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彭雪枫是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的高级将领，中央军委认定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江淮大地家喻户晓的抗日名将。

鲜为人知的是，青年彭雪枫的志愿并不是从军，而是当作家。

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的过家芳将军，1927年在北平今是中学和彭雪枫同学。1965年过家芳任安徽省军区副参谋长时告诉我，当年彭雪枫爱好文学，喜欢写作。在学生会会刊上常有文章，《大公报》副刊也发表过他的作品。他还报考过北平民国大学中国文学系，且被录取了，因为缴不起学费，没能入学。1927年4月李大钊被捕，彭雪枫作为今是中学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受到牵连。在东躲西藏的日子里，他将前一年去绥远的见闻写成《塞上琐记》，在天津《国闻周报》连载了七期。二十岁的彭雪枫，洋洋洒洒地写下两万三千余字，记叙边塞风情，揭示乱世迹象，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忧国忧民的愁绪。

难怪过家芳说：“那时候，我们都认为彭雪枫一定能当作家，没想过他能领兵打仗。”

那时候，国难当头，民族危亡，许多爱好文学的青年毅然弃文习武，投笔从戎。彭雪枫则是一手拿枪，一手握笔。他在1930年到红军工作以后，努力学习军事，潜心研究战争，还利用战斗和工作的间隙辛勤笔耕，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篇章。

1931年11月，红军第三军团第二师第七团副团长吴立志和通讯员龙飞虎男扮女装，以烧香为名上山，智取地主的山寨土围。时任师政治委员的彭雪枫立即写成战斗故事，在《猛攻报》发表。这可能是彭雪枫当红军后在报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为开国将军龙飞虎的早年经历作了记录。

1934年1月31日，彭雪枫在《红星报》发表《评歌剧〈扩大红军〉》。这时，彭雪枫更注重总结战斗经验。3月，红星出版社编印《火线上的一年》。他在这本书里发表了《八角亭战斗的教训》。8月15日，又在《革命与战争》杂志第8期发表《一个小的战斗许多大的教训》。他在写战斗经验时也会用上文学手法。例如他说，游击队要“严密侦察，了解敌人像了解自己的五个手指一样；动作飘忽，使敌人看我们像浓云密雾一样。”[1]使人读来印象深刻。

长征途中，彭雪枫写过多篇战斗报告和敌情报告，没有机会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到了陕北，毛泽东发动大家写长征经历，彭雪枫写了《娄山关前后》，生动地记述了红军攻占这座黔北要隘，揭开遵义战役序幕的经过。

西安事变前后，彭雪枫奉命做晋绥军的统一战线工作。他奔波于西安、太原、北平、天津、济南、聊城等地，肩负重任，工作闲暇之间，勾起了写作的兴趣。他写了散文《说太原》，以望敏的笔名投寄北平《世界日报》副刊，在1937年2月9日和10日登了出来。他接着又写《平津济之行》，但没有写完。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彭雪枫任八路军参谋处处长兼驻晋办事处主任，不久改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这一时期彭雪枫的著作，完全服务于这个任务。1938年3月5日，读书生活出版社在武汉出版了彭雪枫的《游击队政治工作概论》。6月14日，武汉《新华日报》发表了彭雪枫的《目前在河南应该做些什么》。文章指出，面对强敌入侵，应该持久抵抗，“发动敌人后方的游击运动，建立敌人后方的我国政权。”7月2日，彭雪枫为延安《解放》杂志写了《论在敌人后方工作》。7月7日，又写了《游击战术的几个基本作战原则》，着重探讨在平原打游击的问题，军事价值显而易见。我还注意到，即使是军事著作，也能看出文学对彭雪枫的影响。请看这部著作的六个章节标题：“暴风迅雷的突然袭击”，“集中主力打敌一点”，“东边打雷西边下雨”，“牵牛政策”，“打埋伏”，“超越近敌袭击远敌”。[3]多么生动的譬喻！

