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著名作家刘白羽同志说，“使我感到惊奇的、听说编这样一套书就一个人，花了近十年的时间。一个人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埋头工作，我很感动。”

这“一个人”就是我的父亲吴早文，这“一套书”就是他一人策划编辑的《将帅传记回忆录》丛书。

首先问世的是《刘伯承回忆录》，之后是《刘伯承回忆录·二》和《刘伯承回忆录·三》。《徐海东将军传》、《艰苦岁月》、《往事沧桑》、《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千万里转战》（粟裕）、《非凡的年代》、《征战纪事》、《第二野战军纪事》和《记刘帅》。此为丛书第一辑12种。

第二辑13种：《罗荣桓元帅纪事》、《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初编》、《二十八年间·续集》、《二十八年间·三集》、《将军历险故事集》、《名将之鹰》、《征途集》、《将军生死录——皮定均传》、《血色年华——聂凤智将军传》、《武功儿女翻江海——我和李珊的战斗生涯》、《李德生征程忆怀》、《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华东战场参谋笔记》等。第

三辑4种：《普通一兵：记“文化将军”陈沂》、《风雨征途：记李士怀将军》、《浴血江淮——张爱萍敌后风云录》、《功过千秋：项英在赣南皖南》等。此外，还有《世纪伟人——邓小平纪事》和《李达参谋长》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981年到2001年这二十年间，共出版三辑31种。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首长、军内外同志和出版社领导的关心支持下，父亲编的《将帅传记回忆录》丛书，为国内起步最早、起点高，并在最短时间内就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获得了军内外的好评。在《上海出版志》里写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开始编辑出版《开国将帅的传记、回忆录》。20年间，出版了有关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罗荣桓、徐海东、陈赓、罗瑞卿等人27种。由于采用纪实文学写法，读来十分亲切、感人，很受读者欢迎。既是传记文学的新品种，也是革命传统的好教材。”

一个地方出版社，怎么会出版这么一套气势恢宏、泱泱大观的将帅传记回忆录？这是建国来未有过的。它题材重大，涉及军队将帅及军队、国家和党的一些重大事件，其中尚有不少的禁区和雷区；而且该题材一直为中央级和军队出版社的世袭领地。

我1978年考入上海师院，上《中共党史》的老师常说起教学和研究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资料匮乏、难觅和查阅艰难。有在展览上看到一本心仪许久的资料，请工作人员拿来一阅，却被告知是只有封面的假书。有看到报上老同志讣告如获至宝，剪贴收藏，以弥补资讯不足。

面对现状。地方出版社想要出版将帅传记和回忆录，而且不是一本是一批，难度是可想而知的。那时，“文革”刚刚结束，多少禁区尚未打开，多少坚冰依然坚硬。不要说国内还没出版过此类图书，就是中央同意，也轮不到一个地方出版社。就是地方可出版，也论不到文艺社，以往都是人民出版社的专利。

    除外部困难重重，内部也有不少的顾虑和困难，如：谁来撰写？谁来审稿？怎么与文艺出版社的专业特色相吻合？如何体现它的文学性？等等。

突破是在1978年8月，在父亲熟悉的南京军区。父亲从开国中将、时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廖汉生纪念贺龙元帅的文章《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中得到启示，专程赴宁找军区党委和廖政委。

廖政委是贺龙的外甥女婿，请他帮助组织撰写《贺龙传》。记得父亲说他见到廖政委时，将军正在用药浸脚，他对父亲敬礼致谢，表示支持。廖政委亲自给中央军委写报告，请示写《贺龙传》，并邀军内外著名作家执笔。报告获中央军委的批准。

首战告捷到1979年7月，仅不到一年时间，父亲的工作和努力换来总参对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委托：组织撰写和出版彭德怀、贺龙、徐海东和罗瑞卿等将帅传记。同时，总政直属党委请示军委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组写出版《罗荣桓传》的报告也获批准。两个月后，父亲初定第一批出版6部：贺龙、彭德怀、罗荣桓、徐海东、罗瑞卿和张云逸。后有所调整，一些题材转让部队出版社或是与其同时出版。

