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民先”，开始了革命生涯

李 风

我出生于1918年，是在一个中小学教员的家庭里成长的。我的母亲早年就读于济南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便一直在小学担任音乐、美术教师。在中小学时代，我深受母亲的影响，读书很勤奋，一心想着中学毕业以后要努力考上大学，将来要好好做一番事业，要在经济上独立，要男女平等，女孩子也要和男孩子一样强。我的父亲毕业于山东齐鲁大学数理专业，当了一辈子中学数学教员，他对我的影响却又不一样，他为人“知足常乐，能忍自安”，处世淡泊，安于本分，我记得他的卧室中挂有这样一副对联：花香岂在多，室雅何须大。好在他从不干涉儿女们的志向，只愿他们好好读书就是。所以，在我的家庭里父母比较开明，没有什么封建家规和重男轻女的倾向，家庭气氛较为轻松自由，学习氛围浓厚。

中学时代，我曾阅读过很多鲁迅、巴金、茅盾的作品，也熟悉一些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人的名著。除了学习课堂里的知识外，这些书籍对我影响很大。那时我常想，祖国正处在内忧外患、水深火热之中，政治腐败，日寇入侵，民不聊生，灾难深重。当时，先是上海的老《申报》社社长史量才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派去执行暗杀的人乘坐的汽车据说是南京二号，这是史量才的儿子亲眼看到的。不久，进步作家杨杏佛也被国民党杀害了，血的事实使人义愤填膺。于是，我逐渐萌发了对当时社会的不满。我曾写过一篇小小说，叙述一个进步学生因思想激进，受到讽刺打击而消沉，后来觉悟了，重新振作起来参加学生运动。小说取名《循环》，并把稿件投寄到当地的一家报社。报社的编辑是位进步人士，他启发我说，这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螺旋”式的上升，并建议我阅读《唯物史观》一类的哲学书籍。我开始意识到要认真地观察人情，观察社会，要分清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落后，是与非。

1936年，我考入了青岛国立山东大学生物系。走进理想的大学校门， 窗明几净的教室，宽敞明亮的图书馆、阅览室，舒适的女生宿舍楼，室内操场和篮球场，一切的一切，使我沉入梦想成真的喜悦之中。我毕竟跨进了大学的校门，要开始努力地发奋读书了。然而就在这一时期，一连串的事件却震撼着我，西安事变、绥远抗战、满蒙紧张、华北告急……日寇的铁蹄从东北长驱直入，逼近平津，抗日救亡的浪潮席卷着祖国大地。在大学里，年轻人的激情，年轻人的活跃，年轻人的义愤弥漫着整个校园，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洪流滚滚。书读不下去了，我随着这股浪潮，怀着满腔激情投入到这救亡图存的伟大的抗日运动中去。

1937年初，我更多地接触了一些思想进步的同学，也知道一些那时传说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秘密进步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的情况。1937年2月，山大机械工程系的同学李欣(男，1936 年3月在广州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中文系二年级同学吴綪(女)等秘密发起组织“民先”山东大学支部，参加的有30余人，我也参加了该组织。同时参加的女同学中还有胡家珍(化学系二年级学生，后改名唐棣华，黄克诚同志夫人)、王桂嵘(中文系一年级学生)。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震惊中华大地，平津沦陷了，一部分平津流亡学生来到青岛。邹鲁风(平津流亡学生，解放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代表“民先”总部和李欣取得了联系。这时，山大校内忙于“南迁”的准备工作。“民先”组织主张不随学校南迁，要响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北方局提出的知识分子要“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的号召，在敌人后方发动自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民先”组织首先在青岛市郊区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我们编排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高唱《流亡三部曲》。李欣、陈振麓等男同学到崂山农村发展“民先”队员，组织抗日游击队，并派王中 (中文系二年级学生，高密人)回高密，与高密抗日游击队蔡晋康部取得联系。

1937年11月，日本军舰三三两两逼近青岛港，形势紧张，青岛市长沈鸿烈和驻军东北军五十一军于学忠部实行所谓“焦土抗战”，放火烧了青岛纱厂和其他一些工厂，随后他们撤走，逃之夭夭，青岛即将沦陷。我们在青岛的“民先”队员立即奔向高密，会同崂山已组织起来的游击队60余人，共同参加了高密抗日游击队，编为第四中队，邹鲁风担任游击队政治部副主任，李欣等也在政治部工作，我们女同学被分配当民运宣传员，游击队向诸城南山出发。在革命的洪流中，我逐渐提高了对党的认识，也接受着党的考验。1937年12月，在诸城南山的一间小屋内，由吴綪同志介绍，我举起手臂庄严向党宣誓，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我内心非常激动，我感到好像获得了新生一般，有了一个光明灿烂的前途，我要更加英勇地投入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去，要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

