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鲁迅为旗手的革命文学团体。于1930年 3月2日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今多伦路201弄2号)宣告成立。它继承“五四”新文化传统，介绍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培育进步文艺队伍，创作反映时代精神的文艺作品，在我国现代革命史和文学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新四军的文化建设是华中抗日根据地建设的一部分， 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文化建设人才。新四军的潘汉年、李一氓、朱镜我、彭康、夏征农、聂绀弩、楼适夷、吴奚如、徐平羽、阿英、黄源、丘东平，陈沂、杜宣、彭柏山、许幸之、陈辛仁、陈子谷、关露、吴强、辛劳等人都是“左联”成员。大批“左联”人士参加新四军，为新四军抗战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中国“左联”成立的背景和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左联”于1930年的3月2日宣告成立。到会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有冯乃超、华汉(阳翰笙)、龚冰庐、孟超、莞尔、邱韵铎、沈端先(夏衍)、潘汉年、王尧山、周全平、洪灵菲、戴平万、钱杏邨(阿英)、鲁迅、画室(冯雪峰)、黄素、郑伯奇、田汉、蒋光慈、郁达夫、陶晶孙、李初梨、彭康、徐殷夫、朱镜我、柔石、林伯修(杜国庠)、王一榴、沈叶沉、冯宪章、许幸之等40多人，最初的盟员50余人。大会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选举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7人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两人为候补委员。在成立大会上，鲁迅先生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并且指出左翼文艺家一定要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

“左联”一成立，立即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破坏和镇压，如取缔“左联”组织，通缉“左联”盟员，颁布各种法令条例，封闭“左联”书店，查禁刊物和书籍，检查稿件；拘捕刑讯，秘密杀戮革命文艺工作者等。被称为“左联五烈士”的李伟森(李求实，左翼文化工作者，不是“左联”成员)、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就是1931年2月7日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但“左联”仍顽强战斗，除上海总盟外，还先后建立了北平“左联”(又称北方左联)、东京分盟、天津支部，以及保定小组、广州小组、南京小组、武汉小组等地区组织。参加“左联”的成员，也不限于文化工作者，扩大到教师、学生、职员、工人，盟员总数达数百人。“左联”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在创作方面取得巨大成就。革命作家在“左联”刊物和其他进步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作品，鲁迅的《故事新编》以及他和瞿秋白的杂文，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丁玲、张天翼、叶紫等人的小说，田汉、洪深、夏衍等人的剧作，中国诗歌会诸诗人的诗歌，都以其思想上艺术上新的拓展，显示了左翼文艺的实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左联”的培养下，涌现了沙汀、艾芜、叶紫、周文、蒋牧良、艾青、蒲风、聂绀弩、徐懋庸等一批文学新人。他们给文坛带来许多生气勃勃的作品，成为20世纪30年代文坛上活跃的力量。

李一氓(1903-1990)，四川省彭州市人。1925年在广州加入郭沫若等组织的创造社。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3月同阳翰笙共同编辑《流沙》。1929年秋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1930年4月，参与发起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并为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的负责人之一。同时，负责编辑《巴尔底山》杂志。在此期间，他还翻译出版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传》《马克思论文选译》及马克思的《哲学之贫困》等著作。

朱镜我(1901-1941)，浙江省鄞县人，原名朱德安，笔名雪纯。1920年7月，朱镜我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为浙江公费留日学生，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第二年到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学习。1924年他毅然选择并考取了东京帝国大学社会学系，专攻社会科学。1927年他在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不久，进入京都帝国大学院(即研究生院)从事研究工作。1927年10月，为了加强国内革命文学事业，朱镜我终止了学业，应创造社元老成仿吾的邀请毅然回国到了上海。经郭沫若介绍成为文化革命团体——创造社的主要成员，主编《文化批判》月刊。1928年初，在朱镜我主编、出版的《文化批判》及《创造月刊》等刊物上，响亮地提出了“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列主义。当时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兼任宣传部部长的瞿秋白，看了朱镜我所写的《科学的社会观》一文，非常欣赏，亲自约朱镜我谈话。这一时期，朱镜我还翻译了恩格斯的著名经典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纠正了其他有关译本上的一些差错，这不仅是中国最早出版的恩格斯的中文单行本，也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最早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翻译的著作还有《农业问题理论基础》《经济学入门》等。《文化批判》月刊被查封后，朱镜我又主编《思想》月刊等，坚持革命文化工作。朱镜我在革命文化工作中的作用，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1928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朱镜我在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9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成立，朱镜我为“文委”成员，1930年10月任“文委”主任。同年3月，参与筹建、成立左翼作家联盟。随后，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成立，朱镜我兼任党团书记。1931年秋冬，朱镜我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次年，红四方面军师长陈赓因负伤，秘密地来到上海治疗休养。陈赓向他们介绍了红军反对国民党军事“围剿”的情况。对红军战士的英勇事迹，朱镜我很受感动，便整理和油印了陈赓的谈话材料，委托冯雪峰送给鲁迅看。他还安排和陪同陈赓与鲁迅会面和交谈。这对鲁迅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起了很好的作用。

