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年 4 月新四军军部转移到皖南歙县岩寺，各支队集中整训。部队刚到岩寺，国民党三战区就派点验组来点验人数。名义上是不允许部队吃空饷，实际上是想把新四军的编制数卡死，限制新四军发展壮大。半个月点验完毕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下命令：新四军军部不能久住岩寺，要向前方移动。

5月，新四军三支队 2100 多人，在谭震林副司令员带领下，跟随军部挥师北上。先随军部到达南陵土塘， 7月下旬在南陵马家园一带对日军作战，以 4 个营的兵力接防青弋江、马家园和红杨树，成功地抗击日伪军多次进攻。

11月，日军占领了铜陵、繁昌沿江地带，国民党驻军节节溃退。当时国民党三战区总部设在皖南屯溪，危急之中，司令长官顾祝同又命令新四军三支队移防铜陵、繁昌等地。1938年12月11日，驻繁昌国民党川军全部撤退，繁昌成了无防之城。日军进入县城并企图长期占领。 12月15日，新四军三支队在谭震林的率领下，来到抗日前线铜繁地区，开始两年多的对日作战、保卫繁昌、巩卫皖南后方的艰巨任务。[①]

国民党为了推行其“借刀杀人”计谋，采取“限制阻挠、画地为牢”的办法，规定新四军三支队在皖南活动范围，该地北有长江阻隔，正面是日军，这一沿江狭长地带是日军长江交通的重要侧翼，就是要新四军为国民党三战区总部看大门，并借日军之手消灭新四军。

新四军三支队来到繁昌后，在谭震林的领导下，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不仅能立足扎根，而且迅速发展壮大，粉碎了日寇侵占繁昌的企图，并使蒋介石妄想借日寇之手消灭新四军的阴谋彻底破产。

一、深入农村做好民运工作

三支队到繁昌之前，日伪军经常下乡“扫荡”，烧杀淫掳，无恶不作。国民党军队虽然抗日，但是祸害百姓之事时有发生。土匪和顽军经常骚扰百姓，进行反共宣传和欺骗，污蔑共产党“共产共妻”、新四军“游而不击”等等，使江南老百姓对共产党和新四军存在戒心和疑虑，非常害怕而不敢接近新四军。

新四军三支队来到繁昌以后， 谭震林同志提出： 三支队不是单纯的军事组织，也不能单纯的搞统一战线，要做好民运工作，发展地方党员， 建立地方党的组织。三支队在支队设民运科、团设民运股、连设民运委员和民运小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民运系统。从1938年底开始，派出大量民运工作队，脱下军装穿便衣，深入农村，广泛开展抗日宣传、社会调查，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帮助民众保卫村庄、解决民众疾苦等工作。因为新四军部队纪律好，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还为老百姓做好事，改变了群众对共产党、新四军的看法，消除了疑虑。新四军以爱民模范行动，博得了繁昌人民的好感，他们把新四军看成真正的抗日队伍，是人民的子弟兵。

谭震林同志经常深入到各乡村， 检查了解和指导民运工作。 由于出色的民运工作，人民群众被广泛地动员起来，为新四军在繁昌的立足和发展打下了群众基础。田秉秀（后改名葛慧敏）是三个县妇女运动的负责人，谭震林和她就是在这儿相识、相爱并共结连理。在人民群众支持下，新四军三支队成为一支常胜之师，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三支队的民运工作， 成为组织、发动群众投入抗日战争和对敌斗争的一项重要法宝，是新四 军开辟新区的成功典范。

二、建立党组织和抗日民间组织

新四军第三支队进驻繁昌后，在谭震林为代表的支队党委领导下，立即成立了中共铜南繁中心县委，管辖整个铜陵、繁昌和南陵的第四区，配合新四军三支队民运工作。

三支队党委决定：支队部各机关人员、连队和民运干部都要帮助开展地方党建工作。先后派出50多人组成工作组，随民运工作队分赴各区、乡从事党建工作。

在三支队的帮助下，繁昌党建工作首先从三支队驻防的国民党统治区内开始，由山里向山外，逐步向日军占领区展开。民运工作队所发展的党员先交给中心县委，再组建党支部。1939年2月，被国民党破坏的繁昌地方党组织，首先在敌前的山区得到了重建，然后迅速向圩区和敌后地区发展，随后建立区委党组织，各区委再继续直接发展党员。

1939年4月中共繁昌县委成立后，到年底，全县建立了206个党支部，发展党员973名。发展的党员多是贫苦农民，少数是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和私塾教师。