1938年2月，蔡晋康部反动分子制造事端，诬蔑发展“民先”是破坏瓦解游击队，并包围了第四中队，威胁第四中队离开蔡部。我们第四中队108名队员在党组织领导人伍志刚(以邹鲁风助手名义，加入游击队，任中共高密抗日游击队工委书记)率领下，向徐州方向转移，途中大雪纷飞，大家斗志昂扬，高歌猛进。一路上高唱着伍志刚同志用苏联《祖国进行曲》的曲调改编的歌曲：

我们的队伍多么广大强大，

  它有优秀的工农和学生，

  我们共有百零八个同伴，

  向着一个共同目标前进。

我们的欢笑踏起一串歌声，

歌声惊醒天上的星星。

我们的心胸好像蓝天的彩云，

充满抗日救亡的热情。

队伍穿过鲁东南到达徐州后，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指示，将队伍分成两部分，大部分由伍志刚、李欣率领共80余人到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三师六六七团，向团长万毅报到，编为新兵连（学兵连性质）。经培训后，大部分人下连队，只留少数几个人在团部编报纸。另外20余人则由邹鲁风、吴綪率领，到山东曹县国民党政府主席沈鸿烈处开展统战工作，我亦随同前往。

北上鲁西南抵达曹县后，原系青岛市长的沈鸿烈这时已经是山东省政府主席了，开始时对山东大学的学生表示非常欢迎，让我们组成“山东省第一巡回宣传队”，任命邹鲁风为队长，吴綪为副队长。正巧，这时荣高棠、张瑞芳同志的“战地剧团”路过曹县，他们对我们宣传队给予了艺术指导。我们的演出水平大为提高，可以演三四个话剧，唱几十支抗战歌曲。胡家珍、吴綪是主要演员，我担任歌咏队长兼指挥。我们在曹县演出了几场，沈鸿烈等省府人员看后颇为满意，取得了沈鸿烈的信任。随后，沈鸿烈任命宣传队员周持衡、于会川为东平、肥城县长，邹鲁风为海军陆战队政委，吴綪为儿童剧团团长，我和胡家珍、张彬为教导团政治教员。

由于我们在宣传教育工作中贯彻了党的方针政策，逐渐引起了省府首脑人物的怀疑，对我们逐渐疏远，冷淡并加以防备。吴綪是我们5人的党小组长，她认为工作难以开展. 我们不能再待下去了。这时山东省政府迁到莱芜山区，中共山东省委和八路军山东纵队也正在鲁南山区，相距仅几十里路。有一天，吴綪派我随交通员前往省委汇报请示，我们黄昏出发，第二天拂晓便匆匆赶回了。崎岖山路，往返百余里，虽然我们疲劳至极，但总算完成了任务。向省委汇报后，省委组织部长同意我们撤回，但为照顾统战关系不留在山东，要我们分批前往江苏邳睢铜地区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第一梯队报到，由苏北特委安排工作。就这样，我们离开山东到了苏北。我们报到后，第一梯队司令员兼中共苏北特委书记李浩然同志分配吴綪任特委宣传部部长，胡家珍为梯队政治部主任，我为教导队教导员。从1939年3月起，我主办了三期教导队，吸收当地青年学生入队学习，并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为梯队培养了100多名班排干部。我们边战斗，边行军，边上课，真是紧张极了。

生活虽然紧张、艰苦，但觉得非常有意义。我不但是—名共产党员， 而且已从一个女大学生变为一名八路军的战士了。

战斗在苏北

从统战环境转到八路军，成为打日本鬼子的抗日游击队，我们兴奋极了。频繁的夜行军，吃高粱面煎饼，生活虽然艰苦，情绪却非常高涨。每逢休息时，大家就聚在一起激昂地唱着抗战歌曲（《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在太行山上》……），这歌声阵阵飘荡在夏日的原野上，也激起了人们打鬼子保家乡的抗战激情。

1939年七八月间，徐州的日寇向第一梯队进行了两次“扫荡”。第一次敌人的炮弹落到村前，我奉命带领教导队和文件转移，没有受到损伤； 第二次战斗中，当时任苏皖区党委书记的金明同志到我们梯队来，他手拿驳壳枪亲自参加前线指挥，猛烈地还击敌人，敌人被我们打退了，我们的战士无一伤亡。我们打了胜仗之后，金明同志指示，苏北特委要撤销，第一梯队要转移到皖东北，苏北地区由地方八路军和地方党坚持作战。金明同志任命我到淮涟地委任宣传部部长。1939年9月18日，我与吴綪、胡家珍分别了，到淮阴向淮涟地委报到。淮涟地区有—支八路军淮河大队，地委机关随队行动。报到后，我立即投入新的工作，举办了两期党员培训班。淮河大队是由淮阴、涟水、淮安一带农村子弟兵组成，武装保护春耕、秋收，专门打击伪军、土匪和日本鬼子，很受群众欢迎。

