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爱民

1942年12月，由于日军对江苏省盐阜区发动第二次大“扫荡”，新四军军部决定主动撤离停翅港。当时在华中抗大总分校学习的各师学员们都要返回原部队，提前结束在总分校举办的、仅有这一期的学习。我从苏北辗转回到安徽无为新四军第七师，没回原任职的第五十五团三营，而是被师部分配到第五十六团三营，继续担任教导员一职。

皖江根据地党的一元化领导

1943年3月初，根据党中央决定和华中局指示，皖中抗日根据地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新四军第七师成立了皖江军区，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师长为军区司令员，统一领导根据地的新四军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这样原中共皖中区党委和新四军第七师军政委员会合并为中共皖江区党委，形成了全地区统一的坚强领导核心，曾希圣任书记，李步新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何伟任宣传部部长，傅秋涛任军事部部长，李丰平任社会部部长，段洛夫任秘书长兼敌工部部长。与此同时，中共皖南特委改为中共皖南地委。为了更好地发挥铜陵地区在抗日斗争中的作用，建设抗日根据地，中共皖南地委根据党中央精兵简政的要求，决定将铜陵敌前县委和铜陵敌后县委合并，成立中共铜（陵）青（阳）南（陵）县委，张伟烈任书记，杨明任副书记，朱农任组织部部长，陈爱曦任宣传部部长。

新四军第七师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编成了含和、沿江、皖南、巢湖4个支队和一个独立团的同时，成立了皖中军区（后改称皖江军区），傅秋涛任代司令员，曾希圣任政委，下辖沿江、皖南、含和3个军分区，军分区领导由3个支队领导兼任，此时新四军第七师各部队已经发展到6000余人。

新四军第七师在敌后的发展壮大和英勇顽强的战斗，对日伪军构成很大的威胁，日寇对共产党领导的这支抗日武装恨得要命。特别是皖江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打破了日伪军的严密封锁，也就成了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

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后，中共皖江区党委和第七师领导干部从皖江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审时度势，研究和布置了党和部队的任务：继续加强含和地区的力量，停止向西发展；在皖南地区沿江向铜陵、繁昌、芜湖和大通发展。

担任铜陵大队领导

早在1942年春夏之际，江南的铜陵、青阳、南陵地区，新四军抗日武装力量就有了较快的发展。1943年春，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加强沿江一带抗日武装的党政领导力量，曾希圣政委又派我到江南的皖南支队铜陵大队担任领导。

当时我是只身一人，身着便衣，没携带武器乘船过的长江，是江南地方党的同志在长江对岸接应的我。当时铜陵是新四军第七师部队返回到敌后，武装力量较强的地区。由于是在敌占区，新四军部队与皖南地方党组织实行一元化的领导。

当年活动在长江以南的新四军第七师皖南支队，是以铜陵的凤凰山和繁昌的红花山游击根据地为依托，积极向南陵和芜湖地区扩展，多次袭击了横山、门县、马埠镇、埭南坷等日伪军的据点，并开辟了五华山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当时铜陵大队的几位领导多是从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营级干部，大队长巫希权同志，是福建宁化城关镇人。他最早在闽西红九团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后在第三团，与第四团共同从福建龙岩来到安徽抗日前线的。

在皖南事变中，巫希权同志是新第二纵队新三团二营营长。听说在事变突围时与敌人激战，他带领的一路200多人杀出重围，被称为“突围中创奇迹的人”！因此巫希权同志也就成了皖南事变的传奇人物，我跟他很熟悉。这次能够在敌后再次见面很是高兴，这也是战友自皖南事变后的第一次见面。

铜陵大队政委杨明同志，是广东大埔县人。在组建新四军二支队从福建龙岩出发后，他经地方党组织同意一路追到古田才赶上新四军队伍。杨明是我的广东老乡，他以前在老三团搞民运工作，是皖南事变突围后，被新四军第七师最早派回到皖南开展工作的同志，他在地方县委担任领导职务。

副大队长叶为祜是铜陵县安平乡叶家洲人。他出身穷苦，早年读了几年私塾。1938年，党组织派张伟烈到铜陵县开展工作。在叶家洲扎根后，首先吸收叶为祜入党。从此他积极投入抗日斗争，并与朱农一起组织了叶家洲游击队。

