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保卫人民抗战胜利的果实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党中央明确规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而中原解放区地处江河淮汉（长江、黄河、淮河、汉水）之间，横跨平汉铁路南段两侧，其地理位置在战略上十分重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由于中原军区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国民党当局一直把它当作心腹之患。抗日战争一结束，蒋介石就派重兵围攻中原解放区。至1946年6月，中原部队突围前夕，我中原军区6万将士，死死拖住了国民党30万大军，延缓了蒋介石进攻华北、华东解放区的进度，有力地支援了华北、华东解放区及我军进军东北的任务。对此，1947年春，刘少奇在延安召开的中原局会议上，高度评价了新四军五师和中原军区部队的工作。他特别指出：抗战胜利后，中原部队对和平民主运动起了很大作用，是党的一支力量、中国人民的一支力量、一个战略单位，今天与以后都要起战略作用。不比到华北编几个纵队，打几个胜仗所起的作用小。

中原军区在顽强进行了10个月的战略坚持之后，当国民党军队决定向中原部队发起总攻的前夕，中原军区领导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实施突围，于1946年6月26日夜，主动撤出司令部驻地大悟县宣化店，分6路开始突围。主力部队突围的目的地是陕甘宁边区。

突围部队主力为北路军和南路军，北路军由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机关和第一纵队主力等组成。由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位三直接领导，先突至陕南，而后转至陕北。我的父亲李英当时在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三旅八团一营三连任连长，属南路军。南路军由一纵二旅、三旅和二纵十五旅等组成。由时任一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王树声统一指挥。先突至湖北省武当山地区，而后转至陕甘宁边区。部队于6月25日黄昏，由河南省光山县泼陂河等地出发，向西南方向的平汉路靠近。7月1日，经过激烈战斗，在湖北孝感县（今孝感市）的王家店车站突破敌人防线，越过了平汉铁路。部队急速向西行进。根据敌情，中原局电示：一纵应迅速西渡襄河（汉水），进入武当山。部队随即向襄河东岸流水沟前进。10日，部队抵达流水沟准备渡河，经再三搜寻，仅找到7只木船。11日，大部队抵达。在地面有国民党军队的前堵后追，空中有敌机的狂轰滥炸的紧急情况下，我军强渡襄河。由于船只太少，渡河速度很慢，至13日拂晓，仅有7000余人渡过了浪涛滚滚的襄河。父亲所在的三旅八团和二旅六团，由三旅旅长闵学胜同志指挥，在河东担任掩护大部队渡河的任务。大部队渡河后，国民党军队继续猛攻我河东部队，敌人严密封锁了渡口。船只已失，阻击部队约2500余人无法渡河。加之国民党追兵逼近，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情况异常危险。关键时刻，闵学胜旅长果断决定放弃渡河，于13日夜率部迅速撤出阵地，转道北上，向河南省伏牛山转移。经湖北，过河南，在连续作战20多天后，部队终于在8月初进入陕西省洛南县庚家河地区，与先期到达的黄林同志领导的河南省军区部队会合。

对于这支为掩护南路军主力渡河，而被阻于襄河东岸的部队，当时的严峻处境及其之后艰苦卓绝的转战经过，在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中原突围史》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在襄河东岸受阻，面临全军覆没的紧急关头，当机立断，转道北上。经过辗转战斗，一路艰辛，进至豫陕边区。从而化险为夷，完整地保留了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胜利地完成了自身的突围任务。”

根据全国形势的发展，1946年7月中旬，党中央将原中原部队突围的目的地陕甘宁边区改为在豫陕鄂及鄂西北地区开展游击斗争，创建敌后根据地。8月6日，党中央复电中原局，同意豫陕鄂边成立军区及区党委。随之又先后成立了5个军分区。父亲所在部队隶属第四军分区，司令员为闵学胜，政治委员为黄林。中原军区部队突围胜利，豫陕鄂根据地的成立及我军积极的游击活动，不仅牵制了大量敌人兵力，延迟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间，而且严重威胁着国民党战略要地西安和洛阳，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急忙调集部队，向豫陕鄂边区连续进行反复“围剿”和“扫荡”。在主要地区和交通要道遍设据点、修筑碉堡、移民并村、烧屋抢粮、关闭集镇贸易、制造无人区，妄图毁灭我之生存条件。秦岭冬天漫天冰雪，天寒地冻，在此严峻形势下，部队穿衣吃饭、住宿、活动都遇到极大困难。鉴于豫陕鄂军区部队战略牵制任务已基本完成，敌情又十分严重，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中央军委同意豫陕鄂军区主力北渡黄河进行休整。经过充分细致的准备，在太岳部队的接应掩护下，部队于1947年2月20日渡过黄河，进入太岳解放区。

    五师分会 李法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