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28日，在江苏省溧阳县塘马村，新四军第6师16旅旅部和48团2营及地方党政机关1000余人突遭日伪军近4000人袭击，由此爆发了著名的塘马战斗。

塘马战斗，我军以500余人的兵力，抗击8倍于我的强大敌人，血战终日，毙伤日伪军500余人，粉碎了敌人一举消灭我苏南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阴谋，对我坚持和发展苏南抗日斗争没有造成重大危害。塘马战斗，我军遭受了重大损失，6师参谋长兼16旅旅长罗忠毅、16旅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廖海涛和黄兰弟等共272位烈士壮烈殉国，使抗日军民为之震悼，但部队打得英勇顽强，悲壮激烈，也为我军树立了殊死抗日浴血奋战的光辉典范。

时至今日，无论党内军内，还没有对塘马战斗作出正式评价，塘马战斗的英勇事迹没有得到广泛宣传，罗、廖等烈士的不朽功绩鲜为人知。这与对塘马战斗有不同看法有关。有人认为塘马战斗是一次失败的战斗，罗、廖牺牲的价值不大；还有人把塘马战斗与皖南事变相提并论等。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塘马战斗呢？

2011年11月18日，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6师苏南分会召开纪念塘马战斗7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的所有健在的塘马战斗亲历者都出席座谈会，并都讲了话。11月28日，江苏省新四军研究会、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在江苏溧阳举办塘马战斗70周年纪念活动，北京新四军研究会6师分会派员参加活动并在座谈会上发言。在这两次会议上，大部分发言都集中谈到对塘马战斗的评价问题。

要评价一场战斗，首先必须严肃认真地了解这场战斗从发生到结束全过程。关于塘马战斗的过程，战斗的亲历者，特别是其中的领导干部的记述应该是具有权威价值的。原解放军政治学院副政委、时任16旅司令部管理科长乐时鸣的发言和原福州军区副政委、时任16旅政治部组织科长王直的书面发言对塘马战斗的全过程记述十分清楚，对塘马战斗的评价全面客观，分析透彻精辟。

一、   塘马战斗的全过程

塘马是一个在江苏省溧阳县西北丘陵地上仅有百来户居民的村庄，北距日军侵占的溧（水）武（进）路、南距国民党驻扎的军队，都不到20公里，处于敌顽夹击的态势之下。1941年11月中旬，新四军16旅旅部率在旅部整训的48团2营驻在塘马。当时在塘马地区集中的还有苏皖区党政机关，第五行政专员公署，茅山行政专员公署，江苏溧阳、溧水、镇句、金坛、宜兴、安徽当涂等县党政机关和茅山保安司令部共1000余人。

11月27日得到情报，日军在金坛到溧水一线集结兵力，有向南出动的可能。罗、廖分析敌情，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集中的兵力较大，可能向溧阳国民党军发动进攻，二是对我进行“扫荡”。他们还估计即使主要目标是向南对国民党军队，也可能同时侵犯我军，因此把情况通报部队，加强警戒，准备战斗，但部队并未转移。

27日深夜，日军15师团步骑炮兵3000余人、伪军800余人从溧武路沿线各据点出发，分东北、西北、西南三个方向奔袭而来。28日拂晓，16旅旅部特务连哨兵首先发现敌情。战斗打响。罗、廖首先命令原参谋长王胜、组织科长王直率旅部机关及苏皖区党委和地方机关人员向东转移。罗、廖两人亲自率领旅特务连和48团部队，就地抗击，指挥战斗。罗、廖同在第一线上，罗要廖先向后撤，廖坚决不肯。

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日军凭藉其火力优势，发起冲锋。我指战员眼见旅首长和战士们一起作战，斗志昂扬，打退了敌人一次次冲锋，但是秋后的田野上缺少隐蔽物，敌我双方非常迫近。血战至上午10时左右，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罗忠毅头部。这位为中国革命事业久战沙场的勇将在苏南塘马战场上壮烈牺牲了。

在另一个方向，与敌血战的廖海涛得知罗忠毅牺牲的噩耗，早已充满血丝的双眼射出了无比悲愤的复仇之光，立即向部队发出“为罗旅长报仇，坚决消灭敌人”的号召。旅部特务连的战士们个个怒火万丈，与敌人殊死拼杀。机枪手不幸中弹牺牲，廖海涛端起机枪向敌群横扫过去，打得日军纷纷后退。但日军的骑兵又向我军冲来，双方激战十分惨烈。战至下午3时，廖海涛腹部中弹，肠崩体外，流血过多，终于倒在阵地上，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从塘马及附近村庄向东转移的旅部和苏皖区党政机关近1000人安全撤离到长荡湖边的清水渎。下午，日军曾向东追击，被我48团后撤人员及从几个连队集中起来的“小鬼班”和一挺重机枪阻击于与清水渎相距仅2公里的戴家桥以西。我军连续打退了敌人三次进攻。黄昏，日军停止了进攻。入夜，我旅部和党政机关人员由当地干部、溧阳县长陈练升作向导，从日军临时驻扎的村庄边，在日军的眼皮底下，越过桥梁，穿过田野，安全突出包围，转移到敌军侧后。次日晚向西到达溧水地区，脱离险境。

