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韬奋书店，是我党在浙东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后，为适应我军和根据地不断扩大的新形势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专门从事出版发行工作的机构。它在浙东革命根据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抗日军民供应精神食粮，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分化敌人方面做出了贡献。

1942年夏，华中局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展武装、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成立了浙东区党委。当时，我军正处于日寇、伪军、国民党顽固派围攻的尖锐复杂的环境，战斗频繁，流动性大。为打破敌人的新闻封锁和扩大抗日宣传，区党委决定迅速建立新闻台（台长施乐之），收录延安新华社电讯；成立时事简讯社（社长钟林），油印出版《时事简讯》报。1942年秋冬和1943年初，我军在三北地区反“扫荡”三战三捷，在反顽（艾部）自卫战斗中取得胜利，我军挺进四明山区，部队控制的地区进一步扩大，地方机构相继建立，我们的新闻出版工作也有了发展。1943年7月开始，《新浙东报》代替了《时事简讯》，同时建立了新的体制，正式成立了新浙东报社印刷厂和发行部，并附有一个纸厂。由于根据地和部队不断扩大，根据地军民迫切需要革命图书，随着印刷厂设备的逐步增加，印刷能力日益增强，除《新浙东报》和以战士为对象的《战斗报》外，还有能力印刷图书；新浙东报社发行部不仅发行报纸，也发行图书，书报发行量逐渐增多，在三北成立了发行部。发行部、发行分部，均和当地交通站密切配合，相互协作，依靠他们力量，共同完成书报分发任务。

1944年第二次反顽斗争胜利结束后，四明山和三北地区已在我军控制之下连成一片。由于新的形势，浙东区党委宣传部在召开了浙东宣教工作会议后，决定成立浙东书局，由浙东区党委宣传部长张瑞昌（顾德欢）直接领导。宣传部还设立出版发行科，由诸克任科长，直接为广大读者服务。同年冬天，为纪念邹韬奋在上海不幸逝世，又改名为浙东韬奋书店。

浙东韬奋书店，初建时由诸克兼任经理，设发行总部（开始在杜徐，后搬梁弄，最后到袁马），由钟虹任总部主任，下设梁弄和三北两分部，三北分部由张黎负责，梁弄分部由周克非负责。浙东的出版发行事业，随着形势的发展也迅速发生变化。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陆续在上虞、余上、鄞西、嵊新奉、章家埠等地建立分部。这些分部对外统称韬奋书店。

印刷厂也是随着形势发展而不断扩大。《新浙东报》印刷厂的机器和铅字都是在和敌人战斗中缴获的。1943年7月7日，出版了第一张铅印的报纸。工厂建立在杜徐岙上面的“泥镬里”，是在一位叫邦土的家里，楼下安装了印刷机，楼上是排字房，邦土等基本群众给了我们工厂很大的支援。不久，国民党突击营向我游击区发动进攻，上级决定印刷厂机器设备打埋伏，携带一些轻便设备转移到姚江以北的三北地区。为了在三北建厂作准备，副厂长陈永琳在俞家岙制作排字房用的字架字盘等，又从余姚请来了老师傅杨梦贞，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帮助采购来了手摇铸字炉和一副新五号字铜模，就在三北茅山的半山腰上开始铸字，在茅山经石埠方向半山腰上搭了几间茅草屋，作排字房、机器房和伙房。1944年春天，工厂开始工作了，用新五号字排印的报纸又出版了。由于反顽战斗的胜利，姚江以南的四明山区形势开始好转，领导上派出一部分同志回到泥镬里作复厂准备，厂房也是在半山腰搭起几间茅房。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又开始投入生产了，三北茅山的印刷厂也搬回和泥镬里印刷厂合并。以后，泥镬里印刷厂又分出一部分人员在鄞西王家坪（半山腰上）建立了新厂，主要印刷书籍。随着形势发展，印刷厂发展为3个厂：一厂是印《新浙东报》等报刊为主；二厂是印刷图书为主；三厂是石印印刷浙东银行的“抗币”。抗战胜利后，3个厂都集中至袁马，合并为1个大厂。

在1944年底，发行总部、印刷厂和新建纸厂，统一由浙东韬奋书店领导。书店增加了一位副经理陈永年，发行总部仍由钟虹负责，印刷刷厂由何平负责，纸厂由吴唐华负责。书店内部分设出版股（股长徐炽汉）、会计股（股长鲁明）、干训班（指导员狄耳）等组织。

书店设有编辑部，出版工作主要翻印各解放区出版的图书。在书店成立之前，《新浙东报》社负责翻印出版工作。浙东出版的第一本书是是《关于红四军的决议》，这是用钢板刻写油印出版的。1943年5月以后，试印活页文选，以后就用铅印出版了。先后出版的图书有《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政策》、《根据地的减租减息》、《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整顿三风》、《我们的策略》、《一笔总账》、《评中国之命运》、《王贵与李香香》、《兄妹开荒》、《政治常识》、《根据地建设问题》等几十种书。还印了小学课本《国语常识读本》等书。北撤前夕，还印了一本内部发行的《锄奸文献》。《政治常识》、《根据地地建设问题》两书是张瑞昌部长亲自编的，也是浙东出版的图书中仅有的两种自编书。

