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军部历程跨度十年（自1937年12月25日在汉口召开军部第一次干部会议始，至1947年1月新四军编制撤销止）。其间，新四军军部一次创建、一次重建，因此先后有两个军部。

先简要回顾一下新四军军部的创建。叶挺于1937年9月获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陆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军长。叶挺应中共中央邀请，于11月初飞抵延安，得到毛泽东、党中央的首肯，因而成为国共双方都任命的军长，同时与拟任副军长的项英会合。

叶挺军长于11月下旬返回汉口，亲自选定大和街26号（当年属于日租界，原来是日本侨民的一栋临街的二层楼房，大和街常被误作太和街），亲自带人启封入驻，开始筹建新四军军部的工作，并启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给的新四军关防。

1937年12月，叶挺、项英在汉口开始召集军部成员。一批批从延安派出的红军干部和技术人员，以及来自南方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人员、叶挺熟悉的旧部与进步人士等，陆续来此集结。

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新四军的编组原则、发展方向、方针政策和组织领导。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简称新四军军分会），项英任分会主席（后称书记），陈毅任分会副主席（后称副书记），委员为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黄道。

12月21日，叶挺在南京会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商谈有关新四军的编制与任务等问题。

12月25日，叶挺、项英共同召开了军部第一次全体会议（已集结于汉口的军部成员参加），标志着军部基本建成，政治部、副官处和参谋处、军需处、军医处等开始运作。

初创的军部，担负的重大使命是创建、成军。项英、陈毅是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领导人，叶挺是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领导人，张云逸是“共产党能对国民党将领说话的人”（毛泽东语），又是叶挺在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战友。他们具有显著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指导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这几位军部领导人频频与国民政府、蒋介石交涉、谈判，在他们的召集下，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以及抗日进步人士、爱国华侨，还有延安派出的红军，陆续集结在抗日旗帜下，迅速完成集结，由国民政府给予编制，新四军正式成军过万人。

其后，新四军执行毛泽东“现时方针不在与他〔国民党军〕争若干的时间与若干里的防地，而在服从他的命令，开到他指定的地方去，到达那里以后，就有自己的自由了”的“五四指示”，到日伪占领区去，发展游击战争，并且立即东进，开赴抗日前线（习惯上，往往说新四军开赴敌后战场，其实新四军开赴的是抗日最前线，“敌后战场”是相对于国民党军主力担负作战的“正面战场”而言，新四军东进抵达的“敌后”包括沦陷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最富庶的苏杭与上海一带，正是日军重点占领的地区）。新四军1938年4月成军，5月即打响对日军第一枪（蒋家河口战斗等），惊动了日军认为稳固的占领区，迫使日军调集兵力回防。此后，新四军对日伪作战规模逐渐提高，从投入连级兵力的战斗逐次提升到营级、团级直至投入数个团协同作战的战役规模。在战略上，新四军牵制了10多万日军、20多万伪军，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使新四军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另一支人民军队八路军一起，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成为“新”的第四军，被毛泽东誉为“华中人民的长城”。

然而，皖南事变使新四军军部及其直接指挥的皖南新四军部队受到重大损失，北移失败。尽管其间从形势、战略、蒋介石施展阴谋等诸多方面可找出皖南新四军失败的原因，但皖南事变期间最大的失误是新四军军部初期，没有做好反国民党顽军摩擦的准备，遇袭后又指挥失当。军领导人早早放弃统一指挥以及指挥的失误，导致自身建制消亡——叶挺军长被国民党军扣押，项英副军长、周子昆副参谋长被叛徒杀害，袁国平政治部主任自戕，军部大部分干部战士牺牲、被俘、流散…… 没有团级成建制的突围成功。

   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的新四军军部仅持续了3年多时间。

   这一期间新四军军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颇受国民党政府掣肘，编制受限（明明是“军”级编制，却被限制于下辖“支队”仅10个团，还不允许扩大），经费受控（国民党政府发给新四军的军费不及中央军一个甲等师的军费），作战区域被指定，国民党监视人员（联络员）派驻军中，而且军中的中共党组织不能公开活动，不能在驻地建立政权和群众组织，无法快速发展壮大；这一期间另一个突出问题是一二把手时有不和，项英副军长行使军政委的职责，未能如毛泽东、周恩来所盼，处理好和非党员的叶挺军长之间的关系，叶挺多次出走、离开军部，不能不说这影响到了新四军更快、更好地发展。

