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时期，我党的国际战略是由党中央制定并集中掌控的，各敌后根据地的外事活动贯彻了中央意图和有关政策。新四军五师的外事工作不仅具有这样的性质，由于紧贴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处在敌我友交织地域，还形成了自己的特点。目前研究主要涉及五个方面的事件，即史沫特莱到访，日本人反战同盟，救助美军飞行员，与美军情报合作，军事调停。这些事件分布在1940年初至1946年中原突围前的各个时间段上，反映了党中央国际战略演变的一个侧面。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面临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转变从而成为公开合法政党的任务。当时中共中央只同苏联建有秘密外交，不利于实现这一任务。为打通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中央决定从接待西方媒体入手。1936年夏天，斯诺有幸成为第一位被批准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离去后即向中外媒体揭示了长征传奇、中共主张、苏区见闻以及领导人及红军的形象，一炮打响，大大提升了我党的政治地位和国际影响。这次外事活动开启了中共同国际社会交往的大门，使党中央主动利用民间外交来推动官方外交，以实现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目标。
1940年1月，豫鄂挺进纵队接待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来访也体现中央这一意图。此前，史沫特莱分别访问过延安、八路军总部及华北各敌后根据地。1938年秋，她在重庆向中共方面提出访问新四军的要求，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她拿着周的介绍信，先访问了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会见了叶挺、项英两位领导人。一年后她又访问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最后途经张自忠部进入大洪山挺进纵队驻地。陪同她来的还有演员安娥。1月12日，两人受到了中原局和挺进纵队领导朱理治、李先念、陈少敏、陶铸的热烈欢迎。两天后，五师领导人宴请她们，指派两名“小鬼”担任勤务，安排她们访问根据地各县，甚至穿插敌战区，最远到达武汉近郊的湖汊地区汉川。
史沫特莱在边区逗留了几个月，与边区军民建立了亲密的友情，乐不思蜀，直到4月胃病恶化才被李先念劝回蜀地重庆。离去前，她向李先念提出，希望领养为她提供服务的“小鬼”沈国华。[①]
美国合众社在重庆报道了她随访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情况，称：美著名作家史沫特莱女士，曾随华中中国游击队旅行，凡十八余月，于今日在此间对记者宣称：日本永不能统治中国之沦陷区域，遑论征服全中国。[②]
这次访问给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3年，她在美国发表《中国的战歌》一书，用了很大篇幅叙述她在边区的所见所闻，指出，豫鄂挺进纵队在鄂境之战斗，颇得民众之援助，整个军队均呈坚强统一之像，鄂北之游击队，并未受国民政府之津贴，纵使配备恶劣，而仍能击败伪军，而使日军不敢越出城外。
新中国成立后，毛、周对日、美提出民间外交战略，最终实现中日中美建交，正是基于上述抗战时期的经验。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即发表《中共中央告日本海陆空军士兵宣言》和《八路军告日本士兵书》，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不虐待俘虏”和“瓦解敌军”的政工原则用于民族战争。到了相持阶段，这一政策的效果开始显现出来。随着被俘投诚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增多，大小后方，敌后根据地开始出现多种形式的日本人反战组织。1939年11月，在山西八路军总部成立了在华日人觉醒联盟。1940年5月，日本进步士兵成立了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发表了成立宣言。7月，同盟总部在重庆成立。
在新四军中，五师于1941年11月最早成立了日人反战同盟支部，被列为第五支部。以后各师陆续也成立了支部。
第五支部成立时已有盟员20人左右，坂谷义次郎和森田博美被选为正副支部长。坂谷是工人出身，因厌战且在我军政治攻势下向新四军投诚，随即加入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列，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1944年秋，坂谷不幸被日军捕获，英勇牺牲。
