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1942年~1943年，中共领导下的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在敌、伪、顽的严密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下，处于最艰难时期。根据地缩小、部队减员、经济困难成为各抗日根据地面临的三大难题。坚持在敌伪顽腹心之地的新四军七师皖江抗日根据地，全国十九个抗日根据地之一。在坚持对敌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1941年5月1日成立时新四军七师兵力不足2000人，抗日游击区不超过4000平方公里，人口不过百万。到1945年北撤时，已拥有革命武装近20万（主力部队3万，地方武装，民兵15.6万），根据地面积2.25万平方公里，有14个县级政权，人口300余万。成为同期，从初期靠打“资敌”（没收资敌者的财产）和流动设卡收税摊派人头税勉强维持军费和地方政府财政来源的七师，成为在新四军、八路军中军费来源最充裕、伙食标准最高（每月10元，主食大米、另发零用钱、一支牙膏、香烟三条）、军装最整齐（军部特批，全军唯一用料进口龙头细布），武器装备最先进（全日式），财政储备最充足，拥有三万雄兵的主力部队，当时被誉为“富七师，甲全军”。

抗战期间，七师暨皖江根据地对新四军的财政、物资贡献最大。据新四军赖传珠参谋长日记的不完全记录：1942年底~1945年春的仅二年多时间，仅七师支持给军部及通过军部转交新四军五师的现款，约达5300万元法币（按当时价，折黄金26.5万两）。其中，44年1月~45年1月的一年间，上交现款高达4400万元。按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供给标准，可供20个甲级师的一年供养。是1937年11月~1940年12月，国民党政府给新四军拨付总经费不足220万元（皖南事变后即中断）的20倍以上。此外，还上交军部大量军需用品、通讯器材；多次在资金上支持二师、五师。按当时新四军和华中局的规定，皖江抗日民主根据地财政总收入中1/3归地方政府，1/3交军队，1/3交军部推算，至1944年，七师和皖江根据地的年财政可支配收入应已不少于1.5亿元。（当时实物价：10元可购买大米三担）。自1945年10月七师师部北撤至淮阴至1947年春新四军正式撤编和1948年大成公司撤销为止，七师师部和华东局国区部分别多次向苏皖区政府、华中分局、山东分局、华东局移交的工厂设备、黄金、资金、及在国统区银行存款，据曾负责清帐移交的孙冶方、薛暮桥、张凯帆、沈君常等同志回忆，总资产应在1亿以上，

折50万两黄金。在中国革命战争史和二次世界大战史上，堪称战时经济的奇迹。陈毅、赖传珠、谭震林等军部领导在生前，李先念、宋任穷、陈丕显、叶飞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悼念时任七师政委兼皖江区党委书记曾希圣同志的文章中，对七师在抗战危难时刻，在经济和物资上给予二师、五师和军部（部份由军部上交延安）的巨大贡献，一致予以高度评价。

这一奇迹是七师和皖江军民共同创造的，其中传奇人物曾希圣和蔡辉是奇迹的主要策划者、组织者和实践者。

 1942年8月：军部急电救援

1942年8月下旬，新四军军部为解决冬季军需，急电当时战事较为平缓的七师暨皖中（43年后改为皖江）抗日根据地筹款筹资。电报内容大意：“急速筹集大批款子和布匹、药品，赶往苏北军部，以济军需。”为此，赖传珠参谋长特派新四军供给部叶进明副部长【注一】率精干小分队日夜兼程赶往七师皖中地区督办。自1941年5月1日七师成立以来，在七师政委曾希圣、代师长傅秋涛经略下，以巢无为中心的根据地活动区域中从约4000平方公里扩展至2.25万平方公里。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不足2000人发展6000多人、民兵达2.5万人，在沿江以无为为中心东至和（县）合（山）西至庐江，南至巢湖的广大地区，基本站稳了脚，在无为县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财政工作在皖中财经委主任唐晓光、副主任林立、后奕斋领导下，也做得比较出色。1942年全年财政收入达到2478万元，除留用1540万元外，上交华中局、军部749万元，结存189万元，在华中各根据地中财经状况首屈一指。

叶进明到皖江后，被任命为七师供给部部长。约一个星期，就组成100多人武装运输队，由兵站站长马大勋同志率队，每人携1万元和1至2匹布和药品、电池。师部派十九旅五十五团团长张铚秀【注二】率二个连及六名营团干部会同含合独立团马长炎团长【注三】率领的三个连，共五个连的兵力，武装护送到淮南的二师，再由二师护送到苏北军部。武装押运途中，在津浦路附近的和县北部离滁河不远的石灰张村，与闻讯前来阻截的500多名日军血战1天，从黎明到傍晚，击退日军10余次进攻，迫使敌寇溃退。独立团三连长彭司宝、五连长王志树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当晚，武装运输队从官渡过滁河。抵达二师防区，军需物资、钱款丝毫未损。此后，又送了一批。至1942年底，七师累计上交军部钱款749万元，占财政收入1/3，另有布匹、西药、电池等均需用品未计。

当时七师所在皖江根据地与新四军其它师仅在根据地相比，有一定的地理和环境优势。此外，41年5月~42年底以前，敌伪集中在苏北、苏中“扫荡”，在苏南“清乡”，企图寻找我主力部队决战；七师坚持隐蔽发展方针，虽然与敌伪顽小规模战事不断，但无重大战事，客观上给予皖中人民休养生息的条件。因此，军部的赖传珠参谋长和华中局财经委曾山主任，42年秋开始，都不约而同把解决军部军费困难的主要来源寄希望于七师。

但七师筹款筹物也面临极大困难。1942年秋冬为军部数次筹款后，七师已面临财政枯竭的困难。当时七师主要经济来源有两个途径：一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中断供给后，沿袭大革命时期打土豪的方法，靠打“资敌”筹款。就是以武力向汉奸夺财；二是以地方武装在水路交通要道设卡，收“买路钱”（收出入境商人所携货物的过境税）。这两种做法如果分寸把握不准，很容易扩大化，伤及中间派和中小商贩利益。而且，皖江根据地核心区巢无庐根据地从游击区到形成稳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仅一年多，政权建设也刚刚起步，仅有一个县级政府。1942年初才成立的皖中财经委员会只有三个货物检查处（兼税收机构），其中二个货检机构没在游击区，所可控税收极为有限。如何在根据地内外敌伪据点林立，东线津浦、北线淮南两条线被严密封锁，南有大江日本军舰日夜游弋、西有大别山桂系盘踞，根据地经济基础薄弱、人民经济承受力极为有限的特定条件下，既不与民夺利，又为抗日军队和根据地的发展和保障军部和兄弟部队之需，开拓新的财源，成为曾希圣和皖江抗日政权面临的重大挑战。

 1942年12月：华中局雪中送炭

1942年年底，曾希圣到军部和华中局汇报和参加华中党校学习时到处为皖江“挖人”，主要是财经、军工方面的领袖人才。当时，华中局已成立了由曾山领衔的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是朱毅、方毅。曾希圣找到曾山，要求尽快选派有能力的财经领导干部到皖江抓经济。但当时曾山手里几个新四军有名的财经高手，已各有其位（苏中陈国栋、苏北骆耕漠、淮海顾准、淮南陈穆、淮北李人俊、鄂豫边范醒之，后苏皖汪道涵）。惟江南六师的蔡辉（蔡悲鸿）当时正在华中党校学习，曾山想调他去华中局财经委。曾希圣碰到谭震林（当时从六师暂调军部任政治部主任），当时谭将调二师任政委，也想调蔡辉随任。曾希圣抢先找曾山要人。曾希圣又通过叶进明向军部催要蔡辉。曾希圣对叶说：“七师部队所能筹集的钱和物，现在看来要枯竭了，但地方的财务潜力还不少，你要组织力量征收……你报请军部，要求增派财经工作的干部来七师。你们的任务是既要保障让七师发展的要求，又要尽力满足军部对我们的要求。”权衡结果，曾山认为皖江是军部财源重点，决定蔡辉调七师。

1942年冬，我军截获国民党拟于1943年春对盐阜区（军部所在）重兵扫荡的情报，华中局和新四军部组织部分干部向各师根据地转移，曾山和七师政治部主任何为夫妇率蔡辉、谭伟、徐德明等一批财经干部先后赶到皖江七师所在地无为。

（曾希圣在1958年曾感叹说：“曾山派蔡辉到七师，真是雪中送炭啊！”谭震林则埋怨道：“蔡辉当年跟我走，决不至于被冤死”。）

                1943年1月：皖江英才际会

曾希圣，1904年生人，长蔡辉近10岁，当年仅38岁。【注四】

曾希圣1941年5月1日出任七师和皖江党政军领导以前，虽没有担任高级军事指挥官独立带兵和独立开辟、主政根据地的经历，但他有过人的谋略和大局洞察力，善于驾驭全局；性格坚强，坚忍不拔，工作作风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执行纪律严格，讲究一丝不苟，为人胸襟坦荡，坚持原则、爱憎分明，不搞阴谋诡计，不算计人。虽有刚愎自用的不足，但在皖江时期用人不拘一格，不搞小圈子，“五湖四海”的党内外统一战线工作搞的非常出色。在军队建设中，曾希圣善于“兼容并济”。当时的七师部队中既有“皖南事变”突围的坚持三年敌后游击战争的部队和干部，又有延安调来的长征干部、还有长期坚持皖南和江北游击战争的皖南、皖中地方武装和干部，也有当地爱国人士在国民党名下发展的各类民众抗日武装。曾希圣经过一系列调整，使各部形成合力共同御敌，从不足2000人的小武装建成一支有3万精兵的主力部队，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战功显赫。在地方政权建设中，曾希圣坚持以地方干部为主、以统一战线为基础，依靠在当地有威信的拥护共产党的爱国人士和熟悉地方情况的地方党领袖，使政权建设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

深受谭震林、曾山器重的蔡辉，到皖江又受到曾希圣的特殊偏爱和器重。据七师老同志说，曾希圣在毛主席、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多年，一直在军委掌控核心机密，虽战略全局观很强，但资格老，位高权重，为人耿直，要求严格，好发脾气，骂娘，拍桌子，吹胡子瞪眼是常事，大家都心存畏惧。唯有蔡辉和他情同手足，相处时可无拘无束。在七师工作期间，曾希圣谁都骂过，唯独没有跟蔡辉红过脸。除了工作上十分顺手外，蔡辉和曾希圣虽然年龄、职务、资历相差很远，但两个人都善读“三国”，爱下棋、打麻将，两个人都有长期上海地下工作的经历，都是敌工情报的高手，很多方面情趣投合。蔡辉的爱人李宁和曾希圣的爱人余叔，当时都年轻漂亮，都是从上海投奔新四军的青年学生，参军，入党的时间差不多，也相处融洽，情同姐妹。

皖江行署主任吕惠生【注五】、曾任皖江行署副主任的汤晓光【注六】，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和广泛的社会人脉。在军事领导岗位，战将如云。七师军队主要领导人代师长傅秋涛【注七】、代师长兼皖江军区司令员谭希林【注八】、七师首任参谋长孙仲德【注九】、首任政治部主任何伟【注十】、七师副政委兼组织部长李步新【注十一】、七师副参谋长兼十九旅旅长林维先【注十二】、七师政治部主任王集成【注十三】、七师政治部副主任黄火星【注十四】、七师十九旅参谋长张铚秀【注十五】，都是久经沙场的红军精英。

蔡辉实际主持皖江财经领导工作后，地方财经收入和军队供给、军工、装备都有明显和极大改善；行署领导和军队将领们绝大多数都非常支持蔡辉的工作，要兵给兵，要干部给干部。也经常三、两结伙到“汤家沟”吃“小灶”，与蔡辉建立起很深厚的感情。

