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月1日。杨思一在日记里写道：“旧的一年已经过去，新的一年已经到来。旧的一年在国家是一个大转变，在个人接受了历史上最大的考验，考验中有苦也有快乐。希望新的一年呀，苦恼减少，快乐增长。”

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和省政协副主席的他，怎会想到日记会止步当年10月12日；最后一句连标点也没。

12月13日，他被划右派，成为史称“沙（文汉）、杨事件”中的杨；被视为新中国成立后，继“潘（汉年）扬（帆）事件”后全国第二大冤案；被研究者认为“全面打响全国性党内反右斗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20日，杨思一逝世。六天后，《浙江日报》头版刊《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禄党籍的决议》。（《人民日报》）27日转）那天的杭州阴到多云，寒冬的气温只有3度。

图说：《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禄党籍的决议》。

浙江人民的好儿子       

杨思一1901年9月生浙江诸暨，家庭佃富农。原名云亭，教书时为倮心；还用过少青、念平和阿明。9岁上私塾，19岁进省立第三师范。毕业前一年，被推为全湖州6所中学学生联合会总理事。1925年毕业，到诸暨智胜、长兴县新、镇海崇正小学和湖州县立一小任教。开始接触马列，向往革命；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任中共湖州县委宣传部长。

图说：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杨思一（1955）

1938年回乡，为抗战前期宁（波）绍（兴）特区我党主要领导人之一；任诸暨县工委书记、宁绍特委宣传部长兼诸暨县委书记。1939年任宁绍特委书记，当选省委候补委员和“七大”代表。1940年，任绍属特委书记兼管宁属特委；1941年改任绍属特派员。时而扮扛扁担山民、穿长衫教师或商人、小公务员。值得一提是1940年浙东严重粮荒，“往年大麦饲猪猡，今年大麦人要嚼。”他领导嵊县4000饥民“六·三”斗争获胜。

浙东沦陷后，开展游击战争。从地方走向部队，由地下变公开。1942年，任浙东区委委员、组织部长兼会稽地委书记、新四军浙东纵队政治部组织科长。1943年，任金萧地委书记兼金萧支队政委；开辟金萧根据地。1945年，任会稽地区特派员、新四军1纵3旅政治部主任。

          图说：杨思一（左二）与华野先遣纵队（1949）。

1947年任华野1纵3师政委，翌年任先遣纵队1支队政委。1949年2月，中共浙江省筹（准）备委员会成立；书记谭震林，副书记谭启龙；大家叫谭震林“大谭”，谭启龙“小谭”。杨思一接重返家乡召唤，3月28日在金城银行，华野政治部主任唐亮宣布他任浙江省委组织部长。

    他迅速行动。成立调查研究室进行浙江情况收集调查，到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处收材料取经，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杨帆送《浙江经济年鉴》如获至宝。

警卫员吴荣金记得，当时杨思一痔疮严重，常流血。谭震林同意他去济南开刀，并给山东军区主要负责人写信，从入院手术到痊愈后护送到杭州都做安排；介绍信也已拿来。

一周过去，杨思一未动；吴荣金问他说不去了。因筹委会正调配干部，搭建浙江各级党政军领导机构，他感到工作紧迫量大。鲁中南区党委和渤海8000多干部南下，要出1纵、华东军区原在浙工作的团以上干部名单，安排去浙县团以上干部等。直到杭州过几年后，才做手术。

5月6日，中共浙江省委成立；杨思一为委员、杭州市委副书记兼政务部副部长。11天后调回省委组织部，并兼省纪委书记、省编制委员会主任。9月，任省党校校长兼书记。1950年省委常委会组成，杨思一任常委。此后，省委书记先后为小谭和江华，杨思一仍为常委，1954年当选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任常务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

葛岭青松

1955年5月31日，杨思一在“自我鉴定”中写道，“我觉得在党的四中全会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是我一生中真正从思想上接触党内斗争的复杂性与艰苦性的一个时期。”这样的话，又出现1956年的《自传》中，“我虽然入党二十余年，但真正接触到党内思想斗争的深处，体会到党内思想斗争的复杂性与改造自己思想的艰苦性，还是从这一时期开始。”

复杂性艰苦性一：如何看待党内民主生活?