1935年2月19日，上海中央局第三次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当晚，朱镜我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同时被捕还有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以及中央文委成员田汉、阳翰笙、许涤新等30多人，关押在卢家湾巡捕房地下室的几间牢房里。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斗争，国民党被迫释放政治犯。1937年6月下旬，朱镜我获得了自由。

彭康（1901-1968），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福田镇人。1916年，彭康毕业于江西省萍乡中学。1917年，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实习半年日文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高中部。1924年，彭康入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学习，毕业后获博士学位。20世纪20～30年代彭康在上海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共同组织“创造社”，并任该社理事会理事、党组成员。先后翻译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等经典哲学著作。1928年11月，彭康加入中国共产党。彭康翻译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传播共产主义真理，参与组建左翼作家联盟，成为我党在思想文化战线的卓越战士。1930年2月15日，彭康与鲁迅、郁达夫、郑伯奇、冯雪峰等51人共同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联盟”。同年4月为掩护同志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1937年芦沟桥七七事变爆发，在党组织的营救下，已关押7年之久的彭康被无条件释放。

夏征农（1904-2008），江西丰城市人。1926年在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1日参加了由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的南昌起义。1927年夏征农在复旦大学时，读了许多鲁迅的作品。这一年，应陈望道先生之邀，鲁迅到复旦大学演讲，夏征农近距离地见到先生，仰慕之心油然而生。后来他常常写信给先生，请先生为他的作品提意见。对这位素昧平生的文学青年，鲁迅每次都有答复。为之，夏征农心中很感动。1928年起，他曾任复旦大学青年团支部书记，江苏省团委宣传部秘书，《海上青年》杂志主编，并开始发表作品。1935年夏征农担任陈望道教授主持的《太白》半月刊编辑。在这份刊物上，鲁迅先生发表过《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名人与名言》《中国人失掉自信心了吗》等名篇。1933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936年1月20日，《海燕》月刊的创办轰动一时。“这是鲁迅与青年作家聂绀弩等人一起创办的最后一份文艺刊物”。[①]为了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为了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自行解散。虽然“左联”的历史不过短短6年，但是它以在当时的巨大作用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成为了中国革命文学史上的丰碑 。

二、新四军学习“左联”在文化建设的鲜明特色

1937 年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明确提出：“抗战的教育政策是：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实行普及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的民族觉悟程度。”[②]新四军文化建设的开展得益于新四军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新四军创建后, 新四军领导人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他们积极号召和动员一批文化界人士和学者参加新四军。大批“左联”人士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参加新四军。1937年8月，“左联”人士陈子谷去延安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1月参加新四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新四军后将自己分得的遗产20万元和从泰国华侨中募到的6万元献给部队，这笔钱按当时标准计算，可以解决新四军2个月的粮饷及当年的寒衣。为此，叶挺军长称赞他“富贵于我如浮云”。

新四军文化建设的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加强文化教育与培训， 提高根据地军民文化水准

新四军的文化建设首先是从军队开始的, 把其当作教育官兵的重要工具与部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四军教导总队教员的阵容相当强。这首先是因为军首长和军政治部的领导同志关心干部培训，亲自讲课。在皖南，项英、陈毅、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也到教导总队来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政治工作》《游击战术》等专题报告。军政治部的几位部长讲课较多。组织部长李子芳讲《党的建设》，宣教部长朱镜我讲《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及《列宁主义基础》，敌工部长林植夫讲《敌军工作》，统战部长夏征农讲《统一战线》，秘书长黄诚讲《青年工作》等。教导总队建设了健全的、强有力的教育训练机构和政治工作机构，1938年1月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历时整整3年。“在教导总队学习和工作过的新四军各级干部约有4000～5000人。它对新四军广大干部军政素质的提高，对新四军的建设和发展，以至对华中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中原新四军部队的师以上干部，当年基本上都在皖南教导队学习过。”[③]