1943年春，与蔡辉相继抵达皖江根据地的还有一位在此后领导皖江财经工作中发挥了重大支持保障作用的重要领导人张凯帆【注十六】。张凯帆是新四军中的大才子，有与李一氓齐名的一笔好书法，尤其擅长诗文辞赋。在奉调皖江前，张凯帆任新四军二师司令部秘书长（司令罗炳辉将军）、津浦路东各界联防办事处秘书长（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兼办事处主任，方毅为副主任、张凯帆主持日常工作）兼参议会秘书长。办事处实际是行署级的政权机构。办事处下辖六县，来安、六合、仪征、嘉山、天长等县，南临长江，北倚淮河，西至津浦，直逼汪伪“首都”南京，是新四军二师与四师、七师、苏北一师和军部的通道。主要职能是筹粮、筹款、征兵、支前、货检、保证部队给养和领导抗日政权建设和民众抗日组织。1942年12月底，张凯帆携夫人史迈共赴皖江。史迈与蔡辉妻子李宁同为1920年生人，今安徽纵阳县史家湾人。史迈【注十七】出自名门，受过良好教育。到皖江后，和余叔（曾希圣妻子）、李宁（蔡辉妻子）、吴铭（陆学斌妻子，浙江人，陆学斌曾任无为县长，解放后曾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长）；严行（黄耀南妻子，黄耀南，解放后曾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因年龄、出身、文化、参军、背景、资历状况大体相似，故一见如故，情同姐妹，结下很深厚的战斗友情（史迈、吴铭、李宁的亲密交往，一直延续几十年，直到他们相继去世）。张凯帆比蔡辉大5岁，但和蔡辉在气质上相近，外儒内刚，文质彬彬，都写一笔好字，文学修养很深，善饮、嗜烟、嗜打麻将。张凯帆和蔡辉都有过上海地下党的工作经历，都有过被捕入狱的经历，都有脱党后寻找上海党组织的经历，都有组织地方抗日武装的经历，都有创建和领导抗日民主政权的经历（张凯帆1940年3月任二师津浦路东第一个抗日民族政府来安县的县委书记。1940年10月，蔡辉任苏南第一个抗日政权沙洲县工委书记、县长）。这些经历和经验，成为两人情投意合的基础。更为巧合的是，1933年张凯帆坐牢时，蔡辉的胞兄蔡志锷是他的同室狱友，两人曾共同组织狱中斗争。蔡志锷在狱中被公称为“红色律师”，常为狱友打抱不平，表现很突出，与张凯帆有过生死之交。由于这一层关系，两人的私交甚深。

蔡辉奉调皖江时，不到30岁，但已有十多年的革命经历。蔡辉（原名蔡志伦，在六师时化名蔡悲鸿）生于1913年，上海南汇县万祥镇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嘉定黄渡师范和上海新陆中学高中部。1929年入团，1933年入党。因参加革命活动1936年在法租界被捕判刑一年，1937年获释。领导过学运、工运、农运。“813”后，任中共浦东特委领导之一，组织浦东的民众参加抗日组织和地方抗日武装。1939年8月奉党组织调派，参加何克希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先后在路东特委领导下任苏常太地区太平桥办事处主任、常熟东塘市办事处主任。是新江抗（沙家浜部队）的创始人之一。1940年4月，谭震林调到路东主持领导苏南抗日斗争。9月江抗总部从苏常太迁至澄锡虞地区，同时成立了澄锡虞总办事处。谭震林到江抗东路“苏常太”的第一站是常熟东唐办事处，蔡辉时任办事处主任，代表路东特委向谭震林汇报工作，深受谭震林赏识。澄锡虞总办事处成立后，谭震林令蔡辉任财经委主任，为部队筹钱筹粮筹物。1940年10月，为在沙州建立战略通道，谭震林派蔡辉兼沙州办事处主任、沙州县工委书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组，“江抗”整编为新四军六师，保安司令部。根据党中央指示，新四军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1941年2月，沙州县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成立，蔡辉任县长。沙州县（今张家港市）是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在敌后首批创建的以新民族主义路线为指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与大革命时期的红色政权建设的内容、形式、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具有创新性。谭震林是中共领导下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苏维埃的创建人，参加过中央苏区红色政权的领导工作，有丰富的红色政权建设经验，对党在抗战时期，在党的领导下以统一战线为基础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有独到见解。谭震林特别重视沙州县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数次亲临沙州县指导、帮助工作，多次和蔡辉一起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在谭震林的直接指导下，蔡辉在1940年10月~1941年8月到沙州县的短短几个月时间，迅速打开了局面，做成了八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建立起县、区、乡、村四级政权。县政府设有秘书科、财经科、司法科、河工局、江防局和文教科。另配有交通站和警卫排。到41年6月止，全县共建立了7个区政府（党的区委同期建立），在43个乡建立了由民直选的乡、村政权。由民主人士担任区长，副区长由党员担任。

第二件大事：是迅速发展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通过改编地方抗日武装和宣传动员征兵，到41年7月反清乡斗争前，已建立了1000多人的沙洲县警卫团；后编入六师十八旅随主力撤至苏中。

第三件大事：是恢复发展了教育和文化事业。1939年，全县仅有1所中学，22所小学。到1940年夏，江抗进沙州后，学校陆续开办。1941年2月，全县共有中学4所、40多所小学。

第四件大事：大兴水利，发展生产。1941年春，蔡辉领导的沙州县政府成立河防办事处，组织全县数万民工，历时半年余，疏通了以北老套为轴心，南及南横套，北到金鸡港，西至长山港，东抵一干河的36条半港套河道全部疏浚，全长100多公里，当年大片农田都获丰收。是抗战时期，苏南最大规模的水利工程。

第五件大事：普遍建立以抗日和维权为中心的群众组织。通过群众组织积极开展减租减息、实行加薪、发展生产、除奸缉私、文化宣传等活动。各地都组织起“职工抗日协会”、“车夫工人总会”、“教师联合会”、“学生会”、“农抗会”。

第六件大事：建立起新四军沟通大江南北的战略要道。沙州在苏南有特殊的地缘特点。占据沙州，一可为苏中、苏南新四军的联系建立战略通道，掩护部队，干部南北进出；二可作为沟通苏中、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与敌占区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的经济贸易和人员往来的桥头堡。沙州县政府以武装控制码头、民船，发动群众建立秘密交通线等方式，迅速建立起六师的敌后战略通道。

第七件大事：整顿社会经济秩序，打击不法奸商，主要措施有四条：一是控制港口，掌握航运，设江防管理局在沙州沿江各港口和内河交通要道设立税卡，按东路财委会颁布的征税办法征收赋税，包括各集镇商行、棉花行、粮行，税收量每天收入七八千~1万余元（法币），每月约有25万元~30万元；二是征收夏粮，大部分乡村均按时完成；三是发行“抗币”，统一币制；四是县政府要求各乡“农抗会”普遍以农民入股形式等筹建“信用供销合作社”，实行公买公卖，遏制了少数奸商操纵粮市，哄抬物价的投机行为，实惠农民。

第八件大事：建立起与沦陷区开展特种贸易的桥头堡和大通道。沙州县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根据谭震林司令的指示，蔡辉亲自掌控成立了江防局，对粮食、棉花、食用油等敌区稀缺的战略物资实行“货管”，采用武力禁止对敌占区的自由贸易，由抗日民主政府组织实行对敌区贸易的“专营”。蔡辉和上海盛慕莱、蔡志锷、朱玉龙等爱国商人联手，在上海设立了地下商业中心和仓库，抓住日寇长江封锁线水上哨卡对德籍货轮不检查和上海法租界货轮码头不受日军控制的漏洞，通过内线控制了三艘千吨级德籍货轮开展敌区贸易，一方面按平价收购统管的粮、油、棉、盐运至上海高价出售（差价3~4倍），另一方面又购进军队和根据地急需的大批军用物资、西药、布匹及轻工业品等；同时利用县政府实际掌控的“大一货船公司”和其它民营船队的航运资源，沟通苏中与敌占区上海至芜湖等口岸进行民间贸易，迅速打开了局面。1941年春，沙州我方控制的十几个码头成为长江下游大江南北货运集散的中心，码头灯火昼夜通明，仅十二圩港、太子圩港每天四五百名码头工人上下货物数千吨。蔡辉出任沙州县长的六个月，通过商业税和敌区贸易，为新四军六师和军部筹款约五、六百万元（时价相当2.5~3万两黄金），还购进二、三百万元的军需物资，对在经济上支撑新四军六师、一师和苏北军部的度过财政难关，做出特殊贡献。

李步新1980年（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原七师副政委、皖江区党委副书记）在为蔡辉平反奔走时曾说：蔡辉到皖江，给七师、皖江根据地带去了三笔别人不可替代的无形资产（大意如下）：

第一笔：蔡辉在谭震林言传身教下创建沙州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宝贵实践和经验、教训。蔡辉在江南六师创建领导县级抗日民主政权的指导思想和经验，张凯帆在淮南二师领导行署级抗日民主政权的指导思想和经验，对1943年以后皖江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无疑产生过很重要的影响。【据张凯帆回忆：“当时七师防区的根据地建设、政权建设，远不如二师。二师防区不仅建立了县级政权，而且建立了区乡政权。七师辖区仅仅建立了一个无为县政权。……皖中处日伪顽三面夹攻之中，巩固程度还不及淮南。”（张凯帆回忆录）】

第二笔财富：蔡辉在六师主持地方财经委工作，参加敌伪军工委工作领导，特别是在沙州县依靠抗日民主政权和武装力量，以战略物资实物贸易为基础，建立起敌后广泛的贸易统一战线，大规模开展敌区贸易实践中形成的商战思想和实践经验。

第三笔财富：蔡辉在上海和苏南工作时期已以上海为中心建立起的广泛和可靠的商业、交通、情报网络和经过长期商战实践，对敌区物价变化、运输和商运通道、军需品来源、金融渠道、日伪敌情等经济、政治信息全面而准确的把握。

七师皖江根据地一大批久经考验、文武兼济的革命精英，在曾希圣、傅秋涛、李步新、张凯帆的领导下，凝聚成统一的、强大的领导核心，这是皖江财经工作能在1943年以后异军突起的组织基础和政治保障。

1943年3月：蔡辉临危受命

1943年3月，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皖江区党委和皖江行署改组，七师政委曾希圣兼区党委书记，副政委李步新兼副书记；张凯帆任皖江行署副主任（主任为吕惠生）、党组书记。原皖中财经委撤销，成立由叶进明任处长、蔡辉、倪子干任副处长的财经处，蔡辉兼货管总局局长。财经处成立前后，部队实行地方化，大大强化了地方政权建设的武装保障。皖江行署财经处成立后，着重抓了几项主要工作：一）、加强公粮、田赋和税收工作，协助贯彻减租减息，发展农业生产；二）、加强货物管理，以控制战略性货物和易货贸易来对付敌人的经济封锁；三）、多方扩大税源，主要是流通税，增加财政收入；四）、发展公私经营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繁荣经济；五）、成立银行，发行抗币，控制金融；六）保障军队、军工所需一切物资。货管总局当时主要职能一是通过下设的货检机构收税，二是通过贸易增收。下设会计科、货管科、贸易科，兼具有财政、税收、实业、贸易四大职能。七师和皖江根据地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总局”实现。1943年4月，经蔡辉提议货管总局更名为皖江贸易总局。财经处与皖江区党委、行署的被领导关系，分为三条线：1、凡是与老百姓利益直接相关的各项财经政策、税收法令和重大经济决策（如发行大江币、税制调整、发展合作社），由财经处提出，区党委和行署批准后由行署颁发法令，由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负责组织实施。2、为保证上交军部和七师军队财政需求，由区党委副书记李步新兼任总金库主任，向财经处下达任务并监督实施。财经处的收入，包括大江银行的收入，统交总金库支配。3、由贸易总局组织领导实施的敌区贸易，既是财经主要收入来源，又具有高度机密性和风险性，也是敌区情报，交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份，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为避免泄密和决策失误，由曾希圣亲自挂帅，直接对蔡辉实行一对一垂直领导，并指令区党委敌工部段洛夫部长（解放后任教育部副部长）、副部长吴锦章（解放后任上海外贸局局长）协助蔡辉开展对敌贸易、同期开展敌区工作。为了保障蔡辉和贸易总局的安全，曾希圣特调一支200多人装备精良的警卫大队拱卫（大队长周云祥是红军时期的营级干部，50年代曾任山东省、安徽省交通厅厅长）。蔡辉还抽调精兵500人组成水上武工队，负责水上治安和武装。

