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锐 刁毅 刁力

我们的父亲刁筠寿，母亲佘萍。他们含辛茹苦，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

父亲是安徽含山人，祖上为躲避太平天国战乱从江西逃难到含山，落下脚。曾祖父，有两三亩地，靠卖菜为生；祖父13岁时到县城一间杂货铺当学徒，经过十几年的积累，自己在县城开了一间名为“刁复兴号”的店铺，经营油料、土特产等。经过二三十年经营，买了田地、盖了房，成了含山县富裕的工商户。1915年，父亲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里。

当时含山已有小学，是新式教育，祖父不认可，在父亲10岁的时候请来教书先生，在家里开办私塾，一些亲属子弟一起学习。一学就是五六年，父亲十五六岁了，看到很多同伴受到的是新式教育，尤其在寒暑假，看到从外地中学回来的学生精神面貌完全不一样，很是羡慕。于是自己用了一年多时间补习了数学、历史、英语等课，17岁的时候偷偷跑到南京，考取了成美中学初中二年级。

父亲高中考到南京钟英中学，这个学校教学比较好，是数学研究会办的。当时学校有军训教官，军事化管理，南京有民谣：要当兵到钟英。1935年12月，北京爆发一二·九运动，消息传到南京，青年学生纷纷起来声援，钟英中学当时有进步学生开展活动，进行秘密动员发动。父亲和钟英中学的学生一起参加了南京青年学生的罢课和游行示威：到行政院和教育部静坐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抗战；几千人到中山陵哭灵，场面非常悲壮。后来国民党当局为了平息学生运动，命令学校提前放寒假，学校不考试，食堂不开饭，学生没有饭吃，只好陆续回家。父亲后来说，一二·九运动对他是一次启蒙，原来就是一个只知念书的学生，接触了进步学生，接受了抗日救国思想，参加了爱国救亡运动，开阔了眼界，认清了形势，为以后投入社会参加抗日民族救亡运动打下了政治思想基础。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上海失守，日军步步紧逼南京，政府机关和一些学校开始转移。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书已经读不下去了。父亲不愿意跟学校南迁，这时候接触了一些共产党人，在他们的指引下回到家乡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们的母亲佘萍，原名佘世琦，安徽铜陵人，生于1925年12月31日。1942年1月，刚满16岁的母亲加入新四军，1944年入党。先在二师，后调入七师大江剧团。1943年精兵简政，压缩非战斗人员，又从大江剧团转到和（县）含（山）抗日根据地工作。

1945年抗战胜利后父亲和母亲结婚。

1945年10月根据《双十协定》新四军北撤，父亲母亲到了山东，几经辗转，从鲁南、鲁中，到了渤海根据地，父亲在蒲台任县委书记，母亲在县妇联工作。1949年1月，随着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的胜利，中央开始准备大军渡江解放全中国的新布局，决定从老解放区调五万三千干部随军南下，开拓新区。父亲任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三支队四大队常委、宣传部部长。四大队即渤海区四地委，下辖八个县，每个县组成一个中队，共计1200余人。经过在临城华东局党校整训，学习了接管城市和新解放区的政策以及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等文件，政治水平得到提高，士气高涨。4月，四大队奉命带领两个民兵团随华东野战军九兵团渡江南下（负责支前，筹集粮草、运输                                                                
队、担架队；成立军管会、组建新政权）。

1949年4月，南下干部纵队三支队四大队在无为江边待命渡江，刁筠寿(后排右3）与彭瑞林（二排右3）、魏俊哲（前排右2）等战友在一起

4月20日，四大队分为两部，分别随二十五军、二十七军从无为县打过长江，连战连捷。在广德、郎溪地区参加了广郎战役，在方圆几十公里的山区围歼了国民党5个军共10万南逃之敌，解放皖南。

5月，四大队完成渡江支前任务后转入浙江温州、丽水地区，组建新政权，父亲任丽水地委副书记。新政权建立初始，国民党散兵游勇和当地土匪、伪乡保长勾结，进行反攻倒算，形势严峻。丽水地委发动群众、培训骨干，建立区、乡政权，配合军分区部队开展清匪反霸斗争，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消灭了几十股土匪，很快稳定了局面。1952年父亲调任杭州市委副书记兼秘书长。