1941年 2月14日, 刘少奇主持华中局会议, 讨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 “发展根据地内的文化教育，办理各种学校，训练人民成为新的公民。要切实执行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反对汉奸的奴化教育，反对封建的愚昧教育，大力发展我们的文化教育。”[④]确定了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 普及小学教育, 发展社会教育,推动抗日文化运动, 树立发扬民族自尊心的基本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 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小学、中学教育事业迅速发展起来。由于新四军领导的重视与倡导, 全军上下学文化知识、学政治理论、学军事技术一时蔚然成风,。新四军成为一支最有效、最文明的军事力量, 成为一支文化水平最高和最有力的部队。

从1945年9月6日新四军进驻清江城到1946年9月19日撤离，李一氓在担任边区政府主席时，边区还成立了华中文协、新闻记者联合会、诗歌协会、美术协会 、社会科学协会、自然科学协会、教育联合会等群众文化学术团体10余个，还先后创办了华中建设大学、苏皖教育学院、苏北工业专门学校、华中医科学校、华中新闻专科学校、财经干部学校等中级以上专科学校。

1945年，彭康担任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创办的华中建设大学校长，开始投身于无产阶级教育事业。

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夏征农从南昌来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历任新四军政治部统战部副部长兼民运部长，苏中军区军政委员会秘书长、一师调查研究室主任，苏中第四专员公署秘书主任(党组书记)，苏中公学教育长、政治部主任、校长，华中建设大学副校长。

（二）创办报刊杂志, 注重发挥舆论导向作用

1938年春，朱镜我[⑤]奉调到江西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宣传部工作，主编《剑报》副刊。同年秋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任军政治部宣传教育部第一任部长，兼军部刊物《抗敌》杂志主编。朱镜我创作了《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一歌歌词，在新四军中广为流传。他还先后办了《抗战报》《抗敌》杂志月刊、《抗敌画报》以及业余刊物《文艺》。各种报刊的选题、组稿、写稿、审稿，都要耗费他很大精力。在新四军的文电报告上，在《抗敌》杂志中，留下了许多由他亲自撰写和精心修改过的报告和文章。他常常亲自为干部、战士讲授马列主义理论和党中央、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讲课大家很爱听，既纵论世界，又善于抓住重点，把复杂的抗日战争和国际形势联系起来，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朱镜我的革命斗争生涯，是铁军精神的具体写照。他的英勇斗争精神使他从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1940 年 9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要把运输文化粮食看成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⑥]要求军队政治部门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宣传、出版、教育事业。根据这一指示精神, 1941 年中共中央华中局成立后, 即在华中局宣传部下设立了出版科。各根据地党委宣传部下也设立了出版科, 负责领导、组织本地区的报刊出版、印刷与发行工作。新四军的报刊出版, 以 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为限分前后两个阶段。1938年5月, 新四军军部机关报《抗敌报》在安徽歙县岩寺创刊。随后《战士园地》、《抗敌》杂志、《建军》杂志等相继发行。新四军各支队也相继创办了《突击》《前哨》《拂晓》《挺进》《大江报》等报刊。两年半内共出版了 30多种报刊。重建军部后, 在刘少奇、陈毅的直接领导下, 新四军在苏北创办了《江淮日报》《江淮文化》《真理》等报刊。当时出现“北有《拂晓报》，南有《江淮报》”的评价。[⑦]为了提高办报人员的素质, 新四军各部先后举办报刊工作人员训练班, 培训学员。学员结业后即被分到各部队与边区各县, 以加强和充实办报力量。据统计, 新四军军部与各师、旅、团四级领导机关都出版了报刊, 报刊总数约 150种。

