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继“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魔爪，伸向了整个中国大陆。 在祖国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领导全国爱国同胞，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12月9日，在古城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学生爱国运动，随后，抗日救亡的风暴迅速席卷神州大地。12月25日，在湖北应城也爆发了声震中原的学生爱国运动，揭开了应城人民抗日救亡斗争的序幕。50多年过去了，作为应城学生运动的经历者，每当我回顾起那些血与火的日子，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当年我是应城新蒲女子职业学校的学生。这所学校设在城关东街，创办于大革命时期。任教的全是年轻进步的女教师。她们经常给我们讲应城妇女在大革命年代解裹脚、剪“抓髻”（旧式女发式)和打菩萨的故事。我们还常从老年人的闲谈中，听到“应城有个刘仁静到过苏联”的传闻。这些往事，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流亡学生来到应城，宣传抗日，揭露日本法西斯在东北残害我国同胞的罪行。他们的血泪控诉激起了每个爱国学生的抗日热情，促使大家都产生了“爱国救亡，不当亡国奴”的强烈愿望。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燃起了应城爱国学生心头的仇恨之火，并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应城西河中学的学生一马当先，他们在中共地下党员王元吉等进步教师的指导下， 首先成立了学生救国会。随后派学生奔赴应城各学校，散发《发起书》，倡导各校学生选派代表，共商应城学生抗日救亡之大事。

《发起书》传到我们学校后，这所素日平静的校园顿时沸腾起来。同学们情绪激昂，议论纷纷，一致认为我们女子职业学校的学生也要站在爱国救亡运动的前列。在老师们的指导下，我们成立了女职学生救国会，并选举我和魏文兰为女职学生代表，出席应城各校学生代表会议。

12月24日，我吃过早饭，匆忙来到西河中学院内的简易师范班教室，参加了正在这里举行的应城各校学生代表会议。会议由师范班学生胡振宇、张模范等主持，他们在介绍了北平、武汉等地的学运形势之后，代表西中学生救国会提议召开应城学生联合救国大会和举行游行示威，向县府请愿，迅速掀起应城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与会者的热烈讨论中，每当一个操黄陂口音的年轻男教师发言时，教室里便鸦鹊无声，大家异口同声地赞同他的主张。有人告诉我，他就是王元吉老师。这时，我才领悟到：这些进步老师 才是指导和组织者。

最后，与会者一致通过了在12月25日召开全县学生联合救国大会的决定，同时成立以各校学生代表为成员的大会筹备处，推举擅长演讲的西河中学学生李洪模为大会主席。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应城学联会请愿书》，并由西河中学的李洪模、雷树藩，中心小学的艾士英，第二民众学校的罗兆甲、李桂柏，新蒲女职的魏文兰和我依次签字。

学生代表会议结束后，大会筹备处的成员具体分工，我负责筹备处同女子职业学校的联络工作。会后我急忙返校，向老师和学生传达了各校学生代表会议的决定，大家一致赞同，连夜进行紧张地筹备工作。  

12月25日中午，西河中学、简易师范、新蒲女职、第二民众学校、皇嗣小学、中心小学等学校的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陆续来到学生救国大会会场——应城公园。我们新蒲女职的学生都身穿海兰竹布旗袍，手持三角旗、步伐整齐，呼号声宏亮，特别引人注目。

到下午1时左右，会场上已汇集了数千名学生、老师和群众。大旗、标语旗在寒风中飘扬，口号声、歌声此起彼落。中心小学的童子军和西河中学学生纠察队，手持木棒， 巡视在会场的四周。大会正式开始后，首先由大会主席李洪模致词，接着各校部分学生代表发言。他们慷慨陈词，意深情切，激动人心，催人泪下……与会者同仇敌忾，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反对华北自治！”“声援北平学生运动！”怒吼声响彻蒲阳古城。最后，大会一致通过六项议案：一、电请政府外交公开；二、请政府讨伐叛逆殷汝耕；三、惩办附逆汉奸；四、铲除伪自治组织；五、请政府保障学生运动；六、向县政府请愿。

大会结束后，全体学生列队示威游行，赴县府请愿。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中心小学和其它小学校的学生队伍，接着是新蒲女职的女学生队伍，随后便是西中、师范班的学生队伍。西河中学的学生纠察队在最后，维护着游行队伍的秩序。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来到县府门前的广场上，同学们高唱救亡歌曲集体请愿。胡振宇、李洪模、雷树藩、艾士英、 李大森、杨润福、魏文兰和我等几位代表手持《应城学联会请愿书》，在学生纠察队的护卫下走进县府大院。县府院内站着全副武装的保安队士兵，杀气腾腾，如临大敌。面对着敌人的刀枪和威胁，我们几位代表毫无惧色，闯进了县府大厅，但纠察队员却被门卫阻挡在大厅门外。 

