与二支队合并，在溧阳水西村组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后， 他又调到溧阳竹箦桥乡下宅里交通站任站长，化名许立宅。这段时间为1941年—1949年，在此他工作的时间最长。
新四军的交通站也叫兵站。它是担负着收集传送情报、护送军政人员、筹粮筹款、招兵送兵以及军需物资的筹集、保管、进出等任务，在组织机构上为站长一名（必须是党员）、交通员数名，单线联系，上下一线的司令部直属秘密工作单位。面对新的工作环境，针对地下交通站工作的特点，组织上考虑到应该给许立庭同志选配一名可靠得力的伴侣。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司令部参谋、司令部兵站工作总负责人朱昌鲁立刻想起了一个人，她就是陆凤英。
陆凤英同志是新四军被服厂的女兵，1939年3月入伍，正好是竹箦桥镇下宅里人。朱参谋对陆凤英同志有过一定的接触了解：陆凤英的父亲已经去世。家有兄弟姐妹8个。陆凤英最小，备受宠爱。尤其是陆家在当地是名门望族，其堂叔一个是溧阳县县长，一个是竹箦桥乡保长，都是拥护抗日并帮助新四军做过事的爱国人士……这些都会为许立庭同志将在竹箦桥下宅里交通站开展工作提供良好的环境。朱参谋首先代表组织向陆凤英说媒，陆凤英同志表示服从组织安排。朱参谋又出面提亲，但遭到陆家多数人的反对：“那么多人你不跟，却要去跟这个没有身份、没有正事做的‘鬼’？”“在上海已经给你找了婆家。你嫁给他我们怎么办？”“你要嫁给他就不要同我们来往！”后来经朱参谋耐心反复的工作，终于得到了叔叔、堂哥、三姐的同意，陆凤英与许立庭于1940年年底结婚。陆凤英流泪了，她知道她将失去了很多不理解自己的亲人，有家难回；陆凤英没有后悔，她感到从此有了与自己同舟共济的丈夫，将一起走向新的革命工作岗位，有了新家。1941年初，陆凤英同许立庭回到了下宅里村，她调到下宅里交通站成为了许立庭站长手下的一名交通员。
下宅里交通站隶属于横山岗交通总站，归属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司令部领导，后改编为新四军六师16 旅司令部领导。总负责人一直是朱昌鲁参谋。总站站长胡九春同志是曾任红军第三军团的红军模范团长。因在皖南事变突围中身负重伤，胡九春从战斗部队转到交通总站接换张炳生站长，一边养伤，一边坐镇竹箦桥地区的地下交通总站工作。总站有8人：胡久春（总站站长）、许立庭（站长）、朱晓、郭小龙（房东）、陈德寿、王麻子（化名）、小狗逼（化名）、陆凤英。许立庭非常敬重这位26年参加革命的红军老战士，经常来总站汇报工作，听取指导，同时将收集的情报及时送到总站，再由胡久春根据情况指派人转送到水西村江南指挥部及茅山根据地。胡九春站长也十分信任许立庭同志，送情报的任务，尤其是急件、要件，主要也是派许立庭或许夫妇去执行。可惜胡九春站长伤势太重，为了安全又只能藏在郭小龙家附近山林的茅草棚里，条件恶虐，缺医少药，久病成患，不久他因伤口恶化而病危。胡九春临终前派人叫许立庭速来交代今后的工作，当许立庭赶到时，胡九春已死在郭小龙姐姐的怀里。许立庭同战友们亲自为胡九春料理后事，含泪将胡九春的遗体就地安葬。
下宅里交通站设在本村村民邓小牛家。白天，许立庭夫妇和老乡们一样，种菜卖菜、网鱼贩鱼，有时走街串巷，挑担卖货。天一黑，许立庭常常一个人外出，回来的很晚，有时一去就是几天。许立庭是将白天侦察搜集的情报送交总站，时常奉命送到水西村及茅山。许立庭是老交通员了，送情报的经验很丰富老道。出于保密及安全的考虑，即使夫妇同行，许立庭也从来不向妻子讲具体的任务和真实的情况。他有时让陆凤英把情报藏在头发里并用发夹夹牢，有时缝在衣服边里，有时塞在竹筒里或鱼肚子里，但从不放在鞋袜里。他们夫妇经常扮成走亲戚或者赶集的样子，机智地通过敌人的盘查，隐蔽地穿过鬼子的封锁线，圆满地完成了任务。陆凤英在斗争中成熟了，她渐渐了解了丈夫的工作和习性，不断积累了地下工作的经验，开始了独立的执行任务。