叶为祜对我说：“我们刚开始时，叶家洲游击队只有几把马刀和几个手榴弹。后来从水塘里捞起一支断了枪托的日本‘三八式’步枪，修复后算是有了真正的枪支。在游击队成立不久，就镇压了投靠日寇、鱼肉百姓的汉奸黄乡长。”

在敌占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武器是关键。为了增强游击队的战斗力，叶为祜四处打听，在得知仁丰圩北埂王家村的王心达曾组织过伪自卫队，有20多条枪埋在菜园里的消息后，他搞清了埋枪地点，在一个深夜挖取了这批枪支。游击队得到了这批武器，如虎添翼，他们就用“新四军第七师铜陵敌后锄奸团”的番号，深入敌巢，镇压了查啸泉、张贤驹等汉奸和叛徒，使得这一带的敌伪军闻风丧胆。以后，这支叶家洲游击队组建成为铜陵、无为独立连，在敌后开展武装斗争。

我到铜陵大队后，传达了第七师按照统一部署，加强对这支部队的组织领导的指示，由我负责大队部的党政工作。同时将沿江地区的武装作了一些调整，将原铜陵、无为独立连改编为铜陵大队第一中队，队长熊德中（后杨林），指导员刘英；二中队此时已撤销并入三中队。三中队，队长叶为祜（兼），后为查富德，钱秋育为支书；铜陵大队部的武装，由侦察、警卫、通信三个班组成。此时的铜陵大队领导层：大队长巫希权，副大队长叶为祜，政委杨明，教导员罗爱民。

应对复杂的敌情

1943年，也是铜陵新四军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铜陵大队一直坚持活动在横竖不到30里的地方，而且是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坚持武装斗争。在铜陵铜官山、铜陵县城内和顺安镇一带都是日寇和伪军占据的地方，靠郎坑一带则是国民党顽固派占据的地方；铜陵大队就是在如此复杂的敌占区坚持敌后抗日武装斗争。

针对这个狭小的地带，铜陵大队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有效地保存下抗日武装力量。关键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有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新四军才能够生存和发展下去，才能够有力地抗击着日、伪、顽军三股敌人的不断进攻“清剿”。

在这段时间里，日伪军对我抗日游击区加紧了“扫荡”行动；而国民党军第一四四师、第一四五师、新七师等部队也轮番对新四军所部进行“清剿”。皖南沿江军民经过同日、伪、顽军的“清剿”与反“清剿”、“扫荡”与反“扫荡”的反复较量斗争之后，国民党军又改变了进攻策略，在武装“清剿”的同时，还不断向抗日游击区派遣特务刺探情报，妄图勾结日、伪军形成对新四军部队夹击的态势。

1943年5月间，国民党顽固派借机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表现为铜陵县一些国民党人士的公开叛变，投靠日军残害抗日军民。最典型的是铜陵县的大地主崔光汉，他原是铜陵县国民党区党部书记。1942年7月，他利用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团结多党派共同抗日政策，伪装积极成为了统战对象。在我党领导的“三三制”民主政权中，崔光汉骗取了皖南行署参议员一职，趁机接近上级机关负责人，刺探我党的军事情报，开展特务活动。他这次跑到敌占区，公开叛变投敌后，把我党的很多机密军事情报，报告给日本特务机关。他还出卖了地下党临江办事处铜陵督导处主任陈益卿，致使其被日军抓捕。陈益卿坚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屈，后惨遭杀害。

汉奸崔光汉的反动本性难移，他接受了上级特务组织的委派，通过在顺安镇的“双料特务”（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童兆鹏的关系，与国民党中统特务刘国和勾结，伙同汉奸王诚斋（外号王三麻子），以及坝埂头的叛徒陈孝顺等人，暗中组织了特务武装，依靠日本侵略军的势力，四处搜捕共产党军政人员，疯狂破坏我党地下组织，并对铜陵县抗日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汉奸崔光汉还组织了特务大队，到顺安镇乡下，铜官山一带，挨家挨户搜查共产党、新四军，强迫有共产党、新四军的家庭“自首”，给地方党组织造成很大的威胁。特别是这个特务组织还对外散布：在两个月内，肃清铜陵的新四军。由于汉奸崔光汉是本地人，他又掌握着我新四军的一些情况和活动规律，对新四军铜陵大队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使得对敌斗争的形势进一步恶化。