（三）繁荣文学艺术, 丰富军民精神生活需求

新四军不仅在新闻报刊工作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在文学艺术工作方面也成绩斐然。新四军筹建之初, 叶挺等领导人就议定要招收一批进步文化工作者和知识青年, 组成战地服务团。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于1938年1月在南昌成立，4月随军部转移到安徽歙县岩寺，7月抵泾县云岭，先后在皖、苏南北地区开展工作。以宁、沪、杭为中心，大江南北的热血青年和进步人士纷纷投奔新四军，不少人成了光荣的战地服务团成员。其中有青年学生，也有工人和职员，有从陕北抗大、陕北公学和八路军总部学兵队调来的部分学员，还有海外华侨、留学生以及知名的文人学者。他们有优良的政治素质和较好的文化修养，鼎盛时期，成员有四五百人。1940年7月，战地服务团由苏南渡江北上，属苏北指挥部领导。因而皖南事变时，服务团没有受到损失。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时，战地服务团留在苏中，改建为第一师战地服务团。战地服务团以音乐、戏剧、美术、文学、讲演等文艺形式为武器，为国为民忘我战斗。创作和演出了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如话剧《繁昌之战》《大时代的女性》，活报剧《张德宝归队》，歌剧《红鼻子》《送郎上前线》，历史剧《甲申记》等。在频繁、艰苦的战斗间隙，排演了《一年间》《魔窟》《阿Q正传》《雷雨》《前线》《钦差大臣》等大型国内外话剧和舞蹈《义勇军进行曲》。在音乐方面，有《新四军军歌》《渡长江》《勇敢队》《黄桥烧饼歌》《刺枪歌》《当心鬼子来抢粮》等。还有大量出色的油画、版画木刻等美术作品，以及讲演、战地通讯、著述等。这些作品形象生动地传播了党的政治主张和军事胜利，鼓舞了军民士气，揭露了敌人罪行，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944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号召全体干部学习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李一氓据此编写了京剧《九宫山》，表述李自成从逐步成功到最终失败的悲剧，并组织成立了淮海实验京剧团进行排练演出。在文艺活动极为罕见的根据地内，《九宫山》的演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颇有轰动效应。”[⑧]剧团先后应邀到军部和盐阜根据地等处演出。受其影响，整个淮海区各县也相继成立了文工团。

反对日本侵略的伟大时代, 需要伟大的文艺作品。新四军在教唱《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的同时, 非常重视音乐创作。新四军军歌的创作就是集体智慧的产物。它先由陈毅草拟歌词,“叶挺、项英参与讨论定稿, 由何士德作曲。”[⑨]据不完全统计, 仅新四军创作的歌曲就有500多首。为了满足现实斗争的需要, 1939年4月, 新四军剧社正式成立, 除了演出军外作家创作的剧目外, 更多的是演出自己创作的剧目。剧社以皖南前线和大江南北敌后战场军民的英勇奋战为素材, 先后创作了《一条扁担》《夜袭奔牛车站》《繁昌之战》等优秀剧目。这些剧目后来多次公演, 受到根据地军民的热情欢迎。

面向文化程度不同的战士与民众出版画报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新四军的艺术家们创作了众多的宣传画, 用木刻、漫画、水彩画、油画等形式, 把抗日救国的道理、新四军的战绩以及军民合作的场面画在墙上, 刻在纸上, 直接以画面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

为了鼓励文化人进行文艺创作, 新四军军部和各师部千方百计地创办印刷厂, 出版报刊图书,借以给文化人提供发表作品的园地, 同时开展文学创作评奖活动。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 促进了文艺工作者的联合。新四军各抗日根据地相继成立了文化协会, 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为动员广大民众支持与参加抗战作出贡献。

新四军的文化建设具有明确的目标性：实行抗战文化政策, 使文化建设为长期战争服务。“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 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⑩] “当着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猖獗的形势下, 当着顽固派反共文化政策进攻的条件下, 我们的文化运动就要充分提倡与帮助一切抗日的文化工作, 组织坚固的文化战线, 我们要以伟大文化的歼灭战来歼灭日寇和压倒顽固派的反共文化活动!”^[11]由此我们不难看出, 新四军开展文化教育、扩大文化宣传、繁荣文学艺术的目的都是为了鼓舞军民, 打击敌人, 有力地配合武装抗日斗争。

三、新四军学习“左联”在文化建设的宝贵经验

新四军学习“左联”的文化建设实践积累了许多经验, 这些成功经验对于我们今天文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文化建设必须善待、善用知识分子。新四军和各根据地初创时期, 知识分子异常缺乏,文化队伍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能满足文化发展的需求。在这种形势下, 新四军制定和执行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 广泛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抗日。 新四军注意做到团结他们, 尊重他们, 支持他们的工作, 对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及时予以表彰。教导总队成立初期，曾经有少数老红军干部对重用知识分子干部以及在生活方面的照顾，或多或少流露过某些不满的情绪。总队部和军部的领导同志很快注意到这种倾向，召集了干部大会，由袁国平主持，他强调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应该相互学习，加强团结。项英在讲话中还从新的角度指出，在教导总队应该提倡“尊师重道”。“尽管那个时候生活相当艰苦，学员每人每月只发1元5角津贴费，团以上干部每月只发4元津贴费，但对教员还是给以照顾，发一点讲课津贴。其中薛暮桥、夏征农、罗琼、陶白等少数几位，经军首长批准每月发给15元，可以算得上是‘优厚待遇’了。”[12]