蔡辉一到皖江就和皖江军民共同面临着新四军七师成立以后最严酷的战争考验：1943年，日军为贯彻其大本营对华新政策和1943年《对华作战指导计划》，一面大力加强汪伪政权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深化对其占领区的殖民统治；一面加紧对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加残忍的扫荡和清乡，以确保对其意义重大的京、沪、杭占领区及长江下游的交通安全；同时，留踞在大别山区的桂系国民党顽固派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乘机向根据地进袭，使七师处于敌、顽两面夹击的困难局面。1943年3月12日~20日、4月30日~5月6日，日军两次重兵突袭我皖江根据地巢无中心区。一度曾包围我七师师部和七师独立团，造成很大损失。5月11日~12日，又发动对无东白茆州皖南支队和特委总部的“突袭”；6月10日，日军配合伪军刘子清部又袭击我和含地区的含和支队和含巢大队。日伪军在四次扫荡中，共出动兵力1万余人。在我军以较小代价粉碎日军数次重点扫荡后，我军又于11月1日、11月20日~27日，经数次反顽战役重重打击了妄图夺取皖江根据地巢无作为中心区的反共顽军10个团的猖狂进犯。其中，11月20日~27日磨盘山一战，在老百姓支持下，歼敌700多人，俘敌400多人，取得反顽自卫斗争的空前大捷。

我军在对日伪反扫荡和反顽自卫战争中，虽然取得胜利，但我军力量的消弱和财政损失很大，人民群众的损失更大。军部于1943年9月调谭希林代师长率二师十六团增援七师的军力；军队地方化以后，新整编成立的三个支队兼军分区（皖南、含和、沿江）也在反扫荡和反顽战斗中进一步壮大。总兵力比1942年增加了一倍以上。这样，一方面从民取税的财政来源锐减、一方面部队迅速扩张，皖江财经状况一度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部队供给一度十分紧张，战士没有烟抽（原来每月配给10包），每天5分钱的菜钱常常发不出，更难以完成支援军部的款、物任务。

蔡辉临危受命，即向曾希圣，张凯帆提出七条紧急筹措资金的应对措施，经区党委、行署批准后全面实施：

1.调重兵沿江、沿湖、沿路实行粮食封锁，掐断日伪的粮源；并由

  贸易总局实行对敌区粮食贸易的垄断经营（原为自由贸易）；

2.盐业贸易国营化，由贸易总局统一组织供销（原为自由贸易）；

3.以皖中金库的名义，发行债券，以大额本票（按当时物价折算成  

  实物，凭本票可领用实物）形式紧急回笼法币100余万元；尽

  快建立银行、发行抗币，以回笼法币、伪币，控制金融。

4.以繁荣经济、互通有无和增加流通税源为目的，鼓励民间非货管

  物资的自由贸易，对进出根据地的敌、顽区商人、商贩和根据    

  地商人、商贩一视同仁，实行一站过境税制（敌、顽区为多头、

  多次抽税），并由地方武装和民兵组成护商队，确保过往商人在

  根据地的人身、财产安全。同时，抽调数百名干部充实贸易总

  局所属各地方的基层货管（兼税收）机构，在水、路交通要道

  全面设卡收税。

5. 建立发展壮大公营经济、发展合私合营的合作社，形成公营经济

      在对敌贸易和军需、军工生产领域的主营主导地位，带动民营

      商贸和手工业的发展。

6.建立汤家沟自由贸易区，以长江航运为载体，以我为主，与敌、

  顽区开展大规模的三边特种贸易，“以出养进”，以迅速增加根

  据地的财力和大批量进口所需军用物资和民用工业品，满足根

  据地军民的需求。（当时上海粮食价格是根据地3——4倍；根

  据地工业品是上海的3——4倍）。

7.抽调一批有文化、有能力、德才兼备的县区级领导干部充实财经

  队伍，加强党对财经工作的领导能力。

    皖江贸易总局在无为三宫殿成立后，43年4月份即移师汤家沟西北部的陈家村。开辟二坝为对敌区特别贸易商港，由货管科长李树华负责联系接待；开辟汤家沟为开放商埠，广招天下客商。总局在汤家沟万字会内挂牌成立“集成号商行”，蔡辉化名张光华，兼任总经理；又聘民主人士、当地商界首领沈济民（行署副主任汤晓光的岳父）出任经理；由“集成号”吸收民营资本，设立合作社性质的“裕民号”和“正大号”，专营五金、百货等民用商品；由金其赞、郭方明两位民间人士分任经理，仍然归“集成号”领导，重大事务由集成号倪化黎负责；开设了“国营利民盐号”，由盐管科科长李树华兼经理，统控盐业批发。“集成号”商行统一对敌区战略物资的易货贸易，出口粮、油、棉、麻、烟草、山货、土特产品，易货进口盐及布、煤油、纸张、机械设备、民用工业品、军需物资、军工物资等工业品。进口货物中，凡军用物资，统由“集成号”商行调拨给七师供给部门和军工部门；凡民用物资，则由“裕民号”、“正大号”负责处置。“裕民”、“正大”商行主营非属货管范围的一般贸易。主要依托民间供销、生产、消费合作社组织，调节市场，一方面平价供应五金、百货、民用工业品，一方面组织粮、油、棉、土特产供给“集成号商行”。为保障公平交易，也大量采用易货形式结算。盐由国营“利民盐号”批发供应，以平抑盐价。接着，又相继成立了 “仁和旅社”、“舒六饭店”、“大江银行汤家沟分行”、“大江银行永丰钱庄”等公营服务企业，为过埠客商提供食宿、结算服务。

蔡辉把“汤家沟”作为全战区贸易振兴的重点，经济战略眼光十分敏锐。汤家沟历史上是无为县沿江三大商埠之一（二坝、汤家沟、三宫殿），也是江南芜湖市与江北间三大商品集散地之一（东部裕溪口、中部二坝、西部汤家沟）。裕溪口为淮南线南端，为日伪军占领；二坝与敌重兵屯占的芜湖仅一江之隔，敌伪防范极严；三宫殿不通水路，又紧临日伪占领的无为县城。相比之下，汤家沟位于无为东乡、巢无根据地中心，东衔含和地区，与二师、军部相通，西有沿江区沟通五师，北靠严家桥皖江根据地和师部中心区，南有大江与敌相隔。周边分驻有七师三大主力部队（含和支队、七师直属部队、沿江支队），汤家沟所在的无东区白茆洲，驻有皖南特委和皖南支队领导机关。交通便利：虽南距长江约2华里，但有内江环绕而过，小火轮可直航长江；又有公路西衔无为县城、三宫殿，向东至二坝、裕溪口。皖南事变前，汤家沟曾是国民党规定的新四军防区，一度是九江~裕溪口800里沿江富贾云集的南北贸易集散地。皖南事变后，汪伪刘子清部于41年7月曾一度割据无为东南部，无为~三宫殿~汤家沟~二坝~临江坝及裕溪口等重镇成为汪伪据点，我军则在外围游击。1941年7月~1943年初，汤家沟是刘子清部师部驻地，在两军对垒中战事频频。1942年底，在我军不断打击下，刘子清部东移含和地区驻军。我军重新控制无东区、二坝、汤家沟、三宫殿一线。但汤家沟在日伪残酷统治下，昔日繁华商埠已萧条衰败，居民四散，无商贸可言。皖江实行粮食贸易管制和垄断经营后，芜湖米市粮价暴涨，带动南京、上海粮价暴升。我方则以汤家沟为主要交易中心，有大量粮食可供出口，短短二、三个月，吸引了大江南北大批商贾蜂拥而来，各类商行、大批易货进口的工业品源源而至，米行、盐行、五金行、百货行、客栈、食府、钱庄、豆腐店、肉店、山货行、中药店、纷纷开张，各类手工业作坊应运而生，几华里长的集市200~300家各类商铺林立，仅粮行多达十余家，常住人员也从二、三百增至3000余人。内江千帆林立，码头昼夜繁忙，白天集市万头攒动，夜晚灯火辉煌，出现了“日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景象，被誉为“小上海”。

在蔡辉亲自组织策划下，“集成号商行”通过三大运作，至1943年底，已彻底粉碎了敌伪的“经济封锁”。

一、 以盐、粮交易为突破口，联合中间商，沟通大江南北：盐是根据地军民的必需品，也是敌伪严格禁运的战略物资。当时芜湖敌占区的盐由苏北输入。控制运盐船的是江苏驻芜湖的船业老大——杨大炎，杨大炎与芜湖商界、军界关系密切，与汪精卫的亲信、伪芜湖商会会长汪子株关系甚笃。他们合伙经商，控制着皖南的盐运。杨大炎又名杨在田，是江苏沙洲县锦丰镇的富商巨贾，当时任江苏省驻芜湖民船同业公会会长。蔡辉在沙州县工作时，杨大炎是统战重点人物之一，蔡辉曾利用他当时掌握的沙州十二港和运通代理行，成立了“一大轮船公司”，从事敌占区贸易。我方实行货管后，芜湖船运生意也大为萧条，杨大炎的生意日见清淡，苦无出路。蔡辉一上任，就主动与杨大炎取得联系。杨大炎闻讯张光华即蔡悲鸿后大喜过望，立即过江拜访。双方商定，再度联手合作。第一笔生意是盐、粮交易。杨大炎从芜湖大盐商处调盐给我方，交换我方大米。盐在根据地稀缺，米在敌占区价高。我方网开一面，敌方亦半闭眼。我方派出周金祥常驻杨大炎处作联络员，维持双方经常联系。这样，从首批1000担盐交易开始，通过杨大炎介绍，蔡辉又结识了上海专营大宗食盐、棉布等商品的巨商周云海夫妇。周在上海有一家“海记公司”，在芜湖设有分公司“芜湖海记公司”。集成号、海汇与杨大炎三家达成以下协议：周云海以一斤食盐换我二斤大米（市场价1：3）、一匹龙头专用布换我200斤大米（市场价：300斤大米）。运输及安全，则由杨大炎负责。首批交易，即易进棉布五百匹、食盐2万担。食盐交“利民盐号”按“平价”出售，棉布运师部、军部做军衣用。周云海于43年秋成立了“扬子盐运公司”，在芜湖中山路设有办事处，内有我方人员进驻，接待来往革命同志。周云海夫妇组织了一支民船队，从苏北盐、阜地区贩盐经运河、长江辗转至汤家沟交换大米。皖江食盐市场曾一度为“扬子江盐业”所垄断。可惜周云海好讲排场，挥金如土，一年后终被高利贷压垮。但其芜湖办事处仍旧为我地下交通维持到“北撤”前后。我方汤家沟镇上设置了“芜湖海记公司仓库”，如遇到日伪军扫荡，就挂上用中文、日文名写的“此仓库物资属日本军粮采购委员会”的牌子，日伪军见标注则绕门而过。我方派联络员进驻芜湖“海记号”，使其又成为我方秘密联络站，接应进出芜湖干部、商人。同期，又在杨大炎名下，于芜湖中山路建立了集成号控管的“运通运输行”。名为商业运输机构，实为我方在芜湖最大的地下交通联络站。“运通”成立后，凡与我方有关人员途径芜湖，也均由杨大炎负责接待，并及时提供日伪军事情报。自此以后，这条沟通大江南北、敌我之间的商业、人员大交通线，掩护了大批往来敌占区的干部，传递了大量情报，运输了从上海运往江北的大批日用、军工物资、机械设备，成为从未发生过一起意外的“黄金线”。