顺安镇严峻的形势

为了应对这一突变，铜陵大队部在天宝乡叶家湖的老木匠家召开干部会议。会上大队长巫希权提出把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特别是大队领导成员更应该分散，以防万一。这次会议决定，把铜陵大队改编为四支队伍分散活动：

第一支队伍，由叶为祜副大队长率领，深入敌后铜官山一带发动群众；

第二支队伍，由三中队长查富德率领，到东、西湖活动，牵制和打击敌人；

第三支队伍，由杨明政委带领警卫班和部分伤病员，去青北工委的所在地茗山冲，开辟贵池新区的工作；

第四支队伍，由大队长巫希权和教导员罗爱民率领大队部的侦察和通信两个班，加上一中队指导员刘英率领的精干武装，坚持在顺安镇、朱村一带活动，打击敌人。

对于地方上的铜（陵）青（阳）南（陵）县委机关，则由陈爱曦、朱农负责，分散到敌后，发动群众，同日伪军展开武装斗争。

铜陵大队除积极组织发动群众反击日伪军的“清剿”，还采取打击顺安镇维持会来分散日军兵力。在粉碎了敌人的“清剿”后，继续利用日、伪、顽军三派之间的矛盾开展工作，以达到瓦解和消耗敌人的目的。

为不断扩大游击根据地，铜陵大队采取向敌后铜官山一带发展，以确保对敌斗争道路的畅通，但是日寇盘踞的顺安镇却成为部队活动的一大障碍。在这个地区素有“小小铜陵县，大大顺安镇”之称，镇子上住有千百户人家，镇中有一条由南向北的顺安河，河流将整个镇子拦腰斩断，一座大桥保证人们往来。

虽然顺安镇规模不大，但所处的地理位置却十分重要。其北面连着长江，西面接着铜陵县城；南面可以直通青阳等地，东面则能到荻港、芜湖。因为还有顺安和芜湖、铜陵铁路经过此地，所以这里不仅是沿长江通往皖南山区的重要通道，还是上海、南京和芜湖、铜陵方向长江防线的要点。

日寇在占领顺安镇后，很快在顺安河旁建起了一座桥头堡，碉堡有三层楼高，全部用石头和钢筋水泥筑成，十分坚固。在碉堡内设有八挺轻重机枪，碉堡下面的大桥两头架设着铁丝网，岗哨森严，对来往的行人进行搜身盘查。每到夜晚，两盏探照灯不时从碉堡上向外交叉照射着，使得两里路内如同白昼。

由于顺安大桥是南来北往的必经之路，所以对铜陵大队的活动形成一大威胁。就当时铜陵大队的力量，拿下这座碉堡非常不易。部队采取了分散敌注意力的策略，先派人到顺安镇去侦察日伪的傀儡维持会的动态。这些以地痞、劣绅为主体的组织，凭借日寇的势力为虎作伥，欺压百姓。我们打掉了维持会，迫使日寇调兵加强顺安镇上的治安力量，以分散日军碉堡内的兵力。

铜陵大队再利用各种关系，打进敌伪的警察所，掌控办理“良民证”的人，并冒充民工利用替日本鬼子搬运东西之际，故意将子弹箱连人一起掉到顺安河里。当敌人催着人下到河里去打捞子弹箱时，又故意装着捞不上来。事后待敌人放松警惕时，再派人下河将沉在河底下的子弹箱捞上来送到部队，装备自己的部队。

在对敌斗争中，铜陵大队不断采用各种策略来应对日军的“围剿”，用自如的游击战术骚扰日伪军，镇压那些对抗日危害极大的特务、叛徒和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劳的汉奸卖国贼，对敌斗争成效显著。

铲除汉奸行动的额外收获

1943年7月间，由于汉奸的破坏活动，致使我铜陵地下党组织和群众组织无法正常开展活动。对此，铜青南县委决定请部队帮助，把那些危害革命的汉奸铲除掉。铜陵大队接到任务后，立即派侦察员查明汉奸们的行踪。在得知汉奸朱道哲、黄伯胜、查全祝、查全宽四人要到长龙山脚下的胡家祠堂参加婚礼的消息后，我就跟大队长巫希权商量，决定率铜陵大队大队部和一中队的指导员刘英带队一起去抓捕这些汉奸。

铜陵大队做出部署，部队提前埋伏在长龙山脚下埂塘，先派出一个便衣班去胡家祠堂侦察情况，同时等待那几个坏家伙的到来。可是部队在长龙山蹲守了三天，也不见那几个汉奸，我们又不想轻易撤军。后来地方党组织派人通知我们，情况有变化，那几个汉奸不来了，部队决定撤回。