第五支部在五师政治部领导下工作，由对敌伪工作部具体指导。敌工部（部长邝林，副部长林滔）是五师涉外的重要部门之一。它是从原来挺进纵队敌工科发展起来的，主要工作是瓦解策反敌军，打击日军官兵的战斗意志。最初它由几位懂日语的同志承担工作，后来森田博美、保良志、星文治、中野重美、坂谷义次郎等日本觉悟士兵加入进来，提高了敌工的战斗效能。同时，各旅、军分区、边区各县也建立了相应的敌工机构。
反战同盟支部的成立意味着觉悟日本士兵有组织地进入了我党领导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也标志着对敌工作进入了新阶段。第五支部先后出版了反战刊物《反战旗》《新导报》等，通过游击队、人民群众在敌占区城乡、街道、饭馆、妓院散发用日文印制的反战传单和宣传品。他们还进行阵前喊话，或承担策反任务。日军战斗力不只靠优良的武器，更在于军国主义者强加于日本民族的武士道精神。以日反日，对于打击日军意志、精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抗战后期，日军怯战、避战、逃往、反叛、投诚现象越来越多，战斗力明显下降。这种与我军实施的这种战略是分不开的。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无暇东顾，暂停了对华军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成为援助中国抗战的主要力量。中共中央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迅速发出《关于开展太平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华侨工作的指示》，提出了与英美建立合作关系的外交目标，要求全党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多方接触，“向英美人士特别是其当政人物表明我们愿意与英美政府真诚合作抗日。同时向他们暴露中国统治者之黑暗，以争取英美政府人士对八路军、新四军之同情，以争取他们对中国政府施行某些压力，以改进中国对日反攻之准备”。[③]
中共与美英的合作关系在两年后终于实现了，原因有三：一是蒋介石独裁专断，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中国战区一再失利，难以有效配合盟军作战。二是八路军、新四军控制着各敌占区点线之间及周边的广阔国土，可以救助被日军击落的美国飞行员。三是中共中央不懈推动国际统一战线的影响。
1944年夏天，在中国担任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向延安先后派出中外记者团和美国观察组，与中共建立了合作关系，但限于为空战提供地面保障、飞行员救助和情报交换。史迪威主张装备中共军队，让其配合盟军在中国沿海的登陆作战。这就惹恼了蒋介石，蒋以中国退出同盟相威胁，结果史迪威于1944年10月被逼走，赫尔利取而代之执行美国在华使命。赫主张“扶蒋用共”，其用意是把中共军队置于蒋控制之下。中共中央则以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应对。赫尔利上任一年，即由“扶蒋用共”转向“扶蒋反共”，其政策彻底失败。
在这短短的一年内，新四军五师同我军其他部队一样，坚决执行了党中央的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在救助美军飞行员和情报合作两个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师控制的敌后根据地鄂豫边区，紧贴中日正面战场，离重庆盟军总部最近，其上空是美日空战的重要战场，亦是十四航空队出击返航的咽喉要道。这一战略地位决定了边区和五师执行政策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对美英统战政策的成效。
有统计认为，1944年初至8月,第十四航空队受边区政府、军民和五师部队救助的被击落飞行员有6名。事实上可能不止这个数字，因为已知姓名的被救飞行员已超过6位。这些救助留下了浓厚的笔墨，彰显了重要的历史意义。如1944年5月17日，李先念、任质斌在致中央军委并新四军军部电中指出：“职部本月上旬于监利营救一美籍飞机师，名白劳德。……现该机师返回心甚切，可否转告重庆办事处，说明此事，由职部派部护送或重庆派人来接。”5月30日，在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的请示电中又指出：“我襄河区部队近营救出5月6日监沔空战失事美国飞机师两名，现已先后抵师部，我们拟稍加招待后，即送五战区。”“我们提议由延安电重庆大使馆，由美大使请蒋令五战区派队至我师来接，以扩大影响及保障其安全”。毛泽东阅后指示：“剑英即办。”
