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记不清楚第一次见到大舅的情景了。只是依稀记得，家在济南的时候，时任山东省纺织工业厅厅长的父亲到北京纺织工业部开会，带我一起去了北京，下榻于民族饭店。在北京期间，父亲带我去过大舅家，我还和福建三姨家的表哥打过一架，结果是肯定打不过身体结实的建群了。还依稀记得，大舅家的院子里，靠着墙边长着一棵树，上面长着在我看来是一种小小的苹果，吃到嘴里有一股酸酸的味道，后来才知道它叫海棠果。最近为母亲整理一些老照片，看到了一张当年父亲带我那一次北京之行时的合影，落款处有父亲的字迹，标明是1959年11月，我想这也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大舅的准确日子吧。
大舅慕湘，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不到16岁。开始在蓬莱、济南等地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35年阴历十一月初四，党在胶东组织人民举行了武装暴动。起义失败后，大舅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被迫逃亡于天津，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党派大舅到山西工作，任太原县牺盟会特派员。太原失守后，他领导小股部队在敌后举行抗日游击战。1940年赴延安延安军政学院学习，其后的几十年里，大舅一直在军队担任各级政治工作的领导职务。他的文化程度不高，乡村师范还没有毕业。1934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是抨击旧社会的腐败，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
虽然一直处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但大舅对文学酷爱一直不减。1952年他从朝鲜战场回国以后，尤其是来到山西昔日的战场重游，不禁触景生情，当年在“牺盟会”的往事涌上心头，活跃的思绪驰骋在当年的抗日战场上。战友们流血牺牲的英勇悲壮，乡亲们拼死掩护的大义凛然，不时浮现在他的眼前，他总感到要为牺牲的战友和乡亲们做一些什么。经过深思熟虑，他在繁忙的军务之中，毅然拿起了手中那沉重的笔。
创作是非常艰辛的一件事情。大舅常常是忙完了工作，顾不上一天的劳累，在夜深人静之时，开始了他的伏案写作。大舅完全沉浸在往事的追念之中，思绪如奔腾的汾河水，一发而不可收，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一幅幅如火如荼的战斗场景，变成了一行行文字跃然纸上。他常常忘记了时间，不停地写啊写啊，不觉东方渐渐地发白了。每每写到动情的地方，大舅禁不住泪流满面，哽咽悲泣不已。
经过近十年的呕心沥血，大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新波旧澜》之一的《晋阳秋》，1962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在中国文学界和全国读者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在军内也是令人刮目相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晋阳秋》制作成长篇小说联播节目，以每天半小时的频率向全国播出，《晋阳秋》的故事通过无线电波，传向了广大的城市和乡村。
他的挚友邓拓同志对大舅的文学创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赋诗一首：“救亡抗日记从头，往事获篇青史留。血火山川今夺还，高歌千载晋阳秋。”在取得的荣誉和利益面前，大舅表现得非常谨慎和明智，他把《晋阳秋》一万元稿酬的一半，作为特别党费交给了党。
