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8月中革军委调朱瑞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自1930年6月组建至1937年8月改编为八路军，期间在1935年7月至11月曾经改称过第一军及陕甘支队第一纵队。这是一支由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部队组建起来的英雄部队。先后担任过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有六人，朱瑞自1934年9月至1936年12月任政治部主任，是六个人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人。朱瑞在红一军团任政治部主任时期，也正是红军开始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直至第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陕甘的时期。
长征是艰苦、悲壮、英勇、伟大之举，亦是我党我军因错误路线主导，连续失策而造成的被动之举；是在战斗不断失利，许多指战员思想困惑，情绪低沉时进行的；是在根据地越来越小，广大指战员不得不背井离乡、舍弃亲人时进行的；也是在中央决策极度保密和匆忙，不少指战员对前途不明了，对出路充满忧虑时进行的。面对干部、战士们的失败之忿，离别之苦，失望之意，迷罔之情，作为刚刚到职的军团政治工作主要负责人，朱瑞面临的工作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在长征出发前后，朱瑞多次做动员和政治报告，稳定部队情绪，消除战士疑虑，增强干部信心，鼓舞大家斗志。在紧张激烈的抗击白军围追堵截的战斗中，朱瑞组织各级政工干部加强思想关怀和政治教育工作，防止逃亡并不断加强扩红工作，以保证部队稳定和增强战斗力。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初步清算了左倾路线在军事上的错误，调整了中央领导。会后朱瑞按照中央部署和军团的分工安排，向下传达会议精神。1月19日上午，红一军团在贵州遵义城北召集部分营以上干部和机关全体干部大会。朱瑞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主要内容，当听到说毛主席重新出山了，大家欢欣鼓舞，士气大振。朱瑞还多次主持红一军团政工会议，总结作战行动，宣讲民族政策，部署政治工作任务，以确保战士们克服失望、埋怨等情绪，坚定胜利的信心，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中，以昂扬斗志面对连续战斗和行军。
1935年5月24日，红一军团红一师一团经过80多公里急行军，首先到达四川省石棉县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控制了渡口。此处河宽一百多米，水深流急，高山耸立，川军第五旅第七团一个营构筑工事，凭险据守北岸，情况对红军十分不利。能否跨越这道天险，能否免蹈太平天国石达开全军覆没的惨剧，关系到整个红军长征的成败。5月25日拂晓，朱瑞急召军团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李水清到政治部，彻夜未眠满眼血丝的朱瑞指着桌上的作战地图对李水清说：“昨夜，杨得志团动作神速，歼敌两个连，完全控制了大渡河南岸渡口，还缴获了一只渡船。军团首长决定由你带领宣传小分队赶到红一团，慰问强渡大渡河的突击队员，参加他们的战前政治发动工作。马上去，越快越好！”朱瑞还强调了这场战斗生死攸关的重要性。李水清受命后立刻跑回宣传队，联系军团总务处长梁必业，在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翻遍家底凑集了一些慰问品。然后李水清率队赶往安顺场渡口，杨得志团长、黎林政委带着一营长孙继先迎接李水清一行。李水清向他们转达了军团首长的慰问和期待，传达了朱瑞主任关于渡河战斗重要意义的指示。随后以军团政治部的名义向熊尚林等17名突击队员和孙继先营长赠送慰问品，每人一条白毛巾和一个搪瓷碗。清晨七时，红一团一营2连长熊尚林率领17名队员登船出发，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在惊涛骇浪中奋力拼搏，在船工的配合下，在团机枪连和团炮兵营的火力掩护下，冲破重重火力网登上对岸。智勇双全的突击队员猛烈冲杀击溃守敌，控制了北岸渡口，巩固了滩头阵地，在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大渡河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为中央红军北上开辟了一条通道。