 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论政策》中指出：“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13]为了发展根据地的医疗卫生事业, 改善部队的医疗卫生状况, 新四军各级卫生机构十分重视医务培训工作, 并专门设置医务教育机构, 分级分批进行轮训。1938年5月至1945年9月,新四军共举办各种训练班、卫生学校、医学院等102期, 培养卫生技术人员4011人次、药剂人员300人、化验人员51人、集训团卫生队长以上250 余人。[14]“工作中，尊重、支持教师，当时有规定，为了节省开支，领导同志晚上开会、办公，点油灯只能用一根灯芯，但是教师晚上备课可以用两根灯芯，在反“扫荡”、反“清乡”过程中，学校转移，一些教师可享受部队首长待遇，配一匹马。”

为了发展边区文化教育事业，李一氓同志团结了一大批著名文化人，如20世纪30年代就驰聘在中国文坛的阿英、黄源、楼适夷、范长江、恽逸群等，使清江城内一时人才云集。在当时边区政府财政困难、经济拮据的情况下，李一氓还决定给予文化教育人士比较优厚的待遇，为他们创造比较好的工作条件，因而有力地推动了边区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

2、文化建设必须把时代内容与民族形式有机结合起来。新四军的文化建设始终植根于本民族的土壤, 关注根据地的风土人情、民俗习惯、群众文化的底蕴及其承受能力, 在此基础上创作出大量关注百姓的作品。在具体方法上, 新四军充分发掘和利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同时渗透抗日的内容, 把民族文化形式与抗击日本侵略有机结合起来, 把驱逐日本出中国的主张通过人民熟悉的艺术形式渗透到人民内心深处, 以此焕发出他们参与战争、支援战争的热情与动力。

3、文化建设内容必须注重多样化，具有雅俗共赏特色。194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党报的文字应力求通俗简洁, 不仅使一般干部容易看懂, 而且使稍有文化的群众也可以看。”[15]1943年11月,“ 李一氓牵头成立了湖海艺文社淮海分社,与陈毅等在盐阜成立的湖海艺文社相呼应，淮海区的敌后文艺一时空前活跃”。[16]遵循这一通知精神,新四军在文化创作方面采取就地取材, 写根据地的人和事, 同时把民间流传的花鼓、莲湘、湖船、小放牛、大补缸、扬州小开口等艺术形式和民间歌谣挖掘出来, 编填新词, 运用当地方言演唱, 用以宣传抗日道理, 表扬新人新事。这种做法使群众一看即懂, 一听就会, 因而很快就能流传开来。一些作品成为经典之作，为解放后文学艺术创作的良好发展奠定了基础。

结论：新四军的战斗历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光荣历史的重要篇章。新四军的文化活动是新四军部队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新四军的突出标志，其规模之大，硕果之丰，影响之广，令人叹为观止，这其中无不投射了当年中国“左联”的影响。新四军不仅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还造就了财经、医务、外交、文化及农业、工业等领域的一大批人才，这些干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成了各有关部门的重要领导骨干，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

                                军部分会 石雷

[①]丁言模:《穿越岁月的文学刊物和作家》（一），中国社会出版社2017年版，第151页。

[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4），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7页。

[③]《回顾新四军军部》，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77页。

[④]《回顾新四军军部》，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337-338页。

[⑤]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撤离皖南泾县云岭，朱镜我随军行动。6日，行至泾县茂林地区，他负伤后,咬紧牙关站立起来，纵身跳下悬崖，壮烈牺牲。时年40岁。

[⑥]《六大以来》( 下) ,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819页。

[⑦]北京新四军研究会：《铁流（6）》，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649页。

[⑧]汴龙、常浩如：《铁军文化——新四军中的文化人》，华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1页。

[⑨]《抗日战争文化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18页。

[⑩] 曲士培: 《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 年版, 第 443页。

[11]《陈毅军事文选》,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第258 页。

[12]《回顾新四军军部》，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84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69页。

[14] 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丛刊社编:《新四军医学教育》（1990年），第 12页。

[15]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3)》, 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第 187页。

[16]汴龙、常浩如：《铁军文化——新四军中的文化人》，华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