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阳澄湖上

1941年3月，在江阴祝塘镇附近的司令部驻地，谭震林师长主持召开干部会议，宣布新四军第六师（辖十六旅、十八旅）成立，以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的第一、二、三、四、五、六和七支队组建成五十二团、五十三团、五十四团和五十一团。五十二团、五十三团和五十四团为六师十八旅建制，任命江渭清为十八旅旅长，温玉成为政委，张英为政治部主任。任命陈挺为五十二团团长，张鏖为政治处主任；刘松清（即后来的刘飞）为五十三团团长兼政委，彭冲为政治处主任；吴咏湘为五十四团团长兼政委，黄吉民为政治处主任。当时还有一些部队（如地方警卫团）没有编入十八旅序列，师部与旅部仍没有完全分开。由于部队快速发展，我与教导大队的许多同志在这期间被分配到主力部队工作。十八旅组建后，我任五十二团一营一连指导员，此时的一连连长是叶诚忠同志（原三支队老六团的福建籍老红军，阳澄湖36个伤病员中的骨干，1944年1月5日在解放宝应大官庄战斗中牺牲，时任五十二团一营副营长）。

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成立后，负责全面领导路东地区抗日根据地建设：在组织上，各部队划分责任区，配合地方工作同志，限时组建自上而下的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成立工、农、青、妇、儿童等群众组织，整顿乡保两级干部，成立区县两级政权机构。在宣传上，开办《江南日报》，用以宣传指导工作；建立一个“大众剧团”（领导和成员大多从上海党组织动员而来）；部队办有铅印的《东进报》。各县、区政权机构开始组建地方部队，如中共无锡县委书记兼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王仲良就建立起无锡县民抗中队、大队。当时划出江阴县的沙洲设立沙洲县，开始从主力部队调去一个中队，1941年4月发展成有7个中队的沙洲警卫一团，同时在苏常太地区也建立起警卫二团。各县的人民抗日自卫队都有所发展，整个路东地区连成一片，敌伪军因而不敢轻易下乡“扫荡”。

路东地区这一片本属鱼米之乡，物产丰富，工商发达，交通便利，大小市镇和村庄都有内河轮船定期航行。中小学校照常上课，人民安居乐业。到江南反“清乡”开始以前，师旅直属单位，往往可以半个月、一个月不移动驻地，甚至在（距无锡市不到三十里的）斗山到寨门一带，也是一住十天半个月以上。地方收入好，到上海采购东西也较方便。部队物资文化生活等都很好，是全军各部队少有的。部队兵员补充很大一部分是从上海动员来的学生、工人等。在上海派有专人做征兵工作，在苏（州）常（州）太（滆）的（徐家浜和沙洲县的长江边）小镇护槽港设有专门的新兵接待站。

1941年4月，为开展太湖沿岸的斗争，部队准备由五十二团二营吸收地方武装后组建成第四十八团，并安排我任五十二团二营教导员，但此时五十二团二营在外线作战，我无法到任。1941年5月，新四军第六师在向新四军军部申请教员支援未果后，决定组织干部前往江北新四军军部参观学习，返回江南后再担任教导大队的教员，参观团由第六师十八旅宣传科的科长谭肇之同志负责。此时组织上派我代理十八旅宣传科科长，十八旅宣传科的前身是江抗东路政治部宣传科，那时科长是张鏖同志。

二、血战1941年

1941年5月，正当路东地区大发展、形势大好的时候，南京的汪伪政府为巩固占有沪宁路两侧这块商业发达、物产丰富的战略要地，以伪江苏省长、特工头子李士群为总指挥发起江南“清乡”。5月1日在敌占城市（以苏州为主要基地）大造声势，进行“清乡”总动员，组织力量准备向沪宁东地区我方大举进攻。敌伪的部署是：先采取建立隔离篱笆与修据点，分割中共根据地，接着有重点的以大军逼近中共军队，逼迫中共主力与其决战，企图消灭或赶走中共主力，摧毁中共地方党政及群众组织，达到完全占领路东地区的目的。

7月，敌伪“清乡”开始，日伪军以优势兵力，进攻苏、常、太地区的由五十四团二营、警卫二团临时组成的新四军五十五团。五十五团是新组建部队，在强大凶猛的日敌伪军进攻下，几次战斗下来，伤亡较大，只有团参谋长薛惠民带领少数干部战士渡河冲出包围圈，回到部队。其间五十四团参谋长老红军王明星与五十四团二营营长张友林牺牲。外线作战的五十二团二营与“清乡”的日伪军打了个遭遇战，被迫越过沪宁路跳出敌伪包围，后汇入十六旅编入了四十七团。

