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中旬，我们来到豫南的竹沟镇。这里位于确山、泌阳、桐柏三县交界处。根据中央的部署，由周骏鸣、王国华领导的豫南红军独立团在这里集结、整编。后来，中共河南省委、中共中央中原局也设在这里。竹沟为中原各地培养和输送了数以千计的军政骨干，人们亲切地称她为中原抗战的摇篮、革命的“小延安”。
雪枫告诉我，在这里活动的公开名义，是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留守处，他已指定坚持豫南斗争的王国华为留守处处长，我任留守处参谋长，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出征部队遗留问题； 组训部队，准备在日寇打通平汉线后，依托豫西开展游击战争；
消灭附近土匪，安定民心，进行群众工作。雪枫还告诉我，在党内，他是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我为军事部参谋长；但为工作方便，他对外仍以八路军少将参谋处处长、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在河南地区的国民党高层军官中进行统战工作。此后，我便由八路军战士变成了新四军战士。
留守处成立时，我们首先组建了一个警卫连，下有两个步兵班、一个冲锋枪班和一个手枪班，主要骨干是我们在临汾时从第129师调来的那批红军战士，还有10多名临汾学兵队的毕业生。这样，留守处就有了一支精干得力的武装。
整编8团是3月中旬进行的。由周骏鸣、王国华领导的豫南红军独立团仅有四五百人，除老弱病残者外，只能整编为一个多营。怎么办呢？当时豫南土匪很多，每股10多人到数百人不等。群众对他们非常痛恨，称之为“杆子”。其中有两股较大的“杆子”,头头一个叫安永祥，一个叫段可祥，各有七八百人、二三百条枪，当地称他们为“安团”、“段团”，里面也有一些裹胁进来的群众。为了把这两股“杆子”改造成人民军队，我们决定对其收编。收编“安团”的任务交给了周骏鸣．我们留守处负责收编“段团”。
一天，我们按照预定的计策，以彭雪枫的名义，请“段团”官兵吃饭，由我带一个班十分顺利地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后根据 “段团”官兵的不同情况，分别进行处理，对其中的坏头头，教育后发给路费送回原籍；把出身好、愿意抗日的人员留下来，由我们派去的干部统一管理。这时，周骏鸣那里也很快解决了“安团”。我们便将安、段两团集中整训，后编入第8团，一部分编成2营，主要部分编成3营。
8团的3个营编成后，由周骏鸣任团长，胡龙奎任副团长。这是因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需要我军的政治委员暂时改成军事副职，不久又恢复了。胡在红二方面军6军团当过组织部部长，是我在抗大的同学，但后来他消极离队，政委改由林凯担任。参谋长是赵启民，政治部主任徐祥亨，成钧为1营营长，朱绍清为2营营长，朱国华为3营营长。遵照新四军军部命令，8团开赴皖中，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8团东进后，我们在竹沟继续组建新部队，发展抗日力量。经过党组织的号召动员，当地群众抗日情绪甚高，纷纷前来参军。4月间，又成立了一个补充大队，由陈康任大队长。同时，还开办了教导队，有来自河南、湖北等地的青年学生400多名。开始，教导队负责人是周季方，后为谭友林。随着人民群众的广泛发动，竹沟这个偏僻山区的小镇上，到处是抗战的歌声。周围地区的抗日救亡活动，也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我们的活动，震惊了当地的顽固派和土豪劣绅。他们联名上书国民党当局，诬陷我们“招兵买马，图谋不轨”。为此，国民党派西北军第32师188团团长夏华国来竹沟“视察”，为下一步名正言顺地攻打我们寻找借口。周恩来副主席在武汉获悉这一情况，立|即指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提前通知我们。根据当时的环境条件，经过分析研究，我们决定力争避免军事冲突，以理服人，以维护抗日民族统—战线这个大局。
