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24年出生于苏州一户富裕的书香门第，原名吴福同。父亲吴卓人曾游学欧洲，在英德等7个国家深造，是世界眼科中心奥地利皇家医院的著名眼科博士。母亲陈洽出身于无锡的名门望族，其家族拥有钱庄、丁厂及技术讲习所。母亲的姐妹兄弟大多在英法德等国留学，并参加辛亥革命，拥护民主共和，为孙逸仙的追随者。因而，我的家庭比较开明进步。 

陈家在我这一辈全是男孩，惟有母亲生我一个女孩。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我不但没有受到歧视，反而成了宝贝、掌上明珠。我从小与哥哥、堂哥、表哥们混在一起，上房揭瓦，爬树摘果，下河摸鱼。长大一点就学了游泳、溜冰、骑马，凡是男孩子们会的我都会，养成了我活泼勇敢的性格与强壮的体魄。 

无忧无虑的孩提时代，我的心灵也曾被抹上阴影。父亲是个爱国人士，优秀的学者，他严格要求我们读书上进，鼓励我们超过他。但是，父亲却一个接一个地纳妾，甚至在德国还纳了一个“洋妾”。我亲眼目睹母亲在感情上被遗弃的痛苦，也看到邻家小妾被弃后沦落街头的惨景。那时我就认识到妇女不能光依靠男人，必须要努力读书，自强自立，才能不被欺辱。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当日本飞机的第一颗炸弹落到苏州时，母亲就带领全家逃难。1938年初辗转逃到上海法租界。那时苏州中学也迁到上海外滩，我回校读初二。

我为参加抗日活动而兴奋。我爱听新四军在韦岗、虹桥打胜仗的消息。我崇拜抗日英雄，尤其是东北的“赵老太太”(赵一曼)，决心要成为她那样的女英雄。

新四军做扩军工作的郭风在学校秘密找我们谈话，动员我们参加抗日。当我决定参军时，接到父亲的来信，他准备送我到大后方读书，如果不行，就接我赴欧洲到他身边读书。父亲的信引起我思想波动，读书还是参军?书读好了，国家亡了，读书有什么用?没有国哪来家，没有家哪来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毅然决定参军抗日。 

1939年7月30日，生性爱玩的我，跑到辣斐德路亚尔培路(今复兴中路陕两南路)的游泳池游了最后一回泳，再跑到溜冰场溜了最后一场冰，然后到衣装店买了一套农妇的衣裳，回学校里悄悄换上，把阔小姐的洋装皮鞋全部丢在教室里的门背后。我一路赶到十六铺，与三男一女的同学汇合。在郭风的带领下混在挤满乡下人的船上，趁天黑离开上海参军去。

错把司令员当炊事员

我们一行人到了无锡梅村，我被分配到汀南抗日义勇军战地服务团，成了一名光荣的新四军女战士。 

部队在江南敌人密布的“梅花堡垒”中穿行，不时与日寇遭遇。第一次听到三八枪“吧――勾”的枪声，子弹“嗖”地飞过时，我腿肚子有点发软，在与死亡擦肩而过时不由地害怕起来。不过我很快就适应了军旅生活。 

一次偶遇，我认识了带有传奇色彩的部队司令员叶飞。 

江南多雨，小路泥泞令人滑跌。我拿出溜冰的解数，行走自如。战友们无人不跌，个个成了泥猴。一位刚从上海来的姑娘几乎一步一跌，不幸心脏病发作昏倒了。我自告奋勇去找开水。在前面一群军人中，我看准一位衣服最破旧，脚蹬草鞋，胡子拉碴的人是炊事员。我拿着杯子“滑”上前去说：“炊事员同志，我要开水。……”“炊事员同志”并没有搭理我，径自向前走。旁边的军人批评我，怎么把司令员当成炊事员?一边把开水倒给我。我这才知道，在新四军中，司令员跟炊事员一个样，并没有什么特别。就是这次奇遇，我认识了叶飞将军，将军也因此认识了我。 

与此同时，因宝贝女儿失踪而急坏了的我母亲，在上海的报纸上登载了寻人启事。父亲得到消息也急忙在两个月后从欧洲赶回上海，查知我的下落后给我写来了信，说他这次特地为我带来了60件珍贵礼品，其中有蔡斯相机、派克金笔、RCA收音机、英国羊绒套装等，就等我回上海拿。这时的我穿的是空心棉袄外扎一根草绳，脚蹬与司令员一样的草鞋，一扫上海小姐派头。但我不要相机金笔，我要抗日救国。 