8月2日，敌伪的江南“清乡”已经大规模展开，形势变化很快，苏、常、太地区被敌伪侵占，地方群众组织受到破坏。敌军主要一路已经进到祝塘附近的黄塘，首先遇到五十四团，打响祝塘战斗。五十四团、五十三团以全力抵住敌军打了一整天，五十三团一营政委商建民牺牲。

8月底，日伪军集中重兵向我澄锡虞（江阴、无锡、虞西）与中心地区推进。十八旅主力决定避开拥有优势的敌伪军，在敌伪还未完全形成合围的局势下，绕敌北翼，经峭岐去西路的澄西、武北地区。由于敌人在外澄公路上修建的峭岐据点占据了西去的交通要道，五十三团二营负责攻占日军峭岐据点。二营苦战打下了峭岐据点，但伤亡很大。这时旅领导派我以政治部工作组名义，带两位干部立即去二营。到峭岐后我了解到，二营的营连级干部，只剩一个副连长蒋传珍同志；伤员转移后，所剩人员只能缩编成一个整连。我立刻找干部和党员商量研究，决定不分原来所属单位，为适应作战要求，暂编为一个连，提拔副连长为连长，我自任政治指导员兼支部书记。同时健全排、班组织机构，挑选班排干部，重新调整武器弹药分配，形成一个可以作战的连队。十八旅当夜撤下在黄塘作战的部队，全旅经过峭岐镇到澄西西石桥一带宿营。当晚大部队通过峭岐时，领导通知我们缩编连跟随师旅部行动。

9月22日，部队刚吃好早饭，就发现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和伪军配合，分三路进攻西石桥。大约10点钟，部队与敌人展开了激烈战斗。午后，一路顽军攻入西石桥镇街道。部队退居街道，利用建筑物与敌人展开逐屋巷战，反复冲杀争夺，直到太阳西下，依然坚守在西石桥东的大部分地区。顽敌又向西石桥两侧包抄。此时得到情报，常州日军已经推进到距西石桥30华里的龙虎塘地区伺机而动，北面不到30华里的长江上已有日本汽艇巡航，空中也有几架日军飞机沿长江侦察。显然是在视情对我方采取行动，局势十分紧张。

当时师部住在西石桥北面不到十华里的一个村子里，我率领的五十三团二营缩编连担负师部警卫。虽然前面仗打得很紧张，但师部和旅部还很安静，连队还在进行军政训练，为能迅速投入保卫师部的战斗做着准备。太阳西下时，包抄西石桥西侧的顽军过来了，师部仅有少数警卫人员，缩编连迅速出动，以短促的火力加手榴弹向敌人反冲击，用机关枪火力追击逃跑的敌军。将近黄昏时分，西石桥正面传来部队打垮敌军的消息，连队随即转入追击，一直追到焦溪镇附近。我们的部队完全击垮了敌军，当晚龙殿堂的日军撤回了常州，长江上日军的行动也停止了。晚上21时，我们连接到命令，立刻赶赴长江边的利港，登船渡江去苏北。那晚江边大船云集，江南主力乘船顺利转移到江北。9月底，为切断经沙洲北去苏北的通道，日伪又攻击澄、锡、虞地区靠北边的沙洲县，围攻警卫沙洲县的第四十九团。我们的部队伤亡重大，经过苦战突围出来到达长江北岸时，一个7个连的团，仅能缩编成2个连。

三、苏中抗战

1941年10月，部队在泰兴县地区稍事休整后，即进入江（都）高（邮）宝（应）地区执行开辟苏中任务。当时江南部队编制大，单位多，几个月的战斗，人员伤亡较大。为了适应以后的斗争需要，部队开展形势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休息和整编。十八旅撤销了五十三团建制，缩编为五十二和五十四两个团。精简机关，组建五十二团三营和五十四团二营，保持五十二团为旅的主力团。编外干部到教导大队学习，以备新发展时所需。整编后，刘松清任旅政治部主任，五十二团团长为陈挺，政委为张英，政治处主任为彭冲；五十四团团长兼政委为吴咏湘，政治处主任黄吉民，参谋长颜伏。当时还宣布一师、六师联合指挥，谭震林兼任一、六师政委，十八旅属一、六师领导。旅机关没有大变化，仍有旅特务营和教导大队。

