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我就知道薛暮桥是一位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成就卓著的经济学家。后来又知道，薛暮桥还是新四军老战士。1939年初春周恩来视察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在百忙中特地挤出时间，约见薛暮桥、罗琼夫妇，表达对文化人参加新四军的欢迎。可见那时薛暮桥已经很有名气。

我对薛暮桥的了解仅此而已，并且没有想作更多的探究。这是因为我对经济学完全外行，俗语说“隔行如隔山”；还因为新四军英才群集，经济学家也有好多。新四军财政经济部部长朱毅，1928年就在日本明治大学攻读经济学。新四军财政经济部副部长骆耕漠，1934年就在上海经济情报社工作并发表经济学论文。在华中党校任教的孙冶方，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60年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在新四军第一师战斗多年的姚耐，也曾赴日本留学，当过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还有那位生前寂寞身后倍受知识界推崇的顾准。在我心目中，薛暮桥只是这些新四军老战士和著名经济学家中的一位。

2013年春天在医院里阅读一部人物辞典，偶然知道薛暮桥原是铁路职工，没有上过大学，更没有留过洋，是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自学经济学成才的。这使我对薛暮桥的经历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于是寻觅报刊上发表过的介绍薛暮桥的文章，还在网上购得了1996年天津出版的《薛暮桥回忆录》。捧读之后，深受启示。我觉得薛暮桥的治学和奋斗，对我们不懂经济学的人也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值得向《大江南北》的读者作些介绍。

1920年薛暮桥刚读师范学校二年级，就因为家境贫寒，不得不辍学到铁路上工作，时年十六岁。这就是说，他的学历相当于初中三年级。在沪杭铁路的几个车站，薛暮桥经过练习生、会计、站长助理、替班站长这些工作岗位的历练，当了杭州郊外笕桥车站的站长。1926年他参加铁路工会，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1927年3月1日，薛暮桥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29日，沪杭甬铁路总工会成立，他当选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部长。不到半个月，风云突变，率军北伐的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6月26日，正在杭州开会的沪杭甬铁路总工会常委全部被捕。

在浙江陆军监狱，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和薛暮桥关在一个笼子里。张秋人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蒋介石深知他在共产党内和黄埔学生中的影响。他自知必死，但每天仍读书五六小时，每晚还给难友们讲中外革命史。有一天，薛暮桥问他：“你既然知道快要死了，为什么还要认真读书？”张秋人说：“共产党人活一天就要做一天革命工作。在牢中不能做革命工作，就要天天读书，读书就是为着革命。”几天以后，张秋人就壮烈牺牲了。薛暮桥晚年在回忆录中说：“张秋人的这几句话，对我来说是终身难忘的教诲，我一生没有忘记他的教导。”

1928年夏天，经特别法庭宣判，薛暮桥被移送特别反省院关押，一年后又改押普通反省院。反省院不像陆军监狱那样天天提审，天天杀人。薛暮桥一面积极参加狱中斗争，包括两次绝食斗争，一面抓紧时间自学。他学世界语，学英语，读世界史和天文学，读得最多的是经济学著作。苏联波格丹诺夫的《政治经济学》，日本河上肇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史》，反复读了多遍。他还读了几部古典经济学和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学，互相比较，以加深理解。

1930年12月薛暮桥关押期满，交保释放。因为出狱后未能找到党组织，他只得回到家乡无锡乡下当小学教员。1932年1月，共产党员陈翰笙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在北方的保定县和南方的无锡县开展农村经济调查。薛暮桥熟悉无锡农村，又有自学经济学的基础，被选调到研究所整理调查资料。他从此步入持续一生的经济研究领域。

薛暮桥将三年饱受折磨的狱中生活称作“牢监大学”。此后，他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能坚持学习和工作，因而有了比常人多出许多的可用时间。

1933年1月，陈翰笙介绍薛暮桥去广西师范学校任农村经济教员。因为学历不够，陈翰笙为他开了个证明，并将原名薛与龄、薛雨林改为薛暮桥。那时从南京去桂林要经过香港、梧州、柳州，途中乘船需十多天。薛暮桥将学校给他的八十元路费，用四十元买了一批农村经济书籍，一路上在船中阅读。这些书，以前因为工作忙，想读而没有读，在这次长途旅行中读完了。

