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海南岛东北角的文昌市，为新四军贡献了张云逸大将，还贡献了另一位开国将军符确坚。有所不同的是，张云逸少年时就离开海南岛到广州投考陆军小学，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符确坚则是1927年在家乡加入中国共产党，当过文昌县第二十一区的中共区委书记，后来又任琼东县苏维埃政府巡视员。琼东县在1959年和乐会县合并为现在的的琼海市，是“红色娘子军”的发源地。1933年海南岛的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符确坚逃亡香港。他在香港没有找到党组织，又到厦门寻找。1934年联系上厦门的党组织，并从那里进入中央苏区。

在中央苏区，符确坚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文书科做缮写工作。这是一份抄抄写写而且没有正式职务的工作，但是符确坚很高兴，因为这里和地下工作完全不同，到处是生机勃勃的气象，呼吸的是自由的空气。

到了这年10月，长征开始了。长征途中，符确坚任没收委员会保管科科长。到达陕北以后，他先后任财政部文书科科长，国库局局长兼统收局局长，秘书长。

1938年初，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集结组建新四军，非常需要干部。符确坚和许多参加过长征的战友一道，被派到新四军工作。他起初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统计科科长，后来接替吉洛（姬鹏飞）任后方留守处主任，再后来又调回组织部任干部科科长。

这个时期，新四军军部驻在皖南泾县的云岭。当面是常来“扫荡”的日军，后面是磨刀霍霍的国民党军。中共中央察觉国民党军有袭击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的可能，一再督促新四军军部北渡长江，离开皖南凶险之地，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40年10月，陈毅指挥新四军苏北部队取得黄桥战役的大胜。新四军军部决定乘此时机，分批派遣机关干部、后方人员经苏南去苏北，既是提前转移非战斗人员，也是为军部将来北移探路。符确坚受领艰难又光荣的任务，成为第一批北移人员的领队。

这批北移人员主要是军部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干部，其中有不少文化人。有曾任战地服务团副团长的作家徐平羽，为新四军军歌谱曲的教导总队文化队队长何士德，还有董希白、杨恺、马宾。新四军组建时任第六团副团长的阮英平，从延安学习回来改任军部机关政治协理员，也加入这支北移队伍，回他的老部队去。据鲍汗青的《在新四军敌工部的日子里》忆述，敌工部部长林植夫要他和日本战友滨中政志、田畑作造、香河正男、后藤勇也加入这支队伍，转移到苏北去。[1]这四位日本战友是新四军最早俘获的侵华日军士兵，经过学习提高了觉悟，自愿参加新四军，在敌工部工作。

这支北移队伍顺利地到达苏南茅山地区。再往前走，要越过宁沪铁路，通过日军的几道封锁线，敌情就比较严重了。符确坚决定大家脱去军装，改穿便衣，每四五人一组，分批分不同的点由交通站护送通过封锁线，从江阴北渡长江。那四位日本战友，因为参加新四军时开过大会，印发过宣言，在日军中影响很大，通过封锁线不够安全，符确坚和新四军苏南部队联系商量，决定让他们暂时留下，等待时机。1941年10月，第十八旅离开苏南，北渡长江，执行开辟江（都）高（邮）宝（应）地区的新任务。四位日本战友才随第十八旅到了苏北。

二

符确坚到了苏北，被派往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第七团任政治处主任。第七团是第三旅的主力团，常有战斗任务。一直在后方机关工作的符确坚，终于有了上前线的机会。

1941年2月13日，驻泰州的国民党苏鲁皖边区游击副总指挥李长江率近万人叛变投敌，摇身一变成了伪军第一集团军司令。新四军第一师发起讨逆战役。第三旅旅长陶勇率第七团攻占泰州东门，歼李长江的第二纵队大部，接着协同兄弟部队攻占泰州城。李长江残部在日军的支援下，在如东、南通、海门、启东地区增设据点，推行伪化政策，对新四军的根据地骚扰和“扫荡”。第三旅积极开展对敌作战。第七团三次进逼海安至富安公路的黄家集、柴湾、冯家庄等地，破坏公路，伏击敌人。

这年4月16日，第七团奉命北上，协同第二旅向侵占根据地蒋营、风谷村等地的国民党顽军发起自卫反击。第七团强渡十字河，攻克顾彭庄、陆家舍后，参加了围攻蒋营。接着挥师南下，在南通独立团和如皋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进击白蒲、明东等地顽军。经一个多月的连续战斗，第三旅粉碎了日、伪、顽合谋蚕食通如启海根据地的企图。

