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金燕副主任、尊敬的王奇洲副书记，各位领导，各位同志，上午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纪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缅怀抗日战争期间上虞军民的历史功绩，我的心情是激动和沉重的。1937年的7月7日，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地侵华战争爆发。八年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战，加上东北抗日联军的六年，前后长达十四年，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浴血奋战。根据战后国民政府的统计调查，1946年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审判时的起诉，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伤亡达380余万人以上，无辜平民死亡2000余万人以上，中国军民伤亡的总数超过3500万人以上，经济损失超过5000亿美元以上，这是中国百余年来最大的一次民族浩劫，几乎到了亡国的边缘。正是被列强逼到了死地，中华民族浴火重生，取得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抗击外敌入侵的伟大胜利。“抗战精神”是中华儿女用生命积累起来的宝贵财富，是中国民族崛起和富强的永恒动力。只要我们永远保持着“抗战精神”，就没有什么战胜不了的敌人和困难。

    刚才我们“双马影视”的陈俊伟总经理，向绍兴市党史研究室、上虞区党史研究室、上虞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赠送了八集高清文献纪录片《血染着我们的姓名》的光盘，这是2015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展现浦东人民、浙东人民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彰显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深切缅怀为开创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革命先烈，向抗日老战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而特别拍摄的。纪录片播出后，社会各界反应强烈。我有一位作家朋友，历来对这一类题材的片子不以为然，他拿到片子后居然一个通宵看完，先给我打来电话，后来又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如电话中所说，拍摄浙东这样的题材如何的掌控与发挥，能达至怎样的一种境况境界，我原来是存疑的。结果是大大超乎了我的预想，同类片中你独占了鳌头。重要的还不在此，重要的是你本真的情感，不懈的寻觅与求证，极为认真的创作态度和大量心血的注入。心与血的融汇，使得这部片子步入了精神价值戓精神生活的领域我想他的想法也代表了广大观众的评价。有时候工作之余，自己一个人静静地观看，依然经常被深深地感动着，感到了一种灵魂的净化。

 记得当时拍摄时，我们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人手少，时间紧，尤其是资金匮乏。我至今都不会忘记，2014年的春天，已90高龄的新四军老战士杨光叔叔，在竞生大姐、明明大哥的陪同下，亲自到余姚去为我们募集拍摄经费，如今杨光叔叔也已经不在了。双马影视的陈俊伟总经理是上虞人，不是上虞最有钱的企业家，在拍摄的启动阶段，慷慨解囊提供了30万元，他始终认为，党使我们走上了富裕的道路，要有一颗感恩的心。上虞广播电视总台的徐彪台长，听说我们拍摄这样一个红色题材的纪录片，二话不说为我们提供了拍摄经费20万元。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信念，在伟大抗战精神的感召下，我们的拍摄工作得以迅速开展。

    上虞是英雄辈出的土地，多少优秀的儿女为了民族的利益前仆后继，英勇献身。2015年5月，我到舟山群岛的大屿山岛拍摄外景。为了开辟海上抗日根据地，迎接大反攻的到来，1944年8月，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海防大队一中队70余名指战员奉命进驻大鱼山岛。 由于汉奸的告密，8月25日清晨，日军两百多人、伪军三百多人乘坐军舰，在两架飞机的掩护下，向大鱼山岛发起了进攻。战斗持续了近八个小时，共有43位指战员壮烈牺牲。在当年战场上建立起来的纪念碑上，烈士们的英名刻在上面，第二位就是英勇牺牲的指导员严洪珠。直到现在，我对他唯一的了解，就是知道他是上虞崧夏人，也不知道他家里还有没有亲人?有没有后人？

  原浙东游击纵队五支队三大队七中队的中队长观杰，是我们上虞章镇任叶村人。原名叫石永仙，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作为长子，备受祖父母的喜爱。他可以过着悠闲的小康生活，又是近视眼，但国难当头，他于1938年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193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3年春天到浙东，任司令部特务大队一中队中队长。1944年7月下旬，在粉碎汪伪中央税警团进攻、保卫根据地夏收的战斗中身负重伤英勇牺牲，留给战友们的最后一句话，是要一碗水喝。在2015年9.3阅兵式上，英模部队徒步方队中的“观杰中队”正步走过了天安门广场，接受了习近平主席和祖国人民的检阅。在这里我郑重建议，上虞区应该尽快和“观杰中队”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同时对烈士的墓地进行修缮和加强管理，因为这是观杰家乡上虞人民的骄傲和光荣。

  1987年1月，我参加了我们浙江电视台组织了《边疆万里行》的大型采访活动。时隔三十年，上个月我故地重游回到了云南。一个偶然机会，得知浙东抗日老战士、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王甸叔叔的近况。我在昆明停了下来等了两天，终于见到了王甸叔叔。王甸叔叔今年94岁，绍兴柯桥人，1940年16岁就加入了共产党，从浙西的天目山到四明山浙东抗日根据地。1945年随军北撤后在一纵三旅政治部工作。1949年第二野战军南下西南时需要干部，他从三野调到了二野，先到川北，1953年到云南。文革前是云南省委的副秘书长，云南日报总编辑，是云南的笔杆子。为什么我那么想见到王甸叔叔呢？我们拍摄的八集纪录片《血染着我们的姓名》第五集《战地红花》里，写到了鄞县鄞江区委书记李敏烈士。王甸叔叔是她的入党介绍人，同时也是她的恋人。李敏烈士牺牲重新入殓时，王甸剪叔叔剪下了她的一缕头发珍藏在身边，在北撤告别浙东的船上，王甸叔叔把它撒向了东海。解放后，王甸剪叔叔每年都要委托当地政府为李敏烈士扫墓。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王甸叔叔回到了四明山。在浙东的日子里，王甸叔叔第一次见到了烈士的母亲王姣香老人，挥泪写下了长诗《山村纪事》，缅怀心中的李敏。长诗的第一句这样写道：妈妈，四十年来，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你。女儿长得多么的像你啊，一个含笑的侧影。王甸叔叔患有严重的哮喘病，已经多年不见外人，听说我们是从浙江来的，破例接见了我们。我还拍摄了一组王甸叔叔的镜头，这可能就是最后的影像资料了，极其珍贵。王甸叔叔对我说，他多么想再回浙东去看看啊，他说1945年9月，就是在上虞县城的丰惠镇，传达了华中局关于浙东区北撤的电报。王甸叔叔说，当时许多同志都哭了，他也流下了热泪，真是舍不得离开这一片红色的土地啊。王甸叔叔在我的题字本上写下了“浙东乡亲好”五个字，再三委托我代他向浙东的父老乡亲们问好，在这里我把王甸叔叔的问候带给大家，带给浙东的父老乡亲们。

好，我就说这些吧，谢谢大家。

                      钟冶平

                      2017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