当时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也住在苏北一带，他们不抗日打鬼子，专反共，搞摩擦，还不断骚扰老百姓。泗阳专员王光夏是国民党顽固分子，经常集中一两个旅的兵力，专找淮河大队寻衅，致使我部每天都要转移地点，避免遭受袭击。有一次，我们转移到淮阴、泗阳交界处的一个村子夜宿，寂静的冬夜，突然枪声四起，王光夏部包围了这个村子，我部立即进入战壕和炮楼奋起反击，我们打退了敌人的3次进攻，于次日凌晨三四点钟全体突围。

1940年初，毛主席发出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八路军南下，新四军北上。”这年3月，中共中央为增援新四军在淮北、皖东和苏北的抗日斗争，打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从八路军调遣2万余人南下，到达豫皖苏边区与新四军六支队，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等会合，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见《毛泽东选集》709～714页〉，随后，刘少奇同志于1940年5月到达皖东北进行统一指挥。也是在这年5月，我和地委书记杨纯同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卫生部副部长）扮成姑嫂，乘小船渡过洪泽湖向苏皖区党委汇报迎接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准备工作情况。在返回途中，船到高良涧，有2名国民党警察上船检查，由于我们事先有所准备，将党内文件包上小学教科书的书皮，我们镇静的应付检查， 才避免了麻烦。但是，接着又有一个穿黑绸衫的国民党特务上了船，他不时用眼睛盯着我俩，我们被监视了……船在湖面上向顺河集方向前进着。突然，这个人指着杨纯说：“我见过你！你是不是湖那边的（指皖东北统战区）？”杨纯不慌不忙，机智地模仿山东口音说：“哎，我是在那边当小学教师，教小学的。”“你住在哪里？到时候我去看你。”“我就住在顺河集粮栈”。船一到码头，我们迅速进了粮栈，在粮栈账房先生（谢冰岩同志的老父亲）的安排下，躲进了对面的一座小楼里，一会儿工夫，就见有2个身穿黑绸长衫的人来搜查粮栈了，然而，他们一无所获，只得悻悻离去，我们就这样脱险了。

1940年8月，地委派我到淮阴南乡去迎接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先头部队——胡大队。这个胡大队就是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是胡炳云同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老八路军。这个团连排以上干部都是在长征过来的老红军。团长胡炳云热情地接待了我。启程时，我亲眼见到他们集合号一吹，5分钟就集合好出发了。过运河时船浮桥早已架好，行动迅速、敏捷，真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不久，顽固派王光夏部就被胡大队配合陈毅指挥的新四军围歼，全部被消灭，真是大快人心。

1940年10月间，黄克诚同志率领老八路2个旅过了老黄河到达涟水以东，占领了阜宁城。韩德勤部像秋风扫落叶般地飞速南逃。地委随主力部队到了东沟、益林，杨纯派我即去淮安县任县委书记，与地方干部一同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时韩德勤部已龟缩到淮安南部曹甸（炮楼多的村子），留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守在前头，保住车桥。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蒋介石发出解散新四军、取消其番号的反动命令。1月20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新四军军部设到苏北盐城。接着，刘少奇同志在盐城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会议，部署建立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系列工作，首先是要把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我们根据这次会议的要求，就很快发动贫苦农民向地主老财进行春荒借粮斗争。我记得通过这场斗争，淮安共借粮75万斤，到了秋季还粮69万多斤，占借粮总数的92%，地主富农满意地说：“共产党说话真算数！确实做到有借有还。”

1941年4月初，淮安召开了农救会代表大会，代表有三四百人，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发动农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实行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生活。县长赵心权还召开地主乡绅座谈会，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各界人民共同抗日。1942年9月还成立了县参议会，经过民主协商选举了参议长。就这样，历时2年多的艰苦工作，群众发动起来了，淮安政权日渐巩固，抗日武装斗争的力量不断壮大。

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抗日武装斗争力量的不断壮大， 引起了日寇的极端仇视。1942年底至1943年是苏北抗日最艰苦的阶段。日寇集结重兵，极其凶残地对我根据地进行梳篦式的大“扫荡”。新四军第三师在师长黄克诚的领导下，采取化整为零的战术，使主力部队从敌人合围间隙中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养精蓄锐，待机歼敌，一部分主力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在根据地内开展游击战，消耗、迷惑、打击敌人。经过反反复复，不断周旋，使敌人处处扑空，处处挨打，被拖得精疲力竭，敌人不得不撤军，我军迅即集中主力，狠狠打击敌人，终于取得了反“扫荡”的决定性胜利。