三支队在帮助地方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同时，发现和培养地方干部。谭震林同志经常深入到各乡，检查指导县委党训工作，并亲自在“抗日救亡训练班”上讲课。通过举办训练班，从学员中考察培养入党、建党对象。结业后分配到本地工作，成为当地抗日救亡工作的骨干。通过不定期地进行干部培训，培养了一大批本土干部。

1939 年至 1940 年底，是中共繁昌县党组织大发展的两年全县建立了5个区委、258个党支部，党员达1211人。全县区委领导和部分县委领导成员基本上做到了地方化。三支队的党建工作，是提升共产党的影响力、号召力和战斗力的关键。

三、新四军在皖南不断发展壮大

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当局害怕新四军发展壮大，不准新四军建立地方武装。谭震林领导下的民运工作队，在建立各种抗敌协会的同时，帮助农民建立自卫队武装，保护自己的村庄和家园，国民党地方当局也不好过多反对。

繁昌西南山区有许多持猎枪会打猎的农民，工作队将他们动员组织起来成立自卫队，就叫“猎户队”，组织身份是合法、公开的，摆脱了国民党限制。他们既是地方群众武装，也成了新四军领导下的不脱产的抗日武装，成为壮大革命队伍的重要手段。 到1939 年春末，全县有 1000 多持土枪的进步青年参加了这个组织，并成立县、区、乡、保 4 级机构进行组织领导，最多时达两、三千人。其中许多青年农民纷纷要求参加新四军，到前线去杀鬼子。与此同时，三支队还收编一些地方武装，组建了游击队，并在红花山区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 经过 3 次改编， 有 280 多人被扩充到新四军队伍。

猎户队和游击队在站岗放哨、捉汉奸、搞情报、做向导、配合部队作战、开展减租减息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新四军最可靠的助手，是地方重要抗日武装，在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部分人员被编入新四军。

1939年11月初，日军集合1600多人，准备先夺繁昌，再会合成 3000人马向军部云岭推进。叶挺军长接到情报后决定，把歼灭这股敌人的任务，交给谭震林的三支队完成。

此时，第三支队只有 4 个营的兵力。此战虽然人数是3000 对3000，但新四军武器装备都处于劣势。谭震林向叶军长建议：“以人民战争来弥补武器的低劣。”叶挺军长却笑着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如何来得及呢？”谭震林神秘地将皖南“私下”组织发展 5000 多人 28 个游击队和繁昌 1000 多人的猎户队的秘密， 公开向军长报告，得到叶军长和项副军长的认可。这也是取得繁昌保卫战胜利的关键之所在，也是新四军三支队在皖南发展壮大的真实写照。

四、统一战线和依靠民间抗日组织行使行政工作

新四军要立足繁昌，不但要广泛发动群众，还要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来争取和团结一切抗日力量。通过谭震林亲自做工作，三支队司令部附近的地主潘乐山就打消了顾虑，主动把粮食卖给新四军做军粮。在他的影响下，其它地方的地主也都信任新四军。

繁昌县的国民党县长张孟陶等地方官员，在新四军的影响下，不仅拥护抗日，并号召广大青年，坚决抗战到底。新四军军部还组织了铜南繁三县的130位地方官员开会，介绍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和各地新四军英勇抗日的事迹。张孟陶承认“在沦陷一半的繁昌主政，主要靠新四军的支持和帮助”。三支队还与川军开展联谊活动，搞好国共友军关系。同时争取了地方帮会头目，把地方帮会武装改造成抗日游击队。

三支队驻繁昌期间，建立了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猎户队等抗日进步群众团体。这些半政权的群众组织，在宣传抗日、动员参军、送情报、带路、支前、劳军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可能建立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权的情况下，不少农抗会就成了无政权机构的行政工作组织。特别是猎户队在治安保卫、推动开展减租减息政策的施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新四军三支队的军饷由国民党按核定人数限额供给，新四军及地方党组织活动经费非常困难，物资供应相当紧缺。 一些深入敌后的工作人员，每餐只发5分钱的伙食费。 很大部份军饷是靠群众团体帮助募捐、慰劳等来解决的。群众团体的半政权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把抗日战争变成人民战争

繁昌是皖南的门户，是联接大江南北的交通枢纽，更是新四军军部及后方基地的屏障。日寇要“扫荡”皖南，三支队所处的繁昌地区首当其冲。

谭震林率领三支队来到繁昌，是在敌顽夹缝中坚持抗战。主要依靠发动群众、团结各党派力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发展地方武装积极地打击日军，坚持正面抗战与游击战的结合，粉碎日军“扫荡”。

