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母亲钟时离开我们已七年了，她那温雅可親的音容笑貌时刻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她那善良正直的品格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间，她那献身革命事业的不平凡－生始终激励着我们。

母亲钟时（原名钟赛琴）祖藉广东普宁，1919年1月4日出生在泰国佛统府。外公是华侨、仓库老板；外婆是位勤劳俭朴、心地善良的家庭妇女。母亲童年住家在佛统府火车站附近的仓库旁，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当时，仓库工人大都是从国内远渡重洋到国外谋生的穷苦乡亲，他们经常闲时到外公家来串门，共叙思念故土、怀乡之情，谈论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的故亊（孙先生早年曾三赴泰国为革命事业筹集资金），童年的母亲还跟着她的哥哥在孙中山遗像前鞠躬；母亲进校读书后，老师经常召开国耻纪念会，教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等歌曲，这些活动在她幼小的心灵播下爱国忧民的火种。

1931年秋，已是暹逻顺新利米行老板的外公举家迁居曼谷。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的国际地位更加低落。泰国华侨的处境更加艰难。经历了更多受排挤欺压、被迫接受“同化”教育的事件。这期间，毌亲曾随外婆回老家安葬曾祖父，路经香港目睹了同胞受尽港英当局欺凌、连英国儿童都鄙夷中国同胞的情景，甚是气愤。家乡，又眼见满目疮痍；乡亲除在水深火热之中；毌亲的心情极不平静。

母亲小学毕业时，泰文很好，于是被华侨学校特聘为泰文教员，其实这只是华侨学校为应付泰国当局苛刻规定华侨学校每天必须教授数小时泰文的无奈之举。但是母亲却因此结识了几位思想进步的同事，并经常阅读邹韬奋先生主编的进步刊物；祖国危亡的现实使她忧心如焚，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也认识得更加清楚。以后毌親转入曼谷的中华中学继续读书。不久认识了邱及老师（以后才知道他是侨党的领导人之一，邱及老师对毌親以后走上革命道路有很大影响）。母亲追随邱老师投入紧张的抗日救亡活动，还参加推行世界语的工作。有一次她和同学进行救国募捐时，被泰国政府以“妨碍日暹邦交”的罪名拘捕，在邱老师帮助下，并经侨领伍左锋先生交涉和家里担保才释放。

 “七·七”抗战爆发后，毌亲决心抛弃大家闺秀优裕富足的生活条件，回国参加抗战。为了做好吃苦耐劳的思想和体质准备，她上学谢绝哥哥用小汽车接送，每天带着午饭，早晚赤脚步行往返20余里；还将零用钱节省下来捐给国内的抗日军民。大舅、二姨和大姨夫都支持她回国参加抗战，外公和外婆则顾虑甚多，始终没有松口。在大舅结婚的吉庆日子，－贯俭朴的母亲，却破例让外婆给她戴上手围和项链等金饰，暗地里准备用作回国再奔赴延安的路费和抗日捐献用。她知道父母已不可能应允她回囯抗日，只好留信告别。

1939年1月15日下午，暹华抗联安排郭树青同志送毌亲和许可、林苹三个姑娘登上太古公司的轮船，请几个海员帮助照料她们远航回国。船刚出港驶到阁世浅岛海面，正逢落潮，必须等到第二天上午涨潮时才能继续起航。海员怕洋老板巡查时被发现，让她们到甲板上的牛栏里去躲一夜，她们就睡在牛群中。奇臭扑鼻，牛蝇袭扰，但一想到即将奔赴抗日战场，她们也不以为苦。次日清晨，当她们对着地图再次议论去陕北的路线时，外婆、大舅和外公公司里的总管炳秋叔突然出现在轮船仓口，外婆一进门，先是狂喜，接着伤心地哭泣起来，一定要母亲跟着她回家。母亲先是哀求，见都无效，急得嚷了起来：“如果你一定要我回家，那我就跳海了！”。见此情形，炳秋叔和大舅也在一旁劝说外婆。最后，外婆抹着眼泪，把身上带着的泰币全给她留下，抽泣着下了大船换乘小船走了。母亲怀着复杂的心情看着小船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雾里。毌亲万没想到，这就是她和外婆的永别！

