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顽固派蓄谋已久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围歼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部队新四军，充分暴露了蒋介石消极抗日，破坏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的抗战局面的反共反人民的狰狞面目。在叶挺军长的指挥下，新四军全体指战员顽强地与数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抗争，激战7天7夜，终因寡不敌众，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结束了这场英勇搏杀而悲壮的反击战。

身陷虎口 与敌斗争

在皖南事变战斗结束后，敌人展开了扇面队形，像是“篦子”一样密密麻麻地拉成了人网，逐山逐林地搜捕被打散的我新四军指战员。为了搜山抓人，敌人还经常放火烧山，使得隐蔽在山上深草丛中的同志无法藏身而被擒。为了抓捕我新四军指战员，敌人在大规模搜山之后，还向各村、镇派去成排成班的追捕哨。同时还组织了流动搜索队，并在各地张贴布告。一时间“捉拿新四军的散兵伤员，有赏！”是每一个乡保、甲长、军警、便衣密探的紧急任务；“不让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投宿，否则就按通共罪论处！”是每一家民众不敢违抗的严厉命令。

这是一张好大的“天罗地网”呀！在这张密网之下，逃出来的新四军指战员为数不多，有的被敌人开枪打死，有的被敌人抓回去后施加重刑。国民党用法西斯的手段面对已经手无寸铁，没有反抗能力的新四军指战员，实施着惨无人道的暴行，敌人任意地辱骂和毒打我们新四军指战员，惨景不堪入目。

国民党军在关押我们新四军指战员的地方，各部队人员很杂，从敌兵之间的说话的口音中，可以分辨出他们之中有四川军和福建部队等军队。我们在凤村住了3天时间，这里已经押满了新四军的指战员，大家拥挤在地方不大的祠堂里面。这里的川军最多，他们在换岗时，我经常可以看见他们的长官在随便打骂他们的士兵，士兵们也表现出很不满意的神态。

我看到这是有利的时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向国民党的士兵做工作。我就对挨过打的士兵说：“你们国民党军队怎么可以随便地打人呢？在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中就没有打骂士兵的行为，我们最讲官兵平等。再说你们川军在国民党军队中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就连你们司令长官刘湘都吃不开，更何况是你们啦。”敌兵听我这么一说，开始由惊讶后又变得很无奈地说：“我们都已经习惯了。”说这些话，我只是为了试探一下对方的态度，也是为了宣传目的。

我当时很想搞清楚敌人究竟要把我们押送到什么地方去。同时也在考虑着如何寻找机会逃跑出去的问题。对于国民党当官的耀武扬威地对我们乱下命令，我们也不是那么顺从，而是在积极对抗他们。后来国民党军官对我们说：“你们还不老实服从命令？你们的军长叶挺已经被我们俘虏了，就关押在后面的村子里。只要你们能‘改过自新’，蒋委员长（随后来了一个立正），是可以给你们重新做人的机会的。”随着他的话音刚落，“打倒卖国贼蒋介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随即而起。那个国民党军官见状，拼命地大叫“不许喊口号！不许喊口号！”我们根本就不理睬他，继续呼喊口号。

可怕的悲剧终于发生了，堂堂的北伐名将！国民党任命的新四军军长，尽管是蒋介石所赏识的叶挺，也被蒋介石下令，由他的同学、部下将下山谈判的叶挺军长抓住关押在这里。这就更加说明蒋介石的为人，真是太卑鄙无耻了！同时也说明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的狼子黑心始终没有改变，悍然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我们在祠堂里面对国民党的卑劣暴行，大家不约而同地唱起了《新四军军歌》《义勇军进行曲》和《国际歌》，以此歌声来表达我们对叶挺军长的思念之情和坚定地与敌人作斗争的决心。国民党军官听到歌声后，马上跑出来制止，并大声叫着：“不许唱歌，不许唱歌。”而我们高昂的歌声早已压倒了他那杀猪般的嚎叫声。当然，敌人对我们的惩罚也在进行中，给我们的饭食是霉烂带糠、掺砂子的米饭，再加上无油、无盐的菜。他们就是想用这样的饭菜来消耗我们的体力，消磨我们的意志。但是，我们的革命意志，是敌人永远也消灭不了的。