我们在大厅站了一会，只见一个干瘪的老头带着一帮人从内堂走出来。经人介绍，我们才知此人就是县长刘震新。没等他开腔，胡振宇已开始宣读《应城学联会请愿书》：“日窃冀东自治，危害国家，……令人发指！平、津、京、沪大中学生迫于爱国热忱，群起事对。武汉各校闻风而动……本县地接襄荆，气连云梦，爱国运动，岂肯后人……吁恳钧府根据本日大会决议案，电传中央，请外事公开，讨伐叛逆，惩办汉奸，铲除伪自治组织，保障学生爱国运动…”胡的余音未落，刘震新干瘦的脸上已堆满了假笑。他一面接过《请愿书》，一面假惺惺地说：“请同学们回去安心读书，我一定向上峰转达你们的爱国之意。”我们见刘震新毫无诚意，便向他发出警告：“倘若你不及时呈报，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说罢，我们便离开了县府大厅，奔向各自的学校游行队伍。

游行在继续进行。小学生、女学生队伍刚刚走上街头，突然从后面传来一阵阵喧哗声。我匆忙离开新蒲女职的游行队伍，朝县政府方向奔去。只见县政府门前被围得水泄不通。 经打听才知道了事情的起因：在请愿代表离开县府大院后，跟随在我们后边的纠察队员却被保安队阻拦在院内。保安队士兵不仅有意刁难，而且肆意辱骂，纠察队员据理与其辩驳，保安队指使士兵乘机一涌而上，用皮带和武器殴打、刺戳纠察队员。院外的同学见此情形，愤恨难忍，潮水般地涌进院内，与保安队士兵搏斗起来。

当我挤进院时，只见十多个受伤的同学躺倒在血泊中……。顿时，我被其惨状吓呆了。一位男学生代表急忙来告诉我：“经代表们商议，先由男同学把受伤的学生送到法院验伤，再送医院救护，你们女生和小学生继续上街游行示威， 其它的事待晚上开会议决。”我迅速回到游行队伍中，向同学们诉说了刚才发生的事。大家更是义愤填膺，沿途振臂高呼：“惩办凶手！”“保障学生爱国运动！”

示威游行到下午5时才结束。吃过晚饭，我急忙来到西河中学，不料会议临时改变了地点。于是，我又匆忙地赶到在城东的中心小学。

在中心小学的一间教室里，围坐着30多位学生和老师。大家满腔愤恨，神情焦急。有的同学怒不可遏，要召集学生与保安队拼一场，以牙还牙；也有的主张把同学们用童子棍武装起来，威逼县政府向爱国学生赔礼道歉。代表们争论不休，不知所措。几位女代表联想到学生挨打的惨状，连连自问：学生爱国有什么罪啊！我们越想越委屈，不觉痛心地哭泣起来。

这时，王元吉老师对我们亲切地说:“同学们，我看拼命、哭泣都不是办法。要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我们必须团结全省乃至全国的爱国学生力量，动员和团结全县爱国同胞的力量！” 一席铿锵有力的话语，把大家从痛苦和焦虑中唤醒。与会者当即商议决定：一、成立应城学生联合救国会， 统一指导全县学生爱国运动；二、连夜起草、油印《应城学联会事后呈县府文》《应城学联会致武汉学联报告书》《应城学联会致全国爱国学生的通电》和《为应城保安队残杀学生泣告各界父老书》等文件和传单，及时揭露应城保安队毒打、残杀爱国学生的罪行，争取各界爱国力量的支援。

第二天上午，当我们获悉在邮局待发的通电被县府扣押的消息后，学联会立即召开会议决定：一、全县学生举行总罢课，学生回家动员家长参加罢市；二、派联络小分队赴汉，揭露应城惨案的真相；三、各校组织宣传队下乡，控诉县府迫害爱国学生的罪行，宣传抗日救国，推动全县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12月27日，县城商民罢市，学校罢课，爱国同胞纷纷到应城医院慰问受伤的学生。从这些积极热诚的支持中，我们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更加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

不久，从武汉传来鼓舞人心的消息：武汉学联会派代表前往省府请愿，声援应城学生运动，同时组成武汉学生慰问团，启程来应城。    

1936年元旦那天上午，慰问团到达县城，各校学生顶风冒雪，前往城外的汉宜公路上夹道欢迎。当天下午，武汉学联慰问团在我们的陪同下，到应城医院看望受伤的学生。他们目睹学生受害之惨状，失声大哭，纷纷痛斥反动政府的罪恶行径。

1月2日，应城学联会在西河中学举行欢迎大会，武汉学联慰问团一行36人出席了大会。慰问团总代表、华中大学学生吴明道即席演讲，勉励应城爱国学生要坚持抗日救亡，拯救民族之危机。接着，武汉、应城两地学生代表在华阳饭店召开联席会议，一致通过爱国学生提出的“惩办凶手”“负责受伤学生医药费”“向爱国学生赔礼道歉”等九项要求。

在强大的爱国力量的威逼下，国民党应城县政府被迫接受九项要求。1月4日，应城学联会在公园举行“应城学生爱国运动纪念”挂匾典礼。武汉学生慰问团和各界爱国同胞应邀出席。大家燃放鞭炮，欢庆胜利。最后，武汉、应城两地学生代表在公园水阁凉亭的“应城学生爱国运动纪念”横匾下合影留念。应城学生爱国运动的胜利，促进了应城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应城学生爱国运动，在学生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他锻炼了革命的知识分子，播下了抗日救国的火种。抗战爆发后，我们走上了党指引的革命之路，奔向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为实现崇高的革命理想而奋斗！

  五师分会 王瑞华张新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