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1年4月10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黄克诚的《关于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一文。当时，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人们，在反思教训时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议论纷纷，对毛泽东思想也提出了质疑，有的人甚至肆意诋毁、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黄克诚依据自己参加革命战争的经历，深情地回顾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不朽功勋，如实地分析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指出了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应有态度。大家知道，黄克诚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上被错定为“彭黄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被批判、撤职、脱军装甚至身陷囹圄，时间长达十八年。但他说：“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害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

黄克诚的这篇鸿文，发自肺腑，撼人心魄，如黄钟大吕，铿锵有力，在党内外、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友人许青当时有诗三首颂之，很能代表我的心声，因而至今记得。

　其一：

一篇读罢泪双流，掩卷长思意未休。

六十年间多少事，全凭肝胆话春秋。

　其二：

追怀岁月忆当年，功过昭昭两了然。

青史有情终不朽，岂容轻薄对前贤。

　其三：

也曾冷落靠边来，恩怨区区不萦怀。

自是元勋高格调，只从社稷作安排。[1]

黄克诚从红军时期起，就是这样坚持独立思考，从不随波逐流，完全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勇于直陈自己的见解。在新四军工作期间，黄克诚也曾多次提出重要的建议。有时因与领导人意见分歧而受到误解、批评、处分，他以坦荡的胸怀对待，服从大局，遵守纪律，但不改初衷，该讲的意见还是照讲。

二

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新四军执行国民革命军的统一编制，取消了政治委员，降低了政治机关的职能和地位。平型关战斗以后，时任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黄克诚到第一一五师蹲点半月，感到部队“政治工作显著削弱”，“军阀习气开始滋长蔓延”，回到机关即向政治部主任任弼时汇报，“建议恢复我军政治委员制度”，“以保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2]根据任弼时的指示，他起草了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的建议，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署名，于1937年10月19日报告中共中央。22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3]

这是黄克诚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第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建议。随后，中共中央任命了八路军三个师的政治委员。黄克诚自己也被派到第一一五师，任第三四四旅政治委员。

1941年2月，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负责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3月1日，黄克诚就致电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建议：“我们五纵队必须有一个坚定的军事行动方针，这个方针应是巩固盐阜、淮海与开展皖东北区，打通与山东和雪枫区联系，而主要是巩固盐阜区。这个方针除非有全国性变动外不应改变。”为什么强调“主要是巩固盐阜区”？黄克诚在电报中解释说：因为这个地区土匪猖獗，而且与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相互勾结；我们则对此估计不足，犯了急性病与贪多病，半年来部队东打西拖，没有时间补充和整训，也没有时间进行根据地建设，造成没有一个充实的连队，没有一个巩固的区和乡。因此，必须在半年内以巩固为方针。[4]3月3日，刘少奇和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复电：“同意你们的意见。”[5]

黄克诚提出的这个方针，对于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苏北为华中的重心所在，稳定苏北，对于贯彻中共中央的“发展华中”方针也有重大意义。

黄克诚不仅关注苏北，而且始终关注着华中乃至全国。1945年7月28日，他致电新四军代政治委员饶漱石，分析全国抗日战争形势的重大变化，建议华中应该“从以发展为主照顾巩固的方针，转到打开局面，控制地区，创设华中总后方的方针,以迎接驱逐日军，夺取大城市和国民党进行内战之新形势的到来。”[6]8月12日，新四军军部命令第三师主力向淮南津浦铁路以西地区出动，会合第二师阻击国民党军桂系东犯。两个师在路西等候半个多月，未见桂系出动。黄克诚认为，这样集结部队待机，不如将第二师、第三师主力调回路东和苏北，在路东“牵制桂顽”，“并肃清苏北、苏中各城市伪军，创造大块区域，作尔后长期作战之战场。”[7]他一面派第三师参谋长洪学智先期返回苏北，组织两淮战役，一面与第二师政治委员谭震林联名致电军部，提出这一建议。9月4日，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将此电转报中共中央。获批准后，黄克诚率部回师苏北，发起两淮战役，全歼淮阴、淮安伪军一万三千余人。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黄克诚分析全国形势，认为国民党的和平谈判“毫无诚意”，只是“欺骗人民，麻痹我军，拖延时间之手段”。而八路军、新四军分散在各个根据地，一旦国民党发动内战，“很难独立长期支持大规模战争”，应当主动收缩阵地，集中主力，“创造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在具体布置上，他提出：“东北既能派部队进去，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五万人，能去十万人为最好”，“以晋、绥、察三地为第一战略根据地，应集中十万主力”，“以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应集中十五万主力”。[8]1945年9月13日，黄克诚率部回师苏北,特地到新四军军部驻地与饶漱石作了长谈，建议由华中局或军部将以上意见报告中共中央。饶漱石未予同意。军情紧急，万不得已，黄克诚于14日以个人名义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了电报。在延安代行中共中央主席职责的刘少奇，立即将黄克诚的建议转报在重庆和国民党谈判的毛泽东。黄克诚这一关系到战略全局的建议，与毛泽东、刘少奇的考虑不谋而合。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对抽调部队进军东北作了具体部署。9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黄克诚：“你的提议中央同志都看过，并在原则上同意你的意见”，“请你以后多提意见”。[9]9月23日，黄克诚接到命令，要他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进军东北。

