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想起母亲的艰难经历，总会泪水涟涟。母亲从1946年7月（时年25岁）至1947年7月所经受的磨难是现代年轻女子无法想象和承受的。但是母亲凭着革命信念和坚强的毅力，凭着她对党的信任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挺过来了。

我的母亲傅俊杰1921年11月出生在河北定县西城村一个富裕农民家庭，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毅然离开家庭参加了八路军，走上了抗日的革命道路。1943年3月她随同白求恩医校奔赴延安，路过延川临真镇后到359旅717团工作，同年8月1日，在王震旅长的主持下，与该团政治处主任何宣泰结婚。从此诞生了我们的家。

1945年7月，359旅南下第2支队奉命出发，父亲为717团副政委，将随团出发，去南方开辟和建立新的根据地。上级专门在延安北关组建了家属学校，任务是带好孩子们 ——革命接班人。母亲在回忆录中详细记录自己随359旅家属队赴东北找老部队的亲身经历，字里行间流露出经历艰辛的心酸以及最终获得胜利的喜悦。

    书文如下：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宗南进犯延安。1946年 7月，正值盛夏,家属学校奉命整装出发,到东北找老部队去。我有两个孩子,儿子刚会走，身体羸弱；女儿才八个月，刚会爬，带他们上路实感吃力，曾想把女儿送人，但是一来战争混乱，怕将来再也找不到孩子；二来老乡的生活条件更差,最终我打消了这个念头,决心不丢掉孩子，要忍受一切艰难困苦把他们带出去 。

学校给每个孩子做了一张小木床，两个小床跨放在骡子背上 ,大人还可以骑走一段路。有一次,驮着两个孩子的那匹马突然受惊，又蹦又跳,眼看两张小床摇摇欲坠,孩子们的性命危在旦夕。我急得大哭,大喊救命。幸亏从外面跑过来两位老乡拼命拉住了马,才避免了一场灾难。我打心眼里感激这两位老乡的救命之恩，否则两个孩子可能死于非命,我怎么向老何交代呢 !

夏季酷暑难耐，行军路上易上火,我们娘三个都得了急性结膜炎,眼睛红肿流泪，疼痛难忍。可在黄土高原上没有水清洗,更没有眼药水治疗,只能坚持行军。眼睛痛得睁不开，流泪不止，怕光怕热。谢天谢地我和女儿的眼睛终于慢慢好起来了。儿子的眼睛却一直不见好,又红又肿,痛得他用头撞墙,不停地啼哭, 哭的得了小肠疝气。看他那样，我心如刀割，暗自落泪。等我们到了张家口,儿子的眼疾已经很严重，睁不开眼睛了。

白求恩医院设在张家口附近，我决心留下来先给儿子看病。到晋察冀军区说明了我的实际情况后，组织上派了一位男同志帮助我抱孩子去医院。家属队的同志们先走了,就留下我们娘三个，这是我们第一次脱离大队。我急忙赶到医院 ,先给儿子看疝气。医生见状，立即在他的疝气处抽出了一大管子液体。到眼科,医生还指责我为什么拖延这么久才带孩子来看病,说再晚些孩子的眼睛就要瞎了。自此我们在张家口停留了十几天 ,儿子的眼睛才慢慢好起来。先走的同志们在多伦没有过去, 又被绥远的傅作义的骑兵冲散阻拦，过不去了，她们又转回了张家口，我和学校的校友们会合在一起了。

第二天张家口告急,我们急忙撤退,坐火车到冀西。撤退时显得有些忙乱，我把两个孩子放在小床里,专等火车到来。火车一到,大家一哄而上,我把第一张小床搬上火车后火车就要开动，来不及下车去搬另一张小床了。说时迟,那时快,一位同志飞也似地帮我把小床搬上了火车。多么感激那位好同志呀,他的帮忙使我们娘三个没有分离 ,没有丢掉一个孩子在张家口。

几个月的行军，加上两个孩子的拖累，让我感到心力交瘁。到了冀西 ,离我娘家（河北定县西城村）就不远了。我决定回家休整一阵子，到家已是 1946年的秋季。其他校友们直接去了山东惠民，这是我们娘三个第二次脱离大队。

离家时我是一个年轻姑娘 ,回来时却带了两个孩子。多年毫无音讯的人突然回到家乡,乡亲们都很震惊,纷纷来看我 ,仿佛我从天而降。村中说什么的都有,我全然不顾。只为带好这两个孩子。村里的党组织和民主政府对我们很优待，尽管年成不好，还保障我们的口粮。