新四军六师十八旅开始了建设苏中抗日根据地新征途，任务是进入敌伪统治的“模范区”江都、高邮、宝应湖东地区，把敌伪的“模范区”变为我方的“同情区”，逐渐发展为抗日根据地。这是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搞好了可以使新四军第一、二、三、四师地区，连成一片。部队对活动地区作了分工：五十二团在江都、邗江两县活动，五十四团在三垛以北的高邮县、部分的兴化县和宝应县湖东地区，旅部率直属队在两团的结合部樊川、小纪地区活动。

在斗争策略上规定：在部队进入江、高、宝地区初期，为求得顺利进入该地区全面开展工作，为使部队得到休息补充解决军需供应，部队以分散活动为主，配合地方开展工作。除打击下乡抢粮“扫荡”外，勿过分刺激日伪军，对外使用挺进纵队番号。全体指战员做好充分准备，进入江、高、宝地区，要能顺利站稳脚跟，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粉碎敌伪军的进攻、“扫荡”，防止拼主力，打硬仗。

11月下旬，部队经过动员教育后，突然快速地通过日伪封锁，到邗江县的吴家桥一带宿营。第二天晚饭后，部队又西向江都县地区前进，在离开公路不太远的江都县地区宿营。从撤出澄、锡、虞地区起，我率五十三团二营缩编连一直跟随师部行动，此时仍未归建五十四团。

次日，部队一早起床吃饭，进入战备。那天天气很冷，霜很重，太阳刚露出地面，前哨即发现日军正在隐蔽接近我们的阵地，但尚未发现我们。于是前哨立即以手榴弹等猛烈火力打向敌人，敌人这才开始一面还击一面展开队伍。当时我一面组织部队有序地开展阻击，一面迅速上报师部。师部指示我连以正面展开的队形进行阻击，有步骤地互相掩护后退，争取时间掩护大部队转移。日军开始时行动迅速，火力猛烈，多次对我们采取迂回包围，都被我们打退了。交战大约两小时后，我们判断日军可能是个中队，仅仅是一种侦察性的进攻。此时连队伤亡很少，士气很高。师部敌工科的日本共产主义同盟盟员浜忠政志也赶到我连，见一个机枪手受伤，立即端起一挺轻机枪，站着向密集冲上来的日军扫射，掩护部队转移。战斗到10时左右，日军未敢逼近，我连已完成掩护大队转移任务，逐步退出战斗。集结清点参战人员状况，除了一个排长膝关节重伤外，轻伤员约有十五六人。

师部率五十二团进入苏中江都仙女庙（靠近扬州市）一带后，发现日伪军侦察活动频繁，有趁我方立脚未稳进行“扫荡”的可能。我方立即做了反“扫荡”准备，主要采取避开敌人的进攻锋芒，在对方进攻扑空的归途上，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粉碎敌人的进攻“扫荡”。果然在部队进入江都地区不到半月，日伪军就开始进攻“扫荡”，前后持续约半个月。敌人的进攻连续扑空，我们的部队主动出击打了几个小仗，“扫荡”就被粉碎了。

五十四团以挺进纵队番号进入了高、宝地区，旅部率直属队进入了樊川、小纪地区，从此江、高、宝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开辟工作全面展开。1942年1月初，我率缩编连在兴化、高邮一个村庄宿营，谭震林同志路过我连驻地，他停下休息时对我说：你还在这里？我说没接到组织的新安排，所以仍在这里。他了解一下连队情况后说，他要经五十四团到军部去开会，叫我跟他走，到教导大队政治队去任指导员兼政治教员，给连队讲政治课。我说：“目前连队政治工作没有教材，我只是根据实际情况，自己摸索做工作的。”他说：“你就根据你自己在连队的实际工作，讲在各种战斗生活情况下是怎样进行政治组织工作的就可以了，要大胆去工作。”这样，我就跟随谭政委前往教导队工作了。

刚进入江、高、宝地区时，部队给养比较困难，每到一处都是做老百姓工作，打借条借粮吃，以后交公粮时归还。根据地建设局面打开后，一切都有了着落，有了来源。这一年，日伪对江、高、宝地区除了季节性的日出夜归，外出抢粮“扫荡”外，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连续“扫荡”。比如五十四团在高、宝地区对日伪作战，最大的营级规模的攻防战斗也只有五六次。战斗最激烈残酷的一次是日军进攻五十四团一营发生在临泽以北郭氏桥的战斗。1942年4月，五十四团一营驻扎在大市镇郭氏桥，日军突然兵分三路围攻，战斗打得很激烈。一营一时难以撤出战斗，日军也难以快速得手，经过反复冲杀，一营打得很英勇，敌人伤亡也很大；最后敌人恼羞成怒，竟向我方军民施放毒气后撤走，一营也且战且退趁机脱离战斗。此战，五十四团一营政委林友映牺牲，指战员总计伤亡100多人。