三

战争环境错综复杂，战争态势千变万化，指挥员的判断和决策难免有所不同。黄克诚提出的建议，也有碰壁撞墙的时候。

关于曹甸战役的争议，很能反映战争的复杂性和由此造成的意见分歧。

1940年10月6日黄桥战役胜利以后，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率部退守曹甸、车桥、兴化一线。10月13日，刘少奇致电陈毅等并报中共中央，提出：“如我在目前能乘胜一鼓攻克兴化，彻底消灭韩部，驱走韩部，那在政治上军事上对我是极有利的。”[10]中共中央从华中全局的斗争通盘考虑，不同意这个主张。10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陈毅并转刘少奇、黄克诚等：“估计到韩与蒋、顾之关系，他又是战区总司令及省主席，暂时尚不能取彻底消灭政策。”[11]

10月31日，刘少奇从皖东赴苏北抵达黄克诚驻地，两人对形势交换了看法，于11月4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再次提出“迅速消灭韩德勤，统一苏北与皖东于我手中”的意见。[12]同一天，陈毅、粟裕致电中共中央和刘少奇、黄克诚表示异议，认为：“立即灭韩固然便利，恐先给蒋以大举反共的口实，于政治上不利。”[13]

此时，战场形势又有变化：国民党东北军霍守义部从山东南下，企图与韩德勤部会合；津浦路西的桂系李品仙部，也有向皖东新四军进攻的动向。刘少奇于11月10日、11日、18日连续致电中共中央，一再主张“迅速解决韩德勤部，巩固苏北阵地”，“首先消灭韩德勤，巩固苏北，确保津浦路以东地区”，“先打韩，争取战略上的主动”。[14]

从现存档案看，黄克诚起初是赞同进攻韩德勤部的。11月19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刘少奇、陈毅、黄克诚，仍然指示“待机观变”，但黄克诚部“须位于韩、霍两军之间，隔断其联络”，而且“应立即准备一个局部战斗”。[15]黄克诚于20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不同意见，主张：“以小部箝制东北军，以新四军及五纵主力消灭韩德勤部，占领兴化及以西以北地区，彻底解决苏北问题。”[16]

歼灭韩德勤部，完全控制苏北，是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的共同心愿。但是，怎样实现这个目标，何时实现这个目标，还需根据全局形势、力量对比等诸多因素而定。黄克诚经过慎重思考，后来提出了“暂时不宜攻打曹甸的意见”，理由有四，包括：“曹甸不同于黄桥，我主动进攻不符合中央指示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曹甸工事坚固，多层纵深水网，易守难打，我军缺乏水网地区攻坚经验和器材，成功把握不大，还可能招致重大伤亡”。[17]

急于控制苏北的刘少奇，11月26日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了曹甸战役的作战方案。11月27日，毛泽东终于复电同意，但仍提出：“惟不得攻击兴化。”[18]兴化是韩德勤的省府所在，也就是说，仍不赞成彻底歼灭韩德勤部。

曹甸战役于11月29日发起。参战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采取猛打猛冲、分兵突进的战术，连续突破韩军的防线，但伤亡甚大。12月11日，在总攻曹甸的前两天，黄克诚致电陈毅、粟裕并刘少奇，建议“用持久作战方法攻击”，“我军无攻坚武器，历史上用速战速决、猛打猛冲战法攻击坚固据点极少成功”。[19]但这个建议仍未被采纳。