这里被关押的同志越来越多，敌人准备将我们送往何处？我心里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应该想办法寻找机会逃出去。对待这些国民党士兵，除了抓时机给他们做工作和说明真相外，尽量不指责他们。因为他们也是在执行上峰的“命令”，毕竟我们现在是敌人的“阶下囚”。只能是想办法，多探听些消息，寻找机会逃跑为上策。后来听这里的国民党士兵说，要把我们押送到三溪，移交给另一支部队。这是有利的时机，也是逃跑的唯一机会。

押送路上 寻机逃跑

后来敌人押着我们往三溪方向转移，我因腿伤、走不动路，而由同志们抬着我走。在行进的路途中，我听到旁边一个国民党的士兵在讲福建话，我就用闽南话问他是哪里人，士兵身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能听到家乡话，显得很高兴，就告诉我他是福建闽南人。我便对士兵说：“你在家乡听说过红军吗？”他说：“听说过，红军是穷人的队伍，都是好人！”我对他说：“我们就是当年在闽南战斗的红军！到皖南来抗日，是为了打日本鬼子，不当亡国奴。可是国民党顽固派，放着日本鬼子不去打，却来打我们抗日的友军，做着‘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听我这样说，国民党士兵吃惊地说道：“你们就是当年的红军？可是我们的长官说你们是‘土匪’！是不执行命令的‘叛军’！叫我们一个人也不能放过。”我笑着对他说：“你看我们像‘土匪’吗？我们不是违抗命令的‘叛军’，恰恰相反，我们是在执行蒋介石、国民政府‘东渡北移’命令的新四军部队。蒋介石不抵抗日寇的侵略，反而来围歼我们抗日的新四军部队，他就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人民不会饶过他的罪行，会记住这笔血债的。”

说到这里，士兵被我的一番肺腑之言所感动，他小声用闽南话对我说：“现在，这里的人还不多，等到了目的地人就多了，你赶快找机会跑吧！我也同你一同跑。”我非常感谢他对我们新四军的同情，并告诉他：“反正是一死，跑时被一枪打倒更痛快！不用再受此罪了！但是你不能跟我一起跑，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刻。日后你想抗日，参加我们新四军部队还有机会，我们欢迎你一起打日本鬼子！”

我们随着人流往前走，不时还有各处押送人员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在这里，我看见了新三团一营营长胡承德同志也被抬着进入了行列。我们这对往日的“酒友”，现在又重逢在敌营之中，彼此都是受伤被人抬着行走，只能是相互之间扬扬手，互相表示一下。现在敌人还没有弄清楚我们真实的身份，相互间又不能说更多的话，感受到此时此刻真有一股说不出来的痛苦滋味。

在行进中，我特别留心地记下所走过的路和所过的桥，以及哪里有敌人的驻兵等情况，同时还向那位闽南籍国民党士兵打听情况。他将前面的一些情况告诉我，可以看得出来他是真心的，毫无保留地向我提供信息。由于我们讲的是闽南话，在这里的一般人是听不懂的语言，所以还是很保密的交谈。

队伍在不断地扩大，押解我们的国民党士兵人数不算太多，敌人把能行走的人都用绳子拴上一只胳膊，相互连接成一排。国民党士兵对这些人看管得很严，而对我们这些伤病员则要相对放松一点。队伍往前走一阵路，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行走的速度也很慢，我在寻找着逃跑的机会。