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在回忆中写到：“两名战斗机驾驶员……在汉口上空的战斗中被击落。60天内毫无消息，我们认为他们已经死了……4个月后，他们竟走进了我们的前进基地……他们在日军的防线内被农民救起，送到新四军那里。那时新四军的活动范围直达汉口市郊。他们在新四军的医院里住了两个月，然后被藏在舢板内，经长江支流躲过日军的哨卡，返回基地。” [④]1944年7月3日，他在致函朱德总司令，称“飞行员格林·本尼达中尉与白劳德中尉，此次获得中国游击队诸战士营救，纳德对彼等之光荣工作，尤深感奋，彼等见义勇为，敝军全体官兵均钦佩之至。为此恳请将此钦佩感奋之情代为转达，不胜感荷！”
这些记忆甚至延续到了中国改革初期。1984年11月20日，李先念主席接到了前美军驻五师联络官保罗·比格勒的来信，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你在武汉北部指挥新四军第五师，那时我曾任你的联络官……事实上，我认为你救了我的命，也救了帕特森中士和索尔斯中士的命。那时及以后的岁月中，美国政府的政策看来同你给予我的信任和良好的待遇并不总是相称的，我一直对此感到遗憾。” [⑤]
读了这些文字我们不仅可以理解史迪威主张与中共合作的原因，而且可以感到中央国际战略的远见英明和五师执行中央政策的坚决圆满。
应当指出，美国援助中国两年后愿意与中共合作，并不是证明美国政府认识到游击战之战略意义，或发现共军更有战斗力而可以取代作战失利的国军。而是因为美军飞行员可以得到我敌后根据地和游击区军民的救助。这使美国人认为共军“有用”，同意在保障空勤和提供军情方面寻求与中共合作。
对于中共来说，这却是必须抓住的机遇。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采纳南方局建议，发出了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指示》，指出全党不应把美军观察组来延当作普通访问，而应看作国际统一战线的开展和中共外交工作的开始。这种外交现在还是半独立的外交，但中共又已经是半独立性的了。而外交工作正是中共工作中最不熟悉的一方面，中共的同志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应该对于这项工作开始予以注意予以学习。又说，我党应争取将情报救助合作逐渐扩张到对敌作战方面的合作和援助，有了军事合作的基础，随后文化合作，随后政治与经济合作就有可能实现。但目前不应希望过高，美英苏外交重点仍放在国民党方面，且英美内部也有进步中间顽固三种势力存在。
五师和边区因其战略地位而被十四航空队首选为情报合作地区。中共中央在发出《关于外交工作指示》时已批准陈纳德派代表欧高士到达大悟山，与五师领导人商谈十四航空队在武汉外围地区设立无线电通讯网的问题。
在商谈过程中，五师一直与中央保持着电报往来。中央对谈判内容和进程给予了密切关注，并下达指示。8月18日，李先念、任质斌向中央报告了欧高士来访的三项任务：一、商谈以汉口、上海、广州为中心建立无线电通讯网，而目前主要是建立汉口附近的无线电网。二、要求我军供给敌情，电台站设专人负责接收译发我之情报，随时为轰炸敌人后方补给线提供联络。三、在中国沿海，当美军登陆时，新四军予以协同配合作战。
21日，毛泽东亲自回电指示：对方所提三项问题，已得延安批准，均可合作办理。第一，可先在五师范围设无线电网，将来再在长江下游及广州附近设置，惟均须得到延安批准。第二，可供给敌军情报。第三，美海陆军登陆协同作战问题，我们正在与驻延美军观察组人员协商，准备一切。[⑥]
25日，五师电告中央：一、我们对他提出之三项，表示愿以盟友之谊，为可能之最大努力，但目前还不能进行结论式之谈话。二、他表示一切听凭我们的决定，怎样办便怎样，当地工作上都按李将军指示办理。他在正式谈话中表示：过去情报依靠国民党慢，往往失去时间性。此次如能在沿江沿海沿铁路敌后建立无线电通讯情报网，便可以随时得报我军轰炸敌军海陆线。三、我们估计，欧来此，不是单纯来五师建立情报关系，而且我整个华中、华南的共产党，因为这里的地区，对反攻中作用价值殊大，他们苦于外交形式束缚，不用美国政府出面，而以陈纳德个人出面，把此种重要外交用局部的地方性的形式出现，而且他其中有很大的试验性、侦察性质。电报进一步指出，美方主要任务有二：一是军事任务；二是政治任务，顺便了解我们的政治态度、军政设施，甚至战后能否与美国主张相融洽等。四、我们对策上，李作正式谈话，对我们地区及民众力量可稍夸，对我们之困难及敌后之特点和战略地位，则说明真实实况。
经协商，双方达成以下协议：一、十四航空队在五师范围内设立无线电网，在九江、蕲春、汉口、鄂城、天门、新堤附近设立六个支台，在师部设立中文台一部、英文联络台一部，共八部。二、南京、上海、香港附近电报网之建立，美方派人与军部、中央、华南分别接洽。三、美军登陆作战配合问题，待其分别与中央、军部、华南接洽，当能得到圆满结果。
党中央很快批准了会谈结果。毛泽东9月7日向五师指出：你们对欧高士所承诺事项及对他们所取态度均是对的，即照来电所说施行。9日他再次指出，与欧高士少校所谈及你们工作方式均甚妥……如欧高士能向陈纳德建议派飞机至第五师降落，准备将来接济军火，我方可即答应建筑机场，并引其察看适当地点。[⑦]1945年春，十四航空队驻新四军五师观察组在大悟山正式建立。
从以上叙述中可以看出，在中共与美英关系从民间外交上升为官方外交的过程中，五师发挥了重要的先行与示范作用。