就在大舅集中精力、踌躇满志地创作《新波旧澜》之二的《满山红》初稿时，风云突变，“文化大革命”骤然爆发了。《晋阳秋》就视为“为叛徒集团涂脂抹粉”的大毒草，和五十九部优秀的长篇小说一起，在全国范围内受到了严厉地批判。大舅被扣上“三家村黑帮”“四条汉子追随者”“假党员”“修正主义三反分子”的罪名，在军内受到了审查，身心倍受迫害，常常有坏消息从北京传来。大舅蒙难后，我的外祖母也顾不得近八十岁的高龄，逃离北京这个是非之地，远到福州、杭州两个女儿家避祸。
1973年11月上旬，我在部队已服役四年，按规定可以享受15天探亲假了。一天下午刚执行完任务，通信员送来了父亲来信，父亲在信中写道，近年来大舅的处境相对宽松一些，他想利用这个机会来杭州一趟，接我的外祖母回北京居住。顺便在杭州以外的几个地方走走，问我能否回来一趟，届时可以陪大舅一起前往，以便照顾他的生活起居等一些琐事。按照父亲的意见，我立即办理了探亲假手续。三天后，乘坐从福州开往北京的46次快车，经过十八个小时的长途旅行，我回到了阔别四年的杭州。
在我回来之前，大舅已经来到了杭州，住在岳王庙旁边的华北招待所。华北招待所是一座具有民族风格的建筑，依栖霞山而建，环境十分幽静，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华北军区(北京军区的前身)在杭州建造的一所高级招待所，专门用来接待军队师以上干部的。据说当年在建造时，受到了周总理的批评，现在归浙江省军区管理。
当天晚上，父母即带着我去看望了大舅。他住在华北招待所主楼三层的一个套房里，外间是会客厅，吊灯的光线有一些昏暗，里间是主卧室，地上铺着一层厚厚的地毯。大舅给父母亲倒上茶水，又从茶几上拿了两个橘子给我。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大舅言语不多，听父母亲介绍着一些情况，偶尔也会问上几句。因为大舅这次到南方的时间不能太久，于是决定购买火车票尽快出发去浙东。大舅打电话给饭店服务台，预订了去宁波的软席火车票。江南的文化灿烂悠久，杭州、宁波、绍兴这些历史名城，佛教圣地的普陀山，这些大舅都是仰慕已久的。过去一直忙于军务，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现在总算有了一点清闲，实现自己多年的夙愿，大舅心中能不高兴吗？
我们出行的第一站是宁波，乘坐的软席车厢里没有多少乘客。列车缓缓开出了杭州站，很快通过了钱塘江大桥。大舅显得有些兴奋起来，眼睛老是盯住车窗外，观察远处的农村冬色，直到列车长请我们去餐车用餐。那时乘坐火车到宁波，路上要走四个多小时。坐在我们对面的两位海军干部，都已经打起了瞌睡，而列车一直到达宁波，大舅一直都没有合眼，不时在一个小本子上记着什么。
列车到达宁波，已是下午一时多了。由于华北招待所提前通知了东海舰队，我们一走出贵宾室，宁波海军招待所的刘安明所长就迎了上来。海军派来一辆伏尔加轿车，接我们到东海舰队宁波第一招待所。招待所在一个巷子里，不远处有一座古塔，安排我们住在后院一幢民国建筑二楼，是一个大套间，大舅睡在里间，我睡在外间。刘所长告诉我，前几年原海军政委李作鹏来东海舰队视察时，也曾住在这个套间里。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大舅，他“噢”了一声，再也没有说一句话。
晚上，大舅和我商量下一步的行程安排。我提出“先远后近”的思路，先到远的地方，然后一站一站地往回走，大舅认为这个想法可行。我去刘安明所长办公室，告诉了我们具体安排。很快，刘所长那边就有了答复，经舰队值班首长批准，调一艘舟山基地辅助船大队的交通艇，解决我们的海上交通，明天上午就可以出发去舟山。因为交通艇停在穿山，要我们到穿山海军码头登船，市区到穿山大约40公里。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在刘安明所长陪同下，乘坐北京吉普车离开了市区。从宁波到穿山的公路是土路，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一片尘土飞扬，很不好走。到达穿山海军码头时，已是上午11点多了。我们乘坐的是79号交通艇，停靠在一艘高速炮艇的外舷，我们登船时从高速炮艇穿过时，一位值更官不停地吹着哨子，水兵们纷纷肃立行注目礼。