一次休息时，我让人把我抬到胡承德的身边，我们拉了拉手。我询问了他是如何受伤的？胡承德说：“我是在东流山突围时，被敌人打伤的，后来被俘。”他又问我如何受伤的？我告诉他：“我是在高坦撤退时，为了掩护同志，被敌人打伤的。”我趁敌兵去喝水吃东西的间隙告诉胡承德：“我准备逃跑，咱们一起走吧。”他镇定地说：“你的脚受了伤还能跑吗？而我的双腿都被打伤，动不了；你能出去更好，免得在这里活受罪。我是不成了，你别管我了，能跑就跑吧！”我看得出他既吃惊而又镇静的样子。但是鼓励战友逃出“魔窟”，这是大家共同的心愿。

我说：“不就是一个‘死’字吗？能跑得出去更好，跑不出去被一枪打死了更痛快！反正国民党最恨我们这些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人。”在押解队伍行进中，国民党兵是不允许我们说话的。现在趁着无人看管，我的话也就多说了一点。就在我们商量准备逃跑对策时，敌人又催着我们上路了。

逃出魔掌 换装隐蔽

国民党军队押着我们继续向前行走，在休息的时候，也有我们的同志借机逃跑的事情发生，结果被看押的国民党士兵开枪打死。面对敌人的暴行，同志们强忍悲痛，怒视着敌兵。当时在我脑海里就是一个想法：尽管是有危险的行为，也要找机会逃跑，赶快跑出去找我们的部队。当紧张的气氛稍微缓和一些，敌兵对我们的看管放松了，我努力记住所走过的道路情况。

在一天接近黄昏时分，队伍在准备上山要走山路，趁时走时停之际，机会终于来了。在一处山道的转弯处，我们这些伤员被放下了，等前面的人爬上山去后再走。押送的国民党士兵光顾着轰赶着前面的人员上山，而没有精力注意我们伤员。我翻身滚下担架，在这紧急关头也顾不上脚伤的疼痛，向旁边的树林深处跑去，随我一起跑出来的还有学兵队的指导员郭辉煌。待我们跑出不远，就听到后面的枪声，我们顾不上这些，只有低头向前猛跑。以后就恢复了平静，可能敌兵认为我们是伤员，跑不了多远。因为周围都是他们的人，此时天已经黑下来了。

我们趁着天黑，在山上走了大约几里路，看到前面有个村庄，就加快脚步向村边一户农家走去。来到门口，我们看四周没有什么情况后，就去敲门。屋里的老百姓不敢开门，这主要是一来天黑，二来老百姓被国民党军队折腾的也是真假难辨，又有敌人的布告，所以他们不敢轻易开门。我们见状也只好隔着门对屋里的老百姓说：“老乡，我们是新四军，你不开门，我们也不怪你。我们就想要点吃的东西，再弄件衣服，我们这里有钱给你……”

等了好一会儿，可能是屋内的老乡从门缝中向外观察我们的情况，在确信我们是新四军后，才敢把门打开。同时送出两套旧衣服和一点锅巴后，他对我们说：“新四军同志，这里不能久待，村里就有国民党兵，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呀？这年月，好人怎么这样倒霉呀？”我接过衣物后，顺手递过去两块银元请他收下。老乡死活都不肯收钱，他说：“路还长着呢，路上用钱的地方还很多，你们一定要小心啊！”我们谢过老乡后，赶忙绕开村子向村外走去。

在路上，我们先换好衣服，将旧衣服套在身上的军装外面，尽量将军棉衣藏在里面隐蔽。一边走路，一边吃锅巴，在有水的地方喝点水，休息一下。虽然这些锅巴不多，但是总比吃国民党的霉糠糟饭要强多了。这一夜，我们没敢多休息而是加快步伐向前走着。因为我们非常清楚，四周都是敌人，我们还没有完全脱离虎口，现在是走得越远越安全。