刚到第七团的符确坚，积极参加这些战斗，组织了战场鼓动、救护伤员等工作。

符确坚在第七团时间不长，1941年10月就调任第三旅政治部副主任。说来也巧，此时的第三旅政治部主任卢胜，也来自海南岛，也是因家乡乐会县党组织遭到破坏才离开海南岛。这两位海南同乡真是有缘，尽管部队不断发展，番号一再改变，他们的职务也屡有变动，但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们多年在一起战斗，出生入死，同甘共苦。卢胜任第一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时，符确坚是副部长，后来接任部长。1944年12月，陶勇率第三旅主力南下浙西，原由陶勇兼任的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改由卢胜担任，符确坚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后任副政治委员。1947年1月，当年的第三旅发展成为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卢胜任这个纵队的第十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翌年符确坚接任政治委员。1949年初全军统一整编，第四纵队改称第二十三军，卢胜是首任军政治委员，符确坚任军政治部副主任，后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直到符确坚调任第三十一军政治委员，两人才分开。

三

1960年7月，符确坚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他并不分管我们报社，但他重视报纸的作用，因而关心报社的工作，也关心报社人员的生活。1962年4月纪念《人民前线》报复刊10周年，符确坚陪同军区政治委员唐亮、萧望东参加了座谈会和纪念大会，对纪念活动的安排事先详细了解，作过具体指示。

1966年起始的“文化大革命”，很快波及军区机关。先是军事院校的红卫兵来冲击，接着地方造反派在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之间的马路上搭起帐篷，设立什么“火线指挥部”，扬言要打倒军区领导人。符确坚从运动开始就强调军队要稳定，军队不能乱。他挺身而出，去对那些不知深浅的年轻人讲道理。有一次我看到他刚讲了几句就被造反派猛力推到一旁。我还看到过他被造反派按倒在地。但他无所畏惧，不顾安危，耐心地做说服工作。他因而得到军区机关大多数干部的拥护和支持。

1967年7月30日，《新华日报》发表了三名军队干部署名的纪念建军节文章，文章中提出了“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这三名军队干部“文革”初期参加过派驻南京大学的工作组，后来宣布支持造反，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肯定。人们推测，他们文章中的新口号，必定是“有来头”的。分管报社的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要《人民前线》报转载这篇文章。我说，“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是个针对军队的口号，会把军队搞乱，我们军队的报纸怎么能转载？可能我当时比较激动，说这些话时声音很大。那位副主任对我的顶撞生气了，拍着桌子说：“你执行指示！”我也气得拍了桌子，大声说：“你这个指示我不能执行！你撤我的职吧！”说罢，转身就走了。

可能是我们的争执声音很大，邻近办公室的人听到了，传给了符确坚。当天晚上，符确坚就到我家里，详细询问了争执的经过，说我做得对，不要有什么顾虑。为了怕引起人们注意，他让汽车停在离我们宿舍区很远的地方，自己步行来去。毕竟那时局势混乱，需要谨慎小心。我明白他急于来我家里，不仅是为了对我支持和鼓励，更重要的耽心领导层意见分歧出现裂痕，需要及时掌握动向。

幸而很快就从北京传来消息，说《红旗》杂志纪念建军节的社论中也有“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这个口号。毛泽东主席十分生气，严厉批评为“毁我长城”。原来，那三名军队干部只是提前知道了《红旗》杂志社论的内容，抢先传播这个口号而已。这也是“文革”中常见的不正常现象。

符确坚的坚决抗争，终于引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1968年接近年底，突然宣布对符确坚隔离审查。罪名很吓人，说他可能是日本特务。原来，抗日战争时期符确坚曾到日军占领下的上海治病。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让他住在一家日本人的楼上，因为这样反而安全。去上海治病是领导批准的，住所是党组织安排的，在上海治病期间，他和部队一直保持着联系。1943年新四军第一师为应付日军“扫荡”和“清乡”，决定让一些非战斗人员暂时疏散，师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的妻子凌奔和另一位女干部陈日梅，化装成农妇乘船到上海，就是符确坚接应的。[2]本来事情清清楚楚，几十年后却成了日本特务嫌疑。符确坚必定气愤，郁闷，终于病倒了。我听说符确坚住在南京郊区的一家医院，想去探望，因为他还在隔离审查期间而被劝阻。

1972年8月21日，符确坚在寂寞中逝世。五年以后，作为一种平反方式，南京军区机关为他补开了追悼会。

作者 丁星

注释：

[1]鲍汗青：《在新四军敌工部的日子里》，《世纪风采》杂志1995年第5期。

[2]符确坚在上海接应凌奔、陈日梅的事，在陈丹淮、叶葳葳著《三个新四军女兵的多彩人生》中有记载，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版，第327页。此书写明接应者后来曾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但将符确坚误为胡志坚。

发表于《大江南北》杂志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