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兴东官垛姚氏，追根溯源是吴兴姚，谱载远祖姚枢系元初著名政治家、理学大师。元末战乱，为躲避元顺帝的追杀，其子孙中的一支自北京一路南下，颠沛流离，首迁鹜州，再迁郡望吴兴，最终于明朝中叶定居泰兴。从迁泰始祖姚凤公算起，传到我们锦字辈已是十三世了。

我的父亲姚振昌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忠厚善良，初通文墨，除耕种外，家里还开了一爿豆腐店。母亲姚钱氏精明能干，为人仗义，对邻友善，在庄上颇有威信。父母生下一女四男，四个兄弟的谱名分别是锦和、锦田、锦山、锦伍，我排行老四。在四兄弟中，老大、老二大我十多岁，三哥锦山尽管大我六岁，但从小老成，不苟言笑，不怒自威，俨然是个小大人，且与我亲近，对我的人生影响最大。

三哥从小聪颖，开蒙较早，在我二叔家读私塾，进步很快。到了十四五岁，因为聪明伶俐，且温文儒雅，被前来收田租的王姓地主相中，带到黄桥做“伴读”书童，一去两年。在这关键的两年，他可能接触了进步人士和新的思想，回到家后，思想激进，意气风发，挥斥方遒。在家里，向谱名革命，他以国字为辈，以“仁生华堂”给兄弟四人分别改名为国仁、国生、国华、国堂。老大、老二自然不鸟他，仍用谱名。他改名姚国华，我则改名姚国堂，一直沿用至今。到学校，他组织联络进步青年，传播革命思想。三哥从黄桥回来后，又进尹家垛学校读了两年书。当时，在东官垛、尹家垛、刁家网一带是新四军的根据地，但日伪军也经常下乡扫荡清剿，党的组织和党员身份都是保密的。三哥何时何地入党？我们一家人都不知道。直到他被捕，家里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三哥在学校十分活跃，开展“拜仁兄”活动，他的八个所谓“仁兄”，后来都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

三哥除了给我改名外，一直“逼”我读书，“逼”我出来参加工作。在家里，大哥锦和是木匠出身，秉承“荒年成饿不死手艺人”的理念，老在父母面前嘀咕，要让我跟他学木匠。三哥知道后，坚决不同意。我也是二叔开蒙的，私塾停办后，三哥亲自把我带到横家垛小学，交给校长尹之秀，教导主任刁余宽（建国后曾任上海市高教局负责人），让我入校读书。才读了几天，大哥又嘀咕说，东官垛进校学习去了4个孩子，3个读四年级，老四读的是三年级，要求我退学回家。我去找刁主任提出退学，刁问我原由，我如实相告，刁爽快地说，你也可以读四年级。结果，我不仅跳了一级，还常常在年级考第一名，受到学校的多次表彰。

三哥读书毕业后曾在钱荡乡做过一年教师，后来被组织上推选为官垛乡乡长。不久，实行新乡制改革，官垛乡更名为乐群乡，并实行一人一票民主选举。结果三哥落选，西片区的刘贵仁出任乡长（后于1947年参军北撤）。三哥很坦然地重拾教鞭，继续他的教师生涯。现在查他的个人档案，才知道这两年他参加了组织培训，做过小队长。

1947年初春，春寒料峭，我华野主力北撤山东，泰兴地区的斗争形势愈发严峻。县委安排暴露身份的党员随军撤，我们的表兄钱仲义，与三哥同庚，同做教师，就随军北撤了。三哥留在当地坚持斗争，每天行踪不定。

那时，我家有两处房子，庄上一处，荡里一处。虽然都是茅草房，但因大哥是木匠且心灵手巧，建得还是不错的。3月初的一天，我正在荡里家中，三哥突然回来，刚坐定，我们还未来得及享受重逢的喜悦，外面就有人喊，“还乡团来了！”接着，人声鼎沸，时不时传来清脆的枪声。我和三哥分头逃出，我向西迎着国民党军和还乡团来的方向，三哥则向东、向南奔跑。结果我与敌军擦肩而过，三哥则没有这么幸运了。天黑我安全到家，三哥不见了，父母在垂泪哭泣。