1935年6月上旬，中央红军行进到夹金山脚下。夹金山海拔四千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气候变化无常，时晴时阴，时雨时雪，忽而冰雹骤降，忽而狂风大作，有神山之称。红军6月12日开始翻越雪山，红一军团政治部的队伍从早晨两三点出发，行军到下午，不少人渐渐感到疲乏无力，精神困顿。为了给大家鼓劲，朱瑞就提高嗓门对大家说：“同志们，我给你们猜个谜语吧，大家说好吗？”大家一听精神为之一振，倦意立刻消失了。朱瑞说：“慢慢行，打一个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宣传队机灵的小队员不费脑筋就抢答道：“慢慢行不是徐向前嘛” ，朱瑞又问：“谁是雇农？”有人答：“何长工”，朱瑞再问：“耳朵向上？”又有人说：“张闻天”，朱瑞慢条斯理地说道：“刚才那几个容易，现在说个难的吧。能知诗词歌赋，总是哈哈连天，曾为花中魁首，可惜不能高攀。”这一下把大家难住了，想了半天也猜不出来，纷纷说：“朱主任提示一下吧。”朱瑞说：“这个谜呀看起来很难，其实最好猜啦。他呀就在我们这支队伍里走呢。”军团政治部不过几十名同志，大家你指我，我指他，七嘴八舌一会就猜出来了，是宣传部的科长文笑梅同志。朱瑞说：“对，梅花了不起呀，它是花中之魁，数九严寒迎风怒放。我们过雪山就要发扬梅花傲雪的精神呀。”几个谜语一猜，把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又精神抖擞地前进，不畏严寒和高山缺氧等多重艰难险阻，征服了神山。
长征中朱瑞受林、聂首长委派，经常与红一军团的前卫部队一起行动，为全军打先锋。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根据中央主力北进的方针，朱瑞和红二师师长陈光率红六团及军团警卫营，作为前卫部队向卓克基前进。中途遭遇小金川藏族土司武装的袭击，在喊话劝说无效，反被土司武装射杀我几名指战员后，朱瑞、陈光下令前卫营坚决反击，土司武装一冲就垮，红军一直追击到风景秀丽的小金川河畔富丽堂皇的土司宫前。考虑到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朱瑞、陈光与红六团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商议后决定，先礼后兵，派人与土司谈判交涉和平解决，红军借道北上。冥顽不化的土司拒绝谈判并杀害我前往谈判的干部。朱瑞、陈光立即找来红六团负责人研究，果断决定以夜袭手段坚决攻占卓克基及土司衙门。天黑后，几顆照明弹划破夜空，腾空而起，光芒四射，红六团分路发起攻击。愚昧无知的土司及其士兵看到照明弹，以为红军施了什么“法术”，整个土司宫乱成一团，吓得个个四散逃亡。红6团兵不血刃占领了土司宫。红军主力部队陆续在这里休息，并到附近的马尔康地区筹粮。
1936年6月28日，朱瑞、陈光率前卫部队到达康猫寺。此时胡宗南在蒋介石的严令下，集结12个团的兵力在松潘一带布防，阻止红军前进。于是，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队，控制松潘以北及西北各道路，就成为红军向北作战和发展的关键。6月29日，中革军委制定松潘战役计划，以两个方面军主力分三路向松潘及其西北行进。林彪军团长部署：朱瑞、陈光率红六团及红五团一个营作为全军先遣队，一面探路一面筹粮。由康猫寺左侧经上、中、下埌口，从松潘西北面迂回包围松潘；林彪率红四团及红五团两个营从右路出发，经黑水、芦花向毛尔盖前进，从正面进攻松潘；聂荣臻政委率红一师及军团司令部在康猫寺、马塘之间驻扎并筹粮，等待朱瑞、陈光先遣队的报告再决定行止。6月30日，朱陈先遣队由左路前进，朱、陈及六团王集成政委亲自到前卫营指挥。7月1日，前卫营行至中埌口与查理寺之间时，遭遇敌1000多骑兵突袭。红军当时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队伍很快被敌马队冲散。朱瑞、陈光立刻命令王集成集结被冲散的队伍，由朱瑞、陈光向大家介绍对付骑兵的方法，稳定队伍，继续英勇拼搏，打退敌人一次次进攻。由于敌兵力在我一倍以上，我指战员多日行军作战，饥饿疲劳，体力不支，加上连续下雨，冻饿难耐；加上装备不足，在空旷的草原上对付骑兵居高临下的快速冲杀极其困难。在战斗和冻饿之中我军伤亡百余人，前卫营营长牺牲，陈光师长和王集成政委负伤，此役是红六团自长征以来伤亡最大的一次战斗。夜幕降临后，朱瑞、陈光将前卫营撤回中埌口，返回时，沿途筹不到粮食。若非红二师政委刘亚楼令红二师宣传科长舒同运粮赶到中埌口，先遣队四个营都可能因冻饿而大量减员。左侧探路失利，在中埌口休整时，朱瑞、陈光于7月2日写了关于检讨上埌口战斗失利的报告并向总部提出：“根据地形、敌情、道路、群众、粮食等条件，依我现在兵力，由此迂回松海及松潘以北是不可能的。”这个报告为总部决策提供了宝贵的依据，于是总部放弃了从左路绕向松潘的方案，集中力量沿黑水芦花向毛尔盖前进。