1941年的一天，许立庭叫陆凤英单独去附近陈笪里村侦察鬼子蚂蚁墩据点的情况。大胆心细的陆凤英立刻想起了从小常在一起玩的小伙伴就住在鬼子炮楼附近。当她装作来找他们玩耍时，大家十分惊讶，纷纷责怪她不该一个年轻女人到鬼子的地盘来冒失。陆凤英通过拉家常，很快了解到鬼子据点里的敌情，当天返回交通站向许立庭汇报。许立庭连夜将情报送出。几天后，鬼子的蚂蚁墩据点被新四军端掉。
在敌人的眼皮子下活动，时时危机四伏。有一次，许立庭带人推着独轮车到竹箦桥镇为部队筹粮。竹箦桥镇是个大镇，当年还有四大关门。许立庭每次来镇里办事，都习惯先到镇民李秀英开的茶馆（我地下党落脚点）里坐坐，一边喝茶，一边察看打听一下四周的情况，确保没有可疑迹象后才开始行动。不巧他刚一进城就被汉奸认出并通风报信给日伪军。鬼子很快的封锁了城门，发出了悬赏一千大洋捉拿新四军交通站站长的通告。李秀英闻讯后赶了回来，让许立庭从茶馆后门快跑。许立庭刚刚走到河边，敌人已经冲进了茶馆，他一个猛子扎入河里，随后身后便响起了枪声。许立庭刚刚爬上河岸，敌人又从另一侧赶了上来。许立庭急了，趁着枪响人乱，哪人多就往那钻，很快消失在人群之中，趁黑夜才逃出敌人的搜捕。
1942年秋，为了送一份紧急的情报，许立庭不得不借了一头毛驴，让即将临产的妻子骑上毛驴向磨盘山赶去。他们顺利地躲过了敌人的盘查，及时的完成了任务。但一夜的翻山越岭，一路的颠来簸去，在返回的路上，陆凤英早产了。孩子一个生在路边，后来取名叫路生；一个生在龙王庙里，后来取名叫龙生。孩子生下来就体弱，加上他们当时的居住环境很差，缺吃少用，几天后两个婴儿双双夭折。陆凤英想着短命的孩子，整天以泪洗面。可是当第三天接到任务后，陆凤英又依然而然的陪着许立庭去送情报。当途中遇到鬼子巡逻兵时，他们急忙钻进了附近池塘的芦苇荡里，全身泡在水中，头上盖堆芦杆，只将头部露出水面。秋寒水凉，冻得浑身发抖。许立庭不时用手按住陆凤英的头，生怕她暴露了目标。 由此陆凤英同志落下了严重的风湿病，至今十个手指严重变形，一到阴雨天腰腿就疼痛难忍。
1943年的一天，陆凤英的母亲病危。陆凤英得到大嫂的通知便匆匆往母亲住的地方赶去。可还没走到村口，又被大嫂派来的族人拦住，告诉她日伪军已经得到消息，包围了村子，她去必死。通知陆凤英快跑，跑得越远越好。陆凤英在附近的山上徘徊了一夜，煎熬了一夜，远远望着家院，近在咫尺却不能回。当隐隐听见了山下传来的号哭声，陆凤英心都碎了，她跪在地上，向家乡深深的三鞠躬，大哭一场。母亲痛爱她一生，担心她多年，而她却有家难回，有孝难尽，甚至连看母亲最后一眼也没做到。今天，每每提及此事，陆凤英老人便泪流满面。
在新四军北撤的日子里
1945年，根据国共双方签定的《双十协定》条款，新四军战略北撤。新四军的北撤是有原则的让步，组织上决定选留一批政治立场坚定、思想作风正派、斗争经验丰富、群众基础较好的同志留守坚持，以便于保持长江南北联系，同当地人民群众一道继续斗争。新四军六师16旅司令部朱昌鲁参谋以16旅留守处主任的身份代表组织找许立庭谈话，决定许立庭同志秘密留守当地，并暂时停止活动，以后等待组织派人联系。许立庭夫妇服从了组织的决定，秘密潜伏在竹箦桥一带，一边以贩鱼、贩菜为掩护，一边随时等待着上级派人来联系。
国民党回来了，到处张贴布告，勒令共产党员、新四军人员及积极分子自首投诚；勒令老百姓揭发赤色分子，违者格杀勿论；还乡团回来了，带着叛徒或动摇分子，领着反动武装村村搜捕，家家过筛，对留守人员进行疯狂的清剿。无数的同志和群众被屠杀，绝大多数党的组织和交通站遭到严重的破坏。有的人动摇了，有的人逃跑了，有的人叛变了，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江南。许立庭夫妇与组织失去了联系，面对敌人的搜捕他们四处躲藏，最后不得不秘密回到了许立庭的老家唐陵村。但是许立庭的家人没人敢收留他们：有的闭门不开，有的躲着不见；有的干脆把他们赶了出去。没有房住，他们露宿在山林、旧庙、庄稼地；没有饭吃，他们挖野菜，拾地里老百姓剩下的、一切可吃的东西，甚至乞讨。
入秋的一天，许立庭想念母亲，偷偷回到了唐陵村。没想到他进村不久被坏人告密，遭保安团六分团抓捕。保安团用皮鞭抽，打得他遍体鳞伤；用辣椒水灌，呛得他胃出血，趴在地上不能动弹。许立庭同志宁死不屈，咬紧牙关，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没有吐露半点党的机密。保安团看审不出什么东西来，一怒之下把许立庭拖到莲花山准备枪毙。.这时，家人请求的乡长胡月昌和乡绅余天寿赶来，经他们求情作保，被暂时释放。保安团走后，胡乡长对许立庭说：“你赶快逃吧！不然这伙人回去汇报后还会再来抓人的。”被救的许立庭告别了乡亲，连夜跑回了竹箦桥下宅里村。