我所在的战地服务团不单纯是文艺工作团，除了演出劳军外，战前要作动员鼓动工作，战时对敌喊话、救护伤员，战后做俘虏工作、发动民众，情况紧急时还要做战斗员。部队根据我的特点，让我做文艺工作。我14岁有过在“学协”歌唱救亡歌曲的经历，15岁到战地服务团给部队教歌，16岁当上战地服务团歌咏队队长。1941年春，新四军到了苏北，日寇对我们的根据地发动了八路大“扫荡”，在我军的坚决抗击下，敌人损失惨重。在决胜的关头，服务团长(此时叫新四军一师一旅服务团)方林写下了“粉碎敌人八路‘扫荡'”的歌词，已是团指导员的我连夜谱曲，第二天全团唱会，立即分赴部队教唱。我们的干部战士就是唱着这首歌，以高昂的斗志，冲锋陷阵，把敌人“追到泰兴城下，黄桥边上”，胜利地保卫了根据地。战争年代一首好歌所产生的精神力量是无穷的。 

背包里的弹头

1943年我终于抗拒不住军中才子――时任一旅政治部党总支书记蒋峻基的魅力，与他结婚。峻基(1919―1982)5岁能写大字，6岁能作画，自幼便有“神童”之誉。13岁便以头名成绩考取上海美专，1939年1月投身革命军队，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一旅教导大队副教育长、苏中三分区干部学校副校长、如皋(东)县委副书记、华野十纵政治部宣传部长等职。新婚之夜，峻基建议我把名字改为彤。彤者，红色也。我们共产党人推翻旧世界，就是要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我欣然赞成。 

1946年的中秋节，我们的大儿子出生。不久，内战形势骤然紧张，但因为生孩子就离开战斗岗位，决不是我的个性。我把儿子托给丈夫在如皋的二姐抚养。1948年生下的女儿也是一样。日后，江苏省长惠浴字见到我开玩笑道：“吴彤啊，你是一只只下蛋不孵蛋的老母鸡。”其实，哪个女人不愿做个好妻子、好母亲呢？我始终认为，对党对人民博大深厚的爱，并不影响尽自己作为妻子的爱和作为母亲的责任。 

从1946年6月起，国民党军自南通至来安八百里战线上，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把解放军逼向山东。当时上级指示，军中的妇女要撤退到山东主力的后方“打埋伏”。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执行上级的指示，坚决留在解放区，作为分区八团唯一拿枪的女性，与战士们和当地的父老乡亲们同敌人作殊死搏斗。 

国民党和还乡团对解放军留下的小部队采取的是赶光杀绝的方针。白天，占有优势的敌人到处围剿我们，一旦发现我们，便立即烧起“狼烟”，从四面八方合围。晚上则是我们的天下，攻击敌人的据点或是做群众工作。根据地的父老乡亲也付出了重大的牺牲，90％的地方组织被破坏，骨干被杀害，但群众始终站在我们这一边，为我们提供情报，掩护着我们。

一个团的目标太大，我们的部队化整为零，以连为单位活动。我是团总支书记兼管7连。一次我们突围，敌人的火力猛烈，子弹嗖嗖地从我们的头顶身边飞过去。回到营地打开背包，里边竟留着一颗子弹头！ 

有人说女人心软如水，但在残酷的战争中，女人的心也会硬起来。一次，我们通过一条小路，作为干部我当然断后。突然遭到敌人的伏击，一个敌人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从芦苇中跳到路上向我扑来。我当场就用手枪击毙了这个敌人。要在平时，我连杀只鸭子都会手忙脚乱的。怎么能想象我在那时会那么果断地撂倒一条大汉。 

还有一次，在如东薛家湾，我听到西南边的田野里枪声大作。只见一个身穿大衣，背着皮包的干部与警卫员一起，用手枪与一群敌人对射。敌人是“广西猴子兵”，非常凶悍，一边打枪还一边咋唬“抓活的”。我急中生智，命令机枪手远远打他一梭子，让敌人误以为解放军大部队在此。“广西猴子兵”果然退却了，同志们脱险了。近前一看，穿大衣的同志竟是我的丈夫一八团政委蒋峻基。 

