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2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揭露了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错误，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1955年3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根据一年来揭发的事实，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饶漱石的党籍。1965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又以反革命罪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十四年。从此以后，关于新四军的文章和书籍，就很少提到饶漱石了。

　　其实，记述新四军的历史，饶漱石是绕不过去的名字，因为他是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为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做过许多工作，有过重要贡献。饶漱石在新四军也有错误，但毕竟功大于过。

一

　　饶漱石1903年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1923年在上海大学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他被派往苏联学习，并被共产国际派往西欧、东欧和美国工作。1932年回国，在上海和北方从事工人运动。1935年再赴苏联，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先后被派往美国、法国工作。1939年11月回国。

　　1940年8月，饶漱石以梁朴的化名和记者的公开身份，从重庆到皖南泾县云岭，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四个月以后，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这四个月里，饶漱石分管东南地区党组织的工作。他先用一个多月作调查研究，发现东南局和各省党组织联络不畅，指导困难。11月6日，他以东南局名义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东南局移驻苏南，直接领导苏南、浙西、苏皖边的党组织，而在闽浙边成立分局，领导闽浙赣三省的党组织。11月14日又向中共中央建议，由东南局的另一位副书记曾山去苏南领导那里的党组织，自己去闽浙边。中共中央17日复电同意这一建议。12月18日，曾山率领一批干部和警卫人员一百五十余人到了苏南溧阳县。但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围歼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的部署，形势日趋恶化，饶漱石未能去闽浙边，而是随同新四军军部参加了北移。

　　这四个月里，饶漱石起初没有新四军的职务。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以此为借口，不让他参加军部的会议，不给他看有关新四军的电报，也不和他商量新四军的行动部署。饶漱石对项英不执行中共中央这年5月4日的指示，甚至拒不传达这一重要指示，提出了批评意见，也向中共中央反映了自己无法了解情况的困境。中共中央电告项英，所有的电报都要给饶漱石看，并增补饶漱石为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但项英依然我行我素，不让饶漱石参加军分会的会议。在1941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上，饶漱石就皖南事变作报告时讲到了他的这些遭遇，并说有一次他和项英激烈争论，“闹了四五个钟头”。[1]

　　1940年11月以后，新四军军部和东南局做北移准备。根据饶漱石的意见，决定中共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和各县已经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五百余人全部随军北移，另行组织以黄耀南为书记的新的皖南特委，作为以后皖南党组织的秘密领导机构，留下来的共产党员分别以三五人为一个小组，半年之内不要互相联系，以免暴露。由于这一周密安排，许多新四军干部战士包括饶漱石自己，在皖南事变中分散突围时，得到了地方党组织的帮助。这些党组织绝大多数在事变后的白色恐怖中没有被破坏，对后来新四军在皖南恢复抗日游击战争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开始北移。出发以前，皖南部队编为三路纵队。饶漱石和军部直属队随第二纵队行动。

　　1月6日，新四军北移部队遭到预先设伏的国民党军拦击。新四军三路纵队奋起自卫，到7日中午，第一纵队击破拦击通过求岭，第二纵队出丕岭抵达星潭外围，第三纵队占领高岭后也向星潭进发。

　　7日下午，军分会在星潭附近的百户坑举行会议，讨论怎样突破困境。军长叶挺主张宁愿牺牲一部分部队，坚决从星潭冲出去。项英则以保存部队为理由，反对硬拼。叶挺又提出另一个方案，也被项英否决，但项英自己又提不出办法。大敌当前，这个作战会议竟然开了七个小时之久。最后决定从星潭折回，改向高岭方向突围，但又走错了路，只得折回里潭仓宿营。百户坑会议仍然没有通知饶漱石参加。他得知消息赶到开会地点时，会议已经开了三个多小时。因为不明情况，饶漱石自始至终只能旁听。

　　8日，项英在里潭仓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如何行动。这次还是没有通知饶漱石参加。饶漱石闯进会场，气愤地说：“我是军分会的一个委员，我要参加你们的讨论，我也许有些意见可以贡献，因为你们的行动已经超过常识了！”[2]

　　8日下半夜，项英见到机要处破译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密电，得知国民党军将于9日对新四军北移部队发动全线总攻，惊慌失措，擅自离开指挥岗位，率十余人企图自行突围。危急关头，饶漱石挺身而出，召集军部直属队和第二纵队的领导干部开会，要大家支持叶挺军长出来指挥。天明以后，饶漱石又陪同叶挺集合军部直属队和教导总队讲话。叶挺动员大家说：“现在是每个人献身于革命的重大关头，让我们为革命、为无产阶级流尽最后一滴血。”[3]