    浙东根据地最年轻，地区不大，且处于蒋介石的老窝附近，敌人的心脏，每天都有敌人来袭击的可能，工作和睡觉都不能安生，有时一个晚上要换几个地方。环境既艰苦又复杂，物质条件相当困难。但同志们在党的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下，抱着抗日必胜，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的信念，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大家团结友爱，亲如手足，努力克服困难，严肃认真地做好出版工作。当时印书用的白报纸是依靠各地抗日军民的帮助，冒着生命危险从上海、宁波、余姚等敌占区采购来的。有一次我们满载一帆船的纸张、油墨以及铸字炉、铜模等各种器材物资，途经浦东沿海的老港附近时，正好风平浪静，靠风力航行的帆船实在难以移动，只得停靠在老港口岸。一靠岸即派人与当地联络，得知敌伪正在“清乡”，我物资船如被发现，就有全部被劫走的危险。这时，当地党组织立即派人帮助我们很快将全船货物用小船暂时卸到附近的伪军据点。原来附近几个伪军据点有敌工关系，均为我方所控制。物资运走后，责令伪军小头目保管，避过日寇耳目，然后再伺机运回。尽管当时白报纸来之不易，我们出版的图书为便于读者长期保存，还是全部采用了白报纸出版。像《根据地建设问题》有四五百面，《整风文献》和《政治常识》有三四百面，这几种厚本书的装订，是用布做书脊的，适应了当时的战争环境，使携带时不易损坏。又如《政治常识》等，为便于干部战士随身装在口袋里携带，是用48开本出版的。在校对工作同志的辛勤努力下，当时我们的出版物中极少有错字。图书的印数，一般是1000册至3000册，印数最多的是《政治常识》一书，再版了一二次，部队中的战士几乎人手一册。因为没有打纸型的条件，再版一次是很不容易的。

    《新浙东报》由3日刊改为双日刊，以后又改为日报，份数由一二千份增加到四五千份。为了使浙东根据地军民能及时看到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解放区不断取得胜利的喜讯，书店对《新浙东报》的发行，努力做到随出随发。当时运送书报，完全靠肩背和担挑，书店的发行总部有十余个通讯员，大多是13岁至16岁的小同志，他们机智勇敢，不分昼夜，不畏烈日严寒，风雨无阻，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天天把报纸送到各部队驻地和根据地的各个地方。有一次，印刷厂副厂长陈永琳同志为印报纸找材料，途中路过一小村，发现村内有嘈杂声音，他机警地进村察看。刚到村口，敌人已持枪出现。原来这股顽敌是出来强拉挑夫的。陈永琳同志身穿便衣，敌人将他和老百姓一起抓了起来。敌军发现这个人个子不大，就叫他背两个药箱，随着行走。可是不久，这股顽军与我军遭遇，刚一接火，挑夫动乱，他也乘机背着药箱跑回到了我军阵地。还有一次，约1944年10月，我三北发行分部，正将送到的大捆书报分包完，交由两个发行员捆好分别送出，突然三北交通站接到情报通知，立即撤离，上山隐蔽。我发行分部负责人张黎（女）同志马上将待发的《新浙东报》装在两个竹篓里，叫竺振放同志挑上两篓报纸立即先上山，她与另一位女同志陈捷（曾美秋），将桌上的文件、名单及文具用品迅速收拾整理干净，打好埋伏，走出门口几步正准备撤离时，遇上两个汪伪便衣特务手持盒枪喝令站住，对她两人搜身，未得证据，但仍强行带走。竺振放同志因早走几分钟已上山脱险，而张黎、陈捷同志却遭逮捕，关押在宁波，她们在敌人面前改名换姓，未透露任何情况。后经我地下党同志设法营救，交保释放。此后，又经组织决定，打入敌伪内部，为我军搜集情报做了大量工作，为对敌斗争创造了很好条件，为党作出了很大贡献。

为了及时发行书报，书店的同志有时还乔装商人或山民，挑着夹有书报的圆木、锅盖、马桶等山货到石步村再转发各地，待发出书报，再将锅盖、马桶等挑到街上卖掉。

书店还通过各种渠道做好发行工作，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书报，是送到敌伪手中的。当时为宣传我党的主张和政策，并报道我军胜利消息，以瓦解敌军，在敌工部门的领导下，出版了一份日文《解放周报》。它采用了多种渠道发送，有城工部同志转递，有我直接邮寄，也有我联络站同志化装进城去分发，也有我发行部直接派人送的。我发行员黄流思经常带着日文报混进余姚城。到了黄昏，就走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墙角处，将报纸投进院内，自己迅速转过墙角，避开岗哨视线，走小路脱身。这样搞很见效，可是，一次刚转弯，就被一只大手揪住了，被拉进离司令部百多米的房子里，敌军边摇手边捂住他的嘴，意思是说，不要声张，也不要咬人。然后边做手势说：“这个（指报纸）不要（不要丢进去）”那边（伸出大拇指）要撕拉撕拉的（指那边住着做官的见了要杀头）”，并伸出小拇指，指这里要，意思是这里都是小兵，他们愿看，今后要把报纸送到这里。日兵吃力地比划总算沟通了彼此的意思，并开门叫他离开。就这样为后来送报纸找到了新路子。