1956年7月1日，中共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驻浙20军叶伯善列席：“与会的许多代表运用党内的民主权利发言，在肯定前届省委成绩的同时，对省委一些领导同志的缺点毛病指名道姓地提出了批评。代表们反映，这种民主空气与批评精神超过了以往省委召开的历次会议。”

叶伯善说，“待到1957年全国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形势下，竟混淆了两类矛盾，把头年党代表大会发扬民主中提出的一些批评意见，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把沙文汉、杨思一和彭瑞林、孙章录四人一起定为‘党内的右派分子’。”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总结“反右扩大化的后果和影响”所述：“许多人只是向党的工作和党的干部提出批评意见，批评或者是正确的，或者有片面性，但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我们许多领导干部过分自以为是，听不得逆耳的批评，往往把这些批评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

复杂性艰苦性二：如何看待党政分工？

1956年11月26日，杨思一讨论《改进省人民委员会领导方法与调整组织的意见》后写道：“在这个问题，在省委内部曾经发生过不少次思想上的斗争。从沙来后，我与沙（开始还有李﹝李丰平，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作者注﹞）主张加强政权工作，主张党政适当分工，主张建立政府系统的集体领导，而有的同志原则同意，后来怕政权干部闹独立闹分散而改变了主意，批评党政分工的说法为原则错误，批评在政府建立集体领导为想搞小省委……党的代表大会主张加强政府工作，实行党政分工，几乎成为普遍的要求。9月省委草拟了改进领导方法意见的草案，接着省人民委员会也草拟了省人民委员会改进领导调整组织的初步意见，讨论又讨论，修改又修改，直到今天从正式决定作为试行方案着手试行。一个新的措施的采取，总是要经过酝酿斗争才能实现的。但是原则性的方案的提出还是比较简单的事，更复杂更艰苦的事情在乎行动。”

他没料到实施会如此复杂艰苦！1957年12月，参加省1届人代会5次会议后日记：“有的怕放手发扬民主会弄出波匈事件，有的对阶级斗争的警惕性太高，主张对一切错误意见都应给以正面批驳。我主张放手发扬民主，但也承认会议虽然基本上属于一般性的思想斗争，但也存在有阶级斗争的内容。”

复杂性艰苦性三：“地方宗派主义”？

在沙家会客室，沙文汉夫人陈修良记得：“我看见杨思一同志在拭泪。他性格刚强，此时掉泪，实是忍无可忍了。”他走后，问为何落泪？

  沙文汉答，“有人说他有地方宗派主义思想。”

“有什么根据？”陈修良又问。

“还不是因他一直在浙江打游击，任过重要领导工作。解放后，老区的干部和群众在肃反、土改中有许多人受到打击或被误杀，至今老区贫困非常，没有人管。老杨就向省委提出了要求解决老区干部问题的建议，引起一些人的猜忌和指责。他觉得很委屈，因此伤心不堪。”

                       图说：杨思一（前排左1）与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同志（1946）

 见杨思一1956年10月20日日记：“上午与沙谈工作，谈到老根据地建设与林辉山同志（时任温州地委副书记——作者注）对温州老区问题的反映时，我不知不觉地流了眼泪。我感觉很对不起老区的同志与人民，很对不起刘英同志（浙江省委书记、1942年牺牲——作者注）与其他牺牲的同志。我对建设老区。追念先烈负有更大的责任，可是我的处境，竟无法按自己的意愿办事。”

那年年初二，杨思一到离别20多年的嵊县沃基村邢子陶父母家，当年的宁绍特委机关。杨思一说老人“高兴非凡”，“许多熟识与不熟识的四邻也都走来问候。”

年初三，他冒雨走25里，其中5里爬高山；去分别十六年、海拔600米的孔村。路滑，衣裳湿，脚起泡；老区人没想到他在春节的恶劣天气里上山。大家畅谈起别后国民党的搜剿破坏、坚持斗争的故事、解放后的发展……山区变化之快出乎他意料，孔村50户造30多间新房。

他的日记充满欣喜，“过去是一片破烂的茅屋，现在几乎大部分换作簇新的瓦房了。破衣服看不到，读书上学的人多起来了，愁眉苦脸为欢乐的笑容所代替。左邻右舍送果子的，请吃饭的，好像新女婿上门，我们变成剧中人了。”

复杂性艰苦性四：包庇右派？

1957年5月4日，杨思一参加省政协科技组会，日记写道：“发言的热烈，批评的尖锐是空前的。这种情况，证明了我们党的组织几年以来在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中，做了不少工作，但的确滋长着难以容忍的骄傲情绪、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风。当然，在党外人士的发言中，也有很多片面意见，甚至有严重错误，但这不是主流。”15日又记，“这次政协会议的全体会议，自成立以来暴露问题最多、斗争最尖锐的一次。”