         皖江地区一向交通便利、商旅畅顺。自上海、南京、芜湖、九江、武汉沦陷，国民党军队退守到大别山区、皖南山区后，皖江地区就成了京、沪、杭以及无锡、苏州、芜湖等城市商人与大后方重庆、西安的国统区做生意的必经之路。汤家沟则是皖江的闸门。汤家沟重新开埠通商的消息，迅速传递大江南北，加上税低、过境安全、商品丰富，一时间万商云集。江北的粮油、土特产品在这里集中，流向江南；江南的工业品在这里转口江北广大地区。有时一个商队就是几百人，一条商船就是几百吨货物，有时一天进出货船上千艘，每天上收的过境税（当时进口税率：布匹、棉制品、药品和食盐5%，化妆品10%，奢侈品2%，军需用品、农业生产资料免税），最高达百万元。尽管战时经商是高风险行业，但巨额差价的巨大吸引力，反而刺激了长途贩运业的发展。当时，上海与皖江比，民用工业品、盐、布、纸张的差价为1：3；大米差价山货差价5：1。

二、 依靠爱国商人，进口军需及特种物资：在用粮食、棉花、土特产品等农产品易货棉布、盐、民用工业品等工业品的贸易局面迅速打开的同时，蔡辉又恢复了与上海爱国商人盛慕莱、朱玉龙、蔡志锷的秘密联系，授命他们设法以上海为根据地采购电台、西药、医疗用材、特种纸、油墨、炸药、雷管、印刷设备、无缝钢管等特种军需品。盛慕莱、朱玉龙、蔡志锷等爱国商人，是蔡辉1940年在苏南沙洲县开展敌区贸易时所建立和依赖的商业骨干核心。盛慕莱是嘉定县黄渡镇的乡绅巨贾，1908年生人，抗战前曾任黄渡中心国民学校校长和黄渡镇镇长，在当地办学修路，做了很多公益事业，威信高，关系广。其妹盛琉芸，是蔡辉在黄渡师范读书时的同学，也是地下党员，1933年与蔡辉结婚，不幸于1936年牺牲于敌狱。盛慕莱受蔡辉、盛琉芸的影响，一直积极支持共产党。1940年春夏之交，在蔡辉领导下，他买通了德籍外轮三艘，在法租界码头设立秘密仓库，以粮油贸易为掩护，为苏南新四军六师运送了大批军需物资和1500多名从上海到江抗参军的新兵，贡献很大，曾受到谭震林的接见和勉励。蔡志锷是蔡辉的胞兄，1910年生，1928年入党，1933年~1937年被捕后脱党，后在浦东经商，开有钱庄和棉花行，也是盛慕莱的商业合伙人。朱玉龙，抗战前系上海海关警员，有一定文化，会英语，与伪海关、码头、军警、商界、帮会各界混得很熟，更精通上海十里洋场的人情世故。这个人胆子大，路子多，1939年起在上海法租界搞货运站，曾帮助新四军供给部采购军需物资，与军部供给部叶进明、徐雪寒、吴思孟等有过业务联系。1940年经盛慕莱介绍给蔡辉，专门负责“走私”军需物资至沙州。蔡辉非常欣赏他的才干。在蔡辉多方扶持下，朱玉龙于42年冬~43年春，在上海成立“江运公司”，地址设在上海成都路弥尔登大厦。公司任务是专为皖江运送药品，军工物资。营业额虽不大，但贵在雪中送炭，做得及时，最主要的是给特种贸易闯开了路子。例如，在上海采购时，如何躲避宪特的侦查监视，运输时如何瞒过海关检查；在长江水域，航行时如何对付敌人等，为以后开展机密贸易提供了宝贵经验。1943年4月，应蔡辉之邀，盛慕莱、朱玉龙、蔡志锷等率凌良才、杜海林等一批上海爱国商人赴汤家沟考查，从此进一步开辟了汤家沟~上海的特种贸易通道。盛慕莱1944年秋按蔡辉的布署，在蔡志锷、朱玉龙协助下，以重金在吕班路30号（今重庆南路）“日本海军联欢社”名下的中央洋房租房设立了“中华物资公司”。公司为公私合营性质，总资金黄金400两，公私各半。私方代表汪国华（原美孚公司经理人）为经理，公方代表蔡志锷为副经理。公方代表盛慕莱任芜湖办事处主任，公方代表朱玉龙任采购主任，还有武汉同志【注十八】亦系我方重要工作人员（不公开出面）。总经理汪国华的办公室与伪海军部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叶树初的办公室仅一墙之隔。汪国华、盛慕莱、朱玉龙等人每天西装革履，轿车进出，司机、秘书前呼后拥，经常高朋满座，皆是上海工商界巨子，相比之下，叶树初就显得较寒酸。盛慕莱、朱玉龙两人有意拉拢叶树初，经常请客送礼，热情、豪爽、大方，很快就与叶树初“称兄道弟”；通过叶树初，盛、朱两人又和驻伪海军部的日本顾问吉冈拉上了关系。盛先以合伙做生意为由，让叶树初偷偷发了点财；很快，叶的“发财梦”越做越大，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盛乘机让叶入股，条件是由叶负责提供一条千吨级伪海军军舰，打着伪海军旗号，为“中华物产”跑长江运输。条件是从上海发货按货值付运费10%，支付现金；从无为返沪载货亦按上海市价收运费30%，但以大米实物支付。发货表面上以布匹、食盐、焦炭、医疗器材、药品、五金为主，私下夹带军工物资；返回上海货以大米、烟叶为主，到上海后由中华物流公司在八仙桥聚昌米行出售（略低于市价）。后在叶树初和吉冈默许“包庇”下，假以伪海军办事处名义，通过各种关系打通缉私、海关、兵工厂关系，为新四军采购了大量军用物资，机器设备，甚至枪械毛坯、炸药、雷管等。汪伪海军军舰进出吴淞口以及在长江上航行，不受关卡检查，通行无阻，抵达无为时在江心停泊，船上伪海军人员一律不得上岸，由皖江贸易总局组织人力于夜间用驳船装卸货物。蔡志锷回忆说：“由于叶树初，吉岗等贪财，我们将计就计利用汪伪海军军舰在航运上畅通无阻的机会，购运军用物资；与此同时，我们又给汪伪海军军舰上人员一些额外的好处，以便我们夹运军工物品。此事由朱玉龙、武汉负责组织采购并包装。然后将这些炸药、雷管、工作用机、钢轨等夹在其他货物内运到根据地。接着又由盛慕莱贿通汪伪兵工厂厂长，卖给我们大批枪械毛坯及零配件，相机运出。”（蔡志锷：新四军七师根据地的对外贸易）

1943年6月，大江银行成立，并对外发行“抗币”。由于技术条件限制，初期票面为木刻，在背面写上票额（小额：100元、1000元，大额：5000元、1万元，最高5万元），盖上叶进明、蔡辉、倪子干三人之一的名章就投入市场，且票额大、数量少，实为本票；后发行木刻石印流通币，但技术含量低、数量少、无法适应市场统一抗币的迫切需要。但建胶印钞厂，需要精密制版和对开橡皮印钞机等大型成套设备和各种特种原材料（印钞纸、油墨、化学制剂）和各个工种熟练技术工人。除了从上海突破，别无选择。1944年秋，根据上级要求，蔡辉委托盛慕莱为皖江筹建一个当时技术、设备最先进的胶印“印钞厂”，并指派徐德明（解放后派驻香港华润任副总）、沈君常同志赴上海协助、督办。盛慕莱、朱玉龙等人神通广大，很快就落实了印刷设备及原辅料的采购事宜；又通过蔡辉的亲戚老中医蔡玉堂，找到中华书局印刷厂的技术骨干过雪川。过雪川当时30岁，17岁就进入中华书局学徒，擅长彩印拓石制版，会拼绘制礼券，钞票、钱票、股票等原版。由于战时兵荒马乱，经济萧条，工厂半停工，印刷工人的最低生活都难以保障，过雪川也半失业。为打消过雪川的顾虑，在盛慕莱亲自陪同下，过雪川于1944年春节刚过，就秘密抵达了皖江根据地考察。过雪川受到蔡辉、叶进明、沈君常、徐德明的热情款待，并亲眼目睹根据地的繁荣景象，在蔡、叶的进一步宣传启发下，坚定了投身根据地的决心。几十年后，过雪川回忆说：“一踏上根据地所看到的情景，就对我产生很深的影响。这里与日本占领的上海完全不一样。人民生活安定，买卖东西既公平又方便。特别是粮食到处都可买，与上海轧户头，搭六谷粉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次我到根据地时间虽不长，但亲临其境，开了眼界，受到了教育。看到共产党领导干部平易近人，人民安居乐业，尤其是粮食到处买得到，抗日救国的气氛十分浓烈，对我的教育很深，深感共产党比国民党好。于是我晚上下决心跟共产党走，要为根据地印出抗币而奋斗，哪怕遇到再大的苦难也要干到底。”（过雪川：长江边上的斗争——记大江银行印刷厂的筹建和北撤）过雪川回沪后，花了2个月时间，在家中既没有设备又没有工人的条件下，秘密组织石刻制版；又秘密串联，动员招聘了65个（含家属）印刻业各个工种（切纸、绘图稿、拼底板落石、上机大版、雕刻铜版、钳工、电工、泥水木工等）的技术工人。为解除技术工人们的后顾之忧，贸易总局规定，凡到根据地的，可以按原薪发双工资（根据地一份、上海一份，从中华物产领薪），可以到中华物产领大米。当时在上海，能买到白米吃，就很不容易，现在每月领到白米，技术工人和亲属都很高兴。1944年4月中下旬，盛慕莱、朱玉龙利用伪海军军舰将全部印刷设备和辅用材料运到芜湖，又通过芜湖“运通”，安全运至汤家沟；4月下旬，又通过地下交通线，将过雪川率队的印刷厂全套技术班底，护送到汤家沟。20天以后，“伍元、壹元、伍角、贰角”四种面值的大江币正式开始挂牌印刷。过雪川后被任命为大江银行印钞厂厂长。这批设备1946年10月北撤时，蔡辉以集成号名义租用了一条拖轮、四条大木船，将印钞厂、军工厂、报社的机器物资，经南京转入苏中内河，在二师游击队接应护送下运至六合县的八百步桥，由苏皖行署副主任汪道涵亲自组织民工拆分运至天长县，再装船过高邮湖过宝应，安全无损到达安丰源，并入华中印钞三厂。

大江银行印制的彩版小面额币发行后，每日兑换的伪币、顽币需用麻袋装、汽车运、轮船载。我方在金融领域取得主动权和垄断权。除上缴军部、支持各师数千万及用于敌区采购外，还兑换成美钞、日币，存入南京敌区银行，为解放战争期间华东局国区部开展对国统区经济、政治斗争奠定了丰厚的资金基础。

通过敌区贸易引进机器设备，原材料，也极大改善了宣传、军工生产条件。据皖江根据地的“大江报”总编辑舒文回忆：“1943年下半年，蔡辉，吴锦章等同志领导的汤家沟大成贸易公司（此记忆有误，应为集成号商行）给我们从敌占区购买了印刷机械和铅字、纸张、油墨等。自此，《大江报》就由油印改为拓印，组建了印刷厂。”（舒文：皖江地区的党报——大江报）。七师兵工厂1943年3月才形成生产能力，北撤时已壮大到800多人，能制作子弹、手榴弹、掷榴弹、刺刀、掷洋筒、破击炮、炮弹、地雷等，改造、维修各类枪、炮等，是后来华东军区军工生产部的主要技术力量之一。七师军工部长乔坚1943年从军部调七师，是兵工厂惟一的大学生，解放后曾任空军工程部修械部副部长。七师兵工厂改装的平曲两用82mm口径的迫破击炮，在100米内平射，可摧毁敌土木据点。1945年在攻击日伪据点，解放战争在枣庄战役中，发挥过无坚不摧的威力。据七师军工部陈效光（解放后任上海城建局局长）回忆：“从敌占区购进的材料，种类繁多，究竟有多少项，现在已无法精确记忆。各种炸药、雷管、TNT、硝酸、导火线以及化学制剂，五金工具中仅锉刀一项的各种规格就有方、园、尖、粗、中、细等好多品种，而每个品种又有许多的尺寸。大的设备有各种机床，小的材料有琴钢丝、甚至连胡琴弦也是从敌区购进的。最重要的材料要算是做炸药的原料和做炮筒的厚壁钢管和生铁；机械设备，则根据当时生产的需要想法购买，如车床、牛头刨床、冲床、老虎钳。这些设备一旦买到，立即送兵工厂投入使用，不需要我们储存保管。这些物资都是大船从长江运进，由河道小船转运，源源不断的运达根据地。”（陈效光：皖江根据地军工生产物资供应）。