1954年1月，国家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东北重工业基地需要大批干部，父亲调到沈阳111厂担任副厂长。这是一个飞机修理厂，当时已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开始飞机的研制，父亲从此与新中国的国防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5年父亲调北京第二机械工业部四局（航空工业局）任副局长兼第四设计院院长，1958年2月调沈阳任410厂（即黎明机械厂）厂长，这是苏联援建156项工程中的喷气式飞机发动机厂，当时已经开始仿制苏联米格17、米格19，即我军的歼5和歼6歼击机。

1958年是大跃进的一年，“反右倾，鼓干劲”，整个社会都发动起来，工厂也出现反右倾、反保守的大字报。一些规章制度、技术规范成了“管卡压”，一些工艺规范、生产秩序遭到破坏，影响了产品质量。父亲作为厂长深感责任很重，在一次质量工作会议上发言，对这种情况提出批评，针对航空工业生产的客观规律提出改进意见。这个发言经整理刊登在一份杂志上，后来成了反对大跃进的典型右倾言论，受到批判。

1960年7月父亲调到北京，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一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前任所长吴运铎同志是兵工战线的老模范，战争年代多次负伤，身体受到摧残，离职休养。一所主要是研制火炮、火药、常规武器和运载工具。

1960年7月父亲刁筠寿（右3）任二机部第一研究所所长,几位主要领导与离职休养的吴运铎同志（右4）合影。

1962年1月，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过去几年的经验教训，还决定对1958年以来被错误批判的干部平反。辽宁省根据中央精神组织对工业系统的干部进行甄别，沈阳市委和410厂发了文件，指出父亲所讲的“都是工作中的意见，基本正确，不应按右倾对待和批判，应予以纠正。”

1962年12月，父亲调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任第二书记。父亲到九院后立即到青海221基地，参加原子弹研制的大会战。

父亲作为党委第二书记，在李觉院长的领导下主要负责政治工作，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和科研生产的实际，在政治学习、宣传教育中强调一切围绕原子弹，成功了才是最大的政治；还注意将群众中产生的鲜活、生动的语言积极推广，如：中国的原子弹是“争气弹”，就非常响亮，充满号召力和生命力，成为大会战宣传、动员的政治口号。父亲以身作则，和其他院领导一起住帐篷，到科研生产一线，与科学家、工人师傅一起研究问题，攻克难关。每逢遇到危险、苦难、关键的时候，父亲或其他领导干部都要在场，尤其是一些有危险的操作，领导干部到现场，可以稳定职工情绪，放心大胆操作。这也是九院领导干部的行事作风和光荣传统。

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父亲1965年到四川投入三线建设，担任902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工委书记。这是我国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将要承担核武器升级换代和装备部队的重任。按照当时“山、散、洞”的要求，工程分布在川北5个县的深山里。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三线建设也受到严重干扰。九院和全国军工单位一样，科研生产都处于极不正常状态，建设任务重，压力很大，工作局面十分困难。父亲和包括铁道兵、工程兵在内的几万建设者一起，排除干扰，团结合作，克服种种困难，坚持“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原则，经过五年的努力，到1970年年底，902工程基本完工，按时完成计划。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科研生产重新走上正轨，九院的各项工作也取得重大成果。1979年父亲调到二机部任副部长，1982年改任顾问，1985年离休。

父亲母亲离休后又进入一个新天地学习书法绘画，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仍然关心核工业的建设，2008年汶川地震，波及川北生产基地，父亲听到消息，非常着急，让子女打电话了解情况，积极为灾区捐款，得知“902”安全才放心；热心参加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活动；讲革命传统，关心下一代的成长。

父亲母亲以自己对党的忠诚为子女树立了榜样。父亲一直关心时政，失明后坚持让人读报纸、收听新闻；右耳聋，左耳还有一点听力，便贴着电视听广播；将“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当作为人处世的座右铭。父亲母亲在一张子女合影的照片背后特地写了一段话：“兄弟姐妹和睦相处，同舟共济，保持勤劳朴实、互帮互谅的好传统好家风”。在父母的影响下，形成了和谐和睦的家风，祖孙四代其乐融融。

父亲的百年人生，可谓丰富多彩，参加过我国第一代喷气式飞机和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但他却淡泊处之，很少言及自我。他以能参加国之重器的建设和与众多功勋科学家共事而感到无比欣慰。父亲和母亲用言传身教，树立了忠厚朴实、节俭和睦的家风，充满了亲情挚爱，让我们受用一辈子。

父亲母亲已远离我们而去，我们如何感恩？追思父母的人生轨迹是我们对他们最好的纪念，他们的足迹已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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