6月13日，杨思一参加一届四次全国人大日记：“反右派是大会的主要精神。浙江小组为了配合家里对宋云彬（时任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副主委——作者注）、李士豪（时任农工民主党省主委——作者注）的斗争，对宋、李也作了批评斗争。但当我们开始看到《浙江日报》登刊宋、李的右派言行时，思想上有很大顾虑与怀疑，怀疑将宋作为右派头子、李作为右派来打击是否适当？因此犹豫动摇了几天。在这一点上，沙与我的毛病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沙的怀疑心比我更大些。他怕打不准将来变动，因此曾主张批评时不要引用《浙江日报》上登的材料，关照新华社暂时不要登载宋、李的材料。”

    此后，斗争转党内。日记8月12日：“陈冰同志（时任省委宣传部长——作者注）汇报了陈修良同志的一些反党言论。看来这个斗争将向领导首长方面发展起来了。这里将有一场痛苦的斗争。”9月23日，“杨源时同志（时任省文教部副部长——作者注）告诉我，宣传部已开始整风，大字报开始揭发陈修良的错误言行，部委会议已确定陈为右派，……并已提到沙对省委的不满意见。看来几年的问题，这次将总爆发。思想上开始觉得有些紧张。但过后想想，能够合理地彻底地解决，那也是件好事。要准备反右派、省委整风、自我检查同时并进。”

发展没如他所想，反右、整风、自检的三箭齐发变成一箭穿心。

                                     图说：《杨思一日记》。

9月25日，杨思一“晚上突患恶性感冒，头剧痛，呕吐，发烧。”9月26日住浙医一院，10月12日出院这天成他最后日记：“初进院时想到大放大鸣，想到整风，想到一连串的往事，满肚委屈情绪涌来，几乎无法抑制，思想极为混乱，情绪极为动荡。省委整风，以我与沙作为批评斗争的重点，急想去参加，但身体不允许，只好在家听杨炳的转述，看会议记录。大家对我的批评揭发，归纳起来是这样几个问题：党内团结与对当地干部的宗派主义问题；北京人代会反右派斗争问题；去年代表大会发言稿的问题。根据陈伟达（时任省委常委、省监委副书记）与吴宪同志（时任省委常委、副省长）的发言，我与沙文汉同志是犯反党反社会主义宗派活动的错误。”

出院前的10月10日，四级干部会议召开，党内反右入高潮。杨思一妻子章文君说，“在大会召开前半个月里，思一同志因心脏病、高血压先后发作住院。但他关心大会将开，病还没好，就匆匆出院回来参加会议。几天后，眼底又出血，只得在家里，天天听取秘书对会议情况的汇报。会议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听说柯庆施同志宣布：‘有病住院的也要来参加，不会走，抬了来。’思一同志被迫抱病出席会议。这时，他一直在发低烧。”

“你们……要听……要听党的话！”

1957年12月13日，中共浙江省第二届第二次代表会议闭幕。

章文君等丈夫回家。这位1938年入党的妇女干部，与杨思一结婚已十七载。她靠坐在床，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我手里虽然拿着一本书，却实在连一个字也看不进去，老是侧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午夜一时左右，听到外面汽车喇叭声。”

杨思一推门进来。

“会开完了？”章文君问。

“开完了，案也定了，定为右派。”

“是什么罪状？”

“反党反社会主义嘛！”

章文君记得清楚，“这一夜，我知道他显然没有睡好。但第二天他仍按时起床，还翻开列宁《哲学笔记》阅读。下午，他叫我和孩子同他一起到孤山走走。到这时候，他才边走边谈道：‘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要共产党，那我要什么呢！？说我不要社会主义，那我又有何图！？’”

中央的意见还没来，开除他右派分子党籍的决议还未见报。章文君说“那些日子对我来说，真是度日如年。”

    杨思一对她说，“我已被划为党内思想上的敌人，你应该和我划清界线。我们俩还是离婚吧。”

章文君明白是为了她和四个孩子，最小的才6岁；她坚决不同意。“你是冤的！” 她边哭边说。他吟诗安慰道，章文君记得其中一句：“眼泪会烧毁自己。”

12月17日，会议结束第四天。杨思一把马列著作和两套劳动衣服等，装进2只大网篮。章文君担心他虚弱的身体和受伤的心，他劝道，“我们俩要暂时分开几年了。三、五年后我可以上北京去，把我的问题向中央说清楚。”