1940年12月9日，皖南事变前夕，时任新四军教导总队训练处处长的薛暮桥，和军部一千余名同志一起撤离皖南。到了苏北盐城，他被任命为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训练部部长。当时的盐阜抗日根据地，是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新军部驻地，各项建设蓬蓬勃勃，文化活动和学术研究也很活跃。薛暮桥在抗大教授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兼任校长的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有一次也来听课。薛暮桥还与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在信中探讨农村经济调查的问题。

日本侵略者容不得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1941年7月以优势兵力发动对盐阜地区的大规模“扫荡”。抗大五分校由副校长洪学智等率领，撤退到盐城以东地区。一个多月里，几乎天天行军，出入沿海草滩和盐碱荒地，给养和住宿都极其困难，而且多次与日伪遭遇，在战斗中造成伤亡。此时领导成员的主要工作，是指挥行军和作战。薛暮桥要参加领导班子的会议，但他自知不熟悉军事指挥，决定抓紧时间，修改在皖南时写成初稿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根据教学中的经验，删去过多的专门术语，尽量使青年干部容易读懂受益。他背着一个挂包，内装两本参考书和十个笔记本，行军时边走边想，休息和宿营时就坐在背包上，用挂包当桌子，动笔修改书稿。就这样在反“扫荡”斗争的紧张艰苦日子里，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修改。这本书后来由新知书店出版，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干部读物和高中教科书印了几百万册。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动乱和疯狂，耽误了我们整整十年。但也有一些智者，没有消极等待，在这十年中极力争取着时间。薛暮桥就是这样的一位。

“文革”开始时，薛暮桥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他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他从国民党的反省院释放，更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于是又加上一顶“叛徒”的帽子。造反派一再拉他出去批斗，有时一星期批斗三四次。在这种屈辱、痛苦、艰难的日子里，薛暮桥仍然尽可能地利用时间读书和写作。

我们都还记得，那时大多数书籍被贴上“封资修”的标签，不准阅读了。但是读《毛泽东选集》，是任何人不能阻拦、不敢反对的。于是，薛暮桥在“牛棚”里反复阅读《毛泽东选集》，前后通读了四遍，有些文章读的遍数更多。他边读边对照自己历来的言行，认为没有违反毛泽东思想，因而坚信一切强加给他的罪名最终都会澄清，不论怎么批斗都坚强地活着。

“文革”前夕，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薛暮桥和孙冶方、于光远撰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薛暮桥在挨批斗时还想着这项任务。他在“牛棚”里联系阅读《毛泽东选集》的心得，写了这本书的第一稿和第二稿。

1969年年底，薛暮桥被“发配”到湖北襄樊以北的五七干校。一家五口，天各一方。薛暮桥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还要参加运秧苗、烧猪食、管水泵、看守花生地等劳动。环境虽然恶劣，毕竟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多了一些。他重读《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又写了书稿的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稿。有一天雨雪交加，薛暮桥被派去值夜班看守花生地。他坐在板凳上，全身淋湿，冻得发抖，脑子里却想着书稿的问题，果然有些新的思路。早晨6时有人来换班，他回到宿舍，赶快把夜里想到的内容写下来，写到8时才吃饭睡觉。这本书，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又写了第七稿。1979年12月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书名出版。书中批判了当年泛滥全国的极左思潮，因而受到广泛欢迎。初版印了五万册，很快销售一空。三年里不断重印，销量近一千万册。还有英、法、德、日、西班牙、塞尔维亚等外文译本。

时间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时间。时间又是不停地流逝的，而且永不回头，不可逆转。我想，一个人，要想不虚度此生，对自己喜爱的事业有所成就，对祖国和人民有所贡献，就要像薛暮桥这样，珍惜时间，把握时间，善于利用时间，不论何种处境，在常人难有作为的时候坚持有所作为。

作者 丁星

发表于《大江南北》杂志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