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2015年9月8日的《人民日报》,头版有一张新闻照片,照片的左半边是5张朝气蓬勃的面孔,顺着她们好奇的目光看去,是一枚光彩夺目的勋章。托举着这枚勋章的是一位老人,他饱经风霜的脸上,此刻挂着孩童般纯净的笑容。
2015年9月,丁仲华在体育馆路小学的开学典礼上为学生介绍自己的荣誉勋章
那一年他89岁。70年前,他曾是抗日战场上的一名新四军战士。
5年多过去了,照片上的5个孩子从小学迈入了中学,她们的人生开启了新的一章。而那位托举勋章的老人走完了他94岁的一生。
这位入党73年的老共产党员,在遗嘱里嘱咐子女代他向党组织上交最后一笔党费,金额是10万元。
如果你称呼他是英雄,他会摆摆手,告诉你,自己只参加了7个月的抗战,又是从事后方工作,没有直接拿枪打敌人,贡献微不足道。
如果你称呼他是楷模,他会摇摇头,告诉你,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尽了该尽的义务,没有特别之处。
那么,应该称呼他什么呢?称呼他共产党员吧!称呼他丁仲华同志吧!
这一次,老人该会欣然答应。
“我是中华人,不当亡国奴”
1945年2月,在一趟由南京驶往芜湖的列车上,一位19岁的年轻人正憧憬着踏上抗日根据地的新生活。
这位名叫丁金海的青年出生在嘉兴,幼时长在苏州,1932年随家人搬往上海。1942年,他高中肄业后在一家化学制药厂工作。
就在1945年初,丁金海的发小孙亚平从新四军皖江抗日根据地到上海招募医务人员。孙亚平知道丁金海是“搞药”的,也了解他有抗日思想,靠得住,就找到了他。
这是丁金海等待已久的时刻。他早就想去根据地了,可根据地在何处?弄不清楚,又找不到关系,更不能随便声张,只能埋在心底,等待时机。
两个人一拍即合,丁金海把工作辞了,跟着孙亚平坐上了前往芜湖的火车。
从芜湖过长江,江北便是新四军第七师创建的皖江抗日根据地。虽然根据地建立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政治民主、治理清明,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事业,人民生活富足,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这与日寇占领下气氛肃杀、破败凋敝、民不聊生的上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丁金海被分配到新四军第七师卫生部材料科工作。参加革命意味着新生,他决定给自己改个名字作为纪念。丁金海琢磨着,自己在家排行老二,“伯仲叔季”,选个“仲”,再选个“华”字,“仲华”之意就是“我是中华人,不当亡国奴”。
到部队当天,丁仲华见到了父亲同事的儿子李新民,李新民此时已经是师卫生部部长。在丁仲华的记忆里,李新民是文弱的知识分子形象,如今变成了威武的革命军人,革命真有这般魔力呢!
丁仲华按照上海的习惯称呼他新民先生,李新民却告诉他,在根据地不能叫先生了,应该叫同志。
对“同志”这个词,丁仲华有印象。在上小学的时候每周都要开班会,背诵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其中有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那时的丁仲华对“同志”两个字没有什么深解。“到了根据地,人人互称同志,那是真的志同道合,齐心协力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同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后,丁仲华随部队转进山东。解放战争爆发后,新四军番号撤销,新四军第七师改为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
1947年3月,21岁的丁仲华在驻地山东省诸城县徐家沈马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他心怀党的理想和信仰,为了党的事业终生奋斗的起点。
丁仲华所在的药材科负责供应第七纵队的药品、器材、布匹、医疗器械等物资。野战部队行军打仗,一天平均要走七八十里,在淮海战役中,有一天走了125里地。“敌人有飞机大炮,我们就这么走,纯靠两条腿”。
在行军过程中,药材和医疗用品的运输主要靠民工用肩挑、用小车推、用牛车拉。解放军打到哪里,他们就支援到哪里;前线需要什么,他们就送什么。