我们沿山而走，这里远离村庄，敌人相对也少一点。到了白天，在山上行走，走累了，就找个隐蔽的地方轮流休息，待天快黑时再向有灯光的村子摸去。我们一般都是在接近后半夜才敢进村子，一来是来往的人少，二是敌人在后半夜除哨兵外都睡觉了，相对警惕性也差一些。这样行动对我们的安全很重要，这也是在逃跑出来摸索而得到的经验。

据理力争 寻求帮助

我们前半夜走进村里，摸到一个院子前，叫开了门。没想到这是一个甲长的家，我们进门后掏出钱向他买点吃的东西。他凶狠说：“没有！”而且态度很蛮横。同时他又在上下打量着我们，并询问我们：“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说：“是挑夫，走迷了方向，就想买点吃的东西。”这时院内的另一间房里亮起了灯，随即走过来一个女人，管屋里的老头叫“爹”，并问：“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情？”当她进屋后看见我们两个陌生人后，显得很紧张。

在她一进屋后，我就将右手一直插在裤兜里，用手指支撑着裤子，从外面看，好像有一只枪似的。老头对她说：“媳妇，他们说是走迷了路的挑夫，到咱家来买点吃的。”我们才知道此女人是老头的儿媳妇，老头的儿子好像不在家。

这时，那个女人对我们说：“我看你们不像挑夫？”我忙问她：“怎么不像？难道挑夫有什么标志吗？”她看到我反驳她后说：“我看你们是新四军！”我立即回答说：“我的脑袋上也没有刻着‘新四军’三字，再者说新四军有什么不好呢。”此时，我们的身份已暴露，所以我就对他们直说：“我们就是新四军，被国民党军打散，到你们这来就想买点吃的东西，不想伤害你们。”同时对他俩人加强了看管，生怕一旦他们发出声响，便会惊动周围的人。

再看我旁边的郭辉煌困得实在支撑不住了，早已睡着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对付他们两个人，哪里还敢走神，一直盯着他们。其实，他们还是没有经验，也不太聪明。既然已知道我们是新四军，由一个人招呼我们，另一个人借着拿东西离开屋，跑出去报告国民党军队；我们手无寸铁的，肯定是跑不了的。正是因为这样，我叫他们不要乱动，老实坐在椅子上。我的手指在裤兜里不停地晃动着，他们也害怕我真的会“开枪”，表现得还算是老实。

我一边稳住对方，在屋内与他们对峙了一段时间，看郭辉煌还没有醒的意思，我心里在想：这是性命悠关的时刻，再困，也要坚持住，还不赶快醒过来。还是由我打破了沉默，开口对他们说：“我们新四军就是为了打日本鬼子，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而国民党军队不抗日，反而围歼我们抗日的部队。新四军一贯爱护老百姓，有铁的纪律，不像国民党军队到处乱抢老百姓的东西。我们到这来就想买点吃的东西和衣服，并没有别的意思，更不想伤害你们。”

听我这么一说，他们可能也身感到国、共两军的不同，紧张的气氛有所缓和。他们看我们并无恶意，我又向他们打听了一下周围的情况，他们也做了回答，从他们的话语中可以听出所讲的是真话。我看天快亮了，急忙推醒郭辉煌，并拿出两块银元，请他们帮我们找两件旧衣服，准备一点吃的东西和盐。我监视他们办好这些事后，拿上东西，把钱放在桌上，转身向门口走去。那个甲长非说要送我们，我说：“打扰你们了，就不用送了。”同时用手指在裤内挥了挥，并告诉他们：“不要出声。”我们急步出了院门，消失在夜幕中。

在我们上路后不久，天就亮了。当时我们走在大路上，在前方出现一个敌兵，他只有一个人，此时村里的人们还都没有起来。他看见我们是两个人，可能害怕我们有武器，转身走开了，让我们虚惊了一场。从此以后，我们就不敢在白天行动了，只能是躲在山上休息或是查看情况，等到天黑或者清晨天亮前再行动。