1942年5月，一营调到团部所在的高邮地区休整，三营调到临泽以北地区活动，我从教导队调到三营任教导员，任务是配合地方党政部门打开局面，进行根据地建设。临泽以北地区四面临敌，有日军一个大队，汪伪军一个师，南、西、北各驻一个团。在近根据地中心区有个据点，是五十四团发展根据地的主要方向。1942年夏秋，日伪军到根据地中心区抢粮的战斗比较频繁。有一次我们在黄通河附近包围了汪伪五十五军残部，毙死伤伪军副团长2人、伪军官兵百余人，缴获许多枪弹，对伪军震动很大。我们趁机执行政策攻心，开展对伪军的宣传工作，争取部分伪军官兵对我部采取中立或转变消极态度，以利我部开辟、建设根据地。

到1942年10月，江、高、宝地区已初步建成抗日民主根据地。由于指导方针、斗争策略正确，工作部署得当，加上从江南带来大量地方党政干部、军队干部，军队与地方党政工作配合密切，工作成效很大。从基层发动群众做起，快速掌握情况，发展地方党员，设立区、县和地区党、政、军组织，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也先后建立起来，整顿乡、保长，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地方武装也逐步建立发展起来，可以配合主力作战，还可以充实主力。在五十四团活动的高邮地区，地方武装经发展升级为第二营。宝应湖东行署地区地方武装也有4个中队，经常跟随五十四团三营行动，陆续打过一些仗。

10月中下旬，三营接到团下达的反“清乡”指示。因日伪近期要对江、高、宝地区“清乡”“扫荡”，重点在临北，于是决定组织一个精干连坚持临北战斗，三营大部跳出日伪包围圈，转到临泽以南高邮地区活动。我们刚转移到新驻地，就发现日军已趁月夜，三路合围郭氏桥（我方有交通总站在那里）。以往日军都是下半夜到达，拂晓进攻，这次一反常规。汇集各地送来的情报，才知道日军利用夜幕多路进入我部所在地区，实行全面的占领，意在彻底围歼三营。当我们准备向南转移时，发现临泽到汜水的公路和河道已被封锁，船只被敌人拖走，公路上还有骑兵定时巡逻。几次选择渡河点都没有成功，最后到靠近汜水的地方才泅渡过了河。到河南岸后又发现临泽的200多名伪军正押着民工向南修造公路。我们发起突然进攻，解救出民工，同时俘虏伪军百余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几十支，我方只轻伤数人。这时听到西南方也枪炮声大作，事后得知是敌军进攻高邮县政府及所率部队的驻地。次日我们找到团部，团部正率一营迎战多路进攻的日军。敌人陆上有步兵，水上有汽艇，打得很激烈，但因为敌人采取的是点的进攻，部队还有回旋活动的余地。这时吴咏湘团长命三营收拢部队，带着他的亲笔信赶紧南去，渡河到小纪附近找旅部报到。

找到旅部后，根据上级指示，温玉成政委要求每个旅都要满员，有个必要时担负机动作战的主力团。为此，将五十四团编入五十二团，加强五十二团主力建设。到达五十二团后，上级调我到五十二团政治处任组织股股长，五十二团政治处主任仍是彭冲同志。我提出学习的要求，组织上同意了，把我送到抗大五分校干部队。学习不到半个月，因为日伪军要对整个苏北地区以及华中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进攻“扫荡”，所有部队，包括军部机关都要精简，减少非战斗人员，抗大也要精简，于是上级通知我和几个同志随抗大九分校到苏中，向一师师部报到。经过半个月的行军，来到一师师部，组织部门在我报到时当即告诉我：你是浙东人，现在浙东需要干部，有一批干部正在集结，准备去浙东，你到那里一切听安排，随后有人带我到干部队报到……

1943年初，我又重新回到江南抗战前线，调到浙东纵队教导大队干部队，任政治指导员兼政治教员，坚持战斗在钱塘江畔、四明山上，一直到1945年，与新四军浙东纵队的战友一起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

浙东分会  葛 平口述 葛大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