交通艇由一位中队长带队，这是一位精干的年轻军官，福建人。临近中午了，给养员去停在码头旁的渔船上，买来了一大筐梭子蟹。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大的梭子蟹，才一毛多钱一斤，个个都有斤把重，有的梭子蟹还在爬，非常新鲜。交通艇离开码头不久，炊事员就端上来热气腾腾的梭子蟹，大舅一口气吃了好几只，连米饭都没有吃。大舅叫我去支付伙食费，那位中队长坚决不肯收。
从穿山到定海，路上走了近四个小时，比正常航程远了许多。交通艇艇长告诉我，我们在规避某个海区，说是一艘我国自行研制的、即将装备部队的051导弹驱逐舰在在那里试航，这几天在外海导弹打靶，所以实行了通行管制。
交通艇靠上定海护卫舰某支队8号码头时，天已经快黑了。码头上来了两辆伏尔加轿车，一辆是舟山基地的，一辆是舟嵊要塞区的。大舅问我去哪里比较好？我说我们用的是海军的船，还是去海军那里吧。大舅走到舟嵊要塞区接客人的那位干部身边，再三向他表示致谢，一连说了两句“请回”。
我们住在海军舟山基地招待所，也是一大套间，大舅睡在里间，我睡在外间。晚饭后，我去基地值班室报航行计划，大舅叫我打听一下基地司令员是不是叫李静？他原在总参作战部工作，和大舅在华北军区工作时熟悉。
到了司令部值班室，和值班李参谋确定，明天一早去普陀山，停靠猎潜艇某大队码头。听另外一位参谋说，昨天051导弹驱逐舰打靶，导弹首发命中，马上报告给毛主席，老人家非常高兴。我向他打听李静同志的情况，他非常警惕地说，李静在林彪事件中受到牵连，已经被隔离审查了。并说，李静这个人很神秘，平时言语不多。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张他和林彪的合影，足见和副帅关系非同一般。9.13事件后受到重点清查，在劫难逃。我把这些情况跟大舅说了，他表情沉重地说，在林彪事件中，受牵连的高级干部超过了历次的政治运动，残酷的程度令人不寒而栗。又说，在这次路线斗争中，是叶帅向毛主席密告了林彪集团的一些异常动向，又一次在关键时刻救了毛主席。
我们登上普陀山。先后到普济寺、法雨寺和慧积寺。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可看的了，除了没有扒掉的殿堂，到处都是冷冷清清的空空荡荡，僧人们都还俗种田去了。有的寺庙还变成了军营，里面驻扎着部队。陪同我们的两位海军干部始终用不理解的眼光望着大舅，这位北京来的首长怎么喜欢到这种地方。我们在号称遍地黄金的“金沙滩”停车眺望，当地正在进行“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正规划着把这一片“金沙滩”改造成为种植水稻的良田。看到这一切，本来就寡言的大舅更加沉默不语了。
中午，我们在舟嵊要塞区普陀山招待所吃饭。一位干部把我叫到一边，询问我陪同的首长是否是慕湘同志？在得到准确答复后，一位舟嵊要塞区领导匆匆过来，他是总政下派到舟嵊要塞区任职的，认识大舅。他一直挽留大舅住到要塞区招待所，在普陀山多玩几天，大舅婉言谢绝了。从这一点，我看到了大舅为人清高、不善人际交往的一面。
从舟山回宁波途中，我们路过“千年古刹”阿育王寺，大舅急令驾驶员停车。阿育王寺坐落在阿育王山下，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文化大革命初期，阿育王寺被宁波的红卫兵破坏，后来被部队接管，成为海军的一个混合仓库。刘安明所长到岗哨联系，起初卫兵不让进，后请示了上级领导后才同意我们进去。
大舅走到大雄宝殿门口，透过窗户向里面张望。只见宝殿中释迦牟尼佛的头像被砸烂了，室内是一片狼藉。东西厢房变成了仓库，存放着一些施工用具和炸药。我们走到舍利宝塔下，大舅的眼睛很尖，居然在乱草中发现了一块龙泉青瓷的碎片，他拿在手中仔细端详了许久，告诉我可能产自龙泉哥窑，估计是1966年“破四旧”时留下来的遗物。陪同我们的海军仓库领导说，现在当地正在发动老百姓，到处搜集这些古董的碎片，收购价是每一片几毛钱，然后拿到广交会去换取外汇，说是外国人喜欢很这些东西。大舅用手帕把那块龙泉青瓷的碎片包好，郑重其事地放在口袋里。