当晚，我们走到一个山洼里，找到一户老百姓家，向他要了点吃的东西，并问了一下情况后就离开了。在得知这里人烟较少，一般敌人不会在此驻兵的，而且这里也比较安全，在有月亮的夜晚，我们会抓紧时间向前赶路的。

面对坏人 必须强硬

说实话，在逃出敌营的这几天里，我们所接触的人群中，穷苦百姓普遍对我们新四军是不错的。尽管敌人三令五申不让老百姓收留新四军，但是只要国民党军队不在眼前，他们都会掩护我们，并能给我们解决一点吃的东西。给老乡钱，一般都不要，表现出老百姓对我们新四军还是有感情的。

我们找老百姓有两个目的：一是想买点吃的东西，来补充体力；二是为了解一下周围的情况，这是最关键的事情。只有掌握了有关情况，才能防备敌人抓捕我们。当然也有些保长之类的坏家伙，依仗着有国民党军队在周围而表现得很猖狂。我们对待这种人的态度也就会变得强硬起来，给他们一点苦头吃，也让这些坏人知道，我们新四军是打不散的，我们还会回来的。

我们的行动一般都在夜间，旁边没有国民党军队，坏家伙没有人给他们撑腰，自然就猖狂不起来了。有一天，我们还真的跑到一个保长的家里。在敲门时，我故意将一只手插进衣袋里，假装有枪的样子。随着院里有人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回答道：“老子是国军侦察队，赶快开门。”里面的人听到我们是“国军”，很痛快地打开门让我们进去。

等我们进屋后，在灯光下对方发现我们是新四军，就大叫起来：“你们不是‘国军’，是新四军！”我说：“你说对了，我们就是新四军！新四军对你有什么不好的？”随即我掏出两块银元给他，让他给我们弄点吃的东西。他不但不答应，反而威胁我们说：“你们走不了，我们的军队就在下面住。”我没容得他再说下去，就冲上前去急忙将他按倒在地上，并叫郭辉煌去找根绳子来，将他绑上。同时用布将他的嘴堵上，怕他真的叫起来，会引来国民党军队。既然你不肯合作，我们也就对你不客气了，我叫郭辉煌在屋里找点能吃的东西，顺便带上点盐。这盐一是人体必需的物质，二是我们的伤口没药，现在只能靠盐水来消毒维持了。在屋里随便找来两件衣服和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当然我们不会给这种坏人钱的。同时注意着外面的动静，稍做休整。在天即将亮时，我们押着保长往山上走去。在走到山上拐弯处，我们将他推下山坡，就继续向前走。

过了不一会儿，就听到后面有动静，可以听到国民党兵的叫骂声：“活见鬼了，这里哪有人影？真是大白天说梦话……”又听见有人说：“老子正赌在兴头上，就被你这个王八蛋给搅了。”的责怪声音。由于山上很安静，听到这骂声，我们也不敢再动，生怕被敌人发现。敌兵在下边的叫骂声，是对那个被我们推下山坡的保长在吼叫，是他跑去告密，找来了国民党军队抓捕我们。

可能是天刚亮，国民党军队还没起床，保长就去报告情况。这些国民党兵又急于想立功，就随他一起来抓我们。有的国民党兵还在赌博，也被派来抓我们，见到没有什么动静，自然会痛骂报信的保长。其实这样的山林，真要是搜起来也不容易。我们又听到下面有打骂声，可能是国民党兵正在打那个“搅扰了好梦”的保长，这真是活该惩罚这个告密的坏蛋！

“买卖人”也分好坏人

有一天，我们白天在山上沿着山路向前行走时，远远看到山顶上有一个草棚子。我们看四周没有国民党军队，就走到棚子里去买了点吃的东西充饥。在棚子不远处就是摊主的家，这里远离村镇，相比之下，就如同是个“世外桃园”一样的安宁。我们借着要口水喝，同老乡聊起了天，主要是向他打听一下前方是哪里，有没有国民党军队，这么一问，对方似乎已经猜到我们是新四军了。