转眼是1948年，许立庭夫妇第三个孩子已经快满五岁了。他们这个第二胎的孩子叫‘咬脐’。当年孩子分娩的时候，许立庭刚好执行任务不在家，情急之下陆凤英用牙咬断脐带自己接生，由此取小名叫‘咬脐’。小‘咬脐’生病了，头上长了一个脓包，而且越长越大，天天流脓不止。他们找到医生。医生说快治吧，不然孩子小命难保。可当问及医疗费要50斤稻谷时，许立庭夫妇为难了。有没有稻谷？没有。许立庭夫妇当时的处境，不可能有50斤稻谷。有没有稻谷？有。眼下许立庭以前为部队筹备的公粮还隐蔽有大半间房。但，那是部队的军粮，没有上级的命令，一粒也不能动！许立庭夫妇沉默了，谁也没提一个字。陆凤英明白：老许是党的人，是交通站站长，组织的一切比他的生命还重要，何况是自己的孩子。陆凤英紧紧地抱着孩子，眼睁睁地看着小‘咬脐’渐渐的停止了呼吸。
失去党组织的日子是痛苦的，盼望上级联系的日子是难熬的。许立庭夫妇没有一天不想念党，就像失散了的孩子思念母亲一样。他们除了为生存又干起了过去的营生，就是高度警觉地渡过一天又一天，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刻东躲西藏。风声一过，他们又悄悄回来，继续等待。许立庭夫妇坚信：党不会忘了他们。上级一定会派人来联系他们。他们等待着，默默地等待。1949年4月，解放军过江解放了许立庭的家乡唐陵村。许立庭得知这个消息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激动心情，立刻与陆凤英商量后连夜赶回唐陵村，重返解放军第三野战军。
他永远是一个兵
许立庭又穿上了军装，这是他人生中又一件最关键的大事。十年了，当年为打鬼子他脱下了新四军的军装，今天为解放全中国他又穿上了解放军的军装。许立庭同志还是兵。 许立庭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军人荣誉。许立庭同志发誓：不管何时何地，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服从命令，谦虚谨慎，尽职尽责，任劳任怨，争做一名合格的战士。
在建立和保卫红色政权的1949年，许立庭仅4个月里就从区大队、县大队调到到警备团，很快担任了班长。10月在浙江茄县接受短期浙江培训后，1950年1月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铁路警察部队，任班长、警长。从此，许立庭与铁路结下了不解之源，并且一直影响了他的后半生。铁道部队最大的特点，就是工作调动频繁、工作环境艰苦。许立庭在短短五年中就调动工作8次，有浙江、江西、湖南、陕西、内蒙、山东、北京等地，差不多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历时长则一年半载，短则仅仅一月。许立庭说到做到。无论在哪个岗位，只要一声令下，他打起背包就出发；无论干什么工作，他不讲二话，冲锋在前。不过，也有一次是许立庭主动向组织提出要求的。那是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进入白热化的阶段，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在受到我人民志愿军英勇反击后，疯狂轰炸我后方铁路交通线，给我军后勤补给线造成极大的困难。前方急需铁道工程兵。正在湖南衡阳公安学校学习的许立庭知道了这个消息后，找到了单位领导（中国人民警察部队萍乡铁路公安段）翟常文书记，要求报名参加志愿军铁道工程兵部队。翟书记非常支持。当问到许立庭最后还有什么要求时，许立庭没有提家事，而是再一次请求组织的帮助：通过组织关系寻找能证明自己军龄、党籍的张炳生和朱昌鲁，尽早解决他的军龄、党籍问题。翟常文大姐也曾是新四军的地下工作者，受原苏中五地委敌工部长王龙（1945年牺牲）指派，以‘叛变’打入日伪情报机关。为此，她吃药绝育，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她也是解放后经过几番努力才恢复党籍的。所以，翟大姐不但对许立庭的情况非常清楚，也十分理解。她让许立庭放心地上前线，需要寻找的同志她亲自来过问，家里的事组织会去照顾。后来，许立庭随部队回国支援三线铁路建设时，特意去原单位找翟常文大姐。可惜当许立庭戴着军功章返回来时，翟书记已经调离了单位，不知她又去了何方。