离开杭州时，父亲给了我曾任宁波地委副书记陈耀亭同志的地址，说到宁波后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帮助。我们回到宁波的第二天下午，我陪大舅找到陈耀亭同志的家。陈耀亭同志的家住在湖边的一个院子里，是一幢老式的洋房。
陈耀亭同志是山东牟平人，1933年入党的老同志，颇有一些文人雅怀，也喜欢收藏字画。虽然是第一次见面，虽然当时的政治氛围很压抑，但讲到文化方面的一些事，陈耀亭同志和大舅还是蛮谈得来的。大舅提出想参观江南的著名藏书楼天一阁，陈耀亭同志答应帮助联系，而且很快就有了好消息。一想到可以参观天一阁了，大舅有一些兴奋起来，一连抽了两根香烟，话也明显地多了起来。看得出，这是他这次浙东之行的的一个重要心愿。
在招待所吃晚饭时，大舅和我说起天一阁的一些轶事。比如范家管理书籍有一些规定，藏书柜门的钥匙都由子孙多房共同掌管，非各房齐集不得开锁，外姓人不得进到阁内，不得私自领亲友参观，没有事情不得入阁，不得借书给外房他姓，女人们也不能入阁，违反了将受到严厉处罚。我听了觉得很新鲜，也增添了一些历史知识。
天一阁坐落在月湖西侧，外表看上去是一个大宅院，并不起眼。这是江南一座古老的私家藏书楼，建于明代嘉靖四十年，是由当时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的，历经几百年的风雨沧桑。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开始了抢救性的保护。岂料“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天一阁再次面临了大劫难。整个建筑群被完全封闭起来，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好像被人们遗忘了一样。我们从边门进到阁内，由于平时少有人进来，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阴气十足。加上又是冬季，更感到浓浓寒意。我赶紧跑到停在大门外的吉普车上，拿来大衣给大舅披上御寒。
陪同我们参观的是两个管理员。他们边走边介绍说，历史上的天一阁内曾有藏书7万余卷。到了近代，由于吏治腐败、盗窃和自然损毁，书籍仅存1.3万余卷。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查访和募捐，书籍的藏量多达30万卷。一个管理员不屑地说，这都是一些封资修的东西，不知道今后政策怎样处理？还说，在1966年破四旧时，宁波红卫兵抄家收缴了十几万斤明清版的线装古籍书，最后全部送到宁波造纸厂，统统化成了纸浆。大舅听不懂他们的宁波话，一脸的疑惑。我把这一段话的意思讲给大舅听了，他脸上顿时现出非常惊愕的表情，随后深深地哀叹了一声。
在天一阁二楼书房里，到处都贴着封条。大舅看到一个窗户关没有不紧，走上前去把它关好。有一个窗户的玻璃破了，大舅向陪同的工作人员提出，要他们抓紧修好。在到处都是蜘蛛网和尘土的一楼库房里，大舅蹲在地上，仔细地观看一个书柜里的藏书，用笔记录着一些关键的词语，不时喃喃自语说，这次到南方忘记把照相机带来了。弄得两个陪同人员百思不得其解。
大舅在宁波的另一项任务，就是逛古旧书店。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古旧书店早已成为被人们遗忘的角落，原来的宁波古旧书店旧址变成了一个仓库，除了原来的库存外，还有一些“文化大革命”抄家时收缴的古旧书籍。我们在刘安明所长的帮助下，被破例允许进入参观。我第一次发现大舅对书籍是那么地痴迷，只要看到自己中意的书，他的眼里都会发出一种异样的光彩。大舅看中了一些书籍，他把我拉到一边，小声地对我说，你去和店里商量一下，我们能否购买一些？我去和那里的负责人交涉，他的脸上显出不屑一顾的神色：“你们还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本来要当废品处理的，你们喜欢就拿去好了。”我把这个信息反馈给大舅，他显得很高兴，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叠10元钱交给我。结账时，平均一本书也就是几毛钱，有的甚至更便宜。我找来一些绳子把书捆好，放在吉普车的行李箱上。回到招待所，我到军人服务社找来纸板箱，把这些书籍包装好，连夜去宁波火车站托运回北京，一直忙到晚上十一点。大舅一直没有睡觉，等待着我回来。
