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每当想起离开久远的母亲，都会禁不住潸然泪下。母亲刘珩（原名：刘莲芬）安徽省宣城人，1919年出生，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曾任苏北盐阜区区委书记，新四军第三师八旅休养所协理员兼党支部书记，西满军区留守处协理员。尤其值得我们骄傲的是， 1949年3月24日至4月3日，母亲曾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推荐的妇女代表，光荣地参加了全国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并作大会发言，代表第四野战军的全体女战士，在大会上向党中央领导汇报她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受到热烈欢迎，并在怀仁堂受到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1955年，母亲被授予三级独立勋章一枚，三级解放勋章一枚。新中国成立后，转业地方工作，先后担任湖南省财税局办公室主任，国家商业部机关党委宣传处处长等职。
刘珩戎装照
母亲是一位性格刚毅，机敏过人，敢作敢为的传奇女子。从小就具有叛逆抗争意识，对封建传统礼教极为不满。记得姥姥曾讲过她小时候的一个故事：在中国封建社会有一种陋习叫作“缠足”，受封建传统的影响， 姥姥在母亲五岁时就逼着给她裹小脚。可总是前边刚裹完，后边母亲就跑到疼爱她的奶奶那里哭助，奶奶心疼之下就悄悄给她放开。反复多次加上奶奶做工作，让姥姥最后只好放弃。母亲没有成为小脚女人，也为她日后参加革命保存了一双能征善战的大脚。
幼年时，母亲家境尚好，有机会进学堂。她聪慧好学，深得老师的喜爱，也学了许多知识，朦胧中产生了一种反封建的意识。母亲10来岁时，家里给她定了门亲事，母亲不仅坚决反对，还在奶奶帮忙和资助下，瞒着父母偷跑到芜湖投奔了一位亲戚，并以优异成绩考取宣城一中。
在校期间，母亲与后来指引她走上革命道路的孙以瑾阿姨（后任中央组织部部委委员）相识，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母亲的正直诚信、忠厚可靠，深受孙以瑾阿姨的喜欢和信任，从初期安排她参加一些党的外围活动，到后来负责保管党的机密文件。母亲在白色恐怖、残酷的斗争环境中，逐步增强了自己的政治觉悟。面对日寇的侵略暴行母亲痛恨不已，年仅18岁时就积极投身于我党领导的地下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母亲经孙以瑾阿姨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随孙以瑾和孙的丈夫何伟同志（时任我党地下组织负责人，解放后担任中国驻越南大使、教育部部长等职）转战苏北盐阜区抗日根据地，开展革命工作。临行前，为避免家庭遭受国民党的迫害，孙以瑾阿姨为母亲改名叫刘珩，意寓是“玉中之上品”，对母亲寄予厚望。
母亲的一生忠诚勤勉，为人谦和，乐善好施。母亲个头不高，但性格温和，相貌秀美，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圆圆的脸庞总是红扑扑的，说起话来细声细语，同志们都很喜爱她，亲切地称她为“小苹果”。母亲到苏北不久，就因工作出色被组织上破格任命为盐阜区的区委书记，成为当地最年轻的女干部。在军地工作交往中，母亲与时任新四军第三师二十二团政治处主任的父亲（王恒，曾用名：王恨）相识，从相恋到相爱并结为革命夫妻。父亲还给我们讲过当时发生的一个有趣的小插曲：母亲的老上级，地委书记杨纯同志（曾任卫生部副部长），是著名的抗日英雄，双手开枪百发百中，威震敌胆，被誉为“双枪老太婆”。当得知母亲要和父亲结婚的事情， 竟然很不高兴。因为，母亲是杨书记心中最信任的、最优秀的女干部，想到母亲婚后一定会调去新四军工作时，她十分不舍，便大发脾气地说：“我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干部，就这么让新四军给挖走了？不行！我不批准！”父亲知道后很着急，连夜骑马赶到军部请求时任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同志帮忙。少奇同志听后风趣地说：“结婚是好事嘛，哪能不批准呀！军队、地方都是一家人嘛，我批准了。”在少奇同志出面做工作和争取下， 县委才勉强批准了母亲的婚事并同意调往新四军工作。
