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纪念日。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顽强奋斗，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重大胜利。今天，14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正在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回忆自己从一个少年学生，到参加新四军，走向抗日，走向革命的过程，来纪念我们伟大的党的生日，来表达我对党深深的热爱。

从朴素的“读书救国”到走向革命

我的家乡是江苏省南通县金沙镇，家住双井附近。我于1926年11月28日出生，父亲韩叔鑑，母亲姜琢如，祖父韩松涛，家里经营着一家香店，由二伯、四叔们经营。我父亲一直专心读书，肆业于南京高等工业学校，回乡在本镇北门小学当教员，后在南通县教育局做事；家中一直依靠他的工资收入和香店的部分收益作为经济来源，哥哥韩玉林比我大1岁，弟弟韩平比我小9岁，家中当时还有堂兄和堂姐等一起生活。

1932年，我入附近的北川门小学校读书，后来到运河南岸的金沙完小读书，当时对语文、算术、常识、历史都比较喜爱，课余时间也喜读一些历史故事书。隐约记得当时也有所谓“读书救国”，从小在我的心目中就将读书、个人前途和救国联系在一起了。当时朴素天真的想法就是要好好读书。当年在上小学时，常有国耻纪念日，逐渐懂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我国东北三省等地。1937年发生了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938年3月17日，南通县城沦陷。日寇的飞机肆意扫射，小学校停课了！我当时11岁，随着父母亲在唐洪灶乡间亲戚家逃难。当时只见东乡的人向西逃，西乡的人们向东逃，惶惶不可终日。日寇烧、杀、抢、掠的噩耗不断传来。老百姓们到处盲目奔跑，在乡间的所见所闻，自己内心里似懂非懂，觉得有些紧张。

1938年，日寇侵占了金沙镇。侵略军到处践踏、蹂躏，日寇将我家和附近几家的住宅霸占为兵营。家中的家具、被服和很多用品被洗劫一空，荡然无存。我们无家可归了！我幼稚的心灵燃起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仇恨！

由于南通的家被日本鬼子占领，1938年秋，母亲和哥哥、弟弟先去上海大舅舅住处寄居。1939年春，父亲送我也到了上海寄居在大舅姜子和家，住在古柏路。那一栋房子里住了四五家人，六间房住有几十口人，都是由南通金沙逃难来上海的。由于人多，房子挤，夏天我和哥哥就睡在地板上。到沪不久，我插班入了古柏小学五年级读书，直到1940年夏小学毕业。接着考入育德中学初中上学。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威胁租界，育德中学校停课。 1942年春跳级进入东南中学初三学习，于1942年暑期初中毕业。

在上海寄居期间，上海的工人、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相当活跃。在古柏新村二弄邻居大学生李家镐的主持下，我和小学的很多同学在课余时间参加了里弄儿童们的一些抗日宣传活动，比如散发抗日传单等。那时父亲经过同乡亲友介绍已经去昆明谋职业，母亲带着我们弟兄三人仍寄居在舅舅家。

旧上海是个无序动乱的都市，一方面地主买办资产阶级追逐利润，发国难财，纸醉金迷，过着腐朽的生活。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过着贫困交加的生活。1941年开始，我看了一些进步的书报，开始懂得了要民主自由、要民族独立，就要坚持抗日战争。并隐约晓得中国共产党是抗日的，是为劳动人民谋利益的，令人憧憬和想往，这是我革命思想的萌芽。1942年，听说苏皖一带新四军所在地抗日形势很好，于是我就滋长了出走到外地，找新四军的想法。

参加新四军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8月，同住在一栋房内的我的堂兄姚溱，由上海去新四军淮南抗日根据地（他是党派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常常来往于上海和根据地之间）。他当时对我母亲说，要带我去安徽东北部某中学读书，我母亲欣然同意。1942年8月28日的晚上，我随身带了一条旧被子和一个小旅行袋，跟着姚溱搭乘由上海开往镇江的火车出发了。第二天早上到镇江，乘轮船过长江抵达扬州，又乘长途汽车到天长县境内，当晚在乡间一家担任“交通站”的村民家里搭伙，住了一宿。

8月30日，我们到达了淮南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天长县某区人民政府的所在地。在那里我看到，到处都是民兵的操练声、军号声、嘹亮的抗日歌声。生活在那样的氛围中，感觉呼吸特别舒畅，心境十分开朗。接着由青年接待站介绍，于9月1日前往县古城联合中学，当日到达，编入该校高中一年级学习。校长是郑伯川，副校长是张威。这是一种新型的学校生活，集体住宿、用餐、上操、上课，学政治、学文化，开展革命文艺活动。在这期间，我们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论持久战》等光辉著作，开始懂得了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抗日战争的形势和特点，觉得很有收获。当年9月，日本鬼子向我们根据地“扫荡”，为了配合反“扫荡”斗争，学校高年级组成文工队，去半塔等地开展宣传活动。

