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秋，新四军军部得到情报，日本侵略军准备大举“扫荡”苏北盐阜抗日根据地。“扫荡”目标是新四军军部和3师师部，还有盘踞在淮宝的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残部，同时也为了预防太平洋战场美军海上登陆和空降苏北，当然也为掠夺苏北的资源。

这次“扫荡”前，日本在东京的报纸上曾刊载文章，在文章中叫嚷：苏北滨临东海靠近南京上海，地理位置很重要。这里还盛产海盐、棉花和大米。新四军长期在此盘踞，对日军很不利。因此，必须清除新四军在苏北的指挥机关。

还有情报透露，日军这次“扫荡”与1941年“扫荡”盐城有所改变。1941年的“扫荡”是华中日军加伪军7000人，从南面和东面海上向盐城包围。当时驻在盐城的新四军军部巧妙地跳出包围圈，转移到了阜宁西乡地区。而阜宁地区属于华北日军的管辖范围，他们没有配合，加上苏中新四军1师为牵制敌军向敌伪老巢泰州、泰兴城进攻并收复黄桥，使敌人首尾难顾。在构成盐城据点后，不得不草草收兵南撤，结束了“扫荡”。而日军这次的“扫荡”，准备由华北派遣军和华中派遣军相配合，集中力量从南北合围夹击同时进攻。据此估计，这次“扫荡”规模大，形势比较严峻。因此，新四军军部在1942年底就悄悄地离开了盐阜，转移到了淮南根据地。

为适应反“扫荡”形势，苏北区党委书记兼3师师长、政委黄克诚按照中央指示，进行了精兵简政，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把3师副师长张爱萍调盐阜区任地委书记兼8旅旅长，领导全区军民的反“扫荡”工作。紧缩机关，大批干部下放基层。我就是在这时从盐阜区保安处一科调到涟东县来当保安科长的。

苏北区党委和盐阜地委，全面地进行了反“扫荡”的动员，布置了一系列的反“扫荡”措施。如：把主力部队1个团分散到9个县，地方化，加强县的武装力量，坚壁清野，贮藏粮食，改造地形，挖交通壕，村村相连，打狗灭狗（以防止狗叫，暴露目标，对我夜间活动不利）。在河道中设置暗桩，使敌人汽艇不能横行，发动与发掘民间神枪手等。

涟东地形狭长，介于盐河和淤黄河中间，它是通向华中淮海和山东的交通枢纽。人口18万，划分四个行政区。这里在建立根据地前就有我地下党组织，群众基础比较好。但是，国民党也有相当的影响和社会基础，国民党三战区的顾祝同和不少军官都是涟水人。

我到阜东县后经调查，觉得公安机关人员不足，机构不健全，便向县委领导反映，要求充实加强人员配备。县委迅速作出决定，随即给四个区都调配了治安员，同时把各乡的治安委员会也建立了起来。这些同志是本地人，精干，有一定文化，又都熟悉地方情况，非常有利于开展工作。乡治安主任也是乡党支部的锄奸委员（公安部三局的离休干部徐汉民就是当时徐集乡的乡治安主任）。在敌人“扫荡”前，把区治安员和乡治安主任集中到县里，用两个星期时间办训练班，一方面传授业务知识，一方面强调在反“扫荡”中要特别注意本乡本地的一些危险分子，随时掌握他们的动态等。这样，配备区、乡二级干部的工作，在敌人“扫荡”前就完成了。

我还向县委提出建议，根据华北和苏中反“扫荡”反“清乡”的斗争经验，有必要组织一个精干的便衣武装作为反“扫荡”与反伪化斗争中的突击武装力量。县委和县政府很支持，同意在涟东保安科也成立一支这样的武装。便把从主力部队转业下来的干部和在县警卫连选调打过仗的战士集中起来，命原22团指导员老曹任队长，原19团副连长张德胜任副队长，还有陕北红军贺排长和骑兵通讯员。县长万金培和县委书记汪星把他们的警卫员也挑出来参加这支队伍，共18人，取名叫保安科执法队。每人配备一支马步枪、一支驳壳枪。枪支不够，万金培县长设法从敌区花钱购买。