如皋最终又回到我们手里。我进城的第一件事，就是策马到二姐那里去看儿子。由于环境残酷，为避免敌人的加害，儿子已叫二姐“妈妈”。我这个真妈妈回来怎么办?儿子叫我“妈妈同志”。我接受了这个称呼，虽然有点“空前绝后”，但也是亲缘关系与革命关系的结合嘛，我倍感亲切。 

那时的如皋有城墙，我去买了个老鹰风筝，抱起儿子到城墙上把老鹰风筝高高放上蓝天。看着儿子的笑脸，母子感情在这一刻得到最大的融合。这时通讯员赶到城下大叫：“吴队长，开会！，我立即跃身上马，绝尘而去。儿子大哭，我也顾不上了。那时候的人哪，总以革命事业为重。

退出军界筹建福建影厂

1955年按上级的要求，绝大部分在部队中的女同志都要退出现役。虽然我对部队大家庭十分眷恋，但也不得不服从组织决定。我到地方上任南京团市委书记处书记。和平年代，我一如既往，上班时拼命工作，节假日拼命玩。我还学会了骑摩托。条件许可了，我把大儿子、女儿都从苏北接到身边，我又添了小儿子。星期天带孩子们去溜冰。我弹钢琴，让孩子们唱歌。一次带孩子们去中山陵，我爬上高高的雪松，坐在树上大唱《玛丽诺之歌》，孩子们吓得在下边大喊大叫。 

拼命工作而不注意照顾好上下左右的关系是要吃苦头的。这是我在和平的年代里遇到的新问题。一次我负责接待朝鲜代表团，当我感到任务完成得很圆满时，突然受到胡耀邦同志的严厉批评，说我有大国沙文主义情绪。市委书记许家屯也很生气，我让他大失面子。原来，我忙于接待朝鲜同志，忽略了翻译同志，于是他就向上汇报说我对朝鲜同志的态度“十分傲慢”。但以后不论有什么磨难，我始终没有放弃“拼命”两字，要么不干，要干就要拼命干好。

不久，我调到福建，任省文化局电影处副处长，1958年负责筹建福建电影制片厂。在这里，我开始孕育、培养一生中最重要的孩子――福建电影制片厂。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身为文化工作干部当然首当其冲，挨批斗是不可避免的。能在我身上找到的“小资产阶级”毛病太多了。一条蓝裙子被说成奇装异服；为工作方便把头发梳上去是奇形怪状；每天清晨游泳的习惯被当成资产阶级行为遭狠狠打击。在进“牛棚”的第二天，我就提出游泳的要求。造反派头头们勃然大怒：“吴彤的反革命气焰到这个时候还非常嚣张，一定要她端正态度！”于是，就立马给我涂上“黑手”，戴上高帽游街。这些对我都无所谓，那么多老革命家都游着街呢！战争年代那位“炊事员同志”司令员已被定为福建省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我依然是他的兵。 

不久，福州军区揪出了以政委刘培善为首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后，特地从文化局“牛棚”把我押到军区“牛棚”。这里关押着300余名军师团干部，我是唯一退出军界的女性。他们希望从我身上打开缺口，要我承认刘培善政委发展我当“五一六”，我又发展了别人。成天批斗，被体罚弯腰、被殴打。为了不被打伤，我悄悄地在胸前、腿上都垫上厚厚的皱纹纸。否则，骨头早给打断了。 

对我的伤害莫过于对儿女的伤害。由于受到我和丈夫的影响，女儿被清理出部队，居无定处。我提出：“儿子们我可以不管，但女儿18岁了，能不能在文化局给她安排一张床？”造反派说：“不行，你一家都烂透了，不能给！”女儿被他们打成反革命，开除工作，流浪了好几年，被人欺辱。现在回想起来都心疼。 

我的丈夫蒋峻基被关在另一个地方，享受着“特殊待遇”。他已被中央文革小组达宣布为“坏人”，是内定要枪毙的7个“坏人”之一。

《木棉袈裟》：首开内地与香港合拍影片之先河

漫长的“文革”终于过去了。中国人像因家里打架而耽误了农时的农夫，急急忙忙奔向土地一样，急急忙忙去做该做的事。我当然也是心急火燎地奔向我的电影事业。 

峻基是一个细心而周到的丈夫。我每次出差都由他给我准备行装，大至文件小至袜子都给我准备得井井有条。在有他呵护的日子里，我真是太幸福了。然而，正当电影制片厂上下矛盾交错，我焦头烂额，正需要在峻基的臂弯里靠一会儿的时候，他却因积劳成疾，心肌梗塞发作，逝世在江西省军区副政委的任上。 