文工队由政治指导员余绗、白桦带队，我也参加了。文工队晓行夜宿，辗转跋涉，进行演出，从事宣传活动。就在那时，我学会了唱《东方红》这首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歌曲。这首歌给了我力量，鼓励我前进！到9月下旬，我们回校，并转移到新浦附近。为了对付敌人的残酷“扫荡”，对外地来的同学进行动员疏散。经学校同意让我找到姚溱，由他写信给汪道涵（时任行署副主任）， 旋即由行署的联抗出函，介绍我去新四军淮南津浦路西根据地工作。

10月的一天夜晚，我们一行五六人由联抗介绍，随着一支正规部队悄悄地越过津浦铁路，向路西军分区目的地进发！我们一行途经池河镇，到达淮南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所在地的望巴阳村（属定远县），当时司令员是陈庆先。那时我还未满16周岁，经司令部参谋处下令，派我到司令部直属的特务营二连当文化教员，连长是马全山，政治指导员是杨西凤。我生活在连部，同战士们一同操练，给他们上文化课和开展文体活动。当时在连队生活紧张、愉快，得到连干部对我很多的关怀和帮助，这对我是一次学习锻炼的好机会。

1943年3月间，组织上调我到司令部供给部所属军工总厂厂部当文书，办理文书统计等事宜。当时总厂厂长是老红军干部戴启华，教导员是丁植民，他们对我都有很大帮助。军工总厂下设有榴弹厂、修械厂、被服厂和皮革厂。当时地处敌后农村，一切都因陋就简，利用庙宇做厂房，大家住草房、吃淡饭、穿草鞋，生活虽然艰苦，但工人们日夜奋战，材料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到敌占区采购材料。我们厂址距离日本鬼子的据点，仅有几十华里，因为有人民军队的保护，有群众的支持，坚持军工生产日夜不停。同志们这种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事实教育我必须艰苦奋斗！后来修械厂的陈厂长因公不幸殉职。这些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和光辉形象，使我永远怀念。

1943年8月，总厂长戴启华调到淮南津浦路西专员公署工作，我随他一同调动。到达了专署驻地任加湖村。当时专员是郑抱真，秘书长是罗平。

经过联中学校、连队和军工厂的学习和锻炼，思想认识逐步提高，到军工厂后，自己开始产生了申请入党的要求。戴启华、丁植民，还有秦军需先后同我谈话，给予我启发和帮助。组织上还送给我几本小册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持久战》。通过学习，进一步认识到：“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专员公署机关在定远县藕塘附近。戴启华调任专署财政分处副处长，处长是周光春，我在粮食科内担任核算，审核所属各县粮食预算决算和办理填写为部队向各县调拨粮食的支付命令书等工作。当时同处的青年同志较多。有胡诚、戴芳、周静等人，他们都是党员，对我很关心和帮助。特别是戴启华对我教育较大。我于1944年夏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书，1944年12月，反“扫荡”和反顽战斗刚结束，我随同专署秘书长罗平从占鸡岗参加支前工作回来后，专署迁移到大赵家村时，机关政治指导员张静通知我，已被批准入党，介绍人是戴启华同志和胡诚同志。批准入党日期是1944年12月15日，候补期三个月。后来又批准按期转正。

从此，党赋予我以珍贵的政治生命，给我指明了终身奋斗的政治目标和理想。在党组织的直接关怀和教育下使我能不断改造自己的思想，跟着党，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向前进！

调淮南抗日根据地津浦路西专署工作

1943年9月，我随同戴启华调到淮南津浦路西专员公署财政分处曾担任粮食科核算员会计科科员、货管股股长工作。那时工作很紧张，第一次参加了整风学习，阅读的毛主席关于“整顿三风”的重要著作，又经历了数次反“扫荡”和反顽斗争，受到一些锻炼。

1944年春、秋两季，日本鬼子进犯我根据地，我们专属同志经历了两次反“扫荡”。那时候，专署机关转移，常常彻夜行军。秋季，一次在定滁山区打游击，因天黑下雨，我们在途中迷路，记得从“二十四块田（村名）”转出，半夜走了几十里，结果还回到“二十四块田”原地。那时差不多夜夜走路，到宿营地后在老百姓家打地铺。由于环境紧张，睡觉垫稻草、盖稻草，背包不打开，当枕头。一有敌情，背起背包就出发。这使我得到锻炼，学会夜间行军，适应战时环境下的艰苦生活，同志们的革命意志都很旺盛！