三、运用执政优势，拓展特种贸易

1943年春，为进一步巩固扩大皖江东部的和含根据地，继而开辟江浦、全椒两县的游击区，控制淮南路东至浦口一线，直逼南京城下，确保七师与二师、军部的交通联系，七师以300多人的和含独立团（团长马长炎）为基础，与七师55团一部分组编成和含支队，全支队成立时共1000余人（不包括区乡武装、地方游击队）。师参谋长孙仲德兼支队长，黄火星任政委，副支队长马长炎、参谋长张铚秀。下辖四个大队、1个特务连、1个教导队。这一敌区临近南京、西控淮南线、东迫津浦线，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南京沦陷后，即为敌、伪、顽、我必争之地，三方势力犬牙交错，反复割据，由于多头收租收粮，生产力破坏极大。当地百姓迫于生计，大量种植鸦片，形成长江三角洲最重要的鸦片生产和贸易中心。我方控制这一地区后，即设货检机构，先禁种烟，不仅无效，反遭百姓抵制；后实行特税，税率30~40%，百姓仍私相交易，防不胜防。货检没收的鸦片亦不知如何处理。1943年夏，蔡辉根据含和货管处的情况汇报，报经曾希圣和区党委批准，决定利用和含地区的鸦片资源，作为对敌贸易的特殊武器。任命和西大队赵鹏程兼任和含货管处处长。起初的“特货”来源一是货检机构查没；二是实物税。随着根据地实行禁烟和私营鸦片，统由含和货管处管辖的公司收购后，交贸易总局集成号易货军品、军械、美元、黄金，重点保障军队特需。蔡辉经曾希圣授权，指令赵鹏程与贸易总局单线联系，负责“特货”组织。赵鹏程是和县陈家沟人，早年家境贫寒，为生活所迫，参加了青帮，排行悟字辈。因辈分高，被称为赵二爷。抗战后，利用青帮师徒关系，收编国民党溃军，建立和县抗日游击队，1938年率队参加新四军。和含青帮约10万人之众。每村每乡都有大大小小的刀会、番会。赵鹏程既有政府委令在身，又有武装力量（和西大队下辖二个由当地人组成的游击中队）在手，更有帮会龙头老大的威信，他广收“门徒”，广结朋友，大力开展统战工作，把禁烟控货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和含地区的财经收入，很快成为皖江贸易总局新的财源。和含支队的军工生产也借势大大发展。《新四军第七师》一文中记载：“含和支队至1944年，兵工厂由一个发展为三个分厂，发展四、五百名工人，兵工厂生产的机器和物资材料的原料，主要是通过和西大队赵鹏程的关系，在敌占区建立采购网，从车床到炸药、无缝钢管，都能从敌占区安全地运到兵工厂，再由工人们制造手榴弹、地雷、枪支、布匹、弹药。这些武器弹药不仅能基本保证含和支队部队的战斗力量需要和干部战士的衣服，而且还武装了和含敌区的民兵，加强了根据地的整体力量。含和支队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先后办起了被服、毛巾、鞋袜等六个小工厂，专门生产军需用品。”（解放后，赵鹏程曾任安徽省体委副主任，文革中这段工作也成为“罪名”。）

抗战期间国内的鸦片贸易都以政权为背景。鸦片贸易从来都是暴利性交易，抗战期间则由各方特务机构秘密掌控。日寇是由关东军特务机构主管，日本驻华特务机构的特别活动经费和伪满洲国政府财政经费，80%依赖鸦片交易收入。国民党则由戴笠的特务系统和胡宗南，汤恩伯的部队勾结，与敌伪区做特货生意。我方的贸易关系也兼具特工性质。在敌伪顽区，鸦片是特权的象征，只有掌控军政大权的达官贵人才有权支配；有需求的豪商巨富们则不惜千金求购。我方利用所做掌握的鸦片，在对敌经济战中大大增加了砝码，发挥了三大特殊作用：

1、 通过与敌伪内部高层的秘密交易，我方进一步获得大量情报机要、军火、黄金美钞。

2、 通过鸦片交易，收买、控制了敌伪一些重要岗位各个环节的军警人员，为我军地下交通线和军品采购线的开辟和安全，大大减少了意外风险。货物在受检被堵的关键时刻，一包鸦片就可能化险为夷。

3、 百倍以上的差价，为我根据地获取了巨额利润，客观上对抗日救国大业起了重要作用。

鸦片特货贸易究竟规模有多大？由于历史的原因，史料没有披露。但其在特殊时期尤其在敌工情报工作领域的特殊作用，应予以正确评估。

经一年的努力，自1943年春~1944年春，七师和皖江根据地的财经收入以贸易性收入和流通税收为两大支撑点，实现高速增长。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政权建设也取得进一步发展。这一年，皖江根据地的财政收入比1942年净增长2倍以上，不少于6000万元。1944年1月24日~10月9日，七师分3次上交军部1400万元。

这一年的发展，与三位杰出人才的调入皖江根据地有很大关系。政权建设：由于张凯帆的调入，大大加强了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财政战线，由于蔡辉的调入使皖江财经工作突飞猛进；军队建设，由于谭希林的调入，使七师的军力和军事指挥能力提高到新阶段。有人戏说，1943年“曾老虎”添了三大翅膀，不飞也得飞。也有人戏说，张、谭是文武两翼，协助曾希圣支持军政大局；蔡辉虽小，但没有尾翼，老虎也上不了天。

1942年5月，曾希圣就提出：“无为变有为，繁昌更繁昌”的经济目标。皖江贸易总局成立后，特贸工作直属曾希圣垂直领导。曾希圣经常到汤家沟，和蔡辉，段洛夫、吴锦章等一起分析敌我形势，参与决策讨论和方案制定，帮助解决困难，协调各方面关系。曾希圣高度重视建立经济统一战线工作，多次出面和蔡辉一起接待重要客商和派往敌后的同志，和盛慕莱、朱玉龙、蔡志锷等一批爱国商人非常熟悉。区党委、区行署根据蔡辉请求，陆续抽调了一批皖江最精干的干部充实贸易总局，无为联中（实为我党领导的干部培训学校）的毕业生、从敌顽区投军的知识青年，都让贸易总局择优首选。由贸易总局派往敌占区的县团以上干部，曾希圣有时还亲自参加送行。贸易总局从敌占区回汤家沟述职的骨干，曾希圣有时和蔡辉一起听取汇报，总结得失。曾希圣丰富的敌区工作和情报工作经验，对指导和推动皖江对敌贸易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曾希圣的领导方法有两个特点：一是创新型的重大决策敢于拍板，敢于负责；二是关注细节，尤其是敌后工作的安全事宜，经常对派出同志千叮万嘱，关注到服饰、行走路线等细节，使大家受益匪浅。但一旦决策后，具体实施就完全放手，给蔡辉充分发挥的广阔舞台，非常尊重和保护蔡辉的首创精神，不抓辫子，不搞秋后算账，蔡辉也不辱使命，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

1944年春~1945年秋：以“商养军哺民”大飞跃

1944年春~1945年北撤前夕，是七师军队和皖江根据地建设大发展黄金时期，也是财经收入以2倍数持续大增长的黄金时期。至1944年底和45年初，七师已有财力一次性按军部要求调款5000万元支援五师。

1944年春天，皖江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有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一、第一件是全民皆知的黄丝滩大江堤工程建设，在皖江行署吕惠生、张凯帆亲自主持领导下，自1944年1月开工至1944年4月竣工。这是皖江地区有史以来，也是抗战以来全国范围兴修的最大水利工程项目，这道防洪大堤全长13华里，使境内8县400万亩农田和300万人民免遭水患。据无为水利部门评估，今天建同等规模的水利工程至少要5亿。

二、第二件是当时鲜为人知的秘密：皖江根据地与芜湖敌伪占领区之间建立起以民间贸易形势为掩护的“官商”间贸易渠道；进而与上海日商建立直接贸易渠道，正是这一重大突破，为区党委和行署领导下决心斥巨资兴建大型水利工程解除了后顾之忧。

1943年春，皖江行署成立后，就由吕惠生、张凯帆着手筹策和兴建黄丝滩大堤。吕、张都是无为人，深知修建大堤对皖江农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意义。但苦于资金短缺，经常和蔡辉商量如何解决资金问题。蔡辉41年在沙洲县任县长时，就非常重视水利建设，亲自主持了36条半港套疏浚工程，非常拥护行署的这一为民造福的决定。但也非常清楚，如果没有“意外横财”，积累起这笔资金非一、二年之功。不久，这一机遇竟然不期而至。

1943年夏秋之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的重大转变。为防止美军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登陆，日军正在抓紧部署向华中沿海城市增兵，拟在1944年~1945年投入兵力从17万增至60万左右。日军侵华日军在上海成立总后勤部，代号“登部队”，以征收大米（军粮）为主要任务。侵华日军同时也给汪伪南京政府下达了征粮任务。汪伪三个方面军的饷粮自筹都很困难，汪精卫压力很大。江南敌占区为中心城市密集区，所产粮米尚不能保障当地居民最低消费需求（实行限额供给制，配杂粮）。苏中、皖中等江北产稻区，也多为我方根据地，广大农村更为我所控制。汤家沟江南岸的芜湖是中国四大米市之一，但大米主要来源是皖江地区；1942年春，皖江封粮后，芜湖、铜陵、繁昌等地的敌伪长期处于“粮荒”状，虽组织几次“大扫荡”，亦所获甚微。至1943年秋，日伪军已难形成对皖江根据地实施重兵进袭和占领的战斗实力（日军主力已抽调增援太平洋战场，补充的日韩青少年兵，战术水平和战斗意志很弱，进袭我根据地时一遇到强敌即撤退）。为掌握米源，汪精卫和日本“登部队”都寄希望于芜湖。汪精卫任命曾一度当过芜湖伪维持会长的汪子栋为伪“军粮筹委会”所属“总力社芜湖分社社长”；日军驻上海登部队派楠木为驻芜湖分社的顾问，对汪子栋筹粮实施监控。汪子栋早年留学日本，做过日商洋行的买卖，又在芜湖开设了“利记商号”，经营粮食、食糖、棉布、百货等，是芜湖商界的头面人物，日伪背景很硬。我皖江禁粮出口后，“利记”几次企图高价私购私运，均被我查扣，损失很大，粮食贸易几乎中断。此时，一方面芜湖、上海，南京大批商人通过与集成号易货交易，生意兴隆，获利甚丰，令汪子栋、楠木垂涎不已；另一方面，日伪军令如山，若汪子栋、楠木再无作为，必将遭到军法处置，令汪子栋如坐针毡。日本经济顾问楠木对二战局势发展看得比较清楚，知道日本大势已去，厌战思想也基本定型。汪、楠迫于形势和压力，以及私欲的驱使，急欲和我方沟通关系，但不知我方虚实，又不敢轻举妄动。汪、楠的动态，通过我们在“利记杂粮”潜伏的皖南地下党员汪仑传递到贸易总局，引起蔡辉高度重视。蔡辉即通过与汪子栋相熟悉的杨大炎、周运福等合作商人，以及敌工部的情报网络，从上海、南京、芜湖从各方面搜集情报，通过分析，认为有争取汪、楠作“交易”的可能。根据曾希圣指示，蔡辉和敌工部长段洛夫研究制定了具体方案。段洛夫是新四军高级领导干部中的“日本通”。早年曾在日本留学，精通日语（解放后曾任高教部部长）、非常熟悉敌情。根据预定方案，蔡辉连续三次通过杨大炎捎话给汪子栋，约他见面。汪子栋起初顾虑极大，怕中圈套，经过杨大炎沟通，才下决心与蔡辉见面。在杨大炎安排下，蔡辉、汪子栋第一次初次会面在汤家沟附近的江面上举行。据叶进明回忆：“在一个冰冷的夜晚，汪子栋乘了一艘小军舰驶进了汤家沟的河面上，我们在两岸埋伏了部队，以防万一。我方的全权代表是蔡辉同志，也坐了一艘小汽轮，在汪航道上面靠拢，汪子栋请蔡辉同志上了军舰。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争辩后达成了一笔亦军亦商的特别交易”（叶进明：皖中地区财经工作回忆）。通过初步谈判，汪子栋下决心与我方秘密交易。第一次谈判双方达成以下协议：我方发货以大米、烟叶、山货为主，对方出货以布匹、食盐、食糖、纸张、五金电器、医药和医疗用材为主；同时，对方来货每批要夹运30%的军用物资。同时约定：所商定的物物交换的品种不得随便更动；不得临时增减数量；不得提早或者推迟交货日期，不得任意改变交货地点。以确保安全。这样，根据地积压多年的烟草、山货顿时成为畅销商品，换到了我们兵工厂急需的军工物资及大量医药、布匹、高级印钞纸等。初次交易顺利成交后，双方商定由汪子栋择日和楠木两人到“汤家沟”秘密考察并与我方进一步商洽。不久，按预定计划，楠木、汪子栋在杨大炎陪同下秘访“汤家沟”，下榻“仁和旅社”。为防止意外发生，我方除了加强武装警戒外，曾希圣政委亲自指示锄奸部长兼公安局长李丰平（1912年生人，四川铜梁人，1932年入党。建国后曾任浙江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副局长严佑民（解放后曾任安徽省委书记、公安部副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对汤家沟的防特防奸做了周密安排。汪、楠秘访“汤家沟”的信息，我方严格保守，除了曾希圣、段洛夫、蔡辉、李丰平、严佑民、吴锦章等直接领导和参与者之外，对贸易总局干部也实行封锁。汪、楠在秘访期间，亲眼目睹汤家沟的繁荣昌盛，震撼极大。秘访期间，我方代表段洛夫、蔡辉与汪、楠多次长谈，并由段洛夫与楠木就情报事宜、蔡辉、谭伟与汪子栋、杨大炎就贸易事宜，分别长谈数次。蔡辉、谭伟代表集成号商行（实为我方贸易总局）与汪子栋的“利记粮行”（实为地方总力社芜湖分社）进一步明确以下易货条件：