1943年2月初，敌伪军2万多人，从南、北方向分四路向盐阜“扫荡”，对涟东的“扫荡”从涟水城和大新集分两路向中心区的黄营（县政府所在地）和佃湖直扑。但既未找到我党政机关，一路上也未遭到我主力部队猛力反击。便在黄营、佃湖构筑据点，之后即不时外出向四周“扫荡”，也就不断遭到我地方武装和民兵的阻击。民兵用“麻雀战”日夜袭击敌人据点，使敌人寝食不安、疲于奔命。有一次我4区民兵神枪手卢如南（音）瞄准了正在向我射击的敌机枪手，一枪恰好击中他正扣板机的食指，使机枪立即成了哑巴。这一神奇事件使敌人非常惊恐，再也不敢轻视我民兵打冷枪的威力了。这事在县里传开后，大大振奋了我民兵的斗志。

这时敌人正在修建从大新集到佃湖的公路，涟东3区受的冲击比较严重，区政府、区武装都被冲散了。区长去打了“埋伏”，区委书记是外来的干部，不知了去向。一时3区群龙无首，陷于瘫痪状态。敌人则十分嚣张，抢粮食，抓民伕，修公路，在3区开始了伪化，迫令各乡成立伪政权。这时县委决定调我进3区，开展反伪化斗争，主要任务是：坚持用隐蔽方式打击伪化，恢复3区工作，不要求我们主动出击与敌伪军作战。县委授予我有对敌伪人员的镇压和处决权，同时还要我负责护送坐担架的重病号、原2区区委书记陈映和外来的女干部盛业琪（安徽人，抗大女生队排长）及田克（广西人）等去3区，后转送敌占区秘密安置休养。

我们进入3区找到两位仍在坚持工作的区委委员薛会友、金石同志，一起研究了敌情，部署了各乡民兵的反伪化工作。活动范围主要在一、二十里内，依托有群众基础的村庄隐蔽，白天不露面，在本村做党员干部的工作，发动民兵出来站岗放哨。每天晚饭后迁移到另一个村庄住宿。有时在拂晓前还要换一次地方，这样使敌人不易发现我们。

为了打击敌人嚣张气焰和稳定群众情绪，便于开展工作，我们首先选了姓王的保长开刀。该王姓保长积极投靠敌人，强迫乡里的老百姓给敌人送粮、缴款，引起民愤。一天晚上，姓王的伪保长正在打麻将，执法队将其抓起来镇压了，并出了布告公布其罪状。这一举措使全3区震动了，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应，以后有些人就不敢出头搞伪化活动了。这件事稳定了群众情绪，使群众感到共产党没有走，人民政府还在，振奋了人心，对发动民兵开展活动起了良好的作用。3区局面开始好转，区委书记和区的干部也陆续回来工作，而敌人再也没能在3区建立起伪政权。3区人民避免了受敌伪残酷的横征暴敛的灾难，进步组织也未遭受摧残。

在3区反伪化的40多天的工作中，我们曾遇到3次惊险。

一次是阴历正月十五日，薛老庄的老百姓宰鸡和用糯高粱米粉做团子慰劳我们。团子还没吃到嘴，敌人闻讯扑来了，我们赶快下交通壕安全转移。

再一次是我们住在小河口河边的一个孤独的农民房子里，一天早晨正在吃早饭，突然发现敌人向我们方向来了。我当机立断决定曹队长带执法队下交通壕越过公路去4区，我和胡志洁、郭华仍留在3区。我们过了小桥向东边的田野走去，见田野中有黑土塘（当地农民为了改良土壤，把深埋地下的黑土挖了上来，有2米深），为不暴露目标，便纵身跳进去藏身于此暂避。郭华是新安旅行团从大后方经香港来解放区的，年纪比我小2岁，只有18岁。胡志洁是本地人，通讯员，打猎能手。我们3人坐在黑土塘里互相交流各自的斗争故事，互相激励，忍饥忍渴，在黑土塘里待了一天。到了晚上，又回到村里去工作。第二天去4区的执法队老曹他们也都回来了。