在淮海战场上,丁仲华看到,很多民工自己吃“三红”(红高粱、红萝卜、红辣椒),省下小米、白面供应解放军;遇到刮风下雨,民工就把棉衣脱下来盖在军粮上,宁愿自己受淋挨冻,也不让军需物资受半点损失;战士们过河,衣服、鞋子被浸湿了,一觉醒来,发现老乡已经趁他们熟睡的时候用火把衣服、鞋子烤干了…… “共产党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共产党的力量源泉是人民群众”。这些丁仲华从各类文件中常常看到的话,在战场上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这些事在丁仲华的心里装了一辈子。无论过了多少年,每当回想起战场上亲眼所见的场景,他依然觉得心潮澎湃,那是一种与人民群众并肩作战所带来的壮怀激烈。他总是重复着陈毅元帅的那句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战士要听从指挥、服从命令,党员要忠诚于信仰、忠诚于人民——在革命年代的烽火中历练成长,20岁出头的丁仲华已经铸就了人生的底色。
堂堂正正当党的干部 老老实实为人民办事
丁仲华立过三等功,得过解放奖章。但他常说起的不是自己为了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作了多少贡献,而是自己得到了组织多少关怀。
“我在建国初得了肺结核,多亏了组织的照顾,我才活下来”。1950年,丁仲华在嘉兴第七陆军医院进行了人工气胸治疗和膈神经麻痹手术。在所在的部队开赴朝鲜战场的时候,他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疗养。躺在病床上的丁仲华心里很着急,担心的不是病情,而是自己得了“富贵病”,成了“拖油瓶”,而这个新生的国家多么需要年轻人为之奋斗啊!病榻之上,他开始从广播中学习俄语,为病愈后的工作作些准备。他和病友组成学习小组,读完了两年三个月的必修课程。1953年3月初,他到上海俄语广播学校参加面试,拿到了结业证书。
出院后,他被安排到南京市公安总队卫生科工作。在南京,他经人介绍,认识了他的终生伴侣郁蕴文。
“他是共产党员,所以要求对方至少是共青团员。”过了近70年,郁蕴文还记得丁仲华当时给介绍人提的要求。
郁蕴文出生在江苏宜兴的一个大户人家。新中国成立后,她背着家里跑出来参军,被安排进入徐州陆军医院护校学习,后来到了南京传染病医院工作。
两人通过相片相的亲,一个月后才见了面。“相亲的那张照片,他一直保存着呢!”郁蕴文曾经得意地提起。
1954年,丁仲华和郁蕴文在南京结为伉俪。1955年,丁仲华随部队驻扎南昌,从卫生部门转至组织部门工作,任防空第二师干部部助理员、空军高炮110师政治部组织科助理员、副科长;1961年,调往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工作。
这个家庭的足迹从南京到了南昌,又从南昌到了北京。其间,他们的3个孩子——大女儿丁春平、儿子丁一平、二女儿丁秋平——相继出生。
在家里,丁仲华常常对姐弟三人讲起革命年代的一个亲身经历,那是人民群众给他上的生动一课:
1948年3月,华东野战军攻打山东潍县(今潍坊市),丁仲华所在的第七纵队担负阻击济南援敌任务。有一天晚上,部队在博山县附近的一个小山村宿营,丁仲华在老乡家痛痛快快地擦身、洗脸、洗脚,照例将水倒掉。这时,他察觉到房东大娘正用异样的眼神注视他。到了第二天清晨,他见到村里的青壮年从山下三四里地外担水上山,把水藏在屋内,下地锁门。老乡们用水更是异常珍惜,盥洗后的水留着,澄清后用来洗衣服,洗衣服后的水也不倒掉,用来和泥做煤饼,刷锅水则用来喂猪,一滴也不浪费。此情此景让丁仲华深感内疚,于是真诚地向大娘道歉。
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丁春平写道:“父亲用这个极为深刻的、终生难忘的经历告诫我们要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我们家里的洗澡水、洗衣水得用来拖地、冲厕,淘米水、洗菜水用来浇花草,父亲的袜子也总是补过来补过去。”
“小时候,父亲就教育我们要堂堂正正做人、真真诚诚待人、老老实实为人民办事。但大道理说得不多,身教重于言教。”丁一平回忆道。
丁一平记得,小时候有段时间家里总是来客人。后来他才知道,那些客人是从全国各地来的转业军人。“那段时间父亲负责所在部队的转业军人安置工作,他做这方面工作公平公正,讲原则,严格按照政策规定,所以大家都认可他。到了地方工作后,他们有机会回北京还惦记着来探望他”。
1973年,丁仲华到民航总局工作。原民航总局副局长鲍培德、原民航总局纪委书记李建玉当时也都与他同在政治部工作,40多年过去了,与丁仲华共事的时光他们记忆犹新。