双方的条件是：汪子栋为我们采办我们需要的物资，共分三类：第一类是军火物资，如TNT火药、雷管、机枪、扣发扳机等，占总额的30%；第二类是管制物资，如钢材、铜材、五金、工具和机床等，也占30%；第三类是一般物资，如食盐、火柴、电池、药品、杂货等，占40%.我方结算时，主要的支付手段是以粮食和山货作价，其中山货占30%。虽然，这笔交易我们是大占便宜的，但汪子栋也可以向日军交帐了。”（叶进明：皖中地区财经工作的回忆）。同时确定，在皖南敌区增辟易货点，增大贸易额和增加换货品种，以支持皖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在接待日本顾问楠木时，我方发现他有厌战情绪，正在寻找后路。段洛夫做了大量说服争取工作，楠木同意为我方出力。我方也从交易差价中，压扣了一些财务送给楠木，楠木非常感激。楠木在芜湖日伪军中身居要职，地位显赫，后来做出了一些特殊贡献。

刘健农（安徽无为人，当时在贸易总局担任贸易科长，解放后任芜湖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回忆说：“大概是1944年的秋天，在一个气候宜人的一天，楠木、汪子栋等人，在杨大炎、汪仑（我方驻利记杂粮的特派员）的陪同下，身穿便衣，乘坐小汽轮从芜湖出发来到汤家沟，仍住在仁和饭店。段洛夫、蔡辉等同志接待了他们。采取分头接见的办法，经济贸易方面的问题由蔡辉、谭伟同志（时任皖江金库副主任，解放战争期间任大成公司副经理，解放后任驻苏商务参赞，外经部办公厅主任）和汪子栋、杨大炎谈判；段洛夫和楠木会谈。会议进行了两天。”

“段洛夫长期的敌军工作，斗争经验丰富，早年留学日本，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听说段洛夫和楠木的谈话很有效果。经济贸易方面的谈判也进行得很顺利，蔡辉等同志和汪子栋就贸易的内容、物资运输和交付方式等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协议。”

“经过不断深入做工作，楠木和汪子栋等人利用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做了一些对新四军七师有利的，例如：

第一， 贸易的范围不断扩大，日伪方面由原来供应我方食盐、布匹、食糖等，扩大到电讯器材、五金、药品、医疗器械、钢材、纸张（印报纸用）等，这些都是我军和根据地十分紧缺的军需军用物资，大多是日伪明令禁止运入根据地的战略物资。后来甚至用一千吨的军舰几次运来了军需物资和武器、弹药。

第二， 不时向我方提供情况。例如鬼子下乡“扫荡”前，向我方秘密通报，使我军能及时转移，减少了损失。有次敌人“扫荡”时，汤家沟堆放了大量粮食，来不及转移，我们就贴上汪子栋给我们的日伪“总力社芜湖分社”的标签，伪装是敌方收购的粮食，避免了敌人的抢掠。

第三， 营救我方被捕人员。1945年农历正月初二拂晓，鬼子向无为来乡临江地区进行了“扫荡”，我们有五名干部（有王渔、何东初等）不幸被捕。他们都很机警，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蔡辉同志又请楠木抓紧营救，以防事情败露，请楠木和特务机关交涉并作保，汪子栋又花了钱，王渔等5人很快就被安全释放。

第四， 通过楠木，为我方打通了南京日伪金融机构的联系，将我军在作战中缴款和平日收集到的大量伪币，秘密运到南京购买我军急需的物资，换回了一些日元、美钞。”（刘健农：通过经济贸易开展敌军工作）

与汪子栋、楠木关系打通后，通过双方大规模‘官商’间易货贸易，我方不仅获得大量所需物资，而且通过粮食、烟草、山货、特货出口，获得源源不断的财经收入，积累了丰厚的资金，用于军队和根据地壮大发展。

关于与汪子栋间的“特货贸易”，沈君常（江苏苏州人，皖南事变前为军部作战参谋，时任贸易局会计科长，解放后曾任安徽省物资厅副厅长，安徽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吴锦章有以下回忆：“其后，汪子栋的胃口越来越大，他提出要以机枪、迫击炮和子弹等军用物资换取我们的‘特货’，所谓‘特货’就是他们渴求而又是我们严禁的鸦片。在日伪统治阶层，他们醉生梦死，生活及其腐化堕落，对鸦片的需求量很大。鉴于这种特殊情况，我们把历次在战斗中从敌伪顽那里缴获的和在敌我边缘地带取得的‘特货’，用来换取抗日的特贸物资。这种特殊贸易全在夜间进行，对方将包扎好的轻、重机枪、迫机炮和各种子弹，偷偷装上日军的小汽艇，再悄悄运往我沿江地带的姚沟、新沟等几个联络点。我方派出武装部队在联络点四面警戒，并用小船装武器弹药一一运到岸上，再把我方的物资装上汽艇。就这样，双方又连做了几笔‘大交易’”。

至1944年春，“汤家沟”已成为全国十九个抗日根据地辖区最繁华的商埠，先后吸引了大批上海、南京、芜湖的商人前来投资、经商。随着经济战线上节节胜利，政治影响也不断扩大，党的统一战线获得空前巩固和发展，同时争取了更多的爱国志士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来。上海著名民族资本家、上海烟煤业同业公会会长潘以三【注十九】应邀到“汤家沟”考察后，与集成号商行合作，在汤家沟投资建小煤窑、肥皂厂。最典型的还有石原皋和他的安源公司。石原皋是安徽皖南人，早年留学德国，是化工医药专家。抗战期间担任上海仙鹤草素质药厂厂长。他与胡适是近亲。胡适抗战期间在重庆，家属则留在上海，托付给石原皋照顾。石原皋在上层社会和科技界声名显赫，交游广泛，关系很多。石原皋是爱国民主人士，愿为新四军出力。他的朋友汪伯威与七师参谋长孙仲德和巢湖大队政委陈明远在大革命时期即相熟，支持过他们的革命工作。通过孙仲德、陈明远引荐，汪伯威、石原皋和蔡辉建立了联系，积极为我方搞物资。1944年夏，石原皋、汪伯威秘密携带一批仙鹤草素止血药品资助七师，由唐晓光、蔡辉接待，并受到曾希圣接见，相见甚欢。曾希圣亲嘱石原皋要帮新四军做对敌工作，还写了亲笔信托石转交上海金融界巨头、伪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劝他抗日立功。唐寿民欣然同意。恰好唐的内弟华士润（日本西京帝大经济系毕业）与石为好友，亦有抗日救国之心。蔡辉指示石原皋利用此背景，邀友人卢方在上海成立“安源公司”，地址设在江西路同和里1号，卢方任总经理，石任芜湖分公司经理，专营与“集成号”的进出口贸易。成为集成号在上海的又一特贸阵地。石原皋通过卢方结识的日本人渊上，打通了日军内部关系；华士润又沟通了日本三菱洋行上海营业部的主任，联系了一批日商。通过“安源”中介，我方与日商的贸易往来也建立起来。我方输出的货仍以上海稀缺的大米、烟叶、山货为主，以皮革、油脂、酒类为辅；从日商处进的货物有布匹、棉纱、食盐、西药、印刷颜料、五金、印钞纸、焦炭等。石原皋根据蔡辉的意图，曾诱使日商迅速运发大批量货物，而我方则是小批多次批量形式拖延交货，这样即掌握了主动权，在抗战后期，又套取了大批物资。华士润为表抗日救国之心，曾慷慨解囊，先后捐赠约10万元，采购炸药、机械等“违禁”物资，存放在仙鹤草素厂内，伺机送往‘汤家沟’。此外，石原皋还争取团结了不少上层认识，参加抗日救国，如上海爱国民主人士姚惠泉、方庆咸、曹鸿儒、陈叔文和老科学家秉志先生等；在蔡辉安排下，还动员了化工专家郭成周、医师孙良生、张守智以及机械、化工方面的技术、青年学生等数十人来七师参加抗日工作。

贸易总局挣的钱多到什么程度呢？叶进明回忆道：“在当时利用汪伪的关系对扩大贸易是极其重要的一关。我们收集到的法币和伪币，数量之大，要用麻袋、车装，用轮船、汽车运，如果没有南京、芜湖的敌伪机关为我们服务，不仅无法度日，而且会遭到敌伪的打击，很可能连人带钱自投罗网。有了这种关系（指楠木、汪子栋）、我们用敌伪的轮船、汽车，堂而皇之运到南京、芜湖，进出敌伪的金融机关，购买我们需要的军用物资，甚至连军部需要而又难以弄到手的日元、美钞等外币，也可以从这里取得。”（叶进明：皖中财经工作的回忆）