在长征中有一段朱瑞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插曲。长征出发时红―、三、五、九等军团称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分别改称第―、三、五、三十二军，与红四方面军各部称谓统一。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决定恢复红—方面军番号。8月8日中革军委电令“委周恩来为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9月4日中革军委在“决定委周昆任方面军参谋长，朱瑞任政治部主任” 的电令中道：“决定委调周昆同志任方面军参谋长，朱瑞同志原决定任政治部主任，周应即来，朱瑞在开动时来。”这表明朱瑞是在9月4日前被任命为重新恢复的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也表明直至9月4日朱瑞并未到任。当时朱瑞与红一军团走在全军的最前面，已向甘南挺进。9月10日党中央率红三军及中央纵队紧急北上，并于9月12日在甘南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将红―、三军和中央纵队改编为陕甘支队。9月18日在哈达舖正式改编，红一方面军的番号撤销了。在此一个多月的时间朱瑞未离开过红一军团，故朱瑞的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是有任命未到职，未等到任就机构撤销的职务。
1935年10月红1军团到达陕北，长征胜利结束。1936年1月1日朱瑞在《战士》报“新年献词”一栏里发表了《艰苦的一年，伟大的一年》一文，全面总结了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艰苦历程和所取得的伟大战绩和辉煌胜利。文章最后说“这一年，我们经历了闽、粤、赣、湘、桂、黔、滇、川、康、甘、陕十一个省，历时三百六十余天，行程两万五千余里……这一年，我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越过了巍巍雪山，跨过了茫茫草地。我们战胜了困难，也战胜了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我们以一双脚，一支枪，百变之身驱，完成了人类空前伟大、艰苦、神圣的远征！”
到达陕北后，朱瑞在红一军团先后参加了东征、西征战役，为巩固与发展根据地，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迎接红二、四方面军而紧张艰苦地工作。尤其在陕北根据地西线的统战与敌军工作中卓有成效。
1936年红军西征进入甘肃、宁夏地区，在清水河与东北军第105师隔河相对。周恩来曾派人致函该师师长刘多荃做工作，刘暗中表示愿意同红军保持联系与合作。朱瑞同105师参谋长董彦平、团长王景烈、葛彦春等多次谈话，分析形势，暁以大义，阐述红军与东北军合作抗日的主张，使他们赞同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朱瑞也亲自做东北军下层官兵的工作，6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朱瑞带人到清水河西岸105师驻地，向基层官兵宣讲我党抗日救国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朱瑞深入浅出、情真意切的讲演，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整个会场由初始的鸦雀无声，逐渐唏嘘声一片，最后许多人情不自禁地喊出了：“坚决不打红军”“打回东北老家去”等口号。通过反复广泛的工作，隔河对垒的形势得以缓和，两军经常往来。每当东北军到河东来，彭德怀、朱瑞等常出面讲话，红军指战员带领东北军人员参观营房，观看操演和训练，组织座谈会，篮球比赛和联欢会。红军宣传队经常到河西给东北军表演节目。