日本投降后，党中央做出了进军东北的决策。美国继续扶蒋反共，帮助蒋介石运兵华北。由于国民党军在各个战场上受到我军重创，发动内战的时机尚不成熟，杜鲁门总统宣布了新的对华政策，派遣马歇尔取代赫尔利赴华，居中调停国共军事冲突。党中央采取了区别对付美蒋的政策，在反对美军登陆中国的条件下决定接受美国的调停地位。1946年1月，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与美方组成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三人小组监督停火。三人小组下设北平军调部，再辖30多个三方人员组成的执行小组，在各地执行调停。
宣化店地区是军调的重要战略区域。在这里，五师与我河南部队、三五九旅合并成立了中原军区，集结了6万主力，被国民党30万大军围困在方圆50公里的区域。国民党企图在内战爆发时首先歼灭中原解放军。而我中原部队则按照中央部署尽量利用停战拖住国民党30万大军，以保证南防北进方针的实施。
毛泽东和党中央从全国战场的高度一直注视宣化店的态势。3月25日，中央指示中原军区领导人：中央对你们处境极为关切重视。周、饶来延，已商定利用美方与国方急欲解决东北问题，要求五师问题、广东问题与东北问题同时解决，争取中原主力全部转移，在转移前给我足够粮食与款项接济。估计可能取得国、美两方同意。你们在取得粮款接济后，应迅速复员两万人，送走三千干部及外籍伤病老弱人员，须在一个月内完成。同时加紧整训部队，以防顽军之突然袭击，并准备于顽军突然袭击时，或者顽方断绝你们粮款接济无法生存时，能够无遗恨地应付一切，并在不得已时实行非法转移。[⑧]
同时，3月30日，董必武亲来宣化店代表中共中央慰问边区军民，并帮助解决粮食供给。5月9日，周恩来不顾道路泥泞，率三人小组及中外记者冒雨从汉口赶到宣化店处理军调，并鼓励我军指战员打出去。
在党中央的关怀和直接领导下，李先念、王震、任质斌等军区领导人不仅亲自参加谈判斗争，而且派出得力干部组建中原军区武汉办事处，承担汉口和宣化店两个执行小组的工作，并召集足够人手供周副主席和董老调用。
对中原军区来说，参加调停是集军事、统战、特工、外交为一体的斗争。中原军区领导集体把军调当作应对国民党袭击的战前准备，在半年时间内共完成了三项任务。
一是利用调停缓解局部冲突，保证我军的安全，完成了牵制国民党军的战略任务。在调停过程中，中原军区领导及相关人员执行了中央关于区别对待美蒋的政策，充分利用了美方的中立地位及所提供的通信及空地交通工具等便利条件为我服务。
二是利用调停的合法机会，为我大军滞留边区输送给养。由于五师地下党组织掌握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对救济物资的调动分配，并通过杨显东同志争取到了美国进步人士、时任联合国救济总署汉口分署署长沙马诺夫先生的支持，联合国的救济物资和各地捐款援粮竟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用美军提供的汽车从汉口运到宣化店。
三是巧妙隐瞒了我军战略意图，造成了突围的出奇不意。我军主力转移三天之后，突围消息才由张体学同志在他招待第三十二执行小组的宴会上主动向美蒋代表宣布。
参加军调是五师最成功的一次外事活动。它为五师历史的结束增添了光辉的一笔。】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5师分会 罗燕明
[①]（美）艾格尼斯·史沫特莱著，江枫译，《中国的战歌》，作家出版社1986年，第481-482页。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著，《新四军·参考资料》第 1册，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115页。
[③]《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36页。
[④]《飞虎将军陈纳德回忆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44页。
[⑤]朱虹：“新四军第五师与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战斗友谊”，《地方革命史研究》1985年第3期。
[⑥]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
[⑦] 《李先念年谱》第1卷（1909-1948），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46、449页。
[⑧]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武汉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新四军与武汉》，武汉出版社2003年，第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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