1938年9月30日，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东征。从此以后，他面临日、伪、顽、匪夹击的险恶环境，指挥着频繁的紧张的战斗，领导着部队和根据地的建设。他的著作，大多已是电报、信件、演讲稿。尽管忙碌，彭雪枫还是挤出时间，一再执笔总结来自战争实践的经验。1939年5月，他撰写了《平原游击战的实际经验》，同时发表于延安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战地知识》杂志。8月20日，他在《拂晓报》发表《宁可消灭敌人一连，不愿击溃敌人一团》，总结魏庄战斗的经验教训。10月5日，又在《拂晓报》发表《斗争一年》，总结游击支队东征以来的经验教训。这篇军事著作也有别致的开头：“秋高气爽，人壮马肥，我们这一群，开始了远征，深入敌人后方了。”文章最后指出：“一年来的悲壮激烈的实际斗争生活证明，敌人后方是可以变为前线，而且更能够获得伟大而惊人的胜利的。”[4]12月23日，他又在《拂晓报》写了《向模范的第四连学习》，祝贺葛店战斗的胜利，并指出：第四连“以一个连的兵力抗击敌军步骑炮联合部队数百人”，这种“以少胜众、以一当十的英勇杀敌、顽强战斗的大无畏精神，是值得全体指战员学习与效法的”。[5]

在新四军战斗的岁月里，彭雪枫还满怀深情地写过多篇悼念战友的文章。

1940年4月1日，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一总队总队长鲁雨亭在反“扫荡”战斗中壮烈牺牲。彭雪枫在《拂晓报》发表了《痛悼亲密的战友鲁雨亭同志》，盛赞鲁雨亭出污泥而不染，只知为国的豪侠之气。

1943年3月18日，新四军第三师参谋长彭雄在小沙东海战中英勇牺牲。彭雪枫在《拂晓杂志》发表《悼彭雄同志》，深情回忆了和彭雄在红军时期并肩作战的友谊。

1942年4月23日，二十五岁的宿东游击支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周启邦在抗击日军三路进攻时阵亡。彭雪枫在悼文中痛惜地写道：“共产党员洒血沙场，原是意料中的事，然而何尝料到他死得这样突然，死得这样年轻！”[6]令人难过的是，彭雪枫的这声感叹，竟然一语成谶！

1943年10月，泗阳县人民修建朱家岗战斗烈士墓园。县参议会请彭雪枫撰写纪念碑记。朱家岗守备战是淮北三十三天反“扫荡”战役扭转局势的决定性战斗。彭雪枫的《纪念朱家岗战斗殉国烈士碑记》，生动地记述了干部战士喋血奋战坚守阵地的英勇事迹，情真意切，文采绚烂。且看碑记的最后几句：“余窃思革命军人肝脑涂地，为国捐躯，固分所应尔，而死难诸同志之黄尘侠骨，碧草忠魂，乃蒙各界同胞之思慕爱戴，扼腕凭吊，仰余烈而沐余光，庶可永安于九原。”[7]读来使人荡气回肠。

二

在新四军第四师，大家把《拂晓报》、拂晓剧团和骑兵团称作“彭雪枫的三件宝”。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大多重视办好报纸。但“重视”二字，还不足以反映彭雪枫和《拂晓报》的关系。他是亲自动手，精心耕耘，始终把办好《拂晓报》当作份内的工作。

《拂晓报》创刊于1938年9月29日，即新四军游击支队出发东征的前夕。部队即将出征，工作千头万绪，彭雪枫在百忙中还亲自主持《拂晓报》的创刊。他召集有关人员讨论报名，安排版面，还自己动手写了发刊词：“拂晓，代表着朝气、希望、革命、勇敢、进取、迈进、有为、胜利就来的意思。军人们在拂晓要出发，要进攻敌人了。志士们在拂晓要奋起，要闻鸡起舞了。拂晓，催我们斗争。拂晓，引来了光明。”[8]热情洋溢，读来令人心潮澎湃。

彭雪枫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摆在报纸工作的首位。1938年11月，游击支队进入豫东的睢杞太地区，消灭了一批汉奸武装，军威大振。报社编辑欢欣鼓舞，在《拂晓报》第一版上发表祝贺胜利的专论，标题是：《我们进入睢杞太的中心任务——消灭汉奸武装》。彭雪枫看了样报，立刻把主编阿乐（即乐于泓）请去，严肃地批评说，你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讲党的政策和策略，不把消灭日寇放在首位，却把打击汉奸武装说成中心任务，这是原则性的错误。他责成重新编印这期报纸。几天以后，彭雪枫又把编辑们请去谈心，耐心地讲解：我们的队伍虽然得到了发展，但仍处于敌强我弱的态势，我们既要坚决打击敌人，又要巧妙运用策略，造成敌伪内部矛盾，争取分化瓦解敌人。[9]