从抗战胜利到顺利北撤的2个月左右，蔡辉领导的皖江贸易总局又打了四场非常漂亮的收官之战：

一、 与国民党争夺日军武器弹药：

    1945年8月，波茨坦公告发表后，根据上级指示，蔡辉领导贸易总局将工作重点转向对敌顽开展受降的争取工作和抢运敌顽军火和重要物资过江。刘健农回忆如下：“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了接受芜湖日伪军投降，七师成立了芜（湖）当（徐）支队，唐晓光任司令员，段洛夫任政委。经过楠木和汪子栋居中联络，日军驻芜湖的司令部吉村、乘汽油划子来到二坝，和段洛夫等同志说明，日本人同意向七师投降。当时我正在二坝，亲眼目睹吉村过江来到我方驻地。后来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不同意向新四军投降，只能向国民党军队投降。于是楠木、汪子栋和吉村商定，偷偷运送给我方100多吨物资，包括几十挺轻机枪和弹药。”（刘健农：通过经济贸易开展敌军工作）沈君常、吴锦章回忆如下：“1945年‘815’之后没有几天，楠木找到杨大炎的住处，说他已与日军驻芜湖部队吉村队长商妥，要把一批武器弹药交给新四军。随后，楠木同周金祥来到吉村处。当夜，他们又赶到芜湖，忙着向一艘机动舰上装货，所装的约有20余大麻袋，内有几十挺轻机枪和一大批子弹。装妥后，楠木亲自上船押送，将这批武器弹药安全送到我根据地。三天后，蔡辉、段洛夫、吴锦章又做了安排，由陈伟洋派出船队，驶往事先约好的芜湖江边，再次装上吉村队长送来的32挺轻机枪和大批子弹，顺利运到我根据地，自此以后，楠木还经常往返于芜湖和无为之间，不断为我方送来大批军用物资，其中还包括许多服装。”（沈君常、吴锦章：在特殊抗战中的特殊贸易）

二、 收回大江币、取信于民：

    1945年9月北撤前夕，根据曾希圣和区党委的指示，蔡辉奉命回收全部大江币。其方法是将除北撤时随军转移的军用物资、主要机械设备外，将公家全部一般物资包括粮食、木材、家具、库存货物、各类日用品标价拍卖，敞开回收大江币。收回的大江币，分点集中在牌楼、李桥、石洞埠等地，堆在院子里，浇上火油，当众烧毁。师部还派了武装部队守卫监督。到最后一批部队北撤时，市场上已没有大江币流通。但当地老百姓珍藏了不少。

三、 安全转移巨额资金、重要机器设备和安排撤退疏散人员：

1. 将所有可出口的物资，都变卖换成法币存入敌区的银行或钱庄里，以备应用；

2. 贸易总局将全库所存银元、金条、金块、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依号登记在夹被心里，分发给排以上干部及警卫队员北撤时穿着，到目的地缴公。

3. 组织水路北撤：

七师北撤分陆路（由曾希圣、谭希林率主力部队）、水路两条线。水路自1945年9月开始，即陆陆续续开始，有时一天几船，由汤家沟集中上船，顺江东下过南京至六合县。运输船只以贸易总局和所属长江护航队为主，江流船政办事处配合，除利用护航大队、船政办事处自有船只外，主要租用芜湖航运公司的拖轮和沿江民船。经贸易总局蔡辉亲自安排大的运输行动有四次：

一是由赵鹏程率队一个连，护送七师参谋长、含和支队支队长孙仲德、皖江行署副主任魏文伯【注二十】等干部、战士共千余人，乘着由日本人楠木带到汤家沟的日舰挂拖12条大木船，伪装成日军由汤家沟附近的姚王庙出发，直达淮阴。

二是由贸易总局用租用的芜湖一艘拖轮和6只木船，护送一百多名伤病号和五六十担医药用品，经长江至六合。

三是由贸易总局包租杨大炎的拖轮及木船队由姚王庙出发，将大江银行、印钞厂、兵工厂、《大江报》等单位的机器、物资及部分人员转移至六合，转淮阴。

四是由贸易总局吴锦章【注二十一】、陈力生【注二十二】组织的船队，将皖江贸易总局机关人员及胡德荣【注二十三】带领的区党委、行政公署的老、弱、病、妇人员分三批护送至六合。

一共六批，在转移中没有一批发生意外事故，无一伤亡和财产损失。圆满完成北撤前善后工作后，蔡辉和段洛夫【注二十四】、陆学斌【注二十五】等率贸易总局及其它一批地方机关干部和警卫部队，挥泪告别皖南人民，从无为汤家沟出发，经斗家坝过巢湖，并再登陆步行经合肥、全椒、来安、天长、盱眙、泗洪至洪泽湖又登船经运河到达淮阴，驻在淮阴北部王营镇，途中行程共达一个多月。

4、 组建两套班子，为北撤后在新形势下开展国统区贸易做充分准备。一套班子由蔡辉带吴锦章、陈力生、谭伟、彭肆、宋泽等随七师主力部队北撤；一套班子由沈君常、吴谷泉、舒展民组成赴上海建立联络机构，原在上海的我方人员石原皋、朱玉龙、盛慕莱等重组公司待命，蔡志锷负责调度经营。

 后续-大成公司和蔡辉之殇

1945年11月，北撤至淮阴后，由于皖江行署已事实上撤销，大部分机关工作人员由张凯帆率领编入苏皖边区政府；主力部队进驻山东枣庄。七师师部在淮阴成立留守处。1946年2月，以原贸易总局干部为基础，在淮阴城内普恩寺成立由师部直属的“大成贸易公司”。“大成公司”与七师留守处合署办公，归曾希圣、李步新直接领导。因原皖江贸易总局在汤家沟对外公开名号为“集成号”，取其集大成而命名。蔡辉任经理，吴锦章、谭伟任副经理。1946年3月~7月为大成公司鼎盛时期，客商云集，财源茂盛，来往干部，络绎不绝。当时七师师部已离开了根据地，也没有地方政权可依托，工厂也全部移交给地方和军部，基本失去了财税来源。但七师留守处还保留着师部直属机关，报社，文工团、后勤，警卫部队，还领导着皖江和皖南敌区的革命斗争，摊子大，花销多，全靠大成公司支撑，很快日子又兴旺起来。

不久，国共和谈破裂，两淮（淮阴、淮安）遭到轰炸，8月下旬，大成公司奉命转移，经苏北宜林、鲁南郯经周折辗转至山东莒南县的萍上时已是秋末冬初。

大成公司到萍上后，很快重整旗鼓再开场。开始以安东卫为进出口港口，由刘健农任安东卫分公司经理，又在日照县涛雒（石臼所附近）增设分公司，由宋泽、彭肆、武汉负责，利用海运重开商道。春节前后已打开局面，业务重新恢复。

1947年2月，新四军正式撤编，华东局以七师留守处为班底成立国区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部），曾希圣、李步新、黄耀南出任正、副部长。应曾希圣强硬要求，华东局批准大成公司划归国区部直属。大成公司的工作重点除了筹款筹资，还要打通海上交通线，为南下敌后的大批军政人员提供经费和护送。为此，大成公司将上海的各个摊子，统交新成立的上海工作组统一领导。上海工作组由方向明、吴文瑞分任正副组长，不仅负责与山东大成公司、国区部的联系，还参与支持皖南敌后斗争。蔡辉则重点抓山东~上海间海上交通线的开辟。

“这条海上交通线，直至1948年8月山东部队转外线作战时才中止。蔡辉先组织老弱妇幼撤至牟平县山区待命，率主要人员撤至烟台，不久胶东半岛受敌人攻击。8月底，蔡辉令赵以勤率船从海道送最后一批皖江干部到上海，由上海工作组派人转送皖南游击区，交皖南特委书记胡明。吴锦章、陈力生等带领大成公司部分同志转回苏中、苏北隐蔽地带待命。9月中旬，在辽宁新金县，华东局宣布国区部撤销。曾希圣、李步新率国区部及武装人员南下，后曾被任命为二野副参谋长。黄耀南与撤至烟台的家属老弱会合，经海路撤至大连。蔡辉带领警卫队在胶东一带打游击。1948年8月胶东解放，蔡辉到山东青州，向华东财委代表孙冶方结清账目，大成公司才正式结束。蔡辉奉调山东省政府出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管财经政策制定。后随大军南下，参与上海敌产接收工作。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成立后，曾山任主任，华东各战区财经主要领导人张劲夫、方毅、孙冶方、薛暮桥、陈国栋、李人俊、汪道涵、蔡辉等齐聚华东财委。蔡辉担任办公厅主任兼机关企业处处长。

蔡辉在1940年~1949年十年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在谭震林、曾希圣的直接领导下，坚决执行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大战略方针，并从实际出发，创造性提出和践行“以商养军哺民”、“特区特贸”“建立广泛的抗日经济统一战线”，先后在沙洲（苏南六师）、无为（皖江七师），苏北、山东以对外贸易为主要手段，以码头为特贸枢纽，开辟了华中根据地与上海、芜湖等沦陷区城市之间的城乡商品航运大通道，创造了根据地原料产品大规模输出（抗战时期，主要输出粮、棉、油、烟草及特货；北撤至苏北，输出盐；转移至山东，输出煤、盐）和敌占区工业品、军工产品大规模输入和流通性财政收入高速度增长两大战时经济奇迹；同期，建立起我党领导下广泛的经济统一战线，组建起一支打不烂、压不跨的对敌经济贸易先锋队。这支队伍中既有参加新四军的共产党人，也有党外矢志不渝的爱国志士，以他们为核心，在敌后建立起广泛的爱国统一经济战线。他们白手起家，大智大勇，不畏艰险，千方百计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为我军输送了大批宝贵的军械、弹药、医药、通讯器材、布匹、纸张、机器设备等战略物资；为我根据地提供了巨额资金；建立起一条又一条地下交通线，掩护了大批干部进出敌占区。在整整十年对敌斗争中，这支经济统一战线大军的核心没有一个人叛变、没有一个人脱逃、没有一个人贪污，没有发生一次重大事故；在敌人心脏购军需、设仓库、开航线，虽然多次遇险，均能化险为夷，没有造成重大人员和财产损失。创造了二次大战史上罕见的奇迹。迄今，这支默默无闻却百战百胜的神奇商战之师，仍充满后人不可想象的秘密。

解放后，从“汤家沟”走出来的共产党人，成为安徽省50年代初~80年代中期的经济建设的一代创业型领导。安徽省经委、重工业厅、轻工业厅、财政厅、商业厅、外贸厅、物资厅、水电厅、建筑厅、粮食厅、供销合作社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文革后，有多人担任省、市级领导，都出自“汤家沟”；叶进明、吴锦章、陈超柱等分别出任上海公用局长、外贸局长、城建局长。这批“长袖善舞”的商战精英，在历次运动中没有一个人由于贪腐问题被查出，终生廉洁奉公。这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神话。这支曾经辉煌十年的商战大军，随着领军人物蔡辉于1952年春含冤去世而烟消云散。蔡辉于1952年春在“老三反”运动中蒙受巨大冤屈，仍严守党的“特贸”机密，唯恐在辩解时可能损害党的威信，为此已承受了巨大精神压力。但在“特货贸易”问题上，面对党外不明真像群众的激愤指控时，有个别领导人公然当众否定历史事实，反诬系蔡辉个人所为。蔡辉不堪忍受颠倒黑白、反功为过的蓄意谎诬，愤然以死明志。时年仅38岁。随着蔡辉去世，蔡辉和“汤家沟”就被历史尘封了。直至1982年蔡辉平反后，这一段史实才陆陆续续出现在地方党史史料和一些老同志点点滴滴的回忆录中。

尽管，在今天党史研究领域，仍有一种观点，认为蔡辉及皖江根据地与汪伪商会汪子栋特殊的易货贸易，尤其是特贸贸易，客观上资助了敌方，贩卖了毒品，应予否定。但我认为，在战时特殊经济环境中，只有千方百计打破敌人封锁，最大限度满足根据地老百姓生存和发展需求；在减轻人民负担同时自力更生解决军费、军需保障，实现富民与强军的统一，才是压倒一切的大道理，才符合抗日根据地和人民军队集蓄发展实力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大目标。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政权和军队发展的经济来源可持续问题没解决好，是导致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是迄今尚未正视但不容置疑的历史教训。皖江经验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雄辩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有能力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科学的运用市场规律，实现经济上的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

本文参考资料部分来源：

《皖江劲旅》                  （主编：时生）    

《新四军第七师C》（主编：广州新四军研究会第二分会 安徽省巢湖市新四军研究会）

 省巢湖市新四军研究会）

《皖江风云》                     （主编：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七师分会）

