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8月的苏中战役，七战七捷，战果辉煌。但我们所面临的敌军，毕竟是抗战胜利后获取了日军百万人的装备、并得到美国政府全面军事援助、而正在向我解放区发动大举进攻之“强弩”。因而，我们的每一胜利不得不付出重大代价。苏中战役后，部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以我部所属的第一师一旅二团为例，这个团是从地方部队上升的主力，在苏中战役中受到很大锻炼，俘虏16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从轻重机枪到步枪都换成了新的，有了部分美式装备，武器比以前好多了，战前全团仅1690人，伤亡532人，占近三分之一，补充俘虏及新兵1089人，战役后人数增加到2157人。人数和装备虽然加强了，但部队素质发生了许多新变化：
一是成分变化大。伤亡的532人中，班以上干部130人，占24%；党员伤亡191人，占党员总数的34%；老战士伤亡397人，占老战士总数的74%强。补充的新成分，占全团总人数的50%；干部伤亡后从下面提升，全团230名干部中90%提升了一级；发展新党员187人，党员数量同战前几乎相等。
二是素质有所下降。基层干部新，党员新，老战士少，新成分多，给基层部队的领导与指挥增添了新的困难。
三是干部的工作难度增加。新补充的785名俘虏兵中，有595名是顽军一〇五师新七旅的成员，顽化思想较深，顽副旅长等战前即有“一旦被俘，即行谋反”的预先布置；新参军的304人是淮北的“侉子”（指翻身农民），与苏中长江边上的“蛮子”在生活习惯上有很大不同；苏中老战士则因家乡陷落，部队辗转北撤，两淮（淮阴、淮安）战斗又遇到挫折，看到老乡减少了，对时局认识产生了一些模糊观念，思想情绪不如以前高涨。
总之，尽管苏中战役打了胜仗，初挫敌军锐气，大长了我军威风，取得了大兵团作战的初步经验，增添了新的武器装备，但就基层指挥能力、政治素质和士气而言，反而不如“七战七捷”之前了。而当时部队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忽南忽北，打走不定，十分疲劳，思想波动颇大，“麻烦事”之多可想而知。糜集在两淮的国民党“王牌军”七十四师等部，锋芒毕露，蠢蠢欲动，一场大战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管理好部队，加强指挥，鼓舞士气，保证部队继续打胜仗，成为政治工作的当务之急。
这时候，第二团正在涟水县大桥镇短期整训。在苏中战役前，这个团在群众性的党支部改选工作中，曾对党员提出“到战场上去竞选”，对候补党员提出“在战斗中表现好，缩短候补期”，对群众提出“在战斗中创造入党条件”。这些口号对提高士气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被解放入伍的新战士接受得更快。一营有一位在宣家堡战斗解放过来的战士，战斗中缴获4支枪，就对指导员说：“请把我的功劳记下来”。连里满足了他的要求，正式建立了“功劳簿”。又有许多战士的功劳记在了功劳簿上。团政治处主任郑克总结了这个经验，向全团提出：“在战场上比比看，为人民立功劳”、“把功劳记在功劳簿上”，被全团指战员们所接受。从此，“功劳簿”成了激励战士们战斗情绪的一种好形式。在整训中，大家对这种新形式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当时，军区政治部文艺科长赖少其因病没有参加苏中战役，主动找我要求下部队锻炼。我考虑第二团政治处主任郑克拟提升为政委，就派他先去当个副主任，协助郑克同志加强政工领导。谭震林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我跟赖少其同志说好，如果需要，将随时把他调回军区。他下去后同郑克同志合作得很好，两人各有所长：他是文化人，在理论、文字方面有他的优势；郑克同志是从海外归国参加新四军的华侨，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2月参加新四军。皖南抗战时期，曾在新四军军部任联络副官，专事同国民党三战区打交道，有较高的政治、文化水平，能说善写，有基层实际工作的经验。两者结合，第二团的政治思想工作进一步得到加强。
在整训中，第二团党的总支委员会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讨论了以往战时政治工作的经验，认为“支部竞选”工作是有时间性的，涉及范围也不广泛，号召力不可能持久，也不普遍，而士兵群众出自正当愿望自发要求的“功劳簿”，可以为每个做了好事、为战斗立了功劳的战士记功，则可打破时间、地点和对象等条件的限制，打仗、行军、做工事、练兵、爱民和部队其他各项工作，都可以用这种方法不断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也利于长期坚持。这比“支部竞选”工作前进了一大步。但最初设立的“功劳簿”，目的主要在于为日后评选英模人物积累材料，实际涉及的还是少数人。只有以普遍激励士气、提高部队战斗力为目的，号召大家在各自岗位的实际工作中建立功劳，“功劳簿”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经过热烈讨论，团党委于1946年10月8日正式作出《关于开展功劳运动的决定》，明确了为什么要提这个号召，这个运动对完成战斗任务和加强部队建设有什么作用，开展功劳运动要注意什么问题等等，政治处宣教股还起草了《功劳运动讲话材料》。