1939年10月5日，彭雪枫发表《拂晓报的产生和壮大及其今后的方针》，总结创刊一年的经验。他写道：“拂晓报是支队全体指战员们的政治上的指南针”，“党的路线、主张、政策、决议以及个别时间的指令，都通过了报纸而传布出去。”[10]接着就指出《拂晓报》的弱点和缺点，以及应当改进的七个方面。彭雪枫多次向报社提出要改革文风。他说，文章不通俗，写深奥难懂的描写，文体标新立异，这是关系到党报的群众观点问题。他给《拂晓报》写了多篇深入浅出、生动明快的文章，为大家作出榜样。他甚至亲自编稿。有一篇来稿《月下老友话睢杞》,写两位老战友重逢叙旧，充满激情，但文字表达不顺畅。彭雪枫代报社修改这篇来稿，还热情地给作者写信，告诉他怎样提高写作水平。1941年3月4日，彭雪枫在《拂晓报》发表《文字宣传规约》，共计十条，包括“不写草字”，“不写怪字”，“每一宣传品必须有血有肉有内容，入情入理入宣传对象之心。”[11]

在敌后的游击环境办报，面临着物质上的极大困难。《拂晓报》创刊时，只有两支铁笔，一块钢板，两盒油墨，一把凹凸不平的油印胶棍，半筒蜡纸。虽有一架油印机，但已不能用，创刊号只好将蜡纸用图钉固定在木板上，滚动胶棍印刷。才印了三十张，蜡纸就撕裂了。彭雪枫再三安慰和鼓励大家“发扬革命的事业家精神”，克服物质上的困难，同时想方设法为报社改善印刷条件。他在部署每一次战斗时都交代一项“政治任务”，凡是发现缴获的物资中有油印机、钢板、铁笔、油墨、纸张，一定要派专人送到报社。

彭雪枫还几次和报社人员一起，研究改进刻印技术。1940年春天，他召开党报委员会会议，并请报社人员和机关有关人员列席，专题研究刻印技术，哪种品牌的蜡纸、钢板、铁笔更好，刻蜡纸的力度和手势怎样掌握。《拂晓报》的印刷不断改进，终于可以印出清楚、美观、套色的报纸，而且每期报纸能印三千两百份甚至四千份。

在印刷条件改善以后，彭雪枫又兴致勃勃地创办了《拂晓文化》《拂晓木刻》《军事杂志》《军中党人》等刊物，还分别写了发刊词。

办好报纸，需要人才。《拂晓报》创刊时，只有三名专职人员，承担着采访、编辑、通联、印刷、发行的全部工作。后来部队发展，报社人员也有所增加。彭雪枫往往亲自物色和延揽人才。李克弱在回忆文章中说，1939年秋天他从延安到豫皖苏边区，彭雪枫得知他是美术工作者，非常高兴，立即领他去了报社，拿起刚印好的《拂晓报》对他说：“我们的报纸要有插画，要有画刊，你是画画的，做这个工作很合适，一定能把这张小报办得更好。”[12]后来彭雪枫还多次找李克弱谈话，鼓励他掌握用铁笔在蜡纸上作画的技能。

对《拂晓报》的工作人员，彭雪枫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呵护。1939年元旦，游击支队刚到鹿邑县白马驿整训，彭雪枫就让伙房炒了几个菜，宴请报社同志，对他们说：“一支笔胜过三千支毛瑟枪。希望同志们埋头苦干，作新闻职业家。”[13]这年12月5日，《拂晓报》出版第100期，彭雪枫又写了专论：《立志做办报专家》。当《拂晓报》刻印有进步时，彭雪枫热情地称赞：“陈阵是蝇头小楷，庄方是标准仿宋，单斐是俊秀方体”，对参加刻印的报社同志逐一作了肯定的点评。

彭雪枫和《拂晓报》工作人员同甘共苦，建立了亲密的战友情谊。他在1941年写诗赞扬阿乐在失去妻子丁香后，以琴寄怀，埋头工作：“一个单薄的朋友，十年前失去了他的爱人，在那蓬勃的洪流。如今啊，何所寄托？寄托在琴声里，寄托在阶级斗争里头。”[14]我在这里加句题外的话：丁香牺牲于南京雨花台，2011年和2014年，南京将阿乐和丁香的凄美爱情故事重现于舞台和银幕，感动了许多年轻人。