二、对罗、廖的评价

由于罗忠毅、廖海涛是塘马战斗我军的最高指挥员，罗、廖又同在塘马战斗中牺牲，因此对罗、廖的评价直接关系到对塘马战斗的评价。

塘马战斗后，新四军代军长陈毅通电全军：“罗、廖两同志，为我党我军之优秀老干部，为党为革命奋斗10余年，忠实、坚定、勇敢、负责、艰苦缔造苏南根据地，卓著功绩。罗、廖两同志壮烈牺牲，全军一致追悼，昭彰先烈。”原2支队司令张鼎丞也以《悼罗忠毅、廖海涛同志殉国》一文寄托哀思。

罗、廖是新四军对日作战牺牲职务较高的新四军将领。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罗忠毅被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这是党和国家、全国人民对罗忠毅和他的战友廖海涛以及其他在塘马战斗中牺牲的烈士的崇高褒奖，也是对新四军血战塘马这场战斗对于新中国解放事业所具有的历史价值予以肯定。

三、塘马战斗的历史价值

1、军事评价                   

塘马战斗是一次成功的突围战斗。塘马战斗在战斗表现形式上，不是主动出击的进攻战斗，也不是坚守阵地的防御战斗，而是敌强我弱、遭敌突袭、保存实力的突围战斗。

从军事战术角度看，突围战斗都是以大多数人是否突出重围，作为成败的标准。如二战中，英军敦克尔克大撤退，大多数英军撤到了英国。历史上从来都认定这是一次成功的突围。塘马战斗以新四军牺牲270多人的代价，换来了1000多人的突围。因此，在战术上，塘马战斗是一次成功的突围。

从军事战略角度看，任何一场战斗（战役）都是以战后对战略产生的影响作为成败的标准。如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我志愿军伤亡比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要大得多。但国内外都一致认为，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在战略上扭转了朝鲜战局。塘马突围保存下来的实力是一批领导苏南地区的党政军抗战骨干力量。战后，他们又继续坚持苏南抗战，不仅使当时苏南抗战局面得以保持，尔后还使抗战局面得到大的发展。这说明，日军为支持太平洋战争，巩固其后方基地的战略企图彻底破产。因此，从战略上看，塘马战斗也是一次成功的突围。

塘马战斗是新四军所有突围战斗中牺牲人数最多的。但牺牲与换来的结果相比，是完全值得的。毛泽东评价长征时说：“红军的损失是很大的，从现象上看红军是失败的，但从本质上看，红军粉碎了蒋介石消灭红军的企图，保存了骨干力量，这样看红军又是胜利的。”仅以牺牲人数多就认定塘马战斗是失败的，是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是站不住脚的。

经过塘马战斗洗礼的新四军6师16旅在6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亲自主持下，迅速稳定情绪，投入新的战斗，历经合并改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4军。16旅老部队则成为70师，即现在的北京卫戍区警卫3师，一直担负着卫戍首都的神圣任务。乐时鸣一直没有离开这支英雄的部队，直至上调军区，是该部迄今为止任职时间最长的军政主官。

2.政治评价

塘马战斗新四军是对日军作战，这与对顽军作战在政治影响上是有区别的。塘马战斗后的政治影响与皖南事变的不同点是：（1）使当时国民党指责八路军和新四军“游而不击”的谎言不攻自破。（2）使当时国民党诬蔑新四军为叛军的不实之词得到了相反的印证。（3）进一步提升了新四军在苏南人民、中国人民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英勇抗敌的形象。（4）发扬了新四军的铁军精神，使敌军不得不发出“新四军如此顽强坚决，征服中国遥遥无期”的哀叹。（5）表现了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民族精神，使当时苏南老百姓，把罗忠毅、廖海涛及其他270位牺牲的指战员作为民族英雄看待，从而积极地支援新四军抗战。所以，塘马战斗不能与皖南事变相提并论。

四、塘马战斗的现实意义

塘马战斗反映出的新四军铁军精神已成为当代不朽的丰碑。现在塘马战斗所在地的后周小学一直成立着罗忠毅和廖海涛少先中队；在坚守戴家桥战斗遗址上建了座新桥，老百姓在上面镶了块塘马战斗纪念石碑；解放后，福建上杭县委要将罗、廖遗骨迁往上杭县，溧阳当地老百姓坚决阻止；塘马村老百姓自发捐资修建了新四军塘马战斗烈士纪念碑；解放后，党和政府多次举办塘马战斗逢十周年纪念活动。