夏团长一行到竹沟后，雪枫和我佩戴八路军臂章，出面接待，让出最好的房子给他们住。介绍情况时，我们摆事实，讲道理，并请他们到现地察看，说明我们是按国共两党协定，奉八路军总部命令来竹沟，协助整编8团东进抗日的。夏团长和我们相处了10天，没有发现可疑之处，就顺水推舟地报告上级，说在竹沟没有发现违反抗日宗旨的不法活动，随即撤回。
当然，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将教导队人员提早分配，陈康大队补充给8团，省委机关转移到邓庄铺附近。后来，我还带—部分人去了武汉办事处等。在武汉期间，我向周恩来副主席请假，回平江老家探亲。行前，周副主席发给我20元钱，使我十分感激。
在长寿街，我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母亲。她苍老了许多，精神恍惚，目光呆滞。闲谈中，母亲告诉我：国民党军队占领长寿街后，红军亲属就成了欺压挨整的对象，你父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去世的；后来，邓画梅同一个男人同居了，并已有了一个4岁的男孩；剩下我一个，真是没法活下去了。望着患病的母亲，我难过地哭了。身上也只有周副主席给的那20元钱，留给她过日子用。在安排了母亲的生活之后，我怀着难舍难分的心情，离开了长寿街。回到武汉，经过反复考虑，我给邓画梅写了封信，说：你同别人有了小孩，我们离婚吧。这些年你照顾我父母有功，往后我们可以姐弟相称。邓画梅收到我的信后，让她弟弟替我们办了离婚手续。
在武汉办事处，我遇到了萧望东。我们是抗大的同学。这次，他从新四军第4支队回来，正等待分配工作。熟人相见，谈得十分投机，我便动员他去竹沟，并将此事报告了雪枫，雪枫也很欢迎。后经长江局批准，同意派他到竹沟工作。一路上，我们谈了对战争形势的看法。我告诉望东，原先毛主席派雪枫来河南，是准备日军沿平汉路直下郑州、武汉时，发展豫西地区敌后游击战争的。前一段，我们在大力发展抗日武装的同时，也对此作了布
置。现在，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由于国民党在徐州、开封失守，炸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企图用黄河水阻止日军进攻，日军下一步可能会集中力量沿长江直取武汉，因而豫东敌后的战略地位日趋重要。望东也这样认为。
回到竹沟后，雪枫召集我们开会。他详谈了豫东地区的形势发展，说工作指导的重心准备改变，由原先以豫西为主逐步转为以豫东为主。他对我们说：豫东虽已有河南省委组织部部长吴芝圃领导的豫东人民抗日游击第3支队，还有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领导的西华抗日自卫军，但还要继续加强这一地区的力量，以发展豫东敌后游击战争。我们商定，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豫东抗日武装的领导，由萧望东于7月间率一个步兵连越过平汉铁路，向东进发，先与吴芝圃部汇合，并由吴部拨给一些人员，组成先遣大队，也叫萧大队，与吴芝圃、沈东平等部一起在豫东地区打游击。
在深入研究向豫东发展时，首先遇到的就是如何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问题。因为过去我扪对打山地游击战还比较熟悉，今后要到豫东平原去，游击战怎么打，是个新课题。对此，我们作了专题研究，也了解了华北的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从敌我双方的情况来看，日军的长处是武器装备好，有汽车、装甲车，机动快，但我们可用改造地形的办法来限制它，利用平原上的大片高苗地和众多村落作掩护。虽然在豫东平原没有山地为依托，但我们有人民做靠山。有了人民群众真心诚意的拥护和支持，形成了人民群众的铜墙铁壁，在平原同样可以战胜敌人。我们还重点研究了高苗地战斗、村落战斗、夜间战斗等具体问题。后来根据作
战的实践，我还写过一篇专门研究高苗地战斗特点的文章。
8月间，日军沿大别山北麓、淮河南岸和长江两岸向武汉推进。为了进一步了解豫东情况，开展豫东敌后的工作，雪枫亲自前往西华、扶沟一带视察，并做国民党西华县县长楚博、扶沟县县长魏凤楼（后调鹿邑）和周口第七行政区专员刘莪青的统战工作，进一步掌握了该地区敌、友、我三方的情况。回到竹沟后，他向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恩来、叶剑英作了报告，为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开辟豫、皖、苏、鲁边区的决策提供了依据。9月2日，周恩来副主席、叶剑英参谋长电示河南省委：应将工作重心转向豫东，创造豫皖苏鲁边抗日斗争的新局面，并与八路军冀鲁豫部队沟通联系。