在那些日子里，父亲从没说过他的难处、压力和遭遇的非议。而是听到他不断推进的利好消息。他得到军内不少首长和老同志的帮助和指导，得到传主其夫人和子女的积极支持和有力配合。

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开国少将罗应怀、时任北京军区文化部长魏巍、副部长白艾、刘任都表示支持父亲的组稿计划，愿意为彭德怀和聂荣臻的传记写作贡献力量。

1979年10月，杜鹏程（著《保卫延安》等）特从西安赶到北京，陪父亲拜会彭德怀夫人浦安修；商量彭总的传记事宜。

1982年9月底，应时任兰州军区政委、开国上将萧华之邀，父亲到兰州商讨其回忆录的写作。那年中秋又值国庆，他没回家团圆。父亲回来说，萧政委安排参观游览了黄河刘家峡水库和炳灵寺石窟；还招待吃兔子，兔子放养山坡，打了一个个洞，要吃即抓。

在时任副总长李达支持下，时任海军文化部长陈斐琴主动承允与时任海军副司令员杨国宇合作为文艺社编辑《刘伯承回忆录》。邓小平同志还亲自校阅《刘伯承回忆录·三》中《祝福我们共同努力事业的胜利》一文。

对父亲这位新四军老战士所做的这项工作，新四军和原华东军区的老首长给予更热情的关怀。父亲说他与粟裕大将夫人楚青商谈回忆录，粟裕同志提着小藤椅过来参加，还招待人家刚送来的山东大红枣。父亲对他说了上海一些老同志和自己的意见，说新四军与华东战场的斗争在创作上反映太少，粟司令应该带头来写。粟裕同志当即就愉快答应了，并让夫人当面许诺把正整理的回忆录交父亲出版（即《千万里转战》）。后来，粟裕同志每到上海，总会叫父亲前去一谈。

父亲的老首长、开国上将叶飞更是给了许多帮助，一到上海、包括到南京，总要叫父亲去谈战史讲往事。父亲说，这让他了解了历史真实，提高了分析能力。叶司令不但自己写了《征战纪事》；还为丛书另一本《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撰镐并题写书名。在父母家里，挂着叶司令1989年9月亲书的条幅：“赠吴早文同志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作者决定作品的成败，找作者搭班子是父亲的一项重要工作。他的作者有三类型。一像萧华那样由传主本人亲自写。二是将帅亲属写，如罗瑞卿女儿点点作《非凡的年代》。三由军内外有影响的部队作家为传主整理或自己撰写，魏巍（著《谁是最可爱的人》等）和刘任分别参加《聂荣臻传》和《贺龙传》，约洪炉（著《王稼祥一生》等）和甘耀稷（著《刘伯承与陈毅的旷世之谊》等）分别整理《往事沧桑》和《李德生征程忆怀》、约白刃（著《兵临城下》等）写《罗荣桓元帅纪事》……

白刃先生回忆道：“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吴早文同志，约我为罗帅写文学传记，我感到凭个人的能力和工作条件，无法写好罗帅一生的光辉业绩，建议他找总政领导，成立了罗帅传记写作组。我和小组同志，重新访问了100多位老同志，包括聂荣臻元帅、谭政、罗瑞卿、肖华、粟裕、何长工、甘渭汉、肖克、杨勇、莫文骅、伍修权、郭化若、吴克华等将军。连在秦城狱中服刑的黄永胜、李作鹏和吴法宪，也进行提问。又从中央档案馆、军事科学院翻阅了大量文献史料和战时的电报。”

同事与父亲开玩笑，说他出入将相之门，那本通讯录可千万别丢了，上面记着将帅的地址电话呀。

1981年11月，丛书第一本《刘伯承回忆录》诞生。内容一为刘帅撰写的《回顾长征》、《我们在太行山上》和《千里跃进大别山》等九篇文章。二为其战友、部属和随军记者、作家的回忆。有《知交和战友》（吴玉章）、《强渡大渡河》（杨得志）、《通过大凉山》（萧华）、《飞夺泸定桥》（杨成武）和《四战之地四战之军——谈第二野战军》（金凤）等。该书封面一反过去同类题材：洁白为底，左为红军时期刘帅黑白全身照，右为本书要目。大气庄重、简洁素雅，富有现代感。时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的宋日昌题写书名。