1943年12月2日，《拂晓报》出版第500期。彭雪枫写了《贺拂晓报五百号》。彭雪枫牺牲后，人们整理他的遗物，发现他珍藏着一册《拂晓报》合订本，封面上写着：“心血结晶。”

三

彭雪枫的书生本色，不仅反映在酷爱读书、写作、办报，而且表现为对人对事的率真，坦诚，胸无城府。

1940年6月20日，黄克诚率领八路军第二纵队到达豫皖苏边区，和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师。彭雪枫欢欣鼓舞，第二天就致电刘少奇并报中共中央，建议黄克诚及所率部队留在豫皖苏边区。他说：“支持、巩固与发展豫皖苏局面，对于联系路北、路东及淮太区域当有战略意义。”他还恳切地说：“我个人能力精力都不够用”，很需要黄克诚“分忧共谋”。[15]

刘少奇22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并彭雪枫、黄克诚，同意彭黄两部合编，但又说：“华中部队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向东”，“雪枫处可不必使用过大的兵力”，黄克诚部“以去援助路东为好。”[16]

27日，由毛泽东、王稼祥、朱德署名的中央军委电决定：彭黄两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以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活动于津浦路西、陇海路南，以对日寇作战、巩固豫皖根据地、扩大整训部队为中心任务”。同时要求：“彭、黄应设法抽调一部兵力过津浦路东帮助苏北发展。”[17]

29日，刘少奇致电彭雪枫、黄克诚：“合编后，订出两星期的整训计划，准备在二十天后派三个团过津浦路东活动。”[18]

刘少奇的这道命令，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有区别，和彭雪枫的设想更不同。当天，彭雪枫和黄克诚就联名致电刘少奇并报中央军委，报告合编情况，报告“已抽调一大批军政党干部过路东”。接着提出：“我们意见，路东部队已相当多且比较强，中央亦认为目前主要方针则为自卫，倘迫切需要时，则临时抽调有力之部往援。”[19]

电报发出，彭雪枫觉得言犹未尽，又在7月1日致电刘少奇并报中央军委，分析中日战事的发展，提出自己的战略设想：“在解决目前之物资困难、磨擦问题上说，则以向东为有利，但在与敌人及国民党作长期斗争打算，则以向西为有利”，“根据华中情形观之，豫皖边可能即成将来华中的堡垒，一旦战争形势变化，我可西进越平汉路入伏牛山，南进大别山”。[20]

7月5日至21日，刘少奇一再致电彭雪枫和黄克诚，强调“现我战略方针，决定向东发展苏北，对西采取守势”，催促黄克诚部“迅速东进”，“立即出动”，“应即东调”。[21]

7月21日，黄克诚率原第二纵队机关和三个团离开新兴集，执行向东发展任务。

黄克诚后来说，那时他刚从华北南下，不知道部队过了陇海路就要受中原局刘少奇指挥。

彭雪枫当然是知道的。他是中原局委员之一，岂能不了解中原局的管辖范围？但在他看来，不论哪位领导人的决定和指示，如有不同意见，是可以提出来讨论的。

旧军队里常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人民军队里，军人以夺取胜利为准则，反对盲目服从，鄙视唯唯诺诺。早在新四军游击支队东征之初，彭雪枫就提出过口号：“打仗第一”，“胜利第一”，“消灭敌人第一”，要求干部战士发扬军事民主，为克敌制胜献计献策。

这件事情，曾被称为“东进西进之争”，记述彭雪枫的文章似乎都避而不提。其实，这只是领导人之间对于战略方针的正常讨论，完全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对于彭雪枫来说，起初他认为西进有利，就毫无顾忌地提了出来；后来明白了东进更有利于战略全局，就毫不犹豫地欢送黄克诚率部东征。这就是彭雪枫，豁达，纯粹，心底敞亮！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发动皖南事变，围歼北移途中的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顽固派在皖南得手，又于2月上旬纠集十万兵力，对正在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的彭雪枫部发动大举进攻，当年称为“第二个皖南事变”。

我们在1986年撰写《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的《综述》，把这次事变称为“豫皖苏边区反顽斗争失利”。读到初稿的新四军第四师老同志都不能接受这个提法。七位老同志在武汉聚会，由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周世忠主持讨论，写了一段表述供我们采用。原文是：“新四军第四师在四倍于己的顽军进攻和日军不断扫荡的困难形势下，英勇抗击三个多月，阻挡了顽军东进苏北和北上山东。但是，第四师终因兵力对比悬殊，地形条件不利，以及指挥上工作上的某些失误，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人员伤亡和非战斗减员共四千余人，不得不暂时放弃豫皖苏边的大部分根据地，转移至皖东北地区。”