1941年，母亲调任新四军第三师八旅休养所协理员兼党支部书记。刚到部队不久，母亲就经历了一次严峻生死考验。据新四军第三师卫生史记载：1942 年，日军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和伪军共约17000余人突然发动了对我苏北抗日根据地“拉网式”的大扫荡，企图将我新四军主力一网打尽。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图谋，主力部队决定跳出包围圈，运动到外围作战。母亲和休养所丁志辉所长奉命负责掩护30多名伤员与大部队分头转移。当时的形势是“恐怖如影随形，血雨腥风弥漫”，在没有部队掩护的情况下，母亲他们只好将伤员化装成老百姓，在沿海一带与日军周旋，机智地躲过了日军在陆地和海上巡逻艇的多次追捕。在与部队失联2个多月且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依靠群众想方设法救治伤员并胜利归队，受到了部队首长的嘉奖。
战争年代的王恒、刘珩夫妇
回归部队建制后，休养所的工作依然非常艰苦，缺医少药，导致伤病员经常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母亲面对重重困难和压力，以极大的热情和耐心关心，照顾每一个伤病员。因药品奇缺，许多伤病员伤口化脓，感染溃烂，甚至长蛆，疼痛难忍。她虽然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但她每天都坚持到病房看望伤病员，不仅耐心地做思想工作，还为他们清洗伤口，换药喂药，擦洗身子，端屎端尿，与他们拉家常、写书信，甚至还会给他们哼上几段江南小调。战士们都非常敬佩她，享有很高的威望。之前，很多伤病员因病痛或治疗不及时而心情暴躁，常与医护人员吵闹，但自从母亲到任后，情况很快改观，即便有时发生了矛盾，只要母亲赶到现场，刚刚还火冒三丈的伤病员立刻就安静下来了。母亲作为休养所的协理员，除了悉心照料伤病员之外，还积极安排和调度极为有限的医疗资源，竭尽全力提高伤病员的成活率和治愈率。她曾经跟父亲说过，“伤病在他们身上，但痛在我心里，我实在是见不得他们被伤病折磨，甚至失去生命”。
1943年的一天，休养所接收了一名紧急送医的病患，是新四军第三师二十二团一名连指导员叫姜石修，他是忍着剧烈的腹痛参加完战斗后才被送来休养所的。经过检查发现他得的是急性阑尾炎，已穿孔化脓，手术打开腹腔后，医生们惊讶地发现，由于未能及时治疗，他的腹内已经严重感染。按当时医疗水平和条件，根本无法施救，最后决定缝合伤口，准备后事。母亲得知这个情况后，强忍泪水来到姜指导员床边，询问他家里的情况，在得知他家里仅剩一位老母亲时，看着将与死神照面的钢铁战士期盼的目光，母亲忍不住再次召集所里的领导和医生们商量，母亲说：“我不愿意看到没有牺牲在战场上的英雄，却因我们没有救治能力而让他失去生命，我心不甘啊！”时任休养所所长、外科医生丁志辉（解放后任协和医院院长、301医院院长）听了母亲的话沉思许久，说：“听说，师部卫生部新来两位著名外科医生吴之理（新中国成立后任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和章央芬（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医学科学院教务长、协和医院副院长），若能请他们参加手术，再加三师师部医务室主任、外科医生刘德懋（丁的丈夫）一起为姜指导员再做一次手术，或许有救。母亲听后非常高兴，连夜骑上一匹快马疾驰数十里之外的师部，向师首长汇报病情。苏北地区是水网地带，沟汊纵横，路径崎岖，特别是在月光下，水面泛光，常会误以为是路，稍有不慎，就会掉到河沟里，加上敌情复杂，部队周围驻有日军，汪伪军和胡传癸的土匪武装，犬牙交错，半夜出行，不管落入谁手，都是“羊入虎口”，十分危险。但母亲丝毫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在她心目中，抢救战友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经师领导批准，母亲将几位医生请回了休养所。手术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母亲虽然一夜未眠，但仍坚持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成功才大松了一口气。