告别宁波，我们乘火车到达上虞。上虞县革命委员会来派两位干部接站，住在县委招待所。大舅到上虞的主要目的，是要看一下建在曹娥江畔的曹娥庙。我也从大舅那里，第一次知道东汉有一个叫曹娥的小女子，为了救父投江而死。也听大舅讲了东汉蔡邕题“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字于碑阴，隐语“绝妙好辞”四字，为中华第一字谜的趣事。在餐厅里，大舅兴致勃勃地听着服务员对绍兴黄酒的介绍，传统的绍兴黄酒有四个品种，分别是“元红、加饭、善酿、香雪”，大舅听了很感兴趣，把它记在一张纸片上。
上虞离绍兴不远，30公里左右，上虞县派车把我们送到绍兴，下榻在绍兴地委招待所，这是一个独门独户的小院。住下不久，绍兴地区革委会主任叶建华同志就来看望大舅。叶建华是从军队到地方工作的干部，穿着军装，戴着眼镜，对大舅非常尊敬。叶建华同志安排好接待工作，一日三餐都送到房间里。绍兴军分区在我们住的小院门口加了岗哨，还派了一个保卫干事，负责我们的安全。
离开宁波时，陈耀亭同志听说我们还要到绍兴，就给时任绍兴地委宣传部部长的黄逸宾同志写了一封信，以便我们有困难时可以求得帮助。根据信封的地址，我们找到黄逸宾同志的家。黄逸宾同志住在一个绍兴叫做“台门”的大院子里。坐下来一聊，黄逸宾同志是胶东老乡，莱阳人。再进一步聊下去，原来他们都曾受教于莱阳乡村师范，又先后到过延安，所以距离一下子就近了。
黄逸宾同志告诉大舅，绍兴在“文化大革命”中查抄的各类字画大约有十几万件，现在正在请专家们一一鉴定，准备出口去换取外汇。据说鉴定结果只有几十件是真迹，其余的全部是赝品。因为政府有规定，禁止二百年以上的书画出口。大舅认为，江浙历来是文物之邦，明清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这里，而且这些书画都是收藏家世世代代传袭下来的，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假的呢？当时大舅很是气愤，低声骂道：“都是一些不肖子孙”。晚上，我们在黄逸宾同志家吃饭。印象最深的是“五花猪肉蒸梅干菜”，大舅说他第一次吃到这种菜，还陪黄逸宾同志喝了一小杯绍兴老酒，大舅没有喝完，我替他喝了。
第二天上午，黄逸宾同志陪大舅参观鲁迅纪念馆。那时鲁迅纪念馆不对外开放，故居也处于关闭状态。我们先去故居，又到三味书屋。大舅要看当年鲁迅在书桌上刻的一个“早”字，那么多书桌堆放在一起，工作人员好不容易才找到那一张，大舅看的非常仔细，还用手抚摸了一下，又一次说到忘了带照相机，脸上一副遗憾的神情。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戴着白手套，把鲁迅手稿从一只楠木盒子里拿出来，给大舅鉴赏。鲁迅的手迹属于国宝级文物，一般人根本不可能享受这样高规格礼遇。我长期在电视媒体工作，但真正见到鲁迅先生真迹的，就是这一次。
我们又去绍兴的的一家古旧书店，这里的存书量比宁波要多一些。这也难怪，绍兴历来就是出读书人的地方。大舅不厌其烦地在一大堆古旧书籍里挑选了两大纸箱的旧书，双手都沾满了灰尘，我赶忙打来一盆热水给他洗手。这些古旧书籍本来马上就要当作废品被处理掉的，付完钱大舅口袋里只剩下几元钱了。望着这些本来将要化为纸浆的书籍逃出了一劫，大舅就象望着离家久归的孩子，那种神往的表情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回到杭州，我们陪大舅游览西湖，去了六和塔和花港观鱼。但大舅似乎对这些兴趣不是太大，于是父亲通过在浙江省文化局办公室工作的楼其旺同志，安排大舅去参观坐落在外西湖的浙江图书馆和文澜阁。本来想到善本馆里去看一些珍贵的藏书，不料馆藏善本都因战备需要，疏散去了外地。我们只看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查抄的手稿和书画，还有好多捆名人的墨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清道光年间湖广州总督林则徐的书法，有十几幅之多。