“我当时是30岁出头的小伙子,老丁已经40多岁了,原来在部队就是团级干部,我们都敬重他。但是他从来不摆资格、不倚老卖老,只是满腔热情地做好组织交付的工作,包括很多拨乱反正的工作,对我们这些年轻同志真心实意、谦虚诚恳,这些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鲍培德回忆道。
李建玉告诉记者:“我与老丁曾经在一个材料清查小组一同处理文件,老丁做起事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极其细致、极其认真。后来退休后我们又在一个党支部里,凡是支部开会、学习,他都认认真真、点滴不漏地记录,这是几十年如一日不变的工作习惯啊!”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民航总局政治部组织部的工作围绕服务民航安全生产开展。当时组织部一项重要工作是在全国民航范围内推选先进党组织和优秀党员,选树先进典型。
原民航总局离退休干部局局长刘复初当时是丁仲华领导下的组织部干事,他告诉记者:“丁部长经常对我们说,组织部的工作要服务于当前的中心工作,评优评先要做实做细,更好地服务民航安全生产。他以身作则,经常带队深入基层,不远千里到一线去调查情况。”刘复初还记得丁仲华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并且每天都比大家“早到一点,晚走一些”。
上世纪80年代,民航掀起体制改革的大潮。丁仲华随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组频繁出差调研、检查。1986年,丁仲华在一次出差过程中出现眩晕症状,但仍然坚持完成工作。返京后,他的眩晕症状加重,最后被诊断为脑基底动脉供血不足。
1986年12月,丁仲华获批准从民航总局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岗位上离职休养。每每回忆至此,他总是感慨:“组织上给予很多,自己报答却少。”
身退心不休 信念永不丢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论是在位还是退下来,都要参加一个党的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都要履行党员的义务,决不能自由散漫,要像过去一样积极参加组织生活。”在一篇题为《做好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工作的体会》的文章里,丁仲华写下这样一段话。这是他内心的自白,也是他离休生活的真实写照。
丁仲华所在的民航局机关离退休干部法华寺党支部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先进基层党组织。从2001年到去世前,他一直任支部组织委员。
在参加支部活动时,丁仲华保持着“早到一点,晚走一些”的习惯。民航局机关离退休干部法华寺党支部党员、原民航总局副局长李钊记得:“每一次支部召开会议,当我走进会议室的时候,老丁都已经坐在位子上了,桌面上摆着笔记本。”
长期以来,支部会议的记录工作都由丁仲华负责。每一次他都尽量详细地做好记录,以便详尽传达给每位党员。当我们随手翻开那些保存良好的记录本时,每一页的字迹都非常工整,清晰地标注着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学习内容等。
除每周固定的学习制度外,法华寺党支部还有一项特殊的制度:坚持学习日交党费。
“老丁每次都特别认真细致地做这项工作,对于不在北京的同志,他会挨个儿打电话通知,还提前备好零钱,方便同志们。10多年来,从未出过一次差错”。民航局机关离退休干部法华寺党支部书记、原民航总局纪委书记张文德回忆道,每当收到交纳党费收据时,丁仲华便立即附上党费收缴明细表后传阅,供大家核对监督。年终,他会将本年度党费收支情况向支部大会汇报,留存党费如何使用问题经支委会研究,由支部大会讨论决定。
“收党费看似不是一件大事,但几十年如一日做好它,尽心尽力服务支部的同志,这体现了老丁对党忠诚的一面、对工作负责的一面,还有对同志热情真挚的一面。”民航局机关离退休干部法华寺党支部党员、原民航总局副局长徐柏龄说。
在丁仲华去世后的一次支部学习中,民航局机关离退休干部法华寺党支部副书记、原民航总局纪委书记李建玉对参加学习的党员们说:“老丁对自己很节俭,日常还经常穿着民航总局上世纪70年代发的民航制服。他时刻不忘党员义务,临终还惦记着向组织交最后一笔党费。我们远的(先进典型)要学,身边的(先进典型)也要学,要向丁仲华同志学习!”说话间,他总是不自觉地向丁仲华过去常坐的位子方向指去。