许立庭时刻想念那些与他一起战斗过的首长和战友，也十分挂念着那些为新四军做出过贡献的房东和乡亲。他在参加抗美援朝的前后，两次去看望了当年的老房东和留在家乡务农的战友。他看望了房东廖老五、郭小龙、邓小牛；看望了战友朱晓、陈德寿；看望了帮助过他的李秀英。当看到大家还过着艰苦的日子时，许立庭流泪了。他站在胡九春站长的墓碑前，默默地呼唤着战友的名字，久久不肯离去。尤其是陈毅司令员的房东廖老五家，土改时定为地主成分，被扫地出门，住在破旧的茅草屋里，不但缺吃少穿，而且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直到文革后期在钟国楚、王直等老同志的过问下才得以改善）。许立庭同志鼓励大家，要相信党，相信政府。困难是暂时的。共产党一定不会忘记你们，新四军永远不会忘了你们。每次去看望廖老五、郭小龙，他都悄悄放下20元钱，连一口饭也没吃就默默离去。2007年当许立庭的妻子陆凤英老人来看望廖老五、郭小龙时，才知道丈夫生前的两次返乡。廖妻周莲（廖老五已过世）紧紧拉着老人的手，满含热泪地说：老妹子，老许是个有良心的好人啊！他有情有义。郭小龙的儿子郭双喜面对着陆凤英老人激动地说：“父亲生前多次讲到与许伯伯在一起时的革命故事。许伯伯在1945年是朱昌鲁参谋找他谈话才秘密留守的。我的父亲因身体不好也没有过江，他可以证明。父亲临终前给我们交代了两件事：‘第一，胡九春是我的老领导，是江西来的老红军。他没有结婚，没有儿女，你们就是他的后代。你们要看好他的墓，每年清明要扫墓。第二，许立庭与我是最亲密的战友，与郭家是世交。他的儿女与你们是兄弟姐妹。许立庭在咱们家最困难的时候来看望我，帮助我，你们永远不能忘记。今后你们有了能力一定也要帮助许家。’父亲的遗愿我一定要做到。大妈，我们也是你的儿子。”
长期艰苦的工作环境，尤其是1945年被捕的酷刑，使许立庭多病缠身，体质越来越差。为了照顾许立庭同志的身体，部队决定将许立庭复转到当年待遇最好的北京铁路局。由于许立庭的身体太差，被北京铁路局北京工务段列为编外人员。身为军人出生的许立庭同志并没有计较这些，党叫干啥就干啥，这是军人起码的觉悟。他难分难舍地离开了他热爱的部队，来到了北京工务段养路工区工作。许立庭同志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当过兵的人，是一名新四军的战士。不管刮风下雨，天寒地冻，巡路，扳道岔，他干着铁路工种中最苦的工作。他体弱多病，不胜体力，叫来了老伴陆凤英帮助；老毛病犯了，就吃药压一压；工区一有情况就出发，时常别人都下班了，他还一个人在认真的检查路轨。许立庭每月仅有60多元工资养活8口人，为了节约开支，他经常光着脚干活，没有一点因自己参加革命早而特殊。由于许立庭工作出色，不久便提为班长、工长。许立庭严己宽人，关心工友，工人有问题他及时向上级反映，时时力所能及的帮助工人解决困难；有提工资的指标和分房子的机会，他几次都让给了比自己更困难同志，全家人却一直挤在一间十几平米的简易平房里……所以，他深受工人们的尊敬爱戴。当1960年他受到不公正的处分时，工人们非常气愤，纷纷找上级评理。许立庭同志虽然脱下了军装，但许立庭同志的一言一行，处处表现出一个革命战士和共产党员应有的优秀品质。