我们参观完正要离去时，大舅转身看到在楼梯的角落上，堆放着一大堆画轴。他走过去随手拿起了其中一个特别大的画轴，我们几个人帮助展开。这是一幅已经断裂的大画作，满幅画面是一株老梅，还题有一首诗，全文如下：“明月孤山处士家，湖光寒浸玉横斜。拟将篆 纵横笔，铁线圈成个个花。广平去后唤谁来，玉枪知稀瑾自怀。只有春风不势利，南枝开过北枝开。”落款是“乾隆三十五年秋日写，古橐刚奇又号鉴堂”，还盖有“刚奇”“江左布衣”“巢居子”三方印章，大舅看了对这幅画赞不绝口。陪同我们参观的图书馆刘镇旎先生告诉大舅，这幅画原是他父亲的多年收藏，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担心在“破四旧”中毁于一旦，就连同其他的一些收藏，都捐献给浙江图书馆了。因为当时天色将晚，大舅只记下这首诗的大概意思，回来后感到失落了什么似的，一直念念不忘。
第二天上午，我又专门去了一趟图书馆，把这首诗完整地抄了回来。记得大舅对我说，他总感到这幅作品的作者，那个叫刚奇号鉴堂的人，似乎和《红楼梦》的那个年代或与作者曹雪芹有什么关联。经大舅这么一说，也勾起了我对《红楼梦》的兴趣，以后大舅还专门给我寄来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版的《红楼梦》，上面还盖着他的私章。大舅回到北京后，又写信向刘镇旎先生咨询了一些情况，刘镇旎先生还专门把这幅画拍成照片寄给了他，以后他们一直保持着书信的往来。
在写这篇回忆录的时候，我向浙江图书馆的朋友打听刘镇旎先生的情况。他告诉我，刘先生1909年出生于安徽巢县，1933年毕业于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当过小学教员、校长，中学教员、教导主任。全国解放后，于1950年进浙江图书馆工作，专门从事古籍的征集和整理，对绘画、宣纸颇有研究，是和国学大家、担任浙江图书馆馆长达十五年之久的张宗祥先生一起共过事的老职员。刘镇旎先生1985年退休，1991年去世。
1979年冬天，大舅在怀念阿英同志的文章《阿英的晚年》中，还专门提到了这件事情：十二月我回到北京，把一些事情处理完，就去看望阿英同志。当我把刚奇又号鉴堂的那首诗抄给他看时，他竟比我还高兴。他反复吟颂着，十分赞赏地说，这首诗的格调很高，达到了脱尘傲俗的意境。最后二句：“只有春风不势利，南枝开过北枝开”写得好，直到今天还觉得意味深长。”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一次我到北京拍片，去西旧帘子胡同69号探望大舅。这是我与他1973年冬天分别后的第一次见面，他兴致勃勃地和我回忆起那一次的浙东之游，说那一次到南方时没有多走一走、多看一看，还有一些想去的地方没有去成，言谈中流露出一股十分遗憾的口吻，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故地重游。
1975年冬天，在邓小平同志主持军队工作期间，他和军队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罢黜的将领被重新启用，被任命为八一电影制片厂政治委员。经历了1976年的历史转折，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大舅的晚年，深感时间对于他的珍贵，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作出了一个常人不可理喻的决定，谢绝了军委要他到兰州军区任副政治委员的好意，并请了长期的创作假，毅然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繁重的写作之中，终将用他毕生的精力，完成了长篇小说《新波旧澜》四部曲《晋阳秋》《满山红》《汾水寒》《自由花》的创作，共计130万余字。这位不到十六岁就投身革命的老战士，用一部革命浪漫主义的史实巨作，为波澜壮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留下了永远的文学记忆。