这个运动一提出，立即受到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一个解放战士说：“新四军真是赏罚分明，不象我们在国民党军队里，打了胜仗好处是当官的，小兵有吊子功劳”。一位干部讲：“这是领导方法上的新名堂，要好好学一下。”功劳运动开展后，指战员的情绪大不一样，不论是行军还是其他工作，不仅牢骚怪话少了，而且争着挑重担、干重活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有的战士行军背两支枪，宿营后还抢着站岗和为大家烧洗脚水。战士陈可民一人挑10发炮弹。他说：“我的功劳要记到毛主席那里去。”战士梁士长过去比较落后，经常掉队，现在背300发子弹也不掉队。群众情绪极其高昂，好人好事比比皆是。
在实践中，“功劳运动”的内容与方式在不断发展。由于战斗频繁，部队来不及换装，有不少解放战士还穿着国民党的军装参加战斗。他们担心受伤后送到后方被人误解，或在路上被民兵、儿童团误当受伤敌人对待，提出除了在《功劳簿》上记功外，最好给每个立功的人发个《功劳证》。连队这样做了，解放战士的情绪更加稳定。后来，有的单位还提出，指战员立了功，还应发给《功劳状》。将《功劳状》寄回家，全家光荣。这对提高指战员的斗志和减轻家人的忧虑、密切军民关系和提高人民群众的胜利信心都有好处。宣教股通过《勇士报》大力宣传这一运动，引导指战员们正确认识这一运动的意义：为什么要报功？我们的功劳与反动派的“功劳”有什么不同？什么功可以报？怎样报法？使功劳运动深入人心。一连的战士把功劳运动的意义归结为12个字：“功劳功劳，刻苦耐劳，把仗打好。”有个党员说：“党员有双重任务——自己多立功，还要多帮助别人立功。”为防立功后骄傲，三连的战士建议：在《功劳簿》上加条“备注”，把立功者的缺点记上，立功不忘批评和自我批评。
团总支和政治处集中大家的智慧，进一步向全团指战员提出“有功报功，论功行赏，人民功臣，个个尊敬”的口号，向全体党员发出“党员应在功劳运动中立头功”的号召。各单位逐步建立了一套功劳组织：连有功委会，有记功员，随时为大家记功、报功。并正式确定在全团建立“3证”：个人有《功劳证》，叫作功劳跟人走，调到哪里也光荣；连队有《功劳簿》，大家记功，集体光荣；向立功指战员家里发《功劳状》，一人立功，全家光荣。
从此，“功劳运动”在第2团普遍地开展起来，全团政治思想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大为提高。该团在涟水保卫战中表现突出，被评为全师先进团。
第二团开展的“功劳运动”引起了上级的重视。我们华中野战军第一师一旅政治部主任张日清同志，派宣教科长吴健人带两个同志，去第二团调查功劳运动的情况和总结经验。
吴健人等同志随团行动，深入连队班排，亲自参与班的记功、论功与报功，参加连的评功会议和团的奖功、庆功大会等活动。这一新的政治工作方法，在基层所产生的重大反响，深深地感动了他。回到旅部，除向领导作了汇报外，他写了一篇《怎样开展功劳运动》的专文，发表在苏皖边区的《江淮日报》第一版，并向新华总社发稿，立即被转发各地。1946年10月13日，吴健人同志还写了《海丰大队（即第二团的代号）热烈开展“功劳运动”》的通讯。这篇报导，由新华社华中前线分社发到延安新华总社。总社立即刊发。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也播送了这篇报导。
这时候，山东解放区也在酝酿和开展立功运动。1946年10月10日，山东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山东军区人民武装部作出《关于开展立功运动的决定》，在全体民兵自卫队员中普遍开展“立功运动”。同时，山东军区和山东省政府联合颁布《关于山东民兵自卫队开展立功运动暂行办法》，号召“每人立一件功劳……争取自卫战争的彻底胜利。”
1946年11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综合华中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开展立功运动的情况，发表了《加速全面抵抗胜利的到来，华东开展立功运动》的头版头条新闻，并加一则短评，高度评价了这一运动。这篇题为《号召普遍响应立功运动》的短评说：“这是人民自卫战中的一个创举。为人民立功劳，做人民的功臣，这是一个革命战士的最大光荣，也是对人民的最大贡献，应当大大提倡和推广……华中新四军某团所提‘有了功劳不骄傲，功劳上面加功劳”的口号是很好的。我们号召全解放区普遍响应这一运动，作为争取全面抵抗胜利的有力武器”。
中共中央机关报和广播电台发出号召，延安部队率先响应，很快掀起轰轰烈烈的立功运动热潮。我们华中野战军首长和政治部对此极为重视。为了使华中部队与全军提法一致，也把“功劳运动”改称“立功运动”，迅速在整个部队普遍开展。11月中旬，我在全野战军宣教部长联席会上发言，把第一师开展的“功劳运动”，作为当时六个政治工作“范例”之一，充分肯定，号召全军学习。这时，我收到了赖少其同志在11月8日撰写的《二团“功劳运动”第一阶段初结》。这是一篇万字长文，比较系统地初步总结了第二团开展这一运动的收获、意义和具体做法。既有大量生动实例，又有一定的理论概括。我立即批给我们政治部出版的《建军增刊》，在第17期上全文发表，作为全军开展这一运动的参考。12月4日，我又在全野战军工作总结大会上，作了《目前野战部队中政治工作报告》，进一步肯定立功运动的“群众化”和“普遍化”，并向大会直接推荐了赖少其同志总结的经验。