《刘伯承回忆录》一问世就反响强烈，它是国内第一部出版的元帅回忆录，打破了不给活人写传出回忆录的禁区。11月12000册入市，四月后就第2次印刷。先后共印7次，印到第6次时，印数过了26万册。

海军副司令员杨国宇赶到绍兴路上的出版社取《刘伯承回忆录》，下午带回北京。下机后马上到刘帅和二野的一些老同志家展示，说“叫他们高兴高兴”。他在给父亲的信里写道，“所有看到这本书的同志，没有一个不说上海文艺出版社干得快，印得漂亮。这件工作做得好。”刘帅夫人汪荣华来信说，“同志们看到此书都非常高兴！没有零买到的同志都盼能早买到，故求我再次写信望那二十本早日邮来。”

在病中的粟裕同志嘱楚青同志写信给父亲，“《刘伯承回忆录》，我们很喜爱，很宝贵。他老人家论述战争，高屋建瓴，言简意赅。把理论与实践，整体与局部，全面与重点结合得如此紧密”。说粟裕同志“听到你们工作的进展，让我代向你们祝贺”。

1983年6月15日，父亲有幸登门拜见刘伯承元帅。

直到2010年，还能在新浪博客读到：“今日闲暇，偶然机会翻阅《刘伯承回忆录》，不觉耐人寻味，以至于手不释卷，读罢不禁感触颇丰。”

在《刘伯承回忆录》问世后六年后的1987年7月21日，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京举行《将帅传记回忆录》丛书汇报会，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叶飞、中顾委常委李德生、副总长韩怀智、总政副主任周克玉、总后副部长张彬、海军政委李耀文、空军副司令员何廷一、总政宣传部长邵华泽、总政文化部长李瑛、团中央书记李源潮和文化部顾问陈荒煤等领导，老红军朱仲丽（王稼祥夫人）、王定国（谢觉哉夫人）、王新兰（萧华夫人）和著名作家刘白羽、魏巍、菡子、柯岗和曾克及传记作者200多人出席。

会上宣布，在建军60周年前夕，反映老一代无产阶级军事家光辉业绩的《将帅传记回忆录》丛书首批10种全部出齐。

刘白羽同志在发言中说：“我觉得，给青年读什么书是一个带有战略意义的事。青年一代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栋梁，我们应该给他们什么呢？所以，我希望这一套书能继续出下去。不是一辑、二辑、三辑地出、而是要十辑、二十辑、三十辑地出。”

从1981年的《刘伯承回忆录》到2001年的《李达参谋长》。父亲在不断学习、探索和总结。作为地方出版社的唯一代表，应邀参加了全军图书工作会议，宣传和交流为我军将帅立传的经验体会，广交朋友。

    1986年9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在沪举办“传记·纪实文学讨论会”。来自军内外的传记作家、学者等会聚一堂。伍修权同志还特为会议题词：“真实再现艰辛历程，热情讴歌壮丽时代 。”

春去秋来，从最早的“我军元帅、大将传记和革命回忆录”丛书，1996年更名“将帅传记和回忆录丛书”。反映面从开国元帅、大将拓展到少将，表现也同步丰富起来：有传主自述、有多人回忆传主、有传主与他人回忆并存、有第三者写作等。

这套丛书，无论是纪实体回忆录还是文学传记，在保证纪实性和史学价值的同时，文学性和可读性都得到了加强。其中，由徐向前元帅题写书名的《徐海东将军传》，获“1985年上海市优秀书刊奖”。作者张麟叔叔是著名作家张辛欣的父亲，我的父亲还做了张辛欣、桑晔《北京人》一书的责任编辑。