1944年秋，当日本鬼子的“扫荡”刚被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就伺机向我六旅部队挑衅进攻。主力部队开展反顽战斗，我参加专署的支前工作组，往占鸡岗一带做支前工作。1944年开展大生产运动，我们机关人员去驻地周边山上砍柴，来回行程约30里，还要翻山越岭涉水，我逐渐锻炼得能挑四五十斤重的担子回来，这是劳动的收获！那时还利用早晚闲时，开荒种菜，大家拾粪、积肥、挑水、种菜浇菜，干得都很起劲。收获时将菜交给伙房，往往是超额完成。自己种的菜，吃起来特别有一番兴味，农忙时，我和同志们还到机关农场参加农业劳动。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为了向敌占区进军、受降，便于开展工作，我们专署由乡间迁入定远县城。支前战斗和开辟新区任务繁重，专署和各县人民政府工作十分忙碌。人民群众斗志昂扬，热情高涨，支援主力部队向敌占区进军和忙于生产，人民向往和平。

迎接抗战胜利 坚持游击斗争

全面抗战八年，在党中央，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全国人民终于打垮了日本侵略者，盼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945年8月15日是个值得庆幸的日子，解放区一片欢腾，大家欢呼抗战胜利了！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这时在津浦铁路沿线陈兵挑衅，蠢蠢欲动，意欲窜犯我津浦路西根据地。1945年底，主力部队和专署机关均转移到津浦路东地区。年末，当时组成一个游击支队，由政委杨效椿（兼中心县委书记）和司令彭济伍率领，有一个多营兵力，留在路西地区，坚持游击斗争。专署决定留下民政科科员钟浩和我（当时任会计科科员）两人参加支队行动和工作。我们支队为了保卫根据地各县人民群众，流动于定远、滁县、凤阳之间各地，边行军、边主动打击敌人，取得了战果。支队辗转近两个月，我一面料理各县向支队上缴的财政收入工作，一面参加执勤放哨，过的是军事游击生活，环境虽然紧张，迁移频繁，生活艰苦，对自己是一次难得的锻炼。到1946年初，形势缓和，主力部队、专署机关回到路西，支队撤销，我俩又调回机关工作。

1946年2月专署成立货管局，局长由周光春兼任，副局长是王佩玲，我调到该局货管股当股长，主要任务是编纂“商情通报”，以便各县货管部门掌握商情动态，对敌斗争，开展业务。

1946年4月初，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包围我津浦路西根据地的罪恶阴谋，专署机关再次向路东转移。主力部队集中待命，专员裴海平带领我等少数人到主力部队的司令部驻地，配合工作，随他们一起行动。后来敌情紧张，司令部要马上精简，裴专员通知我随司令部参谋处的四五位同志立即出发过路。那天，我们冒着瓢泼大雨，在当地民众的热情帮助下，泅水抢渡一条正在洪水猛涨的河流，连续走了30多小时，才到红心铺附近歇息。次日，经区人民政府派向导和民兵数人，于夜间送我们无声无息地从敌人的碉堡间穿行，终于安全越过了铁路，在第二天凌晨到达津浦路东地区。我们在盱眙时，忙了一阵夏装的抢运和领发工作，接着我们从盱眙迁移到蒋坝待命。我们专署内的一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刘兴高，一直没有转来路东，后来得到不幸的消息，得知他在路西突围时不幸牺牲。这位老同志原来在金库工作，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为人勤勤恳恳、朴朴实实，值得我怀念和学习！

参加建大学习，永远跟党前进

1946年4月间，周光春率我等几个人准备调往苏皖边区政府粮食局工作，我们由蒋坝动身经由高良涧到达苏皖边区政府所在地淮阴市。我要求到华中建设大学学习。经组织上同意，我到建大考委会，经考试录取后编入五班学习。当时校长是李亚农、夏征农，教务长孙叔平、沈鹰。五班班主任是章杰，同班同学有高志明等人。在校学习文化和政治理论等课程。大约有一个多月的光景，解放战争在苏中地区全面开展，战斗十分激烈。我们全班同学离开学校到淮安军医院为伤病员服务。我被分配在重病房，担任生活护理工作。这些重伤员同志在前线奋战后，伤势很重。但他们革命意志无比坚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工作约一个多月，使我深受革命精神的教育，那些伤员同志忘我的高大形象，至今尚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6月间，建大学校奉命向山东开始转移，我们离开军医院，随同学校北上。

我们经长途徒步跋涉，经过益林、涟水等地，于9月间到达山东滨海区的坪上村。学校重新编组，将我编入干部班一班，班主任是高志超。同学有陈刚，印大钧等人。当时主要学习政治理论，我们人在建大学校，内心十分关心解放战争。

1947年春，新四军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先后调华东军区总兵站部、华东汽车运输公司、青州纵队二大队、上海市军管会航运处调研组等担任股长、副科长等工作，1950年调交通部工作直至离休。

我今年95岁了，回想自己的成长历程，回顾入党这77年，离不开党的光辉指引，离不开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的培养教育，离不开许多老前辈的言传身教。今天，看到我们伟大的祖国不断繁荣昌盛，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心里感到十分欣慰，使我更加加深了对党的热爱和对伟大祖国的热爱。衷心祝愿伟大的党继续带领全国人民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路途上不断前行，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

一师分会 韩祥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