当天，国民党军和还乡团抓捕了几十个人，我大哥和三哥都在里面，全部被押到东雁岭据点。伪乡长姚庆池（算起来还是我们的祖辈）去了黄桥，由还乡团头头刁国栋审讯，谁是共产党员，谁是积极分子，一一甄别。因为三哥曾是我方官垛乡的乡长，自然成为重点审讯对象。夜里，姚庆池回据点了，立即宣判姚国华死刑。因为姚的儿子也是三哥的“仁兄”，且已经随军北撤了，他对三哥的身份自然十分清楚。

第二天下午，国民党军和还乡团押着三哥等人，其中一位是乡民兵队长（钱姓，南钱村人），去作为临时刑场的东雁岭一处空田。一名国民党军官抢着要执行，把已做好准备的还乡团成员赶到一边。三哥紧闭嘴唇，一言不发，大义凛然，默默注视着前方。只听一阵枪响，三哥身体一颤，仆倒在地，斜倒在田边沟坎上，鲜血从胸口汩汩流出。濒死的他忍着巨痛对那个军官说：补我一枪。那军官一脚踹了他一下，说，老子杀人从来不开第二枪。

当时，大哥虽被释放但并未回家，就在刑场，目睹了这一切。大嫂托人去据点找人说情，让自家收尸。大哥找人借了辆独轮车，还借了扇门板搁在车上，让三哥躺在门板上。其实，三哥并没有死，只不过是出血过多，处于休克状态。在回家的路上，三哥开始喘粗气。回到家，父母立即请来庄上的郎中姚春卿，后来姚怀先也来帮忙，清洗伤口，进行了简单的消毒包扎。子弹从后背进、前胸出，伤口不算太大，距心脏很近，内脏无大碍，真是死里逃生。

大哥拉三哥回来的路上，车过水坝时，三哥不由自主双手紧握门板，不料被还乡团的“眼线”发现。第二天，还乡团就跟过来了。因为母亲在庄上人缘好，大量村民涌到我家，还乡团才悻悻地撤离。为了迷惑敌人，父母决定丧事照办，尽快“入殓下葬”。连续几天，还乡团每天都来我家，例行公事，嚷嚷着让姚国华去“自首”。此时三哥已被转移到小船上，划到我们村南边的洪家簖，家里人一个都没去，全靠亲戚朋友照料。

为防止敌人追踪，同时也给三哥创造一个稳定的养伤环境，三哥被转移到海安县距曲塘集镇2里远的一个村庄，这是我堂姐的家。三哥的枪伤主要是消炎，需要盘尼西林（青霉素）消炎，每天都是请曲塘镇上的郎中下乡诊治，总共打了12针。当时一支盘尼西林七八斗小麦，母亲除了拿出自己的嫁妆首饰外，又向亲友告借金戒指，母亲把金戒指缝进我的棉袄里，让二哥与我送去曲塘。这笔债父母用了好多年才全部还清。

过了大半年，东官垛作为根据地斗争形势相对稳定，三哥的枪伤基本痊愈，他回家住了两天，就接到县委通知，匆匆去台北县（现属大丰市）报到。组织上让他一边养伤，一边工作，临时安排到一家部队被服厂担任党支部副书记。有一天，华野首长到被服厂量体裁衣，听厂长讲述了三哥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故事，开玩笑地对三哥说：“你应该不姓姚，你应该姓幸，你是死里逃生，幸运之生啊!”三哥顿悟，立即放弃了自己取的姚国华这个名字，改名“幸生”。

1949年底，三哥枪伤痊愈，他被调到泰州军分区特务一团直属队担任连政治指导员。次年1月，他和连长率领连队参加解放泰州城的战斗。随后，其时国民党军早已闻风而逃，他们连是第一个冲进泰州城接管的连队，三哥进入泰州军管会工作，并寄回家一张照片，他和连长等战友穿着整洁的军装，扎着武装带，斜背驳壳枪，英姿勃发，斗志昂扬。

“文革”期间，那个举枪枪杀三哥的国民党军官在福建落网，被押解到泰兴。三哥到公安局指认凶手时，问那伪军官是否认识自己，那人摇摇头，三哥对他说：“我与你有一枪之仇！”那军官尴尬地又摇了摇头。此是后话。

回顾三哥75年前的那场生死劫难，从姚锦山到姚国华，从姚国华到幸生，标志着一个革命者的两次嬗变。从此，世上再无姚锦山、姚国华，革命队伍中多了一名光荣的战士——幸生。

                              姚国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