父亲告诉我，徐海东儿子把书送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之子、时在军博的胡德平同志。开国上将王震对也满意地说“写得真像我们徐大哥。没有拔高，没有贬低。”伍修权同志还特作《明镜可鉴》，写道：“对于当代青年来说，它是一部关于革命历史和传统精神的生动教材；对于我们这些老战士来说，则是一面光洁照人的明镜。可以用来对照自己。”

1976年，父亲转业，告别了自1944年参军（同年12月入党）后就未离开过的部队。回上海的新岗位是出版社。那时，上海的出版社合为一个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上给他在社里（相当于出版局）安排了一个领导位置，可他说要做个普通编辑，去了文艺编辑室。“文革”结束后，文艺编辑室还原为上海文艺出版社。上世纪80年代初，出版系统恢复职称评定，父亲被评为副编审。当选为首届上海编辑学会理事。

父亲52岁学吹打。从军人到编辑固然没隔一道万里长城，但路不平坦。尽管有诸多不顺，可他没发牢骚，也没安于现状。他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寻找着新的突破点。这套丛书的绝大部分是他60岁离休后完成的，做最后一本已是77岁了。

离休后，享受局级待遇的父亲仍为这套书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除组稿、约作者、编辑外，单一本书的清样几十万字就要校对几回。我粗算一下，二十年里，这些传记回忆录仅看一遍清样，就有773万9千字！

那时，他在家少在京多，常住总参招待所。父亲最大的牺牲是放弃了自己的写作。他喜欢戏剧，家里藏书最多就是剧本。在他领导的60师文工队，李晓民叔叔创作了淮剧《海港的早晨》、陈荣兰阿姨催生了沪剧《芦荡火种》；两戏后成了八个样板戏中的《海港》和《沙家浜》。负责20军创作小组时，沈福庆叔叔的独幕话剧《一百个放心》名扬一时。而他自己却还没满意的作品，我想他是不会就此收笔的。

大学读书时，他拿个剧本叫我誊写，写的是他当年永安公司的生活。说沈西蒙（著《南征北战》、《霓虹灯下的哨兵》）很欣赏这本子。他卸任上警副政委后，在天山路干休所成立了戏剧工作室。父亲去过几次，后来没时间了。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他这套丛书艰难起步之时。

从那时起，他写得最多的是有关《将帅传记和回忆录》的介绍和书评，包括报上几百字的书讯。我还在网上查到新华社通讯员吴早文写的《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出版的报道。父亲的书评与当下紧密结合，他的《“群众不是注定要跟我们走的”——<读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瞭望》1989年39期）。由邓小平“一定要警惕到群众不是注定要跟我们走的，如果我们纪律不好，为什么老百姓不可以跟别人走呢？”的告诫而展开。 在1946年8月11日冀鲁豫前线，我军出现一些破坏群众纪律的现象……

    《新民晚报》一资深记者要写父亲与这套书，被他婉言谢绝。我是在写这稿时，从网上看到《解放军报》陈先义先生的文章：《军事书苑里的耕耘者——记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吴早文同志》。他写道：“我第一次听到吴早文的名字，是在1987年召开的全军英模会小组会上。一位年愈花甲的老将军激动地说：象吴早文这样的老同志应该作为英模会的特邀代表。几位来自老山的边防英雄听说老吴从上海来到北京，千方百计地打听老吴的住址，一定要专门去拜访他……吴早文为何人？他为什么能够赢得我军新老英雄们的共同赞赏和尊敬？他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一名普通编辑，虽然已经63岁了，经他编辑出版的著作已有等身之多，但他却仍象一株无名的小草。”

陈先义先生笔下的父亲是这样答道：“‘同志们夸奖我，表扬我，其实我也不过是为党的出版事业，为将帅文学传记的出版尽了一点应尽的力量。’他抚摸着面前那套标有‘献给新一代最可爱的人’封记的‘将帅传记文学丛书’”。

这是父亲此生最好的作品。

就如他在1987年一篇文章里写道：“在一定条件下，正是创造历史的人，写出了最真、最新、最美的历史巨著。我们还会看到：战火中生发的群星辉耀中天的壮丽景色，必将在传记文学百花园中再现。”

袁念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