数日后轮船抵达香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同志前来迎接，并告诉她们，国民党顽固派重重封锁了去延安的道路，还到处扣留和迫害奔向延安的进步青年，办事处让她们先到东江游击纵队，伺机再赴延安。东纵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于是在组织安排下，她们都成为光荣的游击队员。毌亲还担任政治战士，除作战和行军外，还负责出版报等宣传鼓动工作。游击队作战和行军都在晚上。新战士没有枪，身佩大刀，和老战士搭配，到树林里去潜伏或游动，寻机击敌。游击队生活虽艰苦，但大家情绪高涨。

1939年秋，母亲与几位战友奉命离开东江游击纵队，途经香港、越南，再由广西镇南关（现友谊关）入境，千里跋涉，辗转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她们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服务团，团里人才济济，朝气蓬勃，生活愉快。母亲放声教唱革命歌曲，热血沸腾地聆听从苏南敌后到军部来的陈毅同志做形势报告。家里汇来钱，母亲悉数交公。后来军部战地服务团的简易浴室，就是用她家汇来的200元修建起来的。她觉得这也是一个华侨之家为抗战出的一份微力。1939年10 月母親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1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毌亲的人生进入了最严峻的时期。1月6日，国民党顽固派调集十倍于我的兵力，将奉命转移途中的新四军团团包围起来，新四军陷入重围。经过连续七天七夜的血战，终因弹尽粮绝，伤亡惨重，除少数部队突围，少数同志分散隐蔽在山林之外，大部战死沙场。一部分指战员被俘陆续押往江西上饶集中营。母亲和汤惠民同志等三人也在突围过程中被俘。

敌40师竟然设了个“军事法庭”来审问抗日战士。当敌“法官”说新四军不服从“军令”时，毌亲勇敢地站出来驳斥敌人对新四军的无耻诽谤，她大声地斥责：“汪精卫是你们的大头目，他命令你们当汉奸，你们就该服从他，去当汉奸吗？”。这话触到了敌人的痛处，那“法官”恼羞成怒离座下来打了她一个耳光，还说要枪毙她。这时，母亲把身上仅有的一个挎包交给一旁的同志，视死如归，昂首怒视敌人。在旁的李关玉同志厉声责问那“法官”：“她是抗日的，为什么要枪毙！”。在场的所有新四军被俘同志也一齐喊道：“不准杀害抗日战士！”。那“法官”才气急败坏地草草收了场。

这次“审问”后的第二天， 母亲和汤惠民等三人被押解到定潭深渡的临时集中营。从斗争策略考虑，多数同志改换了姓名并编造了假履历，母亲的名字也由原来的钟赛琴改为钟时，同志们见面后，在敌人面前都装着互不认识，实际是亲密无间，团结一致，准备迎接更加残酷的斗争。

关押在定谭深渡的女同志有29人。敌人把她们编在一起，美其名“女生队”，实则是“女囚队”。她们秘密与男队联系后决定成立女队的党支部。党支部书记是李捷同志，毌亲担任党小组长。在这特殊环境里，支部的任务就是把党员组织起来，团结带领群众共同战斗；党员的身份由在部队时同过组织生活、被捕后表现坚定的原来的党员互相证明后确认；并决定临时支部不负责发展新党员。从此大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对敌斗争，挫败敌人的一次次阴谋。

1941年4月，他们被押解到江西上饶的周田集中营。“集中营”命令：男的一律剃光头，女的一律剪短发。说是为了清洁卫生，其实是防备越狱。还给男女囚犯逐个照相，这显然是为日后通缉作准备的。毌亲按照党支部的布置，在摄影师按快门的一瞬间猛然把头一甩，结果照的像片不好用了。

重新编队之后，女队被编为第五中队的第三区队，单独关在上周田的一所庙堂式的房子里。特务控制更为严密，这时特务对男队酷刑拷打是经常的，对女队则采取“感化教育”的怀柔政策。特务们想软化腐蚀她们的灵魂，迫使她们自首变节，使她们沦为那些反动特务、军官的太太。党支部及时戳穿了敌人的阴谋，要大家始终坚定地保持革命警惕和革命气节。