我收检他的遗物时，看到了他的绝笔，那是写在报纸缝中遒劲有力的字：“积重难返，叹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虽九死以不移。”可想而知，他为了清理“文革”旧案，付出了超出常人的努力。若论拼命，我又焉能及他百分之一呢？老伴逝世的悲痛更激起我把事业搞好的决心。 

1958年福建电影制片厂建立后，主要是拍摄新闻纪录片。1980年，福影厂恢复建制后不久，我们把发展的方向对准了故事片，最后选定了反映厦门地下党斗争历史的故事片《小城春秋》。该片根据厦门著名归侨作家高云览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以厦门抗日救亡运动为背景，再现了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厦门的一次劫狱事件。 

那时的家底可谓一穷二白，拍摄资金一部分靠省里支持，一部分靠贷款，但我没有考虑到什么后果，只对影片取得成功充满信心。拍故事片，对灯光要求很高，我们花了10多万买了灯光器材。这让当时省文化局的财务颇有牢骚，说怎么还没拍就花这么多钱。然后又从长影、上影等大影厂借来了导演、演员、摄影师。开拍在即，却传来一个令人担心的消息：北京电影制片厂也打算拍摄《小城春秋》。我急忙带着编剧蒋夷牧赶赴北京，找到福建籍的杨成武将军，请他支持家乡的电影事业。老将军随即写了两封信给文化部部长黄镇和北影厂厂

长汪洋，请他们给予支持。 

这一招果然奏效，1980年9月《小城春秋》在厦门开机。拍摄了三四个月，1981年正式发行放映，获得很大成功，当时一般影片中影收购就30多万，而《小城春秋》卖了80万。

1984年，全国故事片大批“下马”，福影厂很可能无法再拍故事片了。而当时我们厂正好拍摄了一部故事片《路》，片子讲述了回城知青自主创业的故事。在我的印象中，这是全国第一部触及市场经济话题的影片。我带着影片上京求援，到北京给相关部门看后，很多人叫好。由于《路》起了一定的作用，福影厂被列入国家计划内的故事片生产厂家，当时全国只有16家电影制片厂获此资格。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编剧和导演陈立洲才28岁，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导演，凭借《路》荣获了1984年第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青年导演特别奖。 

在我担任厂长期间，最自豪的事就是在1983年促成了福影厂与香港嘉民影业公司合作拍摄动作片《木棉袈裟》，这是内地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合拍片。 

当时我得知香港有个影片公司打算在内地找个电影厂合作拍武侠片。在那个年代，人们不太敢尝试新鲜事物，但我胆子大，立刻表达了合作意向。之后的合作条款，与香港方面谈了半个多月，才达成协议。其实我当时快要离休了，有人劝我不要冒这个风险，但我看准这是个把福影厂做大做强的好机会，让中国影片走向世界，也是我作为一个电影人的梦想。 

影片的创作团队可谓强大：编剧和导演是以电视剧《霍元甲》红遍内地的香港导演徐小明；武术顾问由国际级武术教练曾乃梁担任；主演是当年河北武术队主力队员徐向东；主要配音演员由上译厂的童自荣和丁建华等人担纲；片名书法题签和片头中国画由著名国画家范曾绘制。团队转辗于福建、内蒙古、河南、湖北等省、自治区30多个拍摄点进行拍摄，有好几场规模很大的场面戏，拍摄得极为成功。例如在内蒙古大草原上拍摄的惊马的场面，出动了直升机，调动了３个公社的1000匹马，还有马术队的演员协助拍摄，气势相当雄伟壮观。 

影片花了6个月拍摄完成，1984年上映，大获成功。内地的票房在当时的中国电影史上仅次于老的电影《红楼梦》，在香港也创下了1700万港币的票房纪录，还通过香港合作方的渠道在国外发行。影片荣获了当年文化部优秀故事片特别奖，还让京剧演员于荣光一举成名。

1998年底，“炊事员同志”叶飞又回到福建故地重游。我去温泉宾馆见他。他说：“我们都老了，你七老，我八十。我整整大你十岁。”老将军的头脑还那么清晰。我仍然感到自己还是他的一个小兵，他还是那位脚蹬草鞋、胡子拉碴的“炊事员同志”。 

温泉宾馆宽大的玻璃透进温暖的阳光。此时也只有我们这样的老人才能听到整整一个世纪的回声。 

                吴彤

           (军部分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