后来，她笑着对姜指导员说：“你的老战友王扶之（解放后任总参作战部部长）都给你买好了一口上等的红木棺材， 你可是给他省钱了”。姜石修指导员后来曾担任沈阳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六分部部长，他对革命战争年代的这些战友和同志们充满了感激，难以忘怀他们的深情厚谊。他前些年以《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为题，撰写了纪念文章刊登在《解放军报》上 。他满怀深情地说：“战争年代，这种感人肺腑的同志情谊始终温暖鼓舞着我。每当我讲到‘同志、战友’这些神圣的字眼时，我就想得很多，这些好同志， 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1945年10月，母亲随部队北上。在转战东北途中，要行程几千公里，可谓是“第二次长征”，条件异常艰苦。刚刚生完女儿不到20天的母亲奉命随部队远征，还给刚出生的女儿取名叫“幼征”。部队行进到东北地区时，遭遇寒流天气，南方部队的战士衣衫单薄，母亲身体极度虚弱又再受风寒，从此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病，严重时手拿筷子都很困难，掉到地上都没有知觉。即便如此，母亲仍继续跟随部队浴血奋战，先后参加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为新中国的伟大革命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49年10月开国大典，母亲随部队还参加了天安门阅兵式。
记得父亲还给我们讲述这次“长征”路上发生的一些令人心酸的事情。母亲把刚出生的孩子捆在背上，跟随部队一起出发，每天行军上百里地，有时要经过敌人的几道封锁线，非常危险。由于苏北地区环境极其艰苦，母亲怀孕时，每天只有粗粮糙饭就咸菜辣椒，营养极度缺乏，为此，产后母亲的奶水很少，行军时又冷又饿的女儿经常哭闹。为了保证部队的安全，每逢过封锁线时，母亲就给孩子吃安眠药。有一次药吃早了，过封锁线时，女儿醒了开始哭闹，父亲立刻掏出手枪要毙了孩子。情急之下， 母亲赶紧堵住女儿的嘴，等过了封锁线，才发现她已经奄奄一息，经过急救，才慢慢舒缓过来。还有一次，在东北地区，因女儿哭闹不止，父亲不愿再给部队添危险，背着母亲把她扔到雪坑里，后被马夫发现，偷偷地从雪坑里抱回来。母亲抱着孩子，非常心痛！尽管这么艰难，母亲依旧坚持战斗，革命精神丝毫不减。
母亲的一生襟怀坦白、意志坚定、宽厚仁慈。记得解放后不久，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怀有身孕的母亲因过度劳累而昏倒。在抢救初期，前俄罗斯专家按俄国人人高马大的剂量，给瘦弱矮小的母亲使用了过量的葡萄糖注射液，导致母亲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损坏了她的心脑血管和肾脏等脏器。事故发生后，院方领导向母亲表示歉意时，母亲却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和大度，她没有责备医生，只是希望他们总结这次教训，做好以后的工作。
这起医疗事故给母亲的身体造成严重后果。糖尿病在当时是一种疑难病症，必须长期服药，打胰岛素，用的针剂很落后，疗效也不好，使她饱受病痛的困扰和折磨，特别是严重地影响了她的工作。经常需要住院治疗，但每次住院，母亲还像战争年代一样，极尽可能地帮护士们扫地，擦桌椅，倒垃圾，给病重患者做思想工作，讲述英雄故事，鼓励他们增强信心， 战胜病魔，受到了医务人员和患者们的敬重。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首当其冲被打成学院的“头号走资派”，关进“牛棚”，我们家受到了严重冲击。已是病痛缠身的母亲，用她瘦弱的身躯顽强地撑起了这个家，她一边安慰被批斗、挨打受辱回来的父亲，鼓励他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一定要活下去；一边又召集我家四姐弟一起开会，要我们学会坚强，相信自己的父母从来没有做过有损于党和人民的事情。当她看到大姐还在委屈落泪时，母亲大声呵斥道：“哭什么，没出息！”在面对冲到家里来打砸抢和闹事的“造反派”，无论是谩骂、推搡，还是剃 “阴阳头”等侮辱行为，母亲总是挺身而出把我们挡在身后，冷眼相对，以无声来抗争。记得我们被从家里扫地出门的那个深夜，母亲拖着瘦弱的病体，拉着一辆装有沉重被褥的板车行走在去工棚的路上，昏暗路灯下的倒影折射出来的步伐是那么坚实有力！