游击区的书店，住的地方都借老百姓的房子。有时书报刚印出来，或从上海等地刚运到，为了保存好这些图书，书店的同志想方设法，有时在“南山”，有时在三北游击区，依靠当地群众在山岙或竹林中，将书籍伪装成草夹棺材，盖上稻草，予以“埋伏”。

书店为节约经费避免浪费，图书是用销售的方式发行的。但销售的价格很低，仅收回一小部分成本费。各发行部凡设立门市部的都有自己印的图书销售，还兼卖一些文具。如梁弄等门市部除了销售书报外，为解决根据地干部、战士学习的需要，还从上海、宁波购进了一部分文具，如钢笔、铅笔、日记本子、墨水等。当时在部队，有不少战士有上海出产的新民牌自来水笔，大都是由书店供应的。

在大发展的形势下，随着章家埠的解放，书店很快在那里设立了门市部。章家埠的门市部场地虽然小，但摆设新颖，陈列的图书品种，不仅有自己的“本版”书，还有从上海新知书店进的“外版”书（这些书大部分是由蒋建德、王祖纪等同志秘密押运来的），而且全部敞架供应，供大家自由选购，并设了读者意见本。这个门市部在小小的集镇上吸引了众多的读者，轰动一时。区党委的领导，部队首长，经常前来光顾。

发行总部还开展一部分图书邮购工作，为游击区的机关、部队读者服务，通过邮购书信的往来，也使一些素不相识的同志成为书店的好友。为了使我们的书报能更多地同群众见面，总部在根据地内还曾委托一些商店代销书报，大家为之称便。

1945年初，书店还接受了一项印制“抗币”的光荣任务。由于当时印刷抗币的设备和技术力量都不足，印刷厂同志克服了种种困难，采用石印，终于在1945年4月1日正式发行前印制出了第一批“抗币”，先后陆续印制了5角、1元、5元、10元4种抗币。它的发行，为浙东根据地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发展生产、稳定物价和保障人民生活起了重要作用。

书店的人员来源主要靠浙东纵队政治部分配，大多是从上海、宁波、浙南等地来的青年学生。还组织当地同志设法动员自己的亲友参加革命。我们的队伍，基本上是自力更生培养出来，并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书店是既有物资又有现金的单位，大多数同志不会理财，当时采用了随教随学的办法，在1944年冬天和1945年上半年办过一二期会计等业务短训班，学完以后马上参加了书店业务工作，适应了急需。顾墨卿同志就是从三北发行分部调来学习后马上分配到章家埠开设韬奋书店的。印刷厂的校对郑菌之(现名肖虹),学习后，仍回印刷厂搞校对兼会计工作。

1945年夏，粟裕、叶飞同志率大军渡江南下，成立了苏浙军区，并在浙西孝丰等地打了几次胜仗，消灭国民党顽固派上万人。我浙东纵队在上虞，消灭了“田胡子”部，争取了张俊升部起义，并打算把浙西和浙东根据地连成一片，要解放大片新区。在抗战胜利的时候，我部队向鄞江桥挺进，准备解放宁波市，书店派出了一个组，和报社同志一起随军前进，一路上张贴标语做宣传工作，分发书报，并打算宁波解放后接收敌伪书店开设新书店。由于后来战略任务的改变而返回总部。

为开辟新区作准备，1945年6月，区党委宣传部抽调钟虹、赵诚、陈维生、赵刚、唐贤等同志去淞沪特委，在特委领导下开展浦东和浦西的出版发行工作。在浦西，在当时支队政委陈伟达同志的领导和关怀下，由书店的几个同志临时组成一个班子，每天出版“新华社简讯”油印报（8开），每期五六百份，及时将我党的方针政策、时事新闻传播到部队和地方各个角落。与此同时在浦东还出版了《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直到10月间我军北撤时为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我党中央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决定主动作战略转移，从浙东等解放区撤出我军。1945年9月底，浙东部队奉命北撤，浙东区党委为了保存战斗力，为了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决定动员一批同志精简回家。这时部队奉命待发，情况万分紧急，同志们都毫无思想准备，平日大家亲如兄弟姐妹，一旦分手别离，实在依依不舍，但大家都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决定，在印完最后一期刊有《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的《新浙东报》后，大家忍痛别离，自找出路。不少同志通过各种途径，到了苏中回到部队。书店（包括印刷厂）共有四五十人随部队北撤到了山东和苏北解放区。浙东韬奋书店的业务也就此结束。

                 钟虹  陈树穗  鲁明  董大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