通过这些活动，加深了东北军对红军的了解，提高了他们的爱国觉悟，密切了两军的关系，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正当两军关系取得突破时，蒋介石要求张学良命令刘多荃师向红—军团进剿。当时宁夏军阀马鴻逵、马鴻宾顽固坚持反共立场，卖力进剿红军，遭多次打击仍执迷不悟。1936年10月马部向红军进攻，被红军击溃并合围了其骑兵团，马家兄弟紧急向蒋介石求救，蒋介石点名东北军—〇五师救援。张学良和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十分为难，刘多荃更是进退维谷。时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刘澜波是西北剿总司令部骑兵军副军长黄显声的秘书，又是刘多荃的族弟。刘澜波得知情况后，迅速派人密报朱瑞。朱瑞与彭德怀商议后，决定以打假仗的办法来对付蒋介石。方案上报中央获批后，朱瑞立即派时任中共陕甘省委白军工作部副部长的刘培植前往平凉。刘培植坐王以哲的汽车赶到平凉，与王以哲、刘多荃会商，将彭、朱关于打假仗的办法转告他们。做法是红军让开一条路，让—〇五师按指定路线开进，朝天打枪、开炮，接走马部骑兵团。王、刘连声称赞这个办法高明，双方马上拟定了打假仗的君子协定。10月16日交战当天，刘澜波等东工委的地下工作同志赶往前线观战。只见红军让开大路，对空放枪，刘多荃率部在刘培植的带领下，沿着指定线路前进。官兵一路对空射击，—〇五师炮兵团出动了25门大炮，蒋介石也为此战派出五架飞机助威。在隆隆炮声中，—〇五师气势汹汹地冲过来营救走了马家军的骑兵团。朱瑞战前安排在东北军经过的路旁张贴标语，组织老百姓送水等。这次假仗应付了蒋介石，给了东北军面子，也是一次对东北军政治宣传和统战争取工作。此后，—〇五师刘多荃师长和二旅唐君尧旅长每遇蒋介石派人检查、督战时，就派人过河与红军联系，商谈他们进攻的时间、地点、路线，红军退却路线、时间、地点以及反击事宜，彼此按预案实施。“战斗”时枪声大作，杀声震天，不过是给蒋介石及其特务们看的“演习”。因为弹药有限，补给困难，这种仗打多了红军吃不消。彭德怀找朱瑞研究后决定打假仗时，红军只吹号不放枪。朱瑞派刘培植过河与刘多荃、唐君尧交涉，明确红军的弹药不能浪费，要留着打日寇。刘、唐听后立刻表示打仗听不到枪声是要露馅的，不就是缺子弹嘛，我们可以拨给你们一些。谈完后刘培植前脚过清水河回来汇报，后脚东北军就把子弹送过来了。
《彭德怀自述》中说：1936年8月初，红军与东北军何柱国部在固原、海原一线对峙。“我写信给何柱国军长，说明抗日救国大道理，要他让出海原、同心城……我军派朱瑞和他谈判”。原东北军骑兵军军长在回忆文章《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中说：1936年8月间，上峰“命我从西峰镇驰赴固原指挥所，指挥骑三师、骑六师、骑十师、步兵一一四师和一一八师，前往堵截陆续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阻止他们与陕北的红一方面军汇合。我的防区在平凉、固原、海原、同心城一线。当时红军要通过我军防区，双方已进入战争状态。”张学良曾明确指示何柱国“红军来了不要打，红军走了不要追”，但事属机密，不便向下传达，不敢公开下令，何部下属将领也有执行“总部”命令打 红军的。朱瑞奉彭德怀之命，从红一军团驻地宁夏豫旺堡出发，由红区进入白区，南下直奔甘肃合水、镇原之间的西峰镇。时值8月，边塞早寒，已然棉衣加身。朱瑞化妆独闯何柱国军部，自称是某县秘书，求见何军长汇报共军情况。何柱国的副官于哲（又名于贯宜）将朱瑞叫进自己的房间询问，朱瑞开门见山说红军彭德怀司令员派他来联系机密事宜，名叫朱瑞，为防止意外，故化妆冒名而来。说完拆开棉衣将缝在里面的信交给于哲。于拿信到对门向何柱国汇报，何一看是彭德怀的亲笔信，信中说红军北上抗日救国，已达同心城附近，请何部让出海原、同心城之间的通道，以便接应北上的红2、4方面军，详情由彭部的政治部主任朱瑞面议。何柱国看信后叫于哲请来人入内，于哲对朱瑞说我们是初次见面，职责所在还请原谅。朱瑞一听立即解开衣扣，敞开胸怀让于哲搜查。朱瑞进到何柱国房间，何吩咐于哲：我们谈话时，不许任何人进来，对外宣称朱是军长的同学，安排好住宿并保证安全。何、朱先后密谈了三次。对于给红军让路，开始何是有疑虑的。当时双方仍处于交战状态，所谓“兵不厌诈”，不能不有所戒备。况且何的周围有不少蒋介石的中央军，万一走漏风声，或被特务告密，就有“通敌”大罪。朱瑞针对何柱国的疑虑，详谈了中共和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中国军民共建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红军在陕北与东北军接触后的策略改变等等。