在这里除了我们三个人外，没有其他的人，老乡口直嘴快地说：“没猜错的话，你们就是新四军吧！国民党军队真坏，放着日本人不去打，偏要中国人打中国人，打你们抗日的新四军，真是没有良心。我这里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他们来不到这里，我还能安生一点；我就靠做点小买卖来维持生活。在遇到国民党军队来时，他们白拿东西还不算，还会动不动就打人，很不讲理，我真是恨透他们了。”同时他把周围的情况告诉我们，并给我们指出走哪条路安全。

从我们谈话中可以听得出，他虽然住在山上，但是对周围发生的事情还是很清楚的，可能是过往的人告诉他一些情况。他在谈到新四军时说：“你们新四军是穷人的队伍，以前在山下我同贵军做过买卖，大军对我们老百姓是‘秋毫不犯’，买卖公平，真是一支好队伍！”我们坐在山顶的棚子里，两边的情况都能看得见，所以就在这里吃饱喝足后，稍加休息后就顺着他所给我们指的路往山下走去。

在这个世界上，真是无奇不有，同样是做买卖的人，其中也有坏人。记得在农历除夕，我们走到青阳县附近。走到下午时分，看到街上的人不多了，可能人们都在家中忙着准备吃春节前除夕夜的年夜饭。

我们摸到村中一家小杂货铺前，向老板买了点吃的东西，也没敢多说话转身离去，顺着原路返回。没想到，在我们出村后不久，就有敌人的追捕哨在后面追赶我们，隐约可以看到他们有五六个人，比我们人多，一定是那个老板在我们走后向国民党军队报告。我们不能多想，就放开腿脚往回跑。

这条路是我们来时走过的路，比较熟悉，在前方不远处有一个岔道口，离路口不远有一片深草塘。我们加快脚步通过三岔道口，并将手里的东西往相反的路上丢，然后迅速地躲进深草丛中，并向外观察着情况。不多一会儿，敌人的追兵就来到三岔道口，他们站在路口处，喘着粗气寻找着我们。也不知他们是真的闹不清我们到底走哪条路，还是为了今晚的年夜饭而不愿意再追下去，只听到他们说：“这条路上有他们丢的东西，肯定是从这边跑了。”

随后追兵向那条路追了一段路，又听到他们在那边诈唬地叫道：“快出来吧，我们已经看见你了，再不出来，老子就要开枪了。”随即就听到枪声，之后就没再来追我们，也可能是以为我们早已经跑远了。趁着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他们就往村里走去，我们这才算是松了一口气，继续往前走。

遇到慈祥的老妈妈

记得春节这一天，我们在过了一座小桥后，旁边有户老百姓家，家中只有一位孤零零的老妈妈。我们过去问她家里还有什么人时，她告诉我们说：“就有一个儿子。”一会儿说：“我儿子参加新四军了。”一会儿又说：“我儿子被国民党抓走了……”并埋怨道：“过年了，儿子也不回家来看看我。”

听老人家这么一说，我的鼻子一酸，是呀！谁没有父母、妻儿，但是为了革命，谁又能顾得上这些儿女私情呢？我的妈妈就是在我参加红军后被地主逼死的。眼前这位老妈妈肯定是位军属，从她的话语中，可以听出，她思念儿子。同时感受到老人家又被坏人逼得有些精神失常了。这情景体现出“儿行千里母担忧”的名言，母亲随时随地都在挂念着自己的孩子。

见景生情，我们就利用挂念远离家乡、思念亲人的人之感情来安慰老妈妈。我对她说：“老妈妈，我们就是您的儿子，不是孩子们不孝顺，实在是国家的事情太多，需要孩儿们去做，我们一直是挂念着亲娘的。”听完我这一番话语，老人家似乎觉得到她的儿子真的回来了，赶忙拉着我们说话，她眼里流着热泪，此刻我们被老人家慈母般的真情所感动。