民航局机关离退休干部法华寺党支部的老党员们总是亲切地称呼丁仲华“老丁”。一来他年纪大,资历深;二来他热心肠,对支部的其他同志处处关心。
在采访的时候,民航局机关离退休干部法华寺党支部党员、原民航总局副局长闫志祥拿出了一封丁仲华主动写给他的信。信里,丁仲华向他详细介绍了通过手机购买日用品的方法。“我比老丁小8岁,他像老大哥一样常常帮助我、照顾我。我的腿脚不好,他就经常帮我从小区门口带午饭,并且送到家门口。这封信是他去年8月写给我的,那时候他的病情已经严重了,但还是挂念着我”。
在丁仲华家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大照片,定格了丁仲华89岁生日的一个瞬间。照片上的丁仲华开心得眯上了眼,在他的身边围坐着几个为他庆祝生日的小朋友。
离休30多年来,丁仲华格外重视对青少年的关爱。“做好下一代人的思想教育工作,我们国家的未来就有希望了!”这是他始终坚信的。
“我们代表社区邀请丁老参加一些宣讲活动,讲讲革命的故事,他总是谦虚地说,中国革命波澜壮阔,自己只是一滴水,表现平常,微不足道,就不去讲了。但听说是给周边的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们讲课,他又愉快地答应了。”法华南里社区工作人员刘瑾回忆道。
于是,头发花白、笑容可掬的老战士丁仲华就成了开学典礼上最特殊的参与者。在鲜红的国旗下,孩子们仔细聆听丁仲华讲述当年的抗战历史和革命经历。当提到战争的惨烈和战友的牺牲时,老战士声音颤抖、老泪纵横。
丁仲华语重心长地告诫同学们:“抗日战争的最大教训就是国家弱小,人民就要被欺负。希望大家不忘国耻,努力学习,德智体全面发展,为建设祖国而努力奋斗,为实现中国梦而奋发图强。只有国家兴盛强大,我们才能永享和平幸福。”
他忘不了孩子们纯真的眼神、蓬勃的活力;孩子们忘不了他璀璨的勋章、温暖的双手。
民航局机关离退休干部法华寺党支部党员、原民航总局副局长杨国庆记得,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他听丁仲华讲过一次自己的革命经历。“讲至情深处,他几度哽咽,可以感受到他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感情很真挚、很深厚”。
1997年3月,已离休10年的丁仲华应邀参与了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第七师暨皖江抗日根据地分会的筹备和成立工作。他先后担任了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届理事会理事,七师分会第一、第二、第三届副秘书长和第三、第四届副会长。
20多年在研究会所做的这些工作没有任何报酬,有时候甚至需要自己贴钱,但是丁仲华乐此不疲,常常自己坐地铁、坐公交车去参加活动。在参加与新四军有关的活动的照片上,丁仲华总是精神饱满,幸福地笑着。
“他是为革命作出历史贡献的拓荒牛,是俯首甘为人民勤务员的孺子牛,还是退休后继续为党的事业奉献的老黄牛。”张文德深情地说。
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
2020年夏天,丁仲华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大不如前了,原本圆润的脸消瘦了许多。
2018年,他被确诊患上肝癌。但两年来,这可怕的病似乎没有给他带来多大影响,走路照旧大步流星;上下楼、坐地铁能爬楼梯绝不坐电梯;去北京协和医院检查、治疗,自个儿挤着116路公交车就去了,民航局离退休干部局安排的就医用车,在病重前一次都没有用过。
能自己做的事情,绝对不麻烦组织,不麻烦别人,这是他的原则,谁劝也不好使。
病情陡然加重了。2020年8月16日,丁仲华在一张红纸上写下了遗嘱。遗嘱的最后一条,也是最长的一条,他写道,从抚恤金中取出拾万元作为向党组织交的最后一次党费……
2020年8月31日,丁仲华住进了医院。他知道,这一次自己不会再回家了。在临行前,他郑重地把一摞党务工作资料交给了党组织。
这里面有从1991年到2018年的15本党支部记录本,是每一次支部会议和学习活动的文字记录,每一本都写得满满当当、工工整整。另外还有2001年~2019年党费收支报告、党费收缴明细表和党费收据等资料共计171件。
他还找来了民航局离退休干部局法华寺党支部的工作人员魏庆中,交给他6个没有用过的空白笔记本。他说:“庆中啊,这6个笔记本还是新的,我用不到了。下一次如果离退休干部局有人过来,你帮我交还给他们吧!”