1943年2月，新四军第三师及盐阜军区党委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前往延安学习。当我接到去延安学习的通知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延安——那是每一个革命青年热烈向往的地方！我把手头的工作清理、交接之后， 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告别了几年来生死与共的战友，告别了苏北的父老乡亲，踏上奔赴延安的征程。

从苏北到延安

正是初春天气，我离开苏北阜宁地区向东到了靠海边的射阳县，在一个偏僻的村子里，我化了装，穿上海蓝色带条条的便衣衫裤，头上戴了一朵用棉线织成的小花，扮成普通的城镇平民妇女的模样，带着简单的行囊，踏上奔赴延安的征程。一路上依靠党的关系，不断地变换着身份证和通行证，闯过一道道敌伪关卡，经过泰州、镇江、上海、北平，到达太原。从太原继续西行，越过吕梁山到达晋陕边境的离石；再经离石转道乡下，远远离开了敌占区，奔向黄河边，摆渡过了黄河后，一上岸就是陕甘宁边区，治安人员对我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后放行，我骑上骡子，经过绥德到达了延安。这时已是盛夏天气了，我远远望着宝塔山，两眼含满了泪水……我总算带着一路风尘，历尽艰险，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身边。

还是刚到延安不久，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同志亲自接见了从新四军来的干部，他热情地一一询问在座干部的姓名和职务，当他问到：“是做什么工作的？”“江苏淮安县委书记”我回答。“哎呀！父母官，父母官！”周副主席亲切地说。他那平易近人的笑容，是那样地感染人，使我终生难忘。

1943年8月，我如愿以偿地进了中共中党校第二部（党校共分一、二、三、四部)，校长是彭真同志，二部主任是安子文同志，后为张鼎丞同志，我被编入第十六支部，蓝桥同志任支部书记。

学习紧张有序，采取自学方式，分阶段进行小组讨论，每个人都写学习总结。学习主要内容有三篇：《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的目的，是深入理会毛主席指出的以往工作中党内有哪些路线的分歧和存在哪些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风，并且怎样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不断提高自身思想理论水平。不久，我们全体学员在党校一部大礼堂听了毛主席关于解放思想的报告。毛主席的报告非常生动，他站在讲台上挥动着手臂打着拍子唱起歌来，用“打倒列强，除军阀”歌曲的调子唱道：

放下包袱，

放下包袱，

开机器，

开机器；

……

毛主席鼓励大家开动脑筋，多思考问题，也许是人人思想上都程度不同地有各种包袱，什么“积极努力”“一贯正确”“作风朴素”等等，会妨碍着自己的思想，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多思索。问题想明白了，才能轻装前进。这是多么深刻的启示啊！

1943年至1944年间，大生产运动进入了高潮。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人人动手，生产自救，粉碎敌人的封锁。在大生产运动中，我们也干劲十足，我每年都要织六七件毛衣上缴，超额完成任务。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百万红军进入我国东北地区，向日本关东军发起猛烈进攻。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党校中一片欢腾。9月间，党中央决定选派大批干部前往东北地区配合苏军展开受降工作。据说陈云、彭真、李富春等同志都去了东北。

恰在这时，我因患肠炎，暂时留了下来。让我到中央妇委蔡畅、邓颖超大姐处工作，任妇委机关秘书长。邓大姐知道我身体不好，就每天把她的一份牛奶留给我喝，一直到我痊愈为止。我深深感到了在革命大家庭里的温暖。

延安，革命圣地，终生难忘！

我衷心感谢党组织对我的培养和教育，不断地提高了思想觉悟。要坚持“实事求是”和彭真校长关于掌握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讲话，使我认识到共产党要时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是中国工人阶级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也永远是劳动人民中的普通一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46年5月，东北解放战争正紧张地进行着，后方土改运动需要大批干部。这时，我身体恢复了健康，于是随同古大存同志率领的干部大队奔赴东北，到了已解放的张家口后，就乘上几辆大卡车，较快地到辽西省委所在地的白城子地区。接着北上到了齐齐哈尔，听了陈云同志《关于动员两万干部下乡搞土改》的报告后，仍返回白城子。辽西省委分配我到位于白城子以西的突泉县，任突泉中心县委民运部部长，后又任突泉中心县委副书记带领工作组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去。

1949年秋，我被调到齐齐哈尔市任市委委员，兼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从苏北到陕北，从陕北到东北，过长江，渡黄河，又来到松花江畔。党指到哪里，我就战斗到哪里，峥嵘的岁月，豪迈的年代，处处洋溢着革命的青春，战斗的激情，革命使人们成熟了起来，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三师分会 李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