　　这时，国民党军第一四四师向着高坦大举进攻。新四军第二纵队第三团据险阻击，战斗十分激烈。叶挺一面指挥战斗，调教导总队支援第三团，一面和饶漱石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和在苏北的中原局说：“今（9）日晨北进，又受包围，现在集全力与敌激战，拟今晚分批突围北进。”[4]同时报告了项英等人离开部队的情况。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立即复电叶挺、饶漱石：“望你们极力支持，挽救危局，全力突围去苏南。”[5]同日又有一电致叶挺、饶漱石并转皖南各部队负责人，宣布中共中央已决定“东南局合并于中原局，江南所有战争区域之党和部队工作统一归中原局领导”，接着提出：“望你们转告全体党员完全服从叶军长及东南局与军分会委员饶漱石同志之指挥，以打破顽固派之包围，胜利的转移到苏南北渡。”[6]

　　叶挺、饶漱石接到电报后，立即担负起指挥重任。经过9日的激战，终于将第一四四师的多次进攻击退。黄昏，叶挺、饶漱石率军部直属队、教导总队和第三团向东北方向开进，准备沿东流山麓经石井坑渡青弋江，然后在铜陵、繁昌一带北渡长江。但一路上都受到国民党军的袭扰，边战边走，一夜只走了二十余里，于1月10日晨进入石井坑。在石井坑，叶挺、饶漱石联名致电中原局并转中共中央：“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即斟酌实情，可否由中央或重庆向蒋交涉，立即制止向皖进攻，并按照原议保障新四军安全移江北及释放被捕军部工作人员。”[7]

　　这天下午，项英等人因突围未成，回到军部。项英致电中共中央，检讨“临时动摇”的错误，表示“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8]

　　11日，饶漱石和叶挺、项英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当前敌情，提出应对方针：“缩短防线，加强工事，以少数箝制多数，控制一个团以上强力，选择弱点，俟机突击。”[9]同一天，饶漱石又单独致电中共中央，反映他到新四军工作后与项英的分歧和争论，并表明决心：“我为革命而牺牲，正我初衷，但在这次万一不幸，死不瞑目，并愧不能负中央所予之重任。”[10]

　　当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叶挺、饶漱石及全体同志，指出：“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你们的环境虽困难，但用游击方式保存骨干，达到苏南是可能的。”[11]

　　1月1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叶挺、饶漱石，宣布：“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12]同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还联名致电叶挺、饶漱石，指示新四军皖南部队应指定目标，分作几个支队突围出去东进或北进，不限时间，以保存实力达到任务为原则。同时告知：“在重庆交涉恐靠不住”，“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13]

　　12日深夜，叶挺、饶漱石考虑到继续战斗已很困难，决定被包围在石井坑的人员分散突围，目标是东进苏南，或北渡无为。叶挺、饶漱石率一路冲出石井坑后，于13日拂晓到达西坑，又被国民党军包围。14日，饶漱石以党的名义提议叶挺下山与国民党军谈判。叶挺下山后，即被国民党军扣押。

　　隐蔽在山上的饶漱石，被搜山的国民党军士兵发现拘捕。饶漱石诡称自己是从美国归来参加抗日的华侨，到新四军当军需官才几个月。他用金钱收买国民党军连长，由这名连长代办便衣和路条，脱险到达屯溪，找到了党的秘密联络点。然后，在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又经浙江兰溪、金华和上海，来到了苏北盐城的新四军新军部。

　　饶漱石在皖南事变中的经历，人们提出过两个质疑。

　　一是饶漱石动员叶挺下山谈判动机何在？是否对叶挺被国民党军扣押要负责任？《文史精华》2003年第6期有一篇《饶漱石：从小姚到野心家》，文中写道：“饶漱石取代项英后却不满足，1月14日，当他得知项英、袁国平已经遇害的噩耗后，执意要求叶挺下山同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谈判。他后来承认，这是借国民党之手再搞掉叶挺，自己就可以成为新四军唯一的领导者。”

　　这段叙述距离事实太远了。

　　首先，饶漱石提议叶挺下山谈判，是执行中共中央1月12日“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的指示，是在危急关头试图设法保存部队。叶挺认为此时已经没有谈判的本钱，但仍想利用他作为北伐名将在国民党军的影响，为挽救部队争取一线生机。要说动机，他们是完全一致的。叶挺为此不计个人安危，并不需要饶漱石“执意要求”。