曹甸战役历时十八天，终因主客观的诸多因素未能达到攻克曹甸的战役目的。虽然歼灭韩军八千余人，八路军、新四军也伤亡两千余人。战后，黄克诚被批评为右倾保守，作战不力，被撤销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职务，改由陈毅兼任。陈毅此时已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代总指挥，而且仍兼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未到第五纵队视事。黄克诚仍任第五纵队政治委员，因而仍是由他主持工作。

曹甸战役该不该打？攻而未克原因何在？许多年来仍有争议。好在刘少奇、陈毅都已改变看法。陈毅在1942年撰写的《曹甸战役总结》中说：“曹甸战斗是我去攻人家，是缺少理的”，“我很轻敌，准备非常不够，变成浪战”，“我们的战斗手段是攻坚，这就要有很好的准备和按范战的原则作战才行。当时，我们这方面就差了，光猛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20]1945年10月10日，陈毅在山东临沂欢送第三师出征东北，再次诚挚地对黄克诚说：“曹甸战役，我和少奇没有认真听取你的意见，坚持要打，结果没有打下，我军伤亡很大，最后批评你三师配合不力，撤了你的职，其实责任在我。”[21]1944年7月10日，在延安参加整风的刘少奇也特地致电黄克诚说：“曹甸战役本来是可以不举行的”，“我没有细心考虑，急促下决心向顽军进攻，这是我应负责任的”，“曹甸战役未能完成任务，当然不能由你负主要责任，当时有此种说法是不妥当的”。[22]

1941年1月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盐城成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7月，日军调集一万七千余人，在飞机、大炮、装甲汽艇的掩护下，对以盐城为中心的苏北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发出“保卫盐城”的号召。《江淮日报》发表了《怎样保卫大盐城》的社论。军部命令第三师对来犯之敌实行迎击。黄克诚认为，“在敌我强弱悬殊的情况下，不宜对日伪军搞正面阻击”，“建议华中局和军部机关及早撤离盐城，转移到阜宁农村，跳出敌包围圈；部队实行分散游击，待机转入反击”。[23]

这一次，黄克诚的建议被采纳了。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于7月10日撤离盐城。7月22日，日军侵占盐城。新四军第三师转入日伪军侧后，利用河网港汊对敌阻击伏击，在第一师积极出动支援下，粉碎了这次“扫荡”。但是，在8月反“扫荡”结束后，于阜宁县停翅港召开的会议上，黄克诚又被批评为“不服从指挥”。黄克诚在会上作了申辩。刘少奇坚持认为黄有错误，应该检讨。

许多年以后，我们在编撰新四军史时，仍有同志提出：“保卫盐城”只是一个政治口号，黄克诚大可不必反对。1947年3月国民党军大举进犯延安时，中共中央决定撤离延安，也提出了“保卫延安”的口号。这个说法听来有理。问题在于：当年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不仅提出了用于宣传的政治口号，而且也有保卫盐城的军事部署，军部还直接指挥第三师的第七旅、第八旅和第一师的第二旅作战，要求“必须用力保卫盐城，不让盐城落于敌手”。[24]

四

今年10月1日，是黄克诚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一位老友得知我要写纪念文章，帮我出了个题目：《善于发现真理，敢于坚持真理》。我知道他的本意与我相同，是要宣扬黄克诚勇于直言的品格；但是这个题目我不能采用，因为黄克诚并不认为他提出的意见都是真理。1984年2月11日，他在接受军史编写人员访问时说过：“在党内有什么意见就应该提出来，现在应该提倡这种精神”，“提的意见不一定正确，还可能是错误的，这不要紧，错了也可以批评”，“如果把自己的观点隐瞒起来，上面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这不是正确的态度。”[25]也就是说，关键在于坦陈自己的意见，而不在于意见是否完全正确，是否是真理。

黄克诚确实提出过不完善或不正确的意见。每遇这种情况，他总是服从真理，果断改正，同样表现了不计个人得失的坦荡胸怀。

1940年6月20日，黄克诚率领八路军第二纵队到达豫皖苏边区，与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6月27日电令，两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以对日寇作战，巩固豫皖根据地，扩大与整训部队为中心任务”。[26]

6月29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胡服（刘少奇）来电，要黄克诚作东进准备，“二十天后派三个团过津浦路活动”。[27]彭雪枫认为，与日伪顽作长期斗争，以向西发展为有利，黄克诚部应该留下，一旦形势有变，即可西入伏牛山，南下大别山。黄克诚同意彭雪枫的意见，两人联名于7月1日电复刘少奇。[28]

