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0月成立浙东游击纵队后勤部织工部，主任黄亚奋，地点在余姚冠佩山中，有四五间房子，动员地下党干部家属参加工作，当时有两部缝纫机、两部摇袜机作为主要生产工具，而这些机器又是靠当时余姚周行地下党领导的妇女联合社主任张淑贞同志支持的，这就是被服总厂的前身。

第一批工人有张素君、邹玲君、储月娥、金婉珍、金彩英、金彩兰等人。11月又来了第二批工人张梅逢、张雪芳、卢学如等人。当时的任务是做绑带、子弹带、米袋、手榴弹套、雨伞套、饭碗套等。

1943年初，敌人前来扫荡，织工部就先后流动到余姚南黄、茭湖、万太坞、田厂、仁登寺等地。这时由上海地下党帮助招募了吴堂浩、孙夏至、秦芸、沈阿华、小王等5位红帮裁缝来，并带来5部缝纫机，他们是薪金制的。另外由绍兴地下党介绍来的干部家属韩瑞娟、俞菊英、魏瑞珠、茅蕊心等人，人员不断扩大，组织也有调整。原来的领导人黄亚奋调县办工作，由孙敏儒兼任主任，徐亦群、钱霞如任正副指导员，袁华英同志也短期任过指导员，鲁刚任文化教员。由于部队不断扩大，军需任务也日益繁重，这时除了原来的缝纫组、裁剪组、车工组外，又成立了手工组，专门做侦察员便衣长施、短衫等。生产的品种也增加棉衣、棉裤、军装、机枪套、垫肩、套子等，经常加班加点、开夜工，以煤油灯照明，生活十分艰苦，又经常处于流动状态。自背米袋、背包等，还要抬机器，睡地铺、盖稻草，吃的是盐炒黄豆、地瓜。毛笋、龙头烤等。很少吃肉，但大家的政治热情很高，一切为了前线，保障部队供应，从不考虑个人得失。

1943年4月，余姚当地干部又动员本地裁缝舒伍乾、徐仲林、陈金佩、阿兴等人参加工作，这时织工部已发展到60多人，除做军装外，部队需要什么就做什么，军需任务是很繁重的。

1944年春，第二次反顽战争开始，突击营横行四明山，形势十分紧张，大部队已转移到三北，织工部大部分人员也转移到三北，部分人员和机器在四明山打埋伏，少数人坚持分散劳动。

1944年秋，第二次反顽战争结束，形势开始好转，织工部与三北被服厂和四明被服厂合并成为浙东纵队后勤部被服总厂。这时的厂长蔡鹤鸣、正副指导员钱霞如、方舟。组织机构比较健全，也比较正规，住地在余姚杜徐，设有手工组、裁剪组、车工组、打包组等，设备也较健全，除有缝纫机、摇袜机外，还有锁扣机、打包机、仓库等，军装以细布为主，条件日益改善，这个厂一直坚持到1945年9月北撤，为部队军需供应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了适应部队军需发展的需要，1944年春，新成立了浙东民生布厂，负贵人郭雪聪、袁华英，织工部的部分工人如张梅逢、岑永福、罗婉珍等人原来就有织布技术，调到布厂。张梅逢任保管员，另外从鄞县一带通过地下党关系招来百余工人。实行多劳多得的薪金制。又从宁波城里搞来一部大机器，能带动12部织布机进行生产。布厂内设有牵纱、织布、摇纱、印染四个部门，织出来的白色细布专供被服厂使用，棉纱是通过宁波地下党关系运来，布厂地址在余姚深坑，这时布厂的规模已有100余人，保障了被服厂的需要。

为了适应军需生产的需要，1944年下半年还成立了鞋厂，从宁波招来10余工人，专做布鞋、皮鞋、皮包等，驻地在余姚鲁家岙，都属于当时纵队后勤部领导。

三北被服厂，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最初是1942年夏由徐文照、王妙顺、吕志乔等人在逍林镇承包三五支队的部分被服用品，分散加工，做好的棉衣、棉被等放在宋家地主家里。当时被艾庆璋、黄八妹等顽杂部队抢走。工场被迫停工。以后部队打垮了艾部，取得了第一次反顽斗争胜利。被抢去的被服全部追回。1943年初，才有了正式的组织和领导；当时也叫织工部，主任陈阿福，指导员谢田夫，先在谭河堰毛家毛启农家里住，几个月后，到了冬天，又迁到天后宫北面土地堂村，由于敌人不断扫荡、被服厂经常流动，曾先后到过三七市、大池墩、二六市上面的五磊寺等地，组织上又派了杨照诚任厂长、陈阿福任副厂长、傅尔任文化教员兼会计，许民任司务长。当时已有二、三十个工人，谢田夫同志调回部队后，由陈均同志任指导员，1944年下半年就与纵队后勤部织工部合并成为被服总厂了。

                       陈孟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