不久，“立功运动”作为群众性的有效政治工作，就在人民解放军所有各部队和各个解放区广泛开展起来。
1946年12月13日，新四军兼山东军区下达《关于开展立功运动的指示》，为发扬我军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提高革命的创造精神，造成全军气壮山河之势，压倒敌人，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号召“人人立功，事事立功”并同时颁布了《立功运动暂行条例》，对立功运动的实施做了比较详细的规范。1946年12月21日，东北民主联军的《自卫报》，发表题为《所有连队把功劳簿建立起来》的社论，号召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功臣。与此同时，晋冀鲁豫、晋察冀、陕甘宁和晋绥等地的人民解放军与地方武装，也都作出了开展“立功运动”的决定或指示。到1947年初，立功运动在全解放军上上下下，前方后方，部队与机关，野战军和地方军，正面战场和游击区域，形成了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1947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出《关于广泛开展“立功运动”的指示》，指出“立功运动”是“中国化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已经成为争取人民自卫战争胜利的有力武器。”要求华东地区所有部队、民兵、后方机关、工厂等单位的指战员与劳动人民，广泛开展为人民建立功劳的运动，“以加速全面反攻胜利的到来。”1947年2月，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再论立功运动》的社论，指出由苏鲁皖部队首创的立功运动，在全解放区普遍推行，已成为人民解放军争取胜利的有力工具和很大的推动力量。
“立功运动”是群众性的政治工作。群众欢迎它，关心它，它在战斗中产生，又在战斗中发展与完善，加速了全体士兵群众军政素质的提高，使部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对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和加强部队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作为激励指战员为人民服务、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的生动内容与有效形式之一，已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史册。
“来时路”故事组选自《钟期光回忆录》
作者简介
钟期光（1909—1991）湖南平江人。大革命时期，积极从事爱国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192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共平江县委组织部部长、湘鄂赣省军区宣传科长、省保卫分局侦察部长、红五军秘书长、湘鄂边中心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红军第十六师政治部主任等职。曾参加领导平江农民扑城暴动，支持和策应彭德怀等同志领导的平江起义。中央苏区主力红军长征后,坚持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政治处主任、抗日先遣支队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一支队、江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苏北指挥部、第一师政治部主任，苏浙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上海解放后任军管会政工部领导。全国解放前夕，参与创办华东军事政治大学，任副政委和党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协助刘伯承同志创办全军最高学府——军事学院，并先后任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1960年任军事科学院副政委，后兼任战史研究部部长。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二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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