这一期间新四军军部最精彩的战果是取得泾县保卫战胜利，在叶挺军长直接指挥下，以并无优势的兵力歼灭日伪军上千人，不仅保卫了自己，而且打击了日伪军“围剿”新四军军部的锐气，还极大提升了新四军在“友军”（国民党军）中的影响。可惜没有延续辉煌！

皖南事变枪声未息，蒋介石急忙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中共中央针锋相对，当即宣布新四军军部重建。此前几个月，由于刘少奇到华中，以及八路军部队南下支援新四军，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陈毅任副总指挥代理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注意，这已经打破了国民党对新四军编制的限制，设立政治委员职务），这个总指挥部实际上成为了军部的“备胎”。以此总指挥部为基础，实现了迅速重建新四军军部，叶挺任军长（仍被国民党关押），陈毅任代理军长，刘少奇任军政治委员——新四军军部重生！

既然国民政府宣布取消新四军编制，重建新四军军部和同时改编新四军部队就不再受国民政府的限制了！此后，新四军进入自主发展时期——自行决定部队编制，自行决定作战区域和驻地；恢复政治委员等政工领导职务，中共组织公开活动与发展；广泛建立根据地，建立地方政权和群众组织。

新四军军部重建后，军部拟制的计划是部队改编为4个师，而中央的指示是部队改编为7个师、1个独立旅，主力部队计9万之众（远超军级编制的规模），在根据地还采用了红军时期惯用的军区、军分区编制，地方部队编为纵队（支队）、独立团（营）、××团（以地方名称命名的部队）等。其后的发展更是海阔天空，真正实现了陈毅所言“寇能往，我亦能往”。

刘少奇主持华中党的工作并任新四军政委，如陈毅所说，刘少奇同志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到华北，华北抗日运动就有了大的发展；到皖东，同样展开了大的局面；到苏北，也一样如此。陈毅说，他是代表中共中央到这里来直接指导我们的，新四军直接在中央和刘少奇同志领导下，我们的政治方向不会错，能依照中共的政策做下去，就好像火车在铁轨上走，一定能够顺利的达到目的。

代军长陈毅和军政委刘少奇的搭档，尤其重视党的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确实让新四军的发展走上快车道。尽管国民政府取消新四军编制，也不再发放经费，新四军反而没有了掣肘和羁绊，中共中央的指示得以彻底贯彻执行。重建军部后不久，中央军委华中分会（新四军军分会）在盐城召开扩大会议，陈毅作《论建军工作》的报告，刘少奇作关于新四军部队建设问题的讲话，都提出了建设正规化“党军”的任务。陈毅明确指出：为建立正规化党军而斗争，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乃是本军的特质。这一特质，是本军发展壮大的基础。保持发扬和加强这一特质，不仅可以保证本军能够日趋强大，且可以进而保证本军抗战的支柱作用……党在本军的领导，就是本军特质的体现。会议后，新四军各部队健全了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

新四军军部组建了抗日军政大学（抗大）总校，而师的教导队“升格”成了抗大分校，最多时全军达到5所，先后培养了4万余人的党政军干部。

军部重建仅半年，日军企图消灭新四军军部，派出重兵占领军部所在地盐城。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领导抗日军民展开苏中1941年（夏季）反“扫荡”作战（即苏北苏中反“扫荡”，亦称盐阜区第一次大规模反“扫荡”）并取得胜利。其后，军部频繁转移驻地。

新四军原本就处于日伪顽（日军、伪军、反共的国民党顽军）三方的夹击之中，皖南事变后，顽军施压、摩擦日益猖狂，新四军处境险恶，困难重重。陈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施展军事、政治上的纵横捭阖，对日伪坚决打击，对顽军该打则打，该拉则拉，该团结的就团结，该孤立的就孤立……，处理复杂、纷繁的多方关系游刃有余，他不仅是军事家，也是外交家。