在片刻安静之后，只见老人家用手擦了一下眼角的泪水，笑着对我们说：“嗨，光顾着说话了，你们一定很饿了吧？我马上就去做饭，就陪娘一块过节吧！”从老人家此刻的言语与表情中，我觉得她是一个神经正常的人！我们帮着老人家烧火做饭，尽管是普通的饭食，却是一顿热饭菜。

就这样，在我们逃出十几天的时间里，今天吃到的是最舒服、最可口的一顿热饭菜了。在吃饭时，老人家给我们讲明周围的一些情况，并特意说明哪个地方有国民党军队，哪个地方比较安全可以走。为了不连累这位慈祥的老妈妈，我们吃完饭后，收拾好碗筷，准备趁天黑赶路。

临出门前，我们再一次谢过老妈妈，并请她多保重！同时告诉她：“老妈妈，我们还会回来看望您的。”老人家一个人在敌占区，在那种环境中生存，她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失常”，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否则，早就像我妈妈一样，被地主、国民党逼死了，祝愿好人一生平安吧！

难忘的在房内睡觉

自从我们逃出敌人的魔掌之后，经过10多天的徒步行走，我也顾不上脚上伤口的疼痛。现在唯一的药，就是用盐水洗一下伤口，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在我负伤后，曾在石井坑军部野战医院做过取出子弹的手术处理，但是过三天后就被敌人抓住了。在敌营的那一段时间里，那些该死的国民党兵根本就不给新四军伤号治病，相反还要折磨我们，他们的残暴罪行真是一言难尽呀。

在逃难的一路上，我们一直在为彻底逃离魔掌而拼命地向前奔走着。在路途中的受惊吓，忍饥饿，抵御寒冷等困难都放在一边先不讲，就说这走路，脚上的鞋子因走路多，早已坏了，也没有多余的鞋来替换，只能是用布条绑在脚上继续向前走。我们只有走得越远，才能脱离敌人的追捕，才能返回江北，找到部队。当时我就是一个信念：走！拼命地向前走，绝不能前功尽弃。同时还要做好各种应变的准备，学会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对付所遇到的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

我们继续向前走，又要上山了。一般在山上，我们白天也敢行走，这主要是在高山上，一来是人烟稀少，再者遇到情况也好就地隐蔽。当我们走到半山腰时，看见有一户采蘑菇的老百姓家，这里比较偏僻，我们决定在此休息一个晚上。

这户人家很好，当知道我们是新四军时，热情地收留了我们，并给我们烧饭吃，当晚就在老乡家里住宿。这是10多天以来，我们是第一次睡在屋里，肚子吃饱了，人感觉很暖和。当然，这个觉也不能睡得太死，一边睡觉、一边支着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一旦有情况，就得赶快跑。这一夜，除了外面树林中的风声外，没有发生什么情况，还是很安全的。

就这样，我们算是安稳地休息了一夜。同时也感到非常满足，好歹也是在屋子里面住宿，有火盆、有墙来抵御着寒冷的袭击，比平时我们露宿在山林中过夜要强百倍，人还要轮流值班，防备敌人的搜捕……有道是“知足者常乐”可能就体现在这里了。

经过一夜的休息，我们的精力和体力都得到了很好的恢复。我们还是同往日那样，天不亮就起来了，简单吃完早饭，就向老百姓打听去铜陵方向还有多远的路程？老乡回答：“这里离铜陵已经不太远了，还有三四天的路程。”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心里就像插上了翅膀似的，早已飞到了江北，回到了革命队伍中，曙光就在前面了。

越是在接近胜利的时候，就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虽然我们此刻已脱离了敌人的重围圈，但仍是在敌人管辖区内。只有渡过长江，回到江北我们的部队，才真正算是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在这最后的时刻，我们更应该加倍地小心，以防止一切意外的事情发生。

七师分会  罗爱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