许立庭同志以一个革命军人的荣誉走完了他的一生。虽然他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寻找到能证明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员的入党介绍人，又可能认为自己已经正式入党了，就是想当然的党员而没有必要再重新申请入党；虽然他至死也不清楚工务段早在1958年就给他做出“1945年因搞女人犯错误被开除脱离……开除军籍不会保留党籍”的错误结论，但是许立庭同志以他的人生轨迹证明了他是一个合格的新四军战士，是一名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工务段1958年所作的结论对许立庭同志是不公正的。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决定一切”的环境下，给许立庭同志的个人及其全家造成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1960年在李村养路工区的翻车事故前，许立庭多次向工务段打申请报告反映线路枕木腐烂急需更换，但一直到发生脱轨翻车事故前都没有解决。可是事故发生后他却要替人受过。在工人们的反对下，结果他受到了只是降职但不予降薪的处分。这是许立庭同志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处分。1968年许立庭同志病故。他的家人想请组织为许立庭举办一次追悼会，但被拒绝了；想在北京为许立庭找一块墓地，可无人过问。陆凤英同志只好抱着丈夫的骨灰，含泪回到了许立庭同志的家乡将其埋葬。儿女们担心母亲孤独，轮流接老人同住。不久，工务段又以陆凤英不常住，以‘暂时借房’的名义把许立庭的平房收了回来，使陆凤英老人至今成了无房户。另外，许立庭同志的儿女相继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在报名参加警察工作和入伍服役时被否决；在个人入党问题上，也是迟迟不能通过。他们痛哭，他们疑惑，但不知缘故。当他们2005年得知了对许立庭的错误结论时，他们惊呆了，他们愤怒了，他们行动起来，要为亲人讨个公道。他们找到了许立庭同志的战友、房东及入党介绍人张炳生老人，找到了许立庭同志战斗过的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和新四军纪念馆，得到了大力支持，收集了足以证明许立庭同志历史清白的调查资料及证明。他们一次又一次找到了有关单位，反映情况，争取尽早誊清许立庭同志的这段历史“污点”，但是至今依然未果。陆凤英老人一急之下，撕毁烧去了许立庭所有的立功授奖证书，抱着许立庭同志的遗像，欲哭无泪。她实在想不通，为党拼死拼活地干，难道就落了个这样一个下场？我们党的党风何在？国家的公理何在？
面对老人的疑问，我沉默了。我无话可说。
2010年的3月，我们把许立庭同志的骨灰迎回了北京。在老战士的家乡举行的‘新四军老战士许立庭同志骨灰迁葬仪式’上，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的领导和老战士的后代代表来了，茅山新四军纪念馆的领导来了，县、镇、村的领导来了，当年老房东的家人来了，许维新烈士的女儿来了，大家同许立庭同志的家人和乡亲们集聚在一起，为新四军老战士许立庭同志送行。我们同许立庭同志的家人把许立庭同志安葬在长城脚下的北京‘铁军纪念园’。让许立庭同志与他的老首长和战友们相聚在一起，以此告慰老战士的英魂。我们站在许立庭同志的墓前，向新四军老战士许立庭同志敬上了庄严而神圣的军礼。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在这举国欢庆，大讲党恩，高唱红歌，赞颂领袖，缅怀英雄的日子里，我仅以此文来纪念一名曾隐姓埋名的、普通的共产党员，新四军的优秀地下交通员—许立庭同志。
我们千万不应该忘记，那些为了党的事业而流血牺牲的千千万万个普通战士；千万不应该忘记，那些曾为我党和我军的事业而舍家舍命的人民群众；千万不应该忘记，那些默默无闻为党工作而奉献自己一切的地下工作者。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文笔粗略，权作为我的一声呐喊吧。
一师分会 牛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