为什么塘马战斗那么令人难以忘怀？只有一个回答，因为铁军精神在塘马战斗中发扬得淋漓尽致。塘马烈士临危不惧，为掩护机关人员安全转移不惜牺牲自己，与敌人血拼到底，惊天地，泣鬼神，气壮山河。

五、对正确评价塘马战斗所涉及的两个问题

1、为什么战前不转移？

罗、廖是在1941年11月27日吃晚饭时，才得到日军集结兵力意图南下的情报。得到情报后，立即召开了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罗、廖，司令部王胜（原参谋长）、乐时鸣（管理科长）、张业（参谋）、游玉山（参谋），政治部王直（组织科长）、许彧青（宣传科长）和张华南（科长）等。会上，罗、廖对日军是进攻国民党军队的想法是存在的，因为以往日军集结重兵都是进攻国民党军队，但他们并没有将这种想法作为定论。会议重点讨论的还是转移问题，但转移到什么地方去，没有讨论出个结果，感到“没有地方可去”。

塘马北面是金坛、薛埠、天王寺三个日军大的据点，距离塘马都是20多公里；塘马东面几十公里地是长荡湖，无法逾越；塘马东南面的溧阳县城、别桥镇驻有国民党军40师。我军只有向塘马以西转移的可能，但向西要穿越溧武公路，路西瓦屋山上有敌观察哨，1500多人的队伍穿越公路必被敌人发现。在敌已集结重兵的情况下，在穿越公路时被敌截击的可能性很大，在野外条件下应战强敌，就是有46团接应，也基本没有胜算。另46团与16旅旅部及党政机关合为一股，也会为敌集中兵力围歼创造有利条件。会议开到深夜12时，没有找出怎样避战的更好办法。最后，罗、廖只能决心在塘马原地不动，利用塘马附近既设阵地，作好战斗及转移的准备，相机行事。

罗、廖在军事指挥上存在的问题是在战前宏观判断上。日军为发动太平洋战争，从中国调走了不少兵力。塘马战斗前，日军居然还能集结3000人的机动兵力是没有想到的。由于“远虑”不够，才出现了塘马战斗前“进退维谷”的局面。但罗、廖最后决定暂不转移，是在没有找到更好办法情况下作出的决定，并非战术上的轻敌。

战后，不少人认为转移了，塘马战斗就不会发生了。这种以假设为前提得出的结论是不能作为客观真理的。比如二战时，日军没有配合德军进攻苏联，使苏军远东兵力西调，增强了苏联西部防御。假设日军配合了德军进攻苏联，就得出苏联必然要亡国的结论，这个结论成立吗？历史的结论是不能用假设来确定的。

至于罗、廖宏观判断上的失误是塘马战斗的起因，这与塘马战斗的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以宏观判断上失误来证明塘马突围战斗是失败的，在逻辑联系上是不通的。

2、为什么罗、廖同在一线指挥战斗？

王直在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时就了解罗、廖，他们不是只知拼命的鲁莽指挥员。在塘马战斗前，已发生过西施塘等突围战斗多次，也没有发生过一次两人同在一线指挥的情况。塘马战斗为什么两人同在一线指挥阻击呢？

塘马战斗打响后，由于敌已形成三面合围，我军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是很容易判断出来的。虽然党政军机关人员立即向东转移，罗、廖很清楚，东面还有一个没法逾越的长荡湖阻断退路。党政军机关人员要想突围，只有坚持到天黑才可能会有一点希望。但塘马战斗是凌晨6时许打响，要坚持到下午5时，天才会暗下来，其间有11个小时。当时16旅没有一个营级分队是老部队。除旅特务连红军成分较多外，48团2营大多数是参加新四军一到两年的战士。在敌8倍优势于我的情况下，要靠这样一支新成分较多的部队，并处于绝对劣势，坚持长时间阻敌，没有主要领导干部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是难以想象的。罗、廖同时亲临一线指挥，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孤注一掷、迫不得已的一种行为。事实证明，罗、廖同时亲临一线指挥，确实稳定了军心，鼓舞了士气，使阻击部队能与敌激战长达6个小时。这为直接掩护党政军机关的分队及时在戴家桥建立新的防线，并坚持到天黑突围赢得了时间。从另一个角度说，党政军机关人员突围不了，苏南茅山抗日根据地就可能丢失，就是他们两人有一人侥幸突围，也无法向上级领导交代，而他们两人谁也不愿去当那“侥幸突围的人”。罗、廖同时在一线指挥决不是“匹夫之勇”，他们两人“肩上所挑担子的重量”是当时苏南地区新四军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只有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思考问题，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

塘马战斗已经过去近74年了。

为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牺牲的革命先烈，牢记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所创造的丰功伟绩，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英勇顽强的铁军精神，还历史以真相，还烈士以英名，我们必须全面客观正确地评价塘马战斗。        

                              作者:北京新四军研究会6师分会  乐俊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