　　其次，1940年12月已经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以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为代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这是饶漱石知道的。即使没有叶挺、项英，还有陈毅、刘少奇，饶漱石怎能成为“新四军唯一的领导者”？他没有这样幼稚。

　　再次，项英是1941年3月14日被叛徒杀害的，饶漱石怎能在1月14日知道？这篇文章连基本的事实也错得离谱。当年皖南是第三战区辖地，顾祝同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竟然说成是第二战区。

　　又一个质疑是饶漱石既已被国民党军拘捕，哪能轻易脱险？有没有叛变行为？1955年审查他时，专案组的外调真是神通广大，竟然找到了那个原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一五四团三营九连连长叶正顺。此人并不知道当年放走的是饶漱石，但记得那个新四军干部自称美国归侨，他收了钱，就派一名排长带这个新四军干部到茂林找乡长开了路条，送出了警戒线。叶正顺的交代和饶漱石的自述情节略有出入，但大体相同，足以证明饶漱石没有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叛变行为。

　　饶漱石到新四军以前，完全没有军事工作经历。在皖南事变的生死关头，他临危受命，敢于担当，协助叶挺指挥，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而且随时准备牺牲，在突围时又机智脱险，应该说表现是好的，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突围后经过屯溪、兰溪、金华时，还向各地中共地下组织布置工作，要求他们正确评估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必然实行种种反共措施，还会有一些叛变分子泄露党的秘密，应根据这种形势采取必要的措施。陈毅对饶漱石的这种布置充分肯定，1941年5月17日在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发言时说：“如果没有这种布置，当时必然受到一些损失。因为在新四军领导机关及东南局分散后，整个华南党失掉了领导中心，所以饶漱石同志这种行动有很大的作用。”[14]1944年5月30日陈毅在延安写成的《1938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再次提及此事：“饶漱石同志皖南事变突围道经刘英处，告以归山掌握武装为主”，“地方党要采取隐蔽形式，要懂得收容部队应付国民党的进攻。”[15]刘英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他未能听从饶漱石的意见，后来在温州被捕牺牲。

三

　　1941年3月8日，饶漱石突围到达上海，立即通过地下党的电台致电中共中央和中原局，报告了“经沿途重重阻难而终离虎口”的经过。接着，由上海地下党派人护送，到了苏中抗日根据地。3月27日，虽然饶漱石还在苏中，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饶漱石、曾山、陈毅组成新的中原局，由刘少奇、陈毅、邓子恢、赖传珠、饶漱石组成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

　　饶漱石于4月到达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所在的苏北盐城。4月30日，就在中原局会议上做了《关于东南党的问题》的报告，介绍情况，检讨得失。不久，中共中央决定中原局改为华中局，饶漱石任副书记并兼宣传部长。因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远在淮南，又由饶漱石代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7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任命饶漱石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从这时起，饶漱石成为刘少奇和代军长陈毅的助手。

　　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成立了新的军部，将陇海铁路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部队组编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继这些组织调整之后，急需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尤其是加强干部的党性教育，使新四军真正成为共产党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2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要将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传达到团以上干部，“在传达与讨论中，要特别强调各部队干部党性的加强，尤其重要的是提高他们对党中央与军委的信任、尊重与服从。要克服一切自以为是的情绪，反对对中央及军委指示命令置之不理的态度，反对在党内形成独立自主，在政治上形成自成江山，漠视中央漠视军委的现象。”[16]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先后召开了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和军分会扩大会议，讨论新四军成立以来特别是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以求提高认识，统一思想。5月18日，饶漱石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皖南事变问题的报告。他以亲历者的所见所闻，总结了造成皖南事变的主客观原因。在分析主观原因时，他通过大量事实深刻地指出，项英对东南局和新四军的领导，犯了许多原则性的错误，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有着重大分歧，甚至已经发展到对抗中央命令、离开党的领导的倾向。刘少奇、陈毅也在会上作了报告。这两次会议，使大家提高了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正确路线的自觉性，使华中的党组织和新四军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此后，饶漱石协助刘少奇和陈毅，在新四军中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加强连队党支部建设。他还以很多精力在根据地推行减租减息，使基本群众获得实际利益，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建设和参加抗日的积极性。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农民抗日救国会会员，组建地方武装和民兵。12月6日，饶漱石致电在第一师视察工作的陈毅，主张“发展则以地方军为主，而主力则采取精兵主义”。建议第一师三个旅各保留一个主力团，其余六个团可以缩编为五个连或两个营的小团，“以便抽出干部去整理地方兵团，最好还能以主力一部编入地方军。”[17]12月17日，饶漱石又和副军长张云逸联名致电谭震林，要求“普遍建立地方军，大量发展人民武装，同时加强群众工作，以便进一步依靠群众粉碎敌伪扫荡、清乡，大量牵制敌人配合全国反攻，巩固和扩大敌后民主根据地。”[18]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到1941年底统计，华中抗日根据地已发展农民抗日救国会会员一百零四万人，脱离生产的地方武装四万余人，不脱离生产的民兵五十一万五千余人。