无意中，发现西窗外小土坡上，他们家和省委主要负责人住所间新设了岗哨。章文君叫丈夫早一点睡，他学习到十点多才躺下。

“大约十二时左右，我迷迷矇矇地听到一阵‘踢嗒踢嗒’的脚步声。抬起头来，只见思一同志整个身子直挺挺地贴着房门旁的墙壁，双脚却在原地踏步……他浑身发抖，不时噁心，双手捧着脑袋，非常疼痛的样子。”那一幕，章文君终身难忘。

扶他躺下，“他难受地反复低声哼着说，‘我看不进了，看不进了……’他又断断续续地说：‘你们……要听……要听党的话！’……听党的话……”

医院电话打不通，等到天亮才把杨思一送浙江一医，诊断脑溢血。他深度昏迷，稍稍清醒时，章文君见他痛苦地边喘气边流泪。昏迷三天，20日下午停止呼吸。

陈修良说，“他家同我们家都在葛岭，但我却无法去安慰他的家属”。她写道：“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一个优秀的领导干部，一个曾经对浙江党的建设、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人民武装建设作过重大贡献的革命战士，没有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没有死在敌人的监狱里，没有死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却被强加给他的几项政治帽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地方宗派主义’‘反党集团’等等活活压死了。这类悲痛的教训，怎能不发人深思！？怎能不引以为戒！？”

在省二届二次会议在杭举行的12月9至13日，毛泽东一直在。他9日到，直到1958年1月5日飞长沙。

杨思一与毛泽东零距离接触在1954年3月14日的刘庄。1951年去京开会，主席休假未能一见，他说“极大憾事”。到1953年国庆，“得遥望主席容颜甚荣幸”。“此次得与主席握手共餐，真是一生幸事。闲谈中提到猪的饲料，油料，竹笋，风景，生产，拥军爱民，蒋介石的故乡及其父母，所谈虽非国家大事，但有很多是具有深长意义的。”

在省二届二次会议闭幕第四天，毛泽东让叶子龙通知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恩来阅看江华在会议所作的《工作报告》。17日下午和18日，召集他们及江华讨论。23日下午，约江华、胡乔木、田家英谈修改。按其指示，《工作报告》以《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上全胜》为题发28日《人民日报》。《报告》称：“从根本上解决了浙江党组织内部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浙江省委有9名打成右派（含常委），7人撤全国人大代表资格，50多人撤省人大代表资格。省委宣传部代部长陈修良、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化局长黄源、省工业厅副厅长张光、省高院副院长邬家箴等厅局长级党员干部划右派；省级宣传单位划右派45名；省民盟委员中右派占27.5%。省工业厅杨思来被当作杨思一“弟弟”，与在林业厅的妻子陈幼华被开除党籍和工作。杨思来是诸暨横山人，杨思一是诸暨牌头人；俩人相隔五、六十公里，无血缘和亲属关系。

反右严重扩大化的后果严重。《中国共产党历史》指出：“使党探索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受到挫折。”“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

“自己的传记由自己执笔”

转眼到了1963年。12月14至24日，省政协召开二届四次会议。沙文汉带病参会，天天来回人民路人民大会堂的会场与保俶路宝石新村的家。不肯住旅馆，生怕“右派”身份被非议。在低温和雨雪中，受寒成肺炎发高烧，送医后发病危通知。省委统战部请示北京“摘帽”获批，31日向他宣布；沙文汉说了此生最后一句话：“谢谢”。1964年1月2日病逝，享年56岁；七年前，杨思一的生命轨迹也定格在56岁。

              图说：《青松集》——纪念杨思一文集。

1979年6月9日。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原省委常委、副省长杨思一，原省委常委、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彭瑞林，原省委委员、省委财贸部部长孙章禄三同志错划为右派分子问题的改正报告，恢复其党籍和政治名誉。省委发〔1979〕51号文件。

1980年1月9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对原省委常委、省长沙文汉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予以改正，恢复党籍和政治名誉。省委发〔1980〕10号文件。

1983年11月25日。中共浙江省第七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关于撤销省二届党代会二次会议开除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禄同志党籍决议的决议》。其中写道“这四位同志不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不存在地方宗派主义问题，不存在‘共同反党’问题。”

原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李成浩来到科学会堂，参加杨思一平反后的追悼会：“规定一律不许送花圈。参加追悼会的同志们不约而同地竞送挽联，势如潮涌，这是历次追悼会所少有的。有许多挽联水平绝高，既概括了他一生对党和人民忠诚的业绩，又批驳了强加给他的污蔑不实之词，可见人心向往。”

                         作者 袁念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