收电后，雪枫找我商量，我们认为：在豫东、皖北的柘城、鹿邑、亳县（亦称亳州）、夏邑、永城、涡阳、蒙城一带，北面有山东我党的武装，南面与4支队8团相呼应，可起到牵制敌沿大别山脉西进的战略作用。一旦武汉失守，平汉线危急，则是坚持华中敌后抗战的十分重要的地区。于是，雪枫立即电告毛主席、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志，准备东进，拟在豫皖边建立根据地。
9月中旬，毛主席发来电报，同意我们的想法，要我们先行开展豫东敌后游击战争。
9月下旬，东征部队完成了动员准备。当时，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回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彭雪枫、陈少敏便于9月27日签发了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提议以彭雪枫、吴芝圃、张震、萧望东、谭友林、岳夏、方中铎、周季方、刘作孚等9人，成立党政军委员会，以彭雪枫为主席，另由彭雪枫、吴芝圃、萧望东组成3人团，以应付紧急情况。当天，游击支队在竹沟正式成立，以彭雪枫为司令员兼政委，我为参谋长，谭友林为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9月29日，周恩来也急电彭雪枫：“情况紧急，你宜速去豫东开展游击。”第二天，在彭雪枫的率领下，我们373人，携长短枪190支、机枪4挺，以新四军游击支队的名义，在竹沟誓师东征。
10月上旬，我们来到了西华县城，这里是当时豫东抗日力量发展较快的地方之一。通过西华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已经组成了一支2000人枪的抗日自卫军。这支部队的参谋长是特委书记沈东平，在前不久与日军作战时壮烈牺牲了。此时，特委工作由周季方接替，自卫军司令胡晓初、副司令侯香山都是我们党的秘密党员，团长屈申庭也是我党党员，他们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雪枫和我还去看望了西华县长楚博。他是一位进步人士，抗日热情很高，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的政策十分不满，积极依靠我党的力量，在西华县站住了脚，后来也被发展为我党的秘密党员。
按照原定计划，吴芝圃率豫东人民抗日游击第3支队，萧望东率新四军游击支队先遣大队，从睢（县）杞（县）太（康）地区西渡黄河，赶赴西华与我们会合，准备进行整编。我与吴芝圃是初次见面。他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待人诚恳，和蔼可亲，长期在河南做地下工作，斗争经验丰富，在这一带颇有影响。
萧望东向我讲了到豫东敌后以及部队发展的经过。我问他，抗日游击第3支队有什么特点？他对我讲：豫东沦陷后，芝圃同志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创建了这样一支千余人的队伍，真不容易。这支队伍抗日热情很高．但缺少干部，组织不够严密，军事知识也欠缺些。当官兵找吴司令要枪弹时，他总是用《游击队之歌》的歌词回答大家——“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与芝圃同志熟悉后，曾就此事问过他。他笑着说：我是教书匠出身，刚打仗时不会指挥，不懂得去利用地形地物，只是讲打啊、冲啊！以后，从战争中才学会了怎样指挥打仗。
10月10日，我们在西华召开了中共豫东特委扩大会议。雪枫主持会议并讲了话，向与会同志传达了周恩来副主席几次来电的指示精神，主要是4个方面：即豫东沦陷，武汉即将失守，敌后空虚，我党要放手发动群众，组织部队，进行游击战争；要大力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分化瓦解汉奸队伍，争取地方实力派进行抗战，经中共中央、长江局批准，在豫东活动的我党领导的武装，统一用新四军游击支队番号；要努力争取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支持，以保障部队人马的供应等。