魏庆中酸着鼻子接过笔记本,装进了一个档案袋里,但一直没有交上去。“心里舍不得,盼着老人还会回来”。直到丁仲华去世之后,他才万般不舍地把这6个空白笔记本交了上去。
在丁仲华的家里,桌子上的抹布是一条破旧的枕巾;墙角的拖把是用旧秋衣改造而成的;天花板上有几处墙皮龟裂,用透明胶布粘着……家里的很多东西都是旧的,但是案头4本保存良好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熠熠生辉,翻至扉页,上面字迹清楚地分别写着“十二大”“十四大”“十六大”“十八大”。他把党章摆在案头,把党放在心里。
在生命最后的时光,丁仲华常常对老伴郁蕴文说起,与当年牺牲在战场上的年轻战友们相比,自己真的很幸福,看到了革命取得胜利,看到了国家富强,看到了人民过上好日子,晚年还有组织提供的优厚待遇。
“其实他也有点儿不甘心,觉得自己的身体原本还那么结实,怎么一下子就不行了。他从革命的烽火里走来,在党和国家的培养下成长,他觉得应该多给他一些时间,让他为党的事业再作一些贡献,为人民服务下去。”91岁的郁蕴文说。
“他一生为党工作,拥护党,热爱党的事业。我们全家加上孩子们的爱人,一共八口人都是党员。对于他最后交一次党费的决定,我们都理解、都支持、都认同。我跟他说,这件事我一定给他办到”。
2020年11月26日,丁仲华同志在北京逝世。
他捧着一颗心来,那是革命军人保家卫国的雄心,是共产党员赤诚为民的初心,是人民公仆敬业奉献的真心。 他不带半根草去,炬光将尽之时,他还交代家人,在火化的时候不许为自己穿上新的衣服,只能从穿过的里面挑。 他一生忠于共产党员的信仰,不忘共产党员的初心,人民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
《中国民航报》评论
永葆共产党人的初心本色
今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百年华诞。回首风雨激荡的百年时光,我们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发出追问: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是什么样的?而在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答案中,我们汲取着前行的力量。
丁仲华,这名入党73年的老党员、老战士、老民航人用他的一生再次为我们写下了一个答案。不到20岁,他呐喊“我是中华人,不当亡国奴”,勇敢地投身民族解放事业。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战士,他听党话、跟党走,与人民并肩作战,为赶走日本侵略者、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立下功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中,离休后依旧不忘发挥共产党员的余热。73年初心不变、本色不改,对党的忠诚之心、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在他炽热的胸膛中跳动不息。
永葆共产党人的初心本色,要学习丁仲华同志信仰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不论是革命烽火还是建设年代,他始终按照党的要求办事,为党的事业殚精竭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民航发展甘为拓荒牛、孺子牛、老黄牛。他从不向组织提要求,从不为自己谋私利。他一生勤俭,却在病危之际不忘嘱咐子女代他向党组织上交最后一笔党费,金额是10万元,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不忘党员义务。
永葆共产党人的初心本色,要学习丁仲华同志时刻以共产党人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对待工作,他知行合一、兢兢业业;对待同志,他谦虚诚恳、热心待人;对待家人,他坚持原则、言传身教。任凭风吹浪打,他严于律己、坦荡无私,始终坚守着共产党人的精神坐标。
永葆共产党人的初心本色,要学习丁仲华同志身退心不休,为党的事业永远奋斗。十几本工工整整的支部会议记录,没有一丝差错的党费收缴明细表,这是一名离休老党员积极参加组织生活,坚持学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履行党员义务的“宝贵成果”。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我们要向丁仲华同志学习,不忘共产党员的第一身份,凝聚起万众一心建功新时代、建设民航强国的磅礴力量,为党的百年基业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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