《纪念曾希圣文集》（主编：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皖江七师分会）

 新四军研究会皖江七师分会）

 《铁流·新四军后勤战线》（主编：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战根据地研究会）

 《新四军第七师暨皖江抗日根据地简史》（主编：北京新四军华中军区研究会第七师暨皖江抗日根据地分会）

  甄子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财经工作》

  叶进明《皖中地区财经工作的回忆》

  胡明《永远怀念曾希圣同志》

《张凯帆回忆录》                     《安徽省人民出版社》

《江南雄师》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六师分会编》

中共张家港（沙州）地方史第一卷

《中共张家港市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王征明《新四军第七师和苏南抗日根据地敌伪军工作的回忆》

徐祖白《吹尽黄沙始见金——评述蔡悲鸿对我党财经工作的杰出贡献》

沈君常、吴锦章《在特殊环境中的特殊贸易》

刘健农《从通过经济贸易开展敌军工作》

蔡志锷《新四军七师根据地的对外贸易》（安徽省委文史资料）

               《大成公司外记》                                   （安徽省委文史资料）

嘉定革命烈士传略：盛慕莱烈士

过雪川《长江边上的斗争》

上海英烈传：盛慕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会、上海市民政局）

李宁：《请求为蔡辉同志平反的申述》

赖传珠：《赖传珠日记》

【注一：】叶进明，1910~2005，浙江余姚人，1927年入党，长期从事地下党工作。抗战期间在上海参加新四军。任总兵站站长。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供给部副部长、七师供给部部长、皖江行署财经处处长；解放战争任山东野战军后勤部长、华东野战军兵站部部长。上海解放后，为首任公用局局长。

【注二：】张铚秀，1915年江西永新县人。长征时曾任红六军团营长，解放后曾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二、十三届委员

【注三：】马长炎解放后先后任安徽省副省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注四：】曾希圣是湖南资兴县人，早年就读于湖南第三师范，1922年入团，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后参加中央讲习班和北伐战争，1927年入党。大革命时期，他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兵运工作、军事情报工作，曾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秘书长。1932年在中央苏区创建了中央军委二局，并担任首任局长。党中央评价曾希圣对中国革命有两大贡献，其一：在中共苏区反“围剿”和长征中，曾希圣领导的二局以其特殊的手段获取了大量极其准确可靠的敌军调动军事情报，为红军反围剿和长征胜利，做出重大贡献。其二：皖南事变后，开辟皖江根据地和创建新四军七师，在四面受敌包围的极其艰险困难的条件下，使七师由开始不足2000人迅速发展到3万多人，并为兄弟部队提供了大量财政和物资上的支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注五：】吕惠生（1901年~1945年，安徽省无为人），1926年毕业于北京国立农业大学，为国民党左派。抗战后，积极支持共产党、新四军，1946年受到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密令围捕，率全家投奔新四军。1941年，选任为皖江根据地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无为县县长。42年皖中行署成立后，被选任行署主任，1943年加入中共。任内主持了根据地最大的水利工程——13华里的黄浦江大堤，后被命名为“惠生堤”。吕惠生1945年9月20日于北撤途中为汪伪无为县长逮捕，坚贞不屈，于同年11月13日在南京壮烈牺牲。

【注六：】唐晓光（1912年~1968年），安徽无为人，早年从教，1938年任国民党六安县政府科长、县长，1939年任国民党合肥县长。1940年投奔新四军，1942年初出任皖中行署财经委主任，同年入党，43年上半年出任行署副主任。文革中，在福建省副省长任上受迫害自杀。

【注七：】傅秋涛，1907年~1981年，湖南平江人，解放军开国上将。1929年入党，跟彭德怀参加平江起义。红军主力长征期间，坚持领导湘鄂赣边三年游击战争，七师组建前，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兼政委。

【注八：】谭希林，1908年~1970年，湖南长沙人，1955年中将，1926年入党，27年黄埔军校毕业，曾经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参加过长征。

【注九：】孙仲德，1902年~1961年，安徽人，解放后任安徽省副省长，政协副主席。1934年加入中共，曾任红军皖西北游击师师长，七师组建前在皖江一带游击，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政委、政治部主任，后任新四军七师参谋长兼沿江支队司令员、十九旅旅长。

【注十：】何伟，1910~1973年，河南人，解放后历任广西、广州、河南副书记、书记、第二书记、驻越大使、教育部长），1936年入党，曾任鄂豫皖区党委组织部长、书记，七师组建前任新四军四支部政治部主任。为七师首任政治部主任。

【注十一：】李步新，1907年~1992年，江西上饶县人，1929年入党，1934年参加方志敏、栗裕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后坚持皖赣游击战争，皖南事变前任皖南特委书记。为七师副政委、组织部长。解放后华东局组织部长、中组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中顾委委员。

【注十二：】林维先,1912年~1985年，安徽人，解放后授中将军衔，历任南京军区、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入党。红军长征后，坚持大别山武装斗争。七师十九旅旅长。

【注十三：】王集成1907年~1983年，福建上杭人，历任华东军区空军政委、铁道兵副政委、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28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中央红军，同年入党。七师政治部主任。

【注十四：】黄火星，1910年~1971年，江西抚州县人，解放后授中将，历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军事检查院院长，1930年参加中央红军，次年入党。参加了赣东北苏区反“围剿”和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曾任七师政治部副主任。

【注十五：】张铚秀，1915年——2009年，江西永新县人，1928年参加革命，1930年入团，1933年参加中国红军，1934年入党。曾任昆明军区司令，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员。曾任七师十九旅参谋长。

【注十六：】张凯帆是安徽无为人（1908年~1991年），解放后任安徽省委书记、省政协副主席，1926年投身革命，1928年加入中共，是皖江地区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1930年参加创建中共工农红军第三游击纵队，并任纵队政治部主任，同年在无为县组织了六州暴动。失败后，仍坚持斗争。1933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任沪西区委书记），不幸被捕，在狱中被囚四年，经受各种酷刑，坚贞不屈。在龙华监狱写下传诵一时的名诗：“龙华千古仰高山，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张凯帆是1926年在芜湖读中学时，在国文教员李克农（时任芜湖地下党负责人，公开身份是芜湖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1926年潜入上海，1930年3月加入中央特科，是我党情报工作创始人之一，解放后任副总参谋长兼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八大中央委员，授上将，62年逝世）影响下参加了革命的。张凯帆1929年~1933年，就是皖中地区党的领导人之一，抗战初期，又受党的派遣，在皖江领导组织民众抗日活动，组建了皖中第一个抗日地方武装。张凯帆为人正直、忠厚、尤长统战、胸襟博大、刚正不阿、不畏权贵、关心人民疾苦而深得民心。在皖中地区党员、民众和上层享有很高威信。

【注十七：】史迈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史恕卿是桐城中学的创办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曾担任国民党（左派）安徽临时党部执行委员，出任省工商部长。抗战时期，史家受党委托平组织交通联络站，掩护新四军干部进出大别山。抗战爆发后，史家兄弟姐妹有四人投身革命。

【注十八：】武汉同志，广东汕头人，（1923年—2003年）。蔡辉的妻弟。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38年入党。军调期间，任陈毅英文秘书。解放后曾任上海公安局二处处长，后受潘杨案株连，1981年平反，出任联合国犯罪预防委员会亚洲委员，华东政法学院终身教授，著名刑法学家。

【注十九：】“爱国煤商”潘以三，浙江余姚人，1895.11～1972.1。在解放前虽不是上海煤业界的首富，但他是被同业公认的同业领袖和爱国煤商，他在抗日救亡、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事业作过可贵的贡献。解放后，潘以三曾先后任上海市煤薪炭商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上海市煤球总管理处经理、上海市煤建公司经理。“文革”期间，潘受迫害致使病情加重于1972年1月31日含冤逝世。1979年4月予以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注二十：】魏文伯同志（１９０５年３月——1987年4月），出生于湖北省新洲县一个农民家庭。１９２５年冬，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家乡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１９２６年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共黄冈县阳逻区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共青团区委书记，领导了阳逻手工业工人的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的斗争，并组织了工人自卫队武装。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魏文伯同志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被派往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宜昌，担任共青团宜昌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长，１９２９年他考入北平郁文大学，并任该校地下党支部书记，不久又任北平市委秘书长。１９３０年１０月，去中共北方局学习，之后被派往山西任省委和特委委员兼秘书长、宣传部长。１９３３年夏，又被派往冯玉祥领导的“抗日同盟军”任军事委员会秘书。“西安事变”前，任东北军党的工委宣传委员。１９３７年，历任中共陕西三原城区区委书记、湖北英山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等职。１９４０年１月，他进入华中抗日根据地，遵照刘少奇同志指示，出任华中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安徽定远县的第一任县长。此后又任津浦路西区党委委员、联防办事处副主任兼党组书记，１９４４年秋，任皖江区行署副主任兼党组书记。解放战争开始后，他历任华东局群委会副书记、民运部长、秘书长，为支援前线和准备接收管理城市进行了细致的有创造性的工作。全国解放后，任华东局秘书长、华东检察分署检察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华东政法学院第一任院长。１９５３年，任司法部副部长、党组书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党组书记。１９５５年起，任上海市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监委书记，市政协副主席，市人委委员，市委秘书长，社会主义学院院长等职。１９６１年，任华东局候补书记兼秘书长、书记。十年浩劫中，魏文伯同志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在长期被关押批斗的情况下，他仍英勇不屈，坚持真理，表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原则性。１９７８年１２月，魏文伯同志重新恢复工作，任中纪委副书记兼秘书长。１９７９年８月后，任司法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央政法委委员。 魏文伯同志１９８２年被选为党的十二大代表。１９８３年１０月，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顾委委员。他衷心拥护党中央关于干部年轻化的正确方针，１９８２年主动辞去中纪委副书记、司法部部长、党组书记职务，１９８５年在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上又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顾委委员。

    1987年11月30日，魏文伯追悼会在上海举行。江泽民主持，陈国栋致悼词。芮杏文、张劲夫参加。赵紫阳、邓小平、陈云、彭真、乔石、姚依林等发唁电、唁函。

【注二十一：】吴锦章（曾用名吴大椿）1909年12月6日出生在安徽省无为县。1930年至1937年期间，先后参加了著名的“六洲暴动”和在江西彭泽以及安徽无为地区开展的革命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新四军四支队游击纵队大队长、江北游击纵队司令部指导员、无东大队教导员、新四军七师皖南支队供给处主任、敌工部副部长、临江情报总站站长。历任江苏淮阴七师留守处副主任、大成总公司副总经理、山东工商部秘书室副主任、济南工商局办公室主任、南下干部大队副大队长。上海解放后，先后在上海市财经处、华东贸易部、上海商品检验局和上海对外贸易局（国际外贸东方集团外贸总公司）担任领导职务，享受副市级待遇。

【注二十二：】陈力生

【注二十三：】胡德荣同志1908年2月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无为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创建无为红军举行六洲暴动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1937年11月任无为县工委书记、县委书记、县总队政委，舒无地委委员、军事部长。1942年5月新四军七师成立巢无独立团，胡德荣同志任团政委。1945年6月，负责七师北撤工作，先后任七师留守处主任、卫生部政委。1947年随部队南下，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支前工作。解放后，历任巢湖地委组织部长，皖北行署水利局局长，淮委工程部副部长，淮委党委常委、淮委勘测设计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省委基建部副部长，省水电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省政协常委等职，享受副省级待遇。

    【注二十四：】段洛夫江西永新人。１９３３年毕业于东京日本大学英文、日文系。１９３８年参加新四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第七师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中共皖江区委秘书长、联络部副部长、城工部副部长，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部秘书长，大连关东日报社、关东通讯社副社长。建国后，历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副局长，教育部计划司司长、副部长、顾问，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校长。合译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注二十五：】陆学斌：浙江慈溪人，1913年——1996年。42年任无为县县长，解放后安徽党委宣传部长、副书记、书记处候补书记。1959年“反右倾运动”被定为“张凯帆、陆学斌反党集团”主帅之一，被撤职、开除党籍。1962年平反后，调任新疆自治区候补书记兼新疆大学校长；80年代任自治区人大副主任。其妻吴铭，1942年——1945年，任七师师部直属卫生所指导员（所长李宁，蔡辉之妻）

                蔡晓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