1941年的4、5月间，女队被迁到下周田，直接归属第五中队。这时，敌特叫她们填写“学员登记表”。党支部这时明确地提出了两个“不”，即：不说暴露我党我军内部情况的“真话”；不说与我党政治主张相违背的话。任何时候在政治上都要坚持我党的正义立场，不自首，不悔过，不说和不做任何反党及反新四军的言行。在生活上，对非原则问题，如内务公差、操场队列、劳动勤务等，可以按其要求去做，以显示我们新四军女战士的英武精神，也防止敌人借故打击迫害。党支部提出的对策，在对敌斗争中起了很好的作用，使大家行为有了应遵循的原则和应掌握的分寸。

这时候，敌人宣布了一项“规定”：“学员”可以与家里通信，接受家里汇款，但是往来信件必须经特务检查，汇来的钱款必须由特务“保管”。党支部提出：由于斗争的需要，有必要与外界沟通信息，争取必要的经济支援。家在蒋管区的尽量不通信；家在解放区和沦陷区的可以通信，但要注意隐蔽，不要让敌人钻空子；家在海外的可争取多通信。母亲积极设法与泰国家人取得了联系，通过家信向家里透露：“我现正在国内吃免钱饭。”“吃免钱饭” 这是旅泰华人惯用的潮州俗语，意即“坐牢”。 由支部书记李捷设法绕过特务的检查，捎到上饶市里直接投邮。同时又另写了一封假信，内容是发牢骚，收信人的地址和姓名都是虚构的，交给特务。到7、8月间的一个上午，特务中队长曾恭生忽然传令毌亲到中队部去。原来是泰国家里果然回了信，并汇来了七百元。银信局规定，凡侨汇侨信（统称“侨批”）必须当面点交给收件人，并由收件人亲自写回执带回银信局。由于“送批”人坚持照章办事，特务曾恭生才不得不叫母亲去领取。家信告知了外婆病故的噩耗，母亲忍着悲痛含泪接下了信和钱。曾恭生当即恬不知耻地提出要把钱全交给他“保存”， 毌亲乘着“送批”人在场的机会，说没钱用了，还欠着别人的钱，必须立即还清。曾恭生当着“送批”人之面不便动口动手，只好由毌亲拿了三百元出来。毌亲回来后，经与李捷商量，把其中的二百元严密地封在一个自制的厚皮本子里，以备越狱之用。其余被“强行代管”的大部分钱则由党支部视需要支配使用，届时由她出面去索还。

母亲和她的战友们利用敌人无知和愚蠢，与敌人斗智斗勇。1941年的“七一”，这是他们在集中营里迎来的第一个党的诞生纪念日。这一天恰好是敌人的所谓公休日，特务各自到上饶市去游玩取乐了，为了便于监视，早早就把她们集中到门口的大树下自己活动。毌亲和同志们唱着最喜欢的革命歌曲，寄托对党的思念。同济大学的高材生徐韧用德语唱《国际歌》，大家热泪盈眶，万分振奋，在场监视的特务竟毫无察觉。1941年秋天，党支部组织大家学外文、世界语、新文字，她们利用机会在外面买了“世界语入门”、“英文课本”等书，又买了些毛边纸、钢笔尖和墨块。特务连学习世界语都禁止的，因此派人在室外放哨，其他人在室内由毌亲教大家学世界语，特务来了就发信号。由于敌特加强了监视，集体学习活动持续不久被迫中止。为了挑起敌人之间矛盾，大家商议，由毌亲利用存款被中队长“代管”，别的特务都想染指的情况，有意向中队长去支钱，并告诉他，其他特务说中队长把“代管”的钱拿去作赌本等等，让他们狗咬狗。

獄中环境十分险恶，条件十分艰苦，但同志们始终互相关心、互相支持，团结战斗。距离女队较远的三队，被特务认为是最顽固的。三队党支部决定让那些巳经暴露，被敌人认作重点打击对象的同志，设法伺机越狱。有一天李捷同志告诉毌亲，三队同志要求经济支援。毌亲就利用到诸葛词堂去“上课”的机会，在大家的掩护下，顺利地把纸团和藏在身上的五十元钱交到三队林严手里。几天后，林严越狱成功。五十多年后，林严还专程来龙岩看望毌亲，对当时给他的支援，再三表示感谢！