　　1942年1月，饶漱石协助刘少奇筹备和召开了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从1月20日开始，一直开到3月5日。会议期间，刘少奇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陈毅作了关于军事建设的报告，黄克诚作了关于部队政治工作的副报告，曾山作了关于政权建设的报告，饶漱石作了关于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还讨论和通过了一些军政工作的条例。饶漱石在报告中提出，要普遍地深入地发动和组织根据地的基本群众，切实改善群众生活，建立广大的群众团体，这是坚持敌后抗战的力量源泉，是巩固根据地的基本条件。

　　1941年，新四军经历了极其紧张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反磨擦作战。这些军事斗争，主要是由陈毅决策，并在参谋长赖传珠的协助下实施指挥，因而电报上大多由陈毅、刘少奇、赖传珠署名。但也有一些电报，尤其是1941年7月日军对盐阜地区实施大规模“扫荡”期间，新四军军部对第三师、第一师、第二师和独立旅的多次指示，都是由陈毅、刘少奇、饶漱石、赖传珠署名。这说明饶漱石已经参与反“扫荡”作战的指挥。

四

　　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离开新四军，赴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在这以前的3月15日，中共中央已有电令，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陈毅代理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5月10日，饶漱石赴第二师和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津浦路东地区巡视，直到9月19日才返回军部。这四个多月里，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的职务，均由陈毅代理。

　　从1942年7月开始，日军对盐阜地区再次实施大规模“扫荡”。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在一再转移驻地以后，于12月25日分三个梯队向淮南抗日根据地迁移，于1943年1月10日到达盱眙县黄花塘村。这里原是第二师师部驻地，饶漱石刚来住过，已经熟悉。

　　1943年是抗日战争从相持阶段将要转入反攻阶段的时期，也是战斗在敌后的新四军最为艰苦困难的时期，当年称为“黎明前的黑暗”。新四军确定这一年以整风、大生产和整训为中心任务。这三项任务，都是坚持敌后艰苦斗争的保证，也是为迎接对日反攻做思想准备、物资准备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准备。这些任务实际上延续到1944年。

　　饶漱石为领导整风倾注了全力。还在1942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发动了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那时只有华中党校、抗大分校和新四军军部直属队组织了整风学习。1943年4月10日，华中局发布指示，决定将整风作为全年的中心任务。6月初，饶漱石召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师的负责同志到军部讨论整风，在会上作了《华中整风的初步总结与今年整风方向》的报告，强调整风是建设党的重要关键，必须有坚强的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必须以改造思想和改进工作为目的，必须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此之前，第二师和淮南区党委曾在盱眙县的新铺举行干部会议，抓住联防司令部一些干部的贪污现象组织讨论，展开批评。饶漱石参加了新铺会议，并于5月9日在会上讲了话。他对新铺会议抓住典型、展开讨论、推动全盘的做法很是赞赏，在这个整风报告中特地列为一条经验，要求各师各地推广。[19]

　　饶漱石对整风抓得很紧。1943年8月10日，他以华中局名义发布《关于加强整风工作的指示》。指示开头就批评：“近来淮海区、苏中区给华中局的报告，或附带提到整风工作，视为次要任务，或完全未提及此全党的第一位工作。七师、十六旅两地，整风实际并未开始。”指示说，反“扫荡”、反顽战斗频繁，夏收秋收不能放松，改造政权和群众工作尚未完全办好，这些确实影响到专力整风，但这是一个妥善安排的问题，应该办好第一位的工作来推动第二、第三位的工作。[20]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整风取得重大成果。干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了明显改进，团结空前加强。结合整风进行的审查干部也有成绩，大大提高了人们对于敌人破坏活动的警惕性，及时纠正了“逼供信”的偏差。1944年4月17日，饶漱石作了《整风会议总结》，肯定成绩，归纳经验。这个总结的第三部分是《几种不同的整风方法与几种不同地区的布置》，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21]