母亲贤淑善良、慈母心怀、外柔内强。她无微不至地照料着这个家，在事业和身体方面都做出了太多的牺牲。母亲早年参加革命，1940年就已是副县级职务，因随父亲到部队工作，安排在师部休养所任协理员兼党支部书记而变成了营级职务。后来随父亲转战东北，南下作战，工作一再变动，直接影响了她的职务职级晋升，直到转业地方工作时还只是个县处级。对此，父亲一直心有愧疚，而母亲却从未抱怨，她认为，不管干什么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只是在让她脱下军装转业地方时掉下了眼泪，她是真舍不得啊！她去照相馆照了最后一张戎装照，赌气地对父亲说：“以后我死了就拿这张照片做遗像吧！”
母亲对子女要求很严，从来不允许我们在外炫耀，更不允许搞什么特殊化。我们在外与小伙伴或邻家的孩子发生些矛盾，总是难逃她的责骂和体罚。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母亲把稀缺的大米白面省给父亲和小弟吃，她和姐姐、哥哥们常以粗粮野菜为主。母亲刚毅的性格也饱含柔情的一面，在大姐出国留学、大哥意外受伤时，镇定自若的脸上还是难以掩饰偷偷流过的泪痕。“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家被扫地出门，6口人挤在一间不足15平米阴暗潮湿的工棚里，除了上下铺，就是一个破旧的木箱当桌子。家里没法呆，二哥常在外游荡，母亲很担心，经常会等到半夜二哥回家才肯睡觉。小弟弟小时候的毛衣、毛裤都是母亲一针针织出来的，即便是在她一只眼睛失明的情况下，甚至到她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连夜为他织完了最后一件毛背心。父亲为此发了脾气，可母亲什么也没说，只是在满带倦容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慈祥的微笑。
1968年11月27日，年仅50岁的母亲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在她去世的前一周，她忽然向父亲提出，想单独邀请当年我们被赶到工棚居住时的几位好邻居来家里吃饭。他们都是学院基层的工友，有在合作社卖肉的售货员、有烧锅炉的工友、有食堂大师傅，还有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在我们家受难时，他们以各种方式，悄悄地帮助过我们。那时，母亲已经处于血压奇高、左眼失明、尿糖4个“+”号的严重状况，父亲劝她推后些时间再请，可她执意不肯，还不让我们和父亲参加。事后我们从邻居那儿得知， 母亲预感自己不久于人世，她想要在生前还上欠下好邻居们的这份情意。她在席间频频为大家夹菜，劝他们多吃一点，还说：“我这是最后一次请大家吃饭了。”
母亲一生节俭，缝补浆洗，勤俭持家。从小就培养我们艰苦朴素的意识。虽为高干的孩子，母亲却很少给我们买新衣服，弟弟穿姐姐、哥哥们的旧衣服或父母的旧军装，是我们家的常事。可谁曾会想到母亲自己连一条皮带都舍不得买，直到病逝时用的还是自己做的布腰带。她做甲状腺瘤摘除手术时，大姐为了给她补充营养买了只烧鸡，让她给说哭了。年满50岁过生日时，想了好久才提出想吃一点卤猪肝，小儿子给她买了五毛钱的（大约三两吧），她居然嫌买多了，把他埋怨了一顿。可谁曾料到， 一周后她就永远地离开了她始终牵挂的亲人们。每每我们想起当时的情景，看看今天的美好生活，都会倍感心痛心碎！
王恒、刘珩夫妇
革命战斗且辛劳一生的母亲，因突发脑出血仅10多个小时就离我们而去。她走得很突然、却很平静，虽然没有留下一句话，但以自己的一生践行了她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诚，对祖国和人民深深的爱，对家人、对朋友炽热的情感和无比的眷恋。永远怀念我们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三师分会 王刘明 王刘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