1947年春节刚过,359旅派两名战士来接我了。村中老人劝我说路程遥远, 带着两个小孩子上路太难了,不如在村里找个人家过吧。我不听他们的胡言乱语,一定要把革命后代交给革命的队伍。父亲亲自赶车，把我们一直送到了河北河间、山东惠民等解放区, 就这样我再次和家属学校的校友们集合了。

山东寒冬，条件更艰苦,冷屋凉炕,什么都得靠自己动手。女儿的耳朵染上了黄水疮,不时用手抓,吃奶时又抓我的乳房,我不幸感染了急性乳腺炎。乳房又红又肿,里面化脓疼痛钻心,让我难以忍受。没有消炎药，部队又要出发了。我忍着疼痛跟随大部队前行，一路上后勤的老龙同志（江西籍的老红军）帮助我照顾孩子们。我坚持坐大车到了烟台，开始还可以勉强支撑,可是乳房越肿越大。一到宿营地 ,躺下就动弹不得了，全靠老龙同志前后照应。

大家把军用品全部丢掉，化装成老百姓，从烟台坐小汽轮一夜偷渡到大连后我就奄奄一息了。359旅的廖英杰同志当时任大连的卫生部长,见家属队到了，来看望大家。听说我病重,立即把我送进医院 ,当天下午就动了手术,切开两个口子，放出了脓血。开刀后我马上有了精神,也可以吃下东西了。孩子们和我一起住进了医院。每天换药,真够疼痛的。

真是祸不单行，女儿不小心在医院的电梯里把手指碰破了,得了破伤风，高烧 40多度。这家医院治不了,又被转送到大连医院。一位外国大夫看过病,打针吃药后说：如果今晚退烧 ,她的前胸后背出一身疹子就好了。果然到了晚上 ,她出了一身的疙瘩，退了烧,度过了鬼门关 ,母女平安无事了。由于我乳房上的伤口未愈合 ,其他的家属均已先行，顺利抵达东北。我们四人（包括老龙）在大连多逗留了一个来月,这是我第三次脱离大队，单独行动。

部队再次派人到大连来接我们。我已痊愈，正准备上路，须先乘船赴朝鲜平壤 ,然后绕道去东北。我们先乘苏联货轮，我抱一个,老龙抱一个,爬上高高的舷梯，上了货轮，真有些害怕。我们被安置在又黑又脏的煤舱里。我打扫出一块干净地方,铺上草。刚开船时,女儿还活蹦乱跳，货轮开到深海时,风高浪急 ,船颠簸的厉害 ,女儿也老实地躺下了。我也有些晕船，总想吐。就这样在船上坚持了两天,终于到了南浦港口（平壤）。下船后直奔开往东北的火车站。

去东北乘坐的是拉货的闷罐车, 车厢里又挤又闷，车门一关,又黑又不通气，无法睡觉,真够难受的。两个孩子需要吃喝拉撒，衣服脏的要命。火车的速度比大车还慢,从平壤到图们 ,这列闷罐车足足走了一个礼拜，因为这列车不是正常客车 ,常常要给别的车让路，走一段之后就被摘下搁置在一旁,不知经过多长时间才又被挂上前行。就这样走走停停。车一停,就得给孩子们弄点吃的,给孩子们洗衣服 ,不然车一开就闷在车厢里受罪了。好容易到了图们,下车后又坐上了大车,几天后终于到了东北勃利，这里是359旅（东野独立一师）部队的后方驻地。

1947年7月，我和孩子们到达勃利时 ,老何还在前方执行任务，时任东北民主联军独立一师政治部主任。见到他时，他消瘦不堪,我几乎认不出来了。原来7月初他执行接新兵的任务时，在蛟河火车站为了照顾新兵上车,自己却晚了一步,火车开动才急忙登车，踏空掉了下去，车门撞在肋骨部位，受了严重的内伤。幸亏一位同志手疾眼快把他拉上去,不然就提前见马克思了。他一直躺在闷罐车厢的地板上，没有任何药物治疗，三天三夜高烧不退，坚持完成接新兵的任务返回勃利，我们才得以团聚。

在一年多的征途中，由于孩子和自身得病，我三次脱离大队伍，独立行动。但是在党组织的救助下，终于抵达目的地，我们的家才得以相聚。我从心里感谢党组织、感谢解放区的乡亲、感谢我们的老部队、感谢家属队里的大姐们辛勤的工作、感谢国际友人的帮助，也为自己的勇气和努力感到骄傲，我们和孩子们的长征终于胜利了，走过五千余公里我们又回到老部队归队了。

在勃利我们去照相馆,留下了一张全家福的照片，这是一段革命历史的见证。

                                                            2师分会:何额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