年春天，我去北京拍摄外景，又去看望大舅。他正在书房里整理资料。他告诉我，驻扎在浙江金华的一军三师，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他当年工作过的晋绥老部队。三师几次邀请他回老部队视察，同时帮助他们整理军史，可惜一直没有机会成行。大舅指着桌子上的一大摞手稿说，华北战史稿写了好几年，最后聂帅指名要他从头到尾再通一遍文稿。虽然工作量很大，但是为了军队的历史，为了牺牲的战友，他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下来，最终完成了90万字《华北战史》的定稿工作。
1987年1月23日，我参加了“边疆万里行”的大型采访活动。10月初前进到拉萨时，我曾给大舅写过一信，汇报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因为我处于流动状态，我在信中特别交代大舅不要回信。在藏医院制药厂我买了两盒珍贵的藏药“珍珠七十”，准备送给大舅和妈妈各一盒。因为大舅的心脏不好，据说这个药对于心血管疾病有着特别疗效。
我从边疆地区回来后，忙于单位的一些琐事，同时也在体力恢复之中，正期盼着有机会去北京看望大舅，舅甥彻夜长谈，再次聆听他的教诲。1988年5月20日上午10点，一纸发自北京的电文传来了噩耗，母亲脸色陡变，嚎啕大哭。从此，我失去了敬爱的大舅，军队失去了一位儒将。据二哥回忆，他1983年去北京看望大舅时，大舅还滔滔不绝地说起自己的一些创作计划，如大青山战斗、改造绥远起义部队、36军入朝参战等，还要整理编撰他的藏书目录，收回因家庭原因散失在外的一些藏书，他还有多少想做的事情未竟，还有多少文学梦没有实现啊。
1955年军队第一次授衔时，大舅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是我军红军时期为数甚少的几个作家之一，也是一位在北京有些名气的藏书家。他猝然去世后，遵照他生前遗愿，将一生珍藏的古籍善本、名人字画及各类图书近4万册（件），其中古籍善本16936册，无偿捐献给了家乡蓬莱，由文化部、山东省文化厅和蓬莱县政府共同筹集了200余万元经费，在蓬莱的紫荆山下，修建了占地3208平方米、建筑面积848平方米的“慕湘藏书楼”，薄一波同志亲自题写了馆名。据我所知，在我国以个人命名的图书馆并不多，“慕湘藏书楼”无论馆藏质量和建设规模，在华北地区都是数得上的。一批数量可观的古籍善本中，有六件已经被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慕湘藏书楼”的内涵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于开发。
2011年夏天，我回老家威海时路过蓬莱。快进入市区时，刚刚说完“大舅，我来看您了”这句话，好好的一个艳阳天，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使我这个从不迷信的人顿感惊诧和震撼，心一下子拎了起来，真的相信世上有神灵了。我默默地走进藏书楼，一眼就见到了矗立在大厅里的慕湘塑像。我赶紧打来一盆水，用自己洗脸的毛巾，把大舅的塑像擦拭地干干净净，并敬献上一束洁白的马蹄莲。由于那是一个星期天，工作人员没有上班，我们参观后就离开了蓬莱前往威海。在威海接到杨爱娟馆长的电话，希望我们无论如何从威海回来时，和蓬莱市文化局的领导见个面，于是我从威海回来时又一次来到藏书楼。
在二楼库房的书橱里，摆放着大舅的各类藏书，其中就有1973年冬天从浙东搜集回来的那些书籍，顿时倍感亲切。大舅做事非常认真，我看到在有些书的后面，写着“1973年11月，在浙东购得”的字样。我送给大舅一只存放书稿和文件的樟木箱，也静静地躺在库房的角落里。斯人已逝，睹物思人，怀念先贤，百感交集。如今大舅和他一生的心血收藏回到了蓬莱，他为家乡做出了炳彪青史的巨大贡献。在日思夜想的故乡土地上，大舅永远和亲人们在一起，我想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吧。
钟冶平
2016年写于大舅百年诞辰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