这段表述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只不过称得上“春秋笔法”，突出了胜利的方面，强调了客观的困难，而且撤离豫皖苏边区只是“暂时放弃”，使得惨重的失利读来不那么触目惊心。

彭雪枫可没有这么讲究。他率领第四师主力到达皖东北，见到前来迎接的张爱萍，第一句话就是：“我们逃难逃到你这里来了！”[22]

多年以后，我在记录张爱萍晚年回忆的书里读到彭雪枫的这句话，陡然眼前一亮，原来彭雪枫不仅可敬，而且可亲可爱！他直截了当自称“逃难”，完全不掩饰不避讳这次失利。1941年5月20日，他在第四师参谋工作会议上作《三个月来军事斗争检讨与今后战术改进问题》的报告，一上来就说：“三个月的斗争，我们有胜利，同时也有失败。”[23]7月19日，他在第四师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专题报告，又从八个方面总结了三个月反顽斗争的经验教训，认真作了自我批评。

《礼记》有言：“知耻而后勇。”彭雪枫记取失败的教训，励精图治，整训部队，建设抗日根据地。许多措施，都是从失败中得来。例如，国民党顽固派进攻豫皖苏边区时，出动了骑兵第二军和骑兵第八师，这使得靠两条腿走路的新四军非常吃亏。彭雪枫从中认识到，在平原作战，必须有一支骑兵。8月1日，他就把全师的坐骑和缴获的战马集中起来，组建了骑兵团。在彭雪枫的不断关心下，骑兵团很快成为拥有一千余名干部战士和六百多匹战马，精通骑术和劈刺，能在战场上纵横驰聘的铁骑精兵。1942年夏，在洪泽湖畔的沙山集战斗中，骑兵团只用九分钟就将三百余个日军劈倒大半，俘其八十余人。

短短三年时间，新四军第四师在战斗中发展壮大，成为拥有三万余人的劲旅，多次粉碎日军出动坦克、大炮、飞机、汽艇的“扫荡”，也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进行了自卫还击。由彭雪枫统一指挥第四师和第二师、第三师各一部实施的山子头战役，甚至活捉了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迫使他签订了停止摩擦、共同抗日的承诺。原来的皖东北根据地，也扩大为陇海路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津浦路以东的淮北抗日根据地。

1944年4月，日军发动河南战役。驻守平汉路两侧的国民党军四十万人节节败退，一个月失城三十八座，失地一千余里。7月25日，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第四师西进，打击日伪军，策应国民党军作战。

这是彭雪枫想望已久的军事行动。8月15下午，他在西征誓师大会上作动员，号召干部战士“打回路西去，搭救豫皖苏边三百万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从敌人手里把国民党军队随便丢掉的广大失地收复过来。”[24]豪情壮志，溢于言表。

西进部队一路顺利。8月20日越过津浦路。21日就在萧县小朱庄歼灭前来阻拦的苏北挺进军一千余人。接着连克永城等地伪军驻点，争取了萧西伪军投诚。9月11日，在夏邑县八里庄包围了伪、顽、匪三位一体的李光明部。不幸的是，就在战斗即将胜利时，彭雪枫为流弹击中，以身殉国，年仅三十七岁。

如此突然，如此年轻！战友们和淮北人民久久沉浸在哀恸之中。

新四军第四师继承彭雪枫的遗志，继续勇猛西进。10月，基本上恢复了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西进战略任务。

作者 丁星

注释：

[1][2][3][4][7][10][23]《彭雪枫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第10页，第66页，第81-97页，第153-160页，第579页，第161页，第358页。

[5][6][8][11]《彭雪枫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92页，第348页，第53页，第281页。

[9]杨居人：《拂晓报史话》，新华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16页。

[12]李克弱：《彭师长同拂晓剧团和拂晓报》，《彭雪枫研究资料》，江苏省淮阴地区行政公署1981年9月印，第367页。

[13][14][15][16][17][18][19][20][21][24]《彭雪枫年谱》，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第108页，第265页，第174页，第175页，第176页，第344页。

[22]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67页。

为纪念彭雪枫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而作。发表于《大江南北》杂志201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