并且提出在东北军移动时，红军给予方便，保证决不攻击。经过反复耐心的工作，何柱国打消了顾虑。双方交流了情况，具体研究了红军通过的路线和时间。朱瑞也向何柱国保证红军会快速、有序地通过让出的空隙，决不惊扰附近的部队。就这样经过朱瑞真挚诚恳与卓有成效的沟通和劝说，何部与红军达成了让道协议。何柱国为了保密和不使张学良为难，不经请示，自作主张，悄悄地调整了军队部署，在海原与同心城之间空出一条通道。红军主力于8月底迅速向西出动，控制中宁至固原大道。9月9日红1军团组成特别支队南下甘肃会宁、静宁、隆德等地，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到达。1936年十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胜利会师。
蒋介石阻止红军会师的企图失败了，但其对日妥协，对内反共的政策未变。他对在陕甘宁边区的“剿共”战争还甚为乐观，以为红军已到穷途末路。一面在国共两党谈判中狂妄要求收编红军，一面命令所部“猛进穷追”，欲在短期内歼灭红军主力于长城以南，黄河以东地区。中央军胡宗南部、东北军王以哲部受命向同心城、豫旺堡地区推进。中央军委下令：会师后的红军主力“应立即在豫旺县城以东，向山城堡迅速靠近，准备打第一仗。”1936年11月17日至21日，红军在彭德怀统一指挥下实施山城堡战役，歼灭与击溃敌军一个师另一个旅，使蒋系胡宗南第一军第七十八师损失惨重，第二三二旅大部被歼，迫敌全线后撤。蒋介石为掩盖失败真相，竟然特令胡宗南对其他各部谎称未受损失。山城堡之战是几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第一战，也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前的最后一仗。挫败了蒋军的疯狂进攻，大振了红军的军威，巩固了陕甘宁边区，改变了红军的被动局面，增进了红军内部团结，发展了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促进逼蒋抗战的实现。战役胜利是决策指挥正确，红军团结战斗的结果，也是彭德怀、朱瑞领导的西线统战与敌军工作成效的体现。战前我军将在古西安州地区俘虏的东北军人马放回，加强了与王以哲部的联系，劝说王部尽力缓进以孤立胡宗南部。山城堡战斗时，朱瑞率红一方面军特务团和红一军团特务营组成的支队，在环县、洪德城以西阻滞东北军各部前进。11月18日8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朱瑞支队附电台，以经豫旺堡以西取间道急行军进同心城、豫旺堡之间，相机袭击胡宗南指挥部（王家团庄），或扰乱周（指胡部第四十二师师长周祥初）孔（指胡部第九十七师师长孔令恂）后尾为宜。惟须注意马鸿宾部。”由于对东北军工作的成效，11月20日王以哲部还滞留在距山城堡三天路程之处，坐视胡宗南部孤军深入。21日，我红一、十五军团围歼胡部二三二旅时，右路东北军仍远离战场，使红军痛宰蒋系主力得以胜利实施。
曾在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队工作的原第二炮兵司令员李水清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对朱瑞主任抱有一种特殊的敬重。这位出身于江苏宿迁书香门第的优秀红军指挥员，北伐时期就参加革命，后留学苏联，192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是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的高材生，堪称军政兼通。他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再破旧的衣服穿到他身上，也显得大方得体，加上有学问有涵养，从来不讲粗话，确实极具儒将风度。朱瑞主任还有个特点，就是性格开朗，活泼随和，待人没有一点架子，非常关爱部属，讲革命道理既朴实又风趣，大家都听不够。”
原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回忆文章中说：“朱瑞是红军中一位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他的音容笑貌，在我脑中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仅以此文纪念红军艰苦卓绝的伟大壮举，缅怀父亲朱瑞及无数流血牺牲的红军指战员。
浙东分会： 朱淮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