会后，鉴于周季方回游击支队工作，特委工作由郑平负责，主要是掌握西华抗日自卫军，并对派到这里工作的军事干部进行调整分配。
10月11日，我们在西华城北的杜岗村召开游击支队、豫东人民抗日游击第3支队和游击支队先遣大队会师大会，正式宣布部队合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吴芝圃任副司令员，我任参谋长，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谭友林任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
长。从此，豫东敌后有了一支开展游击战争的坚强武装力量，而西华的杜岗便成为我们会师的纪念地。
新四军游击支队下辖3个大队：第1大队由萧望东率领的先遣大队为基础编成，代号“南阳”，黄思沛为大队长，张太生为政委，钟友松为副大队长，他们均是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干部；第2大队以胡少卿率领的游击支 队第4中队为基础，与吴芝圃的游击第3支队2大队合编而成，代号“信阳”，由红四方面军长征干部滕海清任大队长兼政委，姜朗山为副大队长；第3大队由游击第3支队3大队编成，代号“淮阳”，由红一方面军长征干部冯胜为大队长，睢县中心县委书记张辑五为政委，吴守训为副大队长。其他一些干部则分到机关工作，像司令部参谋程致远、程朝先、陈光勋，秘书黄林，机要科吴振英、洪贤驹，电台队长熊梦飞、报务员胡灿传、廖金贵等，大都是红军干部。政治部有王子光做敌军工作，王静敏做群众工作，前者是留日学生，后者在北京读过大学，原为杞县中心县委书记。经理处处长资凤，参加过湘南暴动。会计郭金林，也是老红军。副官长雷明原是在西北军工作的地下党员。副官罗杰是抗大毕业生。合编后，游击支队的领导力量加强了，总人数已达千余人，并且做好了东进敌后的准备。
西华整编后，部队向何处发展？是先到北边的睢杞太老区，还是东进徐州附近？我们当时的想法是，进入敌占区后，要先找个立足点，建立起自己的后方，再求发展。因此确定，第一步先到鹿邑，第二步到睢杞太地区。10月24日，我们由聂堆渡口渡过新黄河，通过淮太公路，于10月26日进至淮阳棠棣集以西窦楼一带宿营。自豫东沦陷，新黄河以东地区大部为敌占领，日寇在这一带烧杀抢掠，土匪汉奸横行乡里，群众苦不堪言。当我们这支抗日队伍在这里出现时，民众无不兴高采烈，欢欣鼓舞。
第二天上午9时，部队正准备出发，突然听到枪声。侦察员跑来报告：南边村庄有日军向我扑来。我们当即决定，支队直属队在窦楼南侧大围外集结。我随彭雪枫带领警卫连，占领窦楼西南角的坟地。各大队也分别占领有利地形。不一会儿，日军乘一辆汽车，还有10来个人骑着马，耀武扬威，杀气腾腾地冲了过来。我们仅有从武汉办事处领来的4挺苏联造轻机枪，还有一支花20元钱从国民党伤兵手里买来的钢枪。其他枪支，均为当地土造，打一枪后，弹壳退不出来。初次打仗，有的战士叫起来，还把枪倒过来，用脚去蹬枪栓。我连忙叫他们卧倒不要动，自己操起一挺轻机枪，一梭子扫过去，把日军打散了。正当我准备再打时，一颗子弹飞来，穿过了我的右腿，顿时鲜血直流。卫生员给我包扎后，我继续指挥1大队正面阻击敌人。雪枫命令3大队向敌左侧猛烈突击。3大队副大队长吴守训弹无虚发，一连击毙多名日军。参谋程朝先、排长崔云瑞、副排长姚克、战士阎立泰、易正干等，向日军边冲边射击，打得英勇顽强。激战中，程朝先、姚克、易正干负了伤；阎立泰壮烈牺牲，年仅24岁。雪枫和我率部向日军发起进攻，打得敌人阵脚大乱，慌忙把尸体、伤兵抬上汽车，狼狈逃窜。我们从缴获的物品判断，被击毙的有日军林津少尉。
窦楼战斗，游击支队击毙日军 10多人，缴获子弹百余发，以及大衣、钢盔、帽子多件，还有林津的指挥刀一把。仗虽不大，但毕竟是我们东进敌后的首战。在这之前，豫东日军在占领区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还从未遇到过坚强的抵抗。窦楼一战，打击了敌人的凶焰，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豫东大地。
4师分会：张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