1942年6月23日，集中营的囚犯被押解到建阳徐市镇。她们住在庙里，阴森潮湿，瘴气扑鼻，蚊蝇跳蚤成群，疫病流行，加上山里阴风阵阵，本已虚弱到极点的她们，一天吃两餐糙米饭，喝不洁的水，又无医无药，大都病倒了。许多同志相继病逝，每天都有同志的尸体被抬着送到荒郊乱坟。毌亲白天繁重劳役，夜里坚持与同志们轮流照料病中的同志，一次次地背她们上厕所；设法瞒过宪兵岗哨到老百姓家要来清茶喂她们；拒绝集中营的医官看病，争得由难友宅鹏仙大夫诊断并开处方，随后又设法筹钱买药。后来，身体蛮好从不生病的毌親也患上伤寒，差点送了命。重病中，她担心昏迷时不小心暴露秘密，她就想，这一阵尽量说泰国话，设法保住秘密。后来同志们告诉她，有几天她神智不清，说的都别人听不懂得泰语，她才放下心来。在同志们的精心照料下，已经走到死亡边缘的母亲终于活下来了。

1942年的4、5月间，日军大举进攻，浙赣线吃紧，国民党军非常恐惶，集中营要迁往福建。5月底，茅家岭壮士暴动成功的英雄行动，在大家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同志们准备在迁闽途中暴动。集中营里笼罩着一种恐怖气氛，同时也弥漫着一种迎接大战的紧张空气，党支部把大家编为几个行动小组，安排利用打草鞋的机会，把灰布棉被拆开翻面赶制便装。还设法弄来一些预防痢疾的大蒜头分给同志们供暴动路上用。6月4日，离开上饶，酷暑烈日，他们被押解行走在赣闽的山道上向两省边界走去。大家一路都在等待暴动号令下达，可是走过车盘、分水关、大安，踏着山岩或石阶一步一步上下山岭，都未见动静。6月17日到赤石镇时，六队正要渡河，特务令她们先到街旁的店里休息一下，等六队过完再渡河。就在这时候，河上响起了枪声。六队80余人在敌人荷枪实弹四面警戒、两边监押的情况下，终于乘渡河之机发起了英勇的暴动。这时枪声越来越紧，毌亲和朱平在街上向外冲，左右都无路可走，四周宪兵用枪口对着她们，把她们押了回来。那天从下午到晚上，敌人出动了一个宪兵团和更多的保安队进行搜捕追剿。被追捕回的壮士们无一不是被打得皮开肉绽，半死不活，但没有一个屈服求饶。还有在山村里掩护我们壮士的老百姓，以“窝匪”罪被抓来的。许多同志突破搜捕网，回到了武夷山区我党领导的游击队。

赤石暴动后她们又被押回赤石镇，关押在曾被用作东南联大校舍的一间平房。敌人在这里安排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6月19日下午4点多，穷凶极恶的特务将李捷等14位战友及被追捕回的壮士和老百姓共几十人，押到仙姑山虎山庙旁的一个废茶园里全部枪杀。茅家岭暴动、赤石暴动和敌人的虎山庙大屠杀，再一次彻底暴露了敌人的反动、残暴、凶恶，宣告了敌人标榜的“施仁政感化青年”谎言的彻底破产。面对敌人凶残的镇压，同志们对党的忠诚，对真理的信仰，像火炬一样依然在心头燃烧，他们从地上爬起来继续战斗。

敌人为粉饰其灭绝人性的罪行，伪装险恶狼藉的形象，到建阳徐市镇不久，举行了一次所谓的“结业典礼”。在这之前，特务在女队公开发下“悔过自新”、“奸党线索”的表格，胁迫人人填写。毌亲坚定地说：“参加新四军是为了抗日救国，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国家和民族的事，无过可悔！”不管敌人来软的还是来硬的，都没有人办那个“手续”。 敌人不断变化手段搞“心战”，斗争变得越来越复杂。外号“猫头鹰”的特务中队长黄席隆找毌亲谈话说：“你是从海外回来的华侨学生，本来是来抗日的，现在你想抗也抗不成。只要你办个手续，我们就可以保荐你到远征军去当个军官，那时候你就是个威风凛凛的钟时。”毌亲即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没有这个本事，也没有这个需要！”这时，“猫头鹰”狡猾的换个话题问：“你信仰不信仰三民主义？”母亲说：“我是拥护三民主义。” “猫头鹰”逼她写一篇信仰三民主义文章，即使是简短的一百多字也行。她说：“我根本没想写，也决不会写。”特务狰狞的笑着说：“钟时！我可以断定你一定是共产党员。”过后，听说特务议论，钟时这个人不简单，要找她一点纰漏也找不到。感叹为什么她们参加新四军一两年就那么顽固，而他们感化四年多都没有感化过来，敌人是永远解不开的这个谜的。