铜陵大队在这里已经蹲守了三天，虽然没能抓到这几个汉奸，但是在此设伏时，却发现了一个新情况：每隔一天就有日伪军30多人押运的运输车队在此经过，这是敌人从顺安镇往铜陵县城运送的物资，运输车队很有规律。我便同巫希权大队长商量决定：干掉日伪军的运输车队，不能让他们从这里平安通过。

经过几天观察，我们发现日伪军来时押运物资的人多，返回时人相对少些，部队就利用这样的机会向敌人发起突然袭击。部队事先做好了准备，在长龙山脚下隐蔽设伏，等到第二天日伪军从铜陵县城返回顺安镇时再下手。

7月16日下午，当日军的卡车进入部队的伏击圈后，随着一声“打”的命令声，仇恨的长短枪子弹和手榴弹一起飞向敌车队。车上的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蒙了，还没有进行反抗，早已成为新四军的活靶子了，剩余的敌人只能投降。

经过短时间的伏击激战，铜陵大队打死、打伤日伪军十几人，缴获了十几支“三八式”步枪和部分弹药与物资。在这场伏击战斗中，部队也有伤亡，一中队指导员刘英在这次作战中负伤，随后将他送到后方卫生所治疗养伤。

最不应该的就是在打扫战场时，大队部的通信班班长去收缴一个被“打死”的日本鬼子手中的枪支时，是朝着枪口方向去拿枪的。可万万没想到那个日本鬼子并没有真死，却挣扎着向通信班长开了枪，一枪把通信班长打倒了。

此前，我曾多次告诉战士们在战场上收缴敌人枪支时，一定要从枪支后面去拿枪，人不能直对着枪口方向，同时要注意敌人是否真的已死去。打仗会有牺牲，作为指挥员更知道战士们的生命是最宝贵的。这件事情的发生，再次为部队敲响了警钟，收缴敌人武器也是有诀窍的。

所以，当我看到这样的情景，真把我气坏了，随即一声大喊让大家闪开，急步上前，从旁边战士手中拿起一支步枪，迅速翻转枪身，用枪托狠命地朝鬼子头上砸去，为牺牲的战友报了仇！

伏击战结束后，我们还俘虏了十几个伪军，缴获了一些战利品。迅速撤离战场向梁家垄村转移，在路上掩埋了通信班班长。

梁家垄村开会至深夜

部队转移到梁家垄村后，当地群众见到被俘的伪军时，纷纷要求把伪军杀了。我向群众做了解释，说明共产党的优待俘虏政策，对一般的敌俘采取的是：缴枪就不杀！对伪军不但不杀他们，还要做他们的工作，争取他们拥护新四军抗日，不能再替日本鬼子卖命。对愿意回去的人，经教育后放他们回去，其中不少有良心的伪军，后来还真为新四军做了事。对愿意回家的人，经过教育后释放，部队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因为他们中有不少是被抓来的穷苦百姓，体现了新四军的优待俘虏政策。

在到达梁家垄村后，部队原本准备当晚转移到天宝乡。刚巧，皖南地委组织部部长兼铜青南县委书记张伟烈同志在江北无为白茆洲皖南地委开会后回到铜陵，到梁家垄来找铜陵大队。副大队长叶为祜同志也带领队伍从铜官山来到梁家垄。地方县委干部和部队的领导三路人马就这样凑在一起了。

当时在铜陵县敌占区，顺安镇的日伪特务活动非常猖狂，部队在敌后隐蔽十分谨慎。部队没有通讯电台设备，只能靠地下交通员伪装成商人、车夫、农民去蒙骗敌人，传递消息时间比较长，特别是不能及时获知上级党组织的指示。

新四军铜陵大队为保存力量，分散在各地的领导人不能经常见面，有许多工作需要集体研究部署。这次大家能凑在一起，特别是县委机关的领导们也集中在一起，正好可以共同交流情况，研究下一步的工作部署。

会上，张伟烈同志首先传达了江北皖南地委的指示，随后叶为祜同志汇报了在铜官山发展斗争的情况。我同巫希权同志又根据江北指示精神，结合铜陵、青阳、南陵各地的实际情况，把铜陵大队下一步的行动安排告诉张伟烈同志。