1938年12月26日，日军趁新四军三支队刚进入繁铜地区不久，就集结 200 多人向三支队五团驻地中分村发起攻击，企图消灭或赶走新四军。谭震林亲自指挥五团利用有利地形打退了日军，并乘胜追击，一举攻克繁昌县城，占领了这个战略要地。繁昌保卫战的帷幕从此正式拉开。

1939 年新四军三支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对日军作战达 192 次之多，在与敌人的浴血战斗中树立新四军的威望，把抗日战争变成一场人民战争。1939 年，日军五次占领或企图占领繁昌县城的较大进攻，都被新四军三支队击退，取得五次繁昌保卫战的胜利。

繁昌五次保卫战的战斗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敌军人数一次比一次增多，战争情形一次比一次惨烈。其中11月的第四次保卫战历时 15 天，日军向新四军发起 3次大规模进攻均遭失败。谭震林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其中“峨山头搏斗”“塘口坝血战”残酷激烈，打得惊心动魄，也打出了新四军的威风。

11月8日晨，日军出动600人的步骑兵，配备迫击炮和重机枪等武器分三路扑向繁昌城。他们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气势汹汹向繁昌县城发起进攻。敌人数虽少，但武器精良。谭震林分析敌情，避免在城里死守与其决战，而是采取宽正面、大纵深的部署，对敌人形成包围之势。日军进入繁昌县城后，猛烈炮击峨山头，几百个日军向山上猛冲，都被三营打退。下午3时，新四军开始从四个方向展开总反攻，六团三营一部从峨山头直扑城内，五团一营、二营从城北和西门，相继杀进城内，战士们一边冲，一边喊着“活捉鬼子!”、“缴枪比赛!”的口号。一营一连三排，在排长祝希林的率领下，和日军展开了肉博战，在大量杀伤敌人之后，全排战士伤亡，日军也有大量伤亡。苦战一天日军不支，天黑开始溃退，新四军两面包围追击，敌人施放毒气，才得以逃生。战后，部队勇敢与敌进行白刃战和巷战的精神受到叶挺和项英的高度赞扬。

11月14日，日军不甘心失败，又出动步炮兵1500多人，趁夜向繁昌进发。这次新四军利用塘口坝一带有利地形与敌人展开激烈的阵地战。谭震林亲临前线指挥，多次躲过日军精准的迫击炮狙击，指挥部队阻击和包抄增援之敌。激烈的阵地争夺，从临晨2点直到半夜12点，22小时血战，直到击毙敌酋川岛中佐，使敌人失去指挥，仓皇逃窜。塘口坝血战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现在繁昌县纪念馆里还保存着当时群众为鼓舞士气冒着枪林弹雨送到前线的战旗。叶挺、项英再次高度赞扬了三支队“自我牺牲、英勇奋斗、攻击勇猛”的精神。

经过一年多的血战，日军屡屡失败，只能放弃与新四军争夺繁昌的企图。其头目甚至哀叹“看来要在共产党手中夺取繁昌是不可能的”。

繁昌保卫战是新四军在皖南与日军展开的正面战争，新四军《抗敌报》称其为 “芜湖失守后的最大血战”，“皖南抗战史上空前伟大的胜利”。 粉碎了日军“扫荡”皖南的野心，得到军部和三战区的嘉奖。

繁昌保卫战的胜利，也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借刀杀人”的诡计，驳斥了他们对新四军的种种诬蔑之辞。一位常住三支队专门监视新四军的三战区特派联络官，在五次保卫战胜利之后,不得不在谭震林面前承认:“一年来，随谭司令转战皖南，亲自得见贵军志诚抗日，坚贞不渝，令人钦佩之至，社会上说贵军‘游而不击’，实属谣言。”此人从此离去，一去不返。

繁昌保卫战的胜利，充分表现了谭震林高超的作战艺术和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在谭震林的领导下,新四军三支队的将士们，以自己的一腔热血和生命谱写了新四军皖南抗战史上的光辉一页，为保卫繁昌、保卫皖南、保卫新四军军部，开辟长江两岸交通联系，建立和巩固皖南抗日游击根据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谭震林带领的新四军三支队来到皖南繁昌，取得繁昌保卫战的胜利，并得到发展壮大。1940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派谭震林到苏南常熟，统一领导苏南东路地区党政军全面工作，他又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安徽省芜湖市繁昌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伍先华

[①]《新四军征战日志》第 44 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0 年 8 月第 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