7月15日，刘少奇再次致电彭雪枫、黄克诚：“现我战略方针，决定向东发展苏北，对西采取守势。”[29]但彭雪枫因豫皖苏边区兵力较少，仍然希望黄克诚部留下。7月17日、18日，刘少奇又连续致电，催促黄克诚部东进。7月21日，刘少奇更为明确地要求：黄克诚部的新二旅两个团和第三四四旅一个团“应即东调”。[30]

黄克诚感到刘少奇的意见与中央军委6月27日电不尽一致，于是致电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回电说应服从中原局胡服指挥。此时，黄克诚明确了中央的战略意图，于是留下两个主力团给豫皖苏边区，自己率三个团立即东进，执行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这次电报往来，后来被称为“东进西进之争”。在新四军的史书上，包括我主持撰写的《新四军战史》，都采取回避的办法。其实，在我看来，领导人之间发扬民主，各抒己见，最后集中形成正确决策，坚决做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正是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正常现象。倒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重提此事批判黄克诚，那才是不正常的。

还有一例，应该记述。

1941年1月25日，黄克诚与八路军第五纵队的其他将领联名，就皖南事变致电中共中央。当时，八路军、新四军将领惊闻皖南事变，纷纷致电中共中央，义愤填膺地谴责国民党发动这次事变的罪行。黄克诚的这封电报，却将着重点放在如何应对这次事变，提出了七项建议，又一次表现了他关注全局、为党分忧的一贯态度。但他的七项建议立足于国共两党关系完全破裂，甚至建议“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回大后方去，肃清内奸”，[31]因而并不可行。

也是在1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党“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变。黄克诚得知后，立即改变看法，拥护中央的正确决策。3月，他在淮海区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作报告，特地强调：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何种情况，仍需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且详细论述了这样做的理由和执行中要注意的问题。

1985年9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同意黄克诚因健康原因辞去领导职务，在给他的致敬信中特别指出：“您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不盲从，不苟同，坚持真理，刚直不阿，不论身居高位还是身陷逆境，都一心为公，无私无畏。您的崇高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32]黄克诚的一生，曾有十次因提出不同意见而受到批判、处分。中共中央的这个评价，为这位无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作了公正的结论。

注释：

[1]许青：《三漫集》，南京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138-139页。

[2][3]《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

[4][5][6][7][8][9][17][19][27][29][31]《黄克诚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20-121页，第306页，第312页，第373-375页，第116页，第117页，第339页，第118页。

[10][12][13][14][15][16][18][26]《新四军征战日志》，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36页，第145页，第147页，第150页，第151页，第152页，第115页。

[11]《新四军征战日志》第137页。毛泽东等在这个电报中提及要注意韩德勤和蒋介石、顾祝同的关系。据韩德勤胞弟韩德考说，韩德勤和顾祝同确有特殊关系。他们是苏北同乡，顾祝同的家乡涟水县和韩德勤的家乡泗阳县是邻县。而且他们在南京陆军小学、武昌陆军中学、保定军官学校都是同班同学。1918年他们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时约定，将来不论谁仕途有发展，都要互相提携。1925年韩德勤在直系军阀齐燮元的江苏督军署当上尉候差，此时顾祝同已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师副师长。北伐战争前夕，顾祝同写信要韩德勤南下广东。不久顾祝同任第三师师长，就举荐韩德勤任第三师参谋长。1927年顾祝同任第九军军长，韩德勤随之任第九军参谋长。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顾祝同任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1938年5月升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即由韩德勤为代总司令和代省主席。同年，韩德勤任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考1949年起义后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以上是他在1987年接受我们访问时说的。

作者 丁星

[20][23][27][28]《黄克诚回忆录》上册，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4月第1版，第311页，第302页，第281页。

[21][22]张广华：《关于曹甸战役的几个问题》，《新四军第三师》续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267页，第268页。

[24]胥亚平：《盐城保卫战》，《新四军第三师》续集第276页。

[25]朱振友、张广华等：《敢直言讲真话的黄克诚同志》，《新四军第三师》续集第36页。

[29][30]《跃马挥戈·抗战时期的黄克诚》，长征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56页。

[32]《黄克诚与苏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2页。

为纪念黄克诚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而作。发表于《大江南北》杂志201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