当晚因下着大雨，大队部决定就在梁家垄村宿营，安排战士们晚饭后休息，没有按原计划转移到天宝乡去宿营。夜间外面一片漆黑，雨水夹杂着雷电，偶尔的一道闪电划破了夜空。由于需要商讨的工作较多，会议一直开到凌晨2点钟才结束。

我叫大家先去休息，而我还要连夜将这次伏击战情况写成报告送交皖南支队，所以直到凌晨3点多钟我才写完报告，又出去问了一下各路的哨兵是否安排好，检查完岗哨，将近清晨4点钟才回屋，当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了，心静了，困劲也来了，我很快就睡着了。

但是，当时我们谁都没有想到，部队要找的汉奸“王三麻子”王诚斋在得知铜陵大队在梁家垄村宿营的消息后，连夜跑到顺安街，向汉奸崔光汉和驻顺安镇的日军司令部告了密。汉奸王诚斋随即带领了100多名日军与崔光汉的特务大队，兵分两路，一路由张家冲（今罗风庵）经狮子山扑向梁家垄；另一路由顺安直驱梁家垄。日军冒雨从顺安镇出发向埂塘和朱村搜索前进，在第二天拂晓前包围了梁家垄村。

当我部队的哨兵发现日军后，随即开枪报警。住在我临近房里的地方党的同志听到枪声后，纷纷跑出屋，这时极度疲乏的我却没有被惊醒，随着密集的枪声响起之后，通信员推醒了我，叫道：“罗教导员，日本鬼子已经快打到门口了。”我才起身穿上鞋跑到外面。

当时我是最后一个从屋里出来的人，看到屋外已站满了县委机关的一些同志，有男有女。他们没有战斗经验，一时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而是在那里叫喊着。我对他们说：“大家不要乱，这里有部队在，不用害怕，听从命令行动。”

血染的范家湾战斗

众多日军和特务的突然来袭，使得铜陵大队处于敌众我寡的险境。特别是县委机关的非作战人员，增加了部队突围的难度。部队所处的位置是在顺安河中下游的河东梁家垄村，而前方河西的范家湾有一个大拐弯，便是突围的方向。

在范家湾的南面与北面两个方向都是日伪军的据点，有大批的日伪军队。而东面则是国民党军五十二师的驻地，此时国民党军专门对付新四军，蒋介石此时已经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这三个方向都无路可走，只剩下西边缺口可以突围。

处在三面受敌的不利局面，情势十分危急。我知道突围的重点是要保全县委机关的人员，就让县委的同志们跟着大队长巫希权和副大队长叶为祜带领的部队向木鱼山那边突围。我带着大队部的侦察班和通信班的战士们，留在这里阻击日军，完成掩护县委机关人员安全转移的任务。

部队正面阻击日军，边打边撤退，日军在后面一直拼命追击，距离并不远。开始时，日军的枪弹很密集，后来因为天已经大亮，逐渐稀少一些。我用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见敌人的面孔，当然敌人也能看到这边新四军部队的情况。因为只有我身上带有望远镜和短枪，汉奸早已把这里有指挥员的情况向日军报告了。

因为我对这一带的地形非常熟悉，也明白日军的企图，所以我带领着战士们东绕西走的行进，还不停地射杀日军，很快就向顺安河边范家湾方向跑去。这样一来，日军当时看到抓不到新四军的指挥员，就命令狙击射手用步枪打我，日军想把我打伤后，跑不了了，就能抓住指挥员。敌狙击手开枪后把我打中了，当时只觉得自己左腿下肢一阵发热，再看伤口的鲜血不断地向外涌出。

在这生死紧要关头，我顾不上左腿伤口在流血，边跑边向后面的日军射击，一直坚持跑到范家湾的顺安河边。当时，大队长巫希权和副大队长叶为祜带领战士们已在河边了。大队干部抽空交换了一下情况，我得知大队长巫希权和副大队长叶为祜在撤退时，将一些县委干部隐蔽在老乡家中，有部分战士在木鱼山已经安全转移了。这时我才让通信员将自己左腿上的伤口包扎一下，做了简易的止血处理。

此时在河边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在河中撑着捞水草的大木盆，大队长巫希权看我的腿上有伤，就叫我先坐着木盆过河，这边由他们掩护。我坚决不肯走，就让张伟烈、胡月亭、史鸿祥地方干部先坐着木盆过顺安河。待顺安区委书记罗建新和税务局长陈孝铠坐着木盆过河时，不幸木盆在河水中倾翻而造成了人员落水。