狱中屡屡发生越狱事件，敌人的防范也越来越严密。一些同志越狱成功了，但不少同志由于人地生疏，化装隐蔽等方面的经验不足，都先后失败了。毌亲和同志们从不屈服，仍然伺机越狱。1944年8月底，她和许可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越狱。毌亲越狱时把她身上保管的钱全留给其他同志。由于特务早有防范，她们又毫无经验，没有跑出几天在不远的山村河边洗脸时，被叛徒告密，终于又被敌人追捕回来。她们越狱失败后被关禁闭，在狱中之狱关了整整7个月，受到更多酷刑折磨。即使是遍体鳞伤，她仍轻声唱着《新四军军歌》、《黄桥烧饼歌》、《共产党的队伍实雄壮》、《卡秋莎》等歌曲，寄托对党的思念，仿佛又回到了新四军中和同志们一起战斗和生活，革命歌曲给她鼓舞、安慰和力量，使她更顽强地与敌人斗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集中营，她们完全忘记了自己身陷囹圄，情不自禁地雀跃欢呼！热烈庆祝。10月，国民党顽固派终于顶不住我党的抗议和人民的呼声，不得不释放了她们。

一位海外赤子，归国请缨，满腔爱国热情，积极投身抗战。殊料，在八年抗战中，她却在中国人的女囚牢里被关押了五年！脱离牢笼之后，母亲历尽艰辛终于回到党的怀抱，又走上革命的新征程。

新中国诞生后，母亲以更大的热情投入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她先后在连城县总工会、龙岩县总工会、医院、百货公司、商业局等基层单位担任领导，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优秀品格，关心他人，关心群众，艰苦朴素，以身作则，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工作。她鼓励和支持她泰国家里的佣人杨亚红回国，并支助她学习，成为一名助产士。母亲还动员、支持大舅回家乡建桥修路，支援家乡建设；动员、鼓励二舅、三舅回国投资，参加祖国建设。

我们记得，母亲平时省吃俭用，把工资的绝大部分交作党费。家里的飯桌是用旧包装箱铺上塑料布替代的。她经常教育我们要勤俭节约，衣服、鞋子破了补一补再穿。我们还记得，毌亲当县商业局长时，常买快坏的水果回家，说是减少国家损失。几次调升工资她都主动让给别人。她下乡到革命基点村时，经常支助贫困农民看病和孩子上学，送新衣被给贫下中农，许多老人到现在还惦念着我的母亲。我们还记得，在国家困难时期 ，母亲带我们开荒种菜、采野菜度过困难日子。她和我们姐妹有的水腫、有的闭经，而却把泰国亲人寄来的乳粉、油、糖、面粉等送到幼儿园、医院和革命基点村去。在“反右”、“ 反地方主义”、“四清”等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她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从不讲假话，做违心之亊，坦坦正正做人，得到同志们的赞誉。“文革期间”，即使受到批斗凌辱，她始终坚持原则，尊重亊实，坦然自若，正确对待。她一再教育我们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四人帮” 被打倒，她平反后立即将补发的工资补交党费，履行一个党员的义务。离休后她仍然继续发挥余热，积极参加新四军研究会和侨联会活动，并教导我们：永远跟着党，珍惜大好时光，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多作贡献。

2004年7月25日(农历六月初九)母亲平静地走了。

母亲一生的道路尽管那么曲折和坎坷，身上的创伤也经常隐隐作痛甚至出血，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她都毫不犹疑地站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坚定理想，向着光明。

母亲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敬爱的母亲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吴平戈

            201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