自军部重建后，刘少奇、陈毅总结原来军部领导的经验教训，在华中地区领导抗日军民大力创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苏、皖、鄂、豫、浙五省之日寇占领区，皆为新四军活动地区，形成了以苏北为中心，包括苏南、苏中、苏北、淮北、淮南、皖中、鄂豫边和浙东等根据地在内的巩固的抗战基地，从而根本上扭转了皖南事变给新四军造成的困难局面。军部重建不到一年（至1941年底），华中敌后根据地面积已扩大到18万平方里，人口约1500万人（约占当时敌后人口的1／3以上）。加上游击区约有25万平方里，其中比较巩固的根据地达10万平方里，其中人口约800万人至1000万人。

刘少奇因回延安准备参加党的七大，1942 年3 月，中共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由饶漱石暂行代理。

1942年冬，日伪军重点“扫荡”新四军多个根据地，而国民党顽固派趁日伪军发动新的“扫荡”之时，也加紧制造摩擦，企图进一步挤占新四军根据地。新四军军部一边移往淮南，一边指挥部队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清乡”、“伪化”和“蚕食”，并且挫败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与摩擦，不仅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还扩大了根据地，同时开展了整风、大生产、整训三大运动。

1943年，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中共华中局发出《关于坚持敌后艰苦斗争的指示》，要求“华中全党全军对今后华中敌后空前严重与高度复杂的斗争形势，必须有明确的估计，对敌寇的‘扫荡’‘清乡’以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等联合的进攻，必须有充分的准备，须从最坏处打算，从最好处去努力，才可避免重大损失”。同时提出华中全党全军必须坚决完成的彻底实行精兵简政，加紧战斗准备，更进一步依靠群众，加强边区与开展敌区的工作，加强统一战线与扩大交朋友工作等7项具体任务和工作。“咬紧牙关坚持敌后两年最艰苦的斗争，是目前华中全党最基本的战斗任务”。为此，军部进行了精简整编。

1943年11月，陈毅前去延安后，张云逸代理军长。此后，新四军逐渐“熬”过了抗战最艰难的相持阶段，仗越打越大，战斗力越来越强。

1944年春季，新四军发起了局部反攻，打破了日伪的地域、经济封锁，为战略反攻积聚了人力、物力和财力。

1945年春季，新四军实行战略反攻，攻城略地，解放县城30余座，歼敌数万，基本肃清了长江以北、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的日伪军，并开始称根据地为解放区。至1945年夏日本宣布投降时，新四军已经发展到30多万人，并有100多万地方武装，实现了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解放区连成一片。8月，新四军军部开始以华东解放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布作战公报。新四军原准备接收被解放区所围的日伪所占大中城市，由于日伪军拒不向新四军投降，新四军遂向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发起进攻，继续收复被日伪军占领的城镇。8月26日，陈毅在乘坐飞机赶往山东途中，中共中央任命饶漱石为新四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陈毅为新四军军长、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8月2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偕同周恩来、王若飞等，应邀飞往重庆与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而国民党军在美军支持下加紧赶往华中、华东，侵占新四军解放区。此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部署，要求新四军：抽调部队参加发展东北；主力开赴山东；浙江、苏南、皖南部队主力撤返江北。同时，中共的山东分局与华中局合并为华东局，指示陈毅、饶漱石都尽快到山东工作。9月，新四军军部开始北移，随后，新四军主力部队也逐步北移。

9月至11月，新四军主力陆续北上，从浙江、安徽、江苏往东北或山东集中，至10月底，己先后撤抵苏中、皖东地区。尔后，淮南、淮北部分主力部队及原苏浙、皖江部队相继先后进入山东。另有部分主力部队赶往东北，后成为东北民主联军。

新四军军部和新四军主力北移山东，显然是要保持中共在山东的稳固存在，这样既可再向北发展，夺取东北，又可以向南连接已有基础的华东、华中，战略意义明显。

10月初，陈毅从延安赶到时为山东军区所在地、山东解放区首府的临沂城，并任新四军军长。10月，组织起华中野战军。11月，军部移驻临沂城。国共双方还在谈谈打打、打打停停。12月，组成中共华东局、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及山东野战军。华东局和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的工作暂由陈毅主持。随后，华东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兼山东军区政委饶漱石从延安赶到临沂。