日本鬼子的两路人马这时已合并成了一路，一起向范家湾顺安河边压了过来，并向铜陵大队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大队长巫希权、副大队长叶为祜和教导员罗爱民始终与战士们在一起，再次组织好反击力量，带领着战士们在河堤上顽强地阻击敌人，打退了日军的两次冲锋。此时战士们的子弹已快打完了，只得向顺安河的岸边撤退，准备渡过顺安河，甩掉敌人的追击突围出去。范家湾的顺安河原本并不深，部队以往行军打仗，经常涉水而过。可当时正值雨季，连日的暴雨使河水猛涨。顺安河的上游与长江相通，使得洪水泛滥成灾，似猛兽般冲泻下来，河面顿时加宽了十多米，而且水流湍急，水深莫测。

当日军再次冲上来时，只听到大队长巫希权大喊道：“同志们，游过河去，宁可牺牲，也决不当俘虏！”随即他带头跳下激流中，战士们也勇敢地跳进河水里。我知道巫希权不会游泳，立即叫通信班会水的同志过去保护他。可这些同志没有救护经验，加之不会游泳的人，到了水中不知所措，结果大队长巫希权抱着救护他的人，都沉了下去。

成为范家湾战斗的唯一幸存者

我负伤跳下河后，一只手举着驳壳枪，另一只手划着水，奋力地向对岸游去。此刻，日军已经追到河堤上，站成一排向河里开枪。顺安河水流急，浪头一个接一个打来，不少同志沉没在水中，鲜血染红了顺安河水。

当我游到河对岸时，我的通信员紧跟在我后面。此时，对岸的日军又向我们开枪，没有打中我，却将我的通信员打倒了。可能是因为河水的猛涨阻止了日军渡河，我就向顺安河边的水稻地里跑去。由于跑得急，左小腿伤口上捆绑的布带也不知什么时候松开丢了。此时，我顾不了伤痛，一个劲地弯着腰在稻田地里向前猛跑，以防再次被日军打中。当时稻田地里全是烂泥，没跑出多远，突然感到眼前一阵发黑，便摔倒在稻田里，失去知觉。

当我苏醒过来，第一感觉就是自己没死，还有知觉，又好像是在做梦一样……朦胧中，发现自己是躺在老百姓的家里。待我能说话时，就问老乡自己怎么会到这里来的？老乡告诉我：“你受伤后晕倒在稻田里，被乡亲们发现，确认你是新四军后，我们把你救回来，并找到地下党组织，安排你隐蔽在老乡家中救治，你已经昏迷两天了，终于苏醒过来啦！”

我迫不急待地询问大队长巫希权和副大队长叶为祜等同志们的情况，地下党的同志悲痛地告诉我：“在范家湾战斗中，巫希权大队长、叶为祜副大队长，区委书记罗建新、税务局长陈孝铠，以及24名同志不幸壮烈牺牲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好似晴天霹雳、天塌地陷一般，我失去了最亲密的战友，……这么多好同志的牺牲，令我悲痛万分。

后来，铜陵大队政委杨明同志来看望我，我才得知：日军撤走后，乡亲们冒着生命危险，将巫希权、叶为祜、罗建新、陈孝铠、查贵来、王贵林、汪家余、唐照运、许志道、管仲倪、傅金龙、吴贤儒、胡朝松、叶德喜、石海山、马家兵、陈发宝、胡善美等28位烈士遗体打捞上岸，掩埋在长龙村毛家湾东侧的山坳里。

知道乡亲们把烈士们安葬好了，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安慰，亲爱的战友们安息吧！活着的人一定会向日军讨还血债的。这就是铜陵大队部分人在梁家垄村遭到百余名日本鬼子突袭，造成惨痛损失的“范家湾战斗”。这是抗日战争期间发生在铜陵县境内规模较大、影响最广，新四军铜陵大队遭受损失最为严重的一次战斗。面对凶恶的日本侵略军，指战员们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用鲜血和生命掩护了以张伟烈为书记的县委同志们的安全转移，保全了党的抗日政权组织。范家湾战斗牺牲了28位革命同志，我是范家湾战斗的亲历者，是被日军打伤腿后的唯一幸存者。

七师分会 罗爱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