第三次是在反伪化的后期，县委书记汪星来3区了解反伪化斗争情况。夜里我和他就睡在农民灶台后烧火口旁的地上，因为这里还留有煮食后的余温，铺上草盖上自己的棉袍子倦曲着身子和衣而睡。地方干部看了觉得过意不去，提出去大新集据点附近区助理员韩玉璞同志家中休息。他父亲是我们安排的伪乡长，家里房子也比较多，这是利用越靠着敌人近越安全的“灯下黑”留有“死角空隙”的道理。我们经过慎重考虑后便在拂晓前去那里住下了。一次敌人进村，外面响起了枪声，我们都枪上膛准备战斗，韩玉璞的父亲说你们别动，我来对付，韩的父亲出去把伪军打发走了，因此，有惊无险。

3月中旬，我军进攻黄营、单家港的敌人，获得了胜利，佃湖敌人惊恐万状，从据点撤跑了。经历了40多个日日夜夜的反伪化斗争，3区的面貌有了改变，3区的工作也全面恢复了。我们正准备离开3区返回县里，区委挽留执法队暂不走，配合他们再打一仗。原来百禄沟以北是伪军徐继太的部队（原国民党保安旅，后投敌），其中有一个大队常在距百禄沟18里的一个村子里驻扎。经摸清情况后，在一个夜里由金石带着执法队赶到他们的住地。外面天气冷，门口无人站岗，哨兵在屋里烤火，其他的伪兵正在睡觉。我们冲了进去，先把烤火的哨兵抓住，又到房内把睡觉的士兵叫起来，让他们举起双手站着不许动。他们的枪都挂在墙上，我们上去把枪都收了，并把枪内子弹都退了膛。同时把住在后面房子里的大队长孙小班夫妇也抓了，这样60名伪军全成了俘虏。执法队将子弹已下膛的空枪让伪军背着，押到区里。这一仗深入敌占区，以少胜多，速战速决，使新安镇敌人大为惊恐；这一战在解放区震动和影响很大，也起到了巩固3区的作用。

执法队在3区完成任务稍事修整，又转移到盐河边靠近涟水城与大新集之间公路边码头的敌人据点一带活动。伪军大队长是王庭模（人称黑狗队长）。黑狗队长常在我边区一带骚扰，抓鸡抢掠，执法队去后多次被我们抓捕。执法队还穿上缴获的伪军服装，化装后在公路上活动，搜捕零星的敌人，使敌人轻易不敢出来活动。当时在伪军中，流传一句口头禅：“做事不讲良心，出门要碰上执法队。”执法队还同时进行争取瓦解工作，抓来的人经过教育又释放回去，从敌人内部进行分化瓦解。

这次敌军对盐阜区的“扫荡”既未发现我党政军领导指挥机关的踪影，当然就更谈不到原来打算包围和歼灭我指挥机关的目的了，这使敌人大失所望。我主力部队突然开始反攻，在黄营、单家港等地歼日伪军420余人。由张爱萍、洪学智（新四军3师参谋长）分别指挥主力部队进攻和收复在中心区建立的陈集（毙敌军80余人）、八滩（毙伤日军中队长以下90余人）等10余个据点。迫使进入根据地的全部敌人狼狈仓皇撤退，我军乘胜追击，深入敌占区，还扩大了根据地。历时63天的反“扫荡”胜利结束。这也是敌人对华中根据地最后的一次“扫荡”，此后，在日本侵略军投降前两年中，敌人再没有力量进攻根据地了。我军赢得了时间，休养生息，养精蓄锐。1944年我军便开始进行向敌伪局部反攻。

反“扫荡”结束不到3个月，盐阜地委副书记刘彬在地委扩大会上做这次盐阜区的反“扫荡”总结，其中有一段是讲涟东反“扫荡”反伪化的斗争经验，并且表扬反伪化斗争中的县委汪星书记、保安科长与执法队。

我个人在涟东工作近1年半，到1944年春便调地委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在涟东工作的经历是我一生中受到锻炼最大、印象最深刻的一段经历，至今相距已有72年，我92岁了，但仍记忆犹新。回忆成此文，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军部分会：丁兆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