12月下旬，新四军兼山东野战军取得津浦路战役胜利，击退进犯的国民党军，把住了山东南大门。

1946年1月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新四军军部与山东军区合并，任命新四军军长陈毅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副军长张云逸兼军区副司令员，〔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兼军区政治委员。”

1月13日24时，国共两党停战协定生效。停战后出现一丝平静，新四军一度准备削减部队，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远离华中、华东、东北的国民党军明里、暗里加紧调兵。

5月8日，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完成整编。

全面内战爆发前，国民党在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周围布下的兵力，已达66个师、约52万人之众，其中，在淮南正面部署了国民党军头等主力整编第七十四师和第五军，在津浦线蚌埠至徐州段部署了整编第五十八、二十八、八十八、六十九、五十七师和第七军，企图切断山东和华中解放区的联系。其间，国民党军向山东、苏皖解放区的蚕食进攻达近千次，侵占解放区城镇村庄400余座。

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国共两党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调集国民党军10个整编师共30万人，大举围攻以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中原解放军（包括原新四军第五师）5万余人按中共中央既定方针和计划，分路举行中原突围战役，揭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从7月到9月，国民党军队先后向苏皖、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等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全面内战随之爆发。

此时的国民党军，由于接收了侵华日军百万人的武器装备，再加上美国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战胜利后给予的大量援助，装备先进、武器精良，其正规军，约四分之一是美械装备，一半以上是日械装备，四分之一是混合装备；不但拥有大量的火炮，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坦克、作战飞机和海军舰艇，并且能够得到美国海、空军的快速输送支持。

7月1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出了“迎击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的紧急动员令”。

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奋起迎战，7月发起胶济线阻击战，持续百天，使得渤海、鲁中、胶东三个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此后，华中野战军开始了苏中战役，经连续作战，取得“七战七捷”，这是全面内战爆发后我军取得的第一个战役胜利，同时也起到了战略侦察作用。山东野战军则取得朝阳集战斗胜利，华中野战军继而展开涟水保卫战。

经过七、八、九，三个月对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作战，山东、华中两个野战军虽然受到一些损失，失去了解放区一些城镇、地区，但同时也取得歼敌8万人的胜利，更重要的是部队在大规模作战中得到极大锻炼，改善了装备，逐步实现了野战兵团的集中统一，逐步完成了艰难的战略转变，准备更大规模的歼敌作战。

9月23日，山东、华中两个野战军指挥部奉中央军委电命合并，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当月，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得以会师于淮阴以北，集中了近10万人的兵力，以利再战。战役战斗要越打越大了！

11月，山东野战军在鲁南进行台（儿庄）枣（庄）路反击战；华中野战军主力和山东第二纵队发起淮（阴）沭（路）反击战；华中野战军发起盐南反击战，均取得胜利。

12月，华中野战军进行了盐（城）南反击战；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集中主力24个团约10.5万人首次联合作战，发起宿北战役（这是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会合后发动的第一场大战役），历时4昼夜，歼灭国民党整编第六十九师3个半旅及工兵第五团等部共21530人（创下解放战争以来，一次战役歼敌数量的纪录），缴获火炮119门及大批枪支弹药，敌中将师长戴之奇自杀，副师长饶少伟被俘，迫使进犯鲁南的国民党军就地转入防御。

1947年1月2日，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集中主力发起鲁南战役（又称“峄枣战役”），历时18天，歼灭国民党整编第二十六、五十一师和第一快速纵队等共计53536余人，完满地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作战任务，取得在鲁南打“更大的歼灭战”的胜利，获得大量缴获，极大地改善了部队装备。鲁南战役成为新四军最后一战。

1947年1月21日，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和华中军区合并组成华东军区，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在鲁南地区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新四军番号至此撤销。

1月23日，在临沂召开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和野战军师以上干部前委扩大会议，初步确立了华东地区部队整编方案：组建华东野战军。

2月3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华东部队整编方案；同日，华东野战军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和华中军区合编为华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和山东军区主力部队合编为华东野战军；新四军、山东军区、华中军区、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番号正式撤销。

至此，新四军军部在战斗中走过了十年历程。

军部分会  田 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