　　新四军军部迁移到黄花塘时，正值春荒。连年的战争和灾荒，使抗日根据地出现了极端严重的经济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是度过困难的必需，也是迎接反攻的必需。华中局于1943年9月30日发出《关于生产运动的指示》，提出了十项措施，从加强党的领导、组织劳动互助、发放生产贷款到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相当周全。其中提到，淮南区党委根据农民因地广人稀而养成的广种薄收的习惯，提出“若要收成好，挖塘施肥多锄草”的口号，成效很好，“各地亦当根据实情提出各种宣传的教育群众的具体口号”，使生产运动达到教育农民和改造落后生产方法的效果。[22]

　　开展生产运动，担子最终是落在乡村干部和农民肩上。饶漱石为此提出，深入调查研究，摸清乡村底细，加强基层建设。他向淮南区党委提议，在一个短时期内，只留一位领导人主持日常工作，其他领导人都应深入基层去做调查研究。后来商定，淮南区的四位党政领导人率领三十八名机关干部和县区干部，到四个乡作调查：刘顺元到殿发乡，方毅到安乐乡，张劲夫到七贤乡，李世农到桑园乡。饶漱石自己也参加下乡调查，还为大家写了《乡村调查纲要》。这次调查因为日伪“扫荡”不得不提前结束。环境稍微安定，饶漱石就阅读和整理调查成果，以方毅写的安乐乡调查报告为主，附以刘顺元、冯定写的殿发乡调查材料，编成《安乐乡调查》一书，并在1943年12月30日写了序言，总结了这次调查的五条经验，印发给华中各地参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促使干部深入实际，联系群众，普遍加强了根据地的基层建设。

　　转眼1945年来临，胜利的曙光已在前头。饶漱石以兴奋的笔调写了《关于1945年华中党的任务和方针》，提出一方面要发展东南，发展华中的一切敌后区域，一方面要巩固和坚持原有地区。为实现这总方针，要做好八项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他列为第一项的是：“用极大的努力来加强敌占区各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城市工作是饶漱石的老本行，既熟悉又有兴趣，因而仅此一项工作就写了四千余字。他要求“在各城市与交通要道普遍建立地下党的组织，以便保证在将来反攻序幕爆发以前，能够建立大批地下军，于盟军登陆及新四军来到城下时里应外合”。[23]他还提出要特别注重上海、宁波、南京、杭州、芜湖这些城市。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9日天还没亮，饶漱石就召集曾山、刘长胜、张执一、张承宗开会，说苏联宣战，日本很快就会投降，华中局城工部的同志要立即回上海，发动群众，准备里应外合，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会上还由曾山宣布重新成立中共上海市委，以刘长胜为书记，张执一、张承宗、陈祥生为委员。张承宗后来回忆说，饶漱石当时告诉他们，陈祥生已经在上海组织地下军。[24]

　　这两年里，饶漱石还和张云逸一起，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对新四军西进河南、发展东南作了具体布置，对新四军的反攻作战有过许多指示，起到了承上启下和协调各师的重要作用。1945年3月，国民党桂系军队调集兵力一万三千余人，进攻淮南的津浦路西地区。饶漱石和张云逸亲赴津浦路西，和第二师领导人一起制订了自卫作战的方针。

　　这里需要指出，在抗日战争的很长时间里，新四军的八个根据地是被日伪军和国民党军分割的，因而许多战役战斗是各师各战略区自行决定和指挥。近几年有些翻案文章，将新四军的一切胜利，包括车桥战役、睢宁战役、攻克两淮等重大胜利，都归功于饶漱石的指挥。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抗日战争胜利后，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一度离开华东，参加军事调停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的工作。

五

　　饶漱石在新四军的经历，最为人诟病的是利用整风打击和排挤陈毅。那时他们住在黄花塘，所以这场风波后来称为黄花塘事件。

　　陈毅对整风非常重视，多次给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队的干部作辅导报告。当年的军部机关干部金冶、吴健回忆说：“他的报告深入浅出，十分动人。他反复强调一要领会文件精神，掌握武器，二要联系思想实际，获取整风成果。最感人的是陈毅的自我批评精神。他联系思想实际，极其坦率诚恳地讲了自己在革命斗争中曾经犯过的错误和教训。”[25]

　　饶漱石却趁此机会，发动大家揭发批评陈毅的错误。如果事情到此为止，还可以说是政治运动中常有的做法。有篇文章为饶漱石辩护，就是这样说的。问题是饶漱石无限上纲，突然袭击，在1943年10月28日晚上提出陈毅的十大错误。开头三条就是：“历史上一贯的反对毛主席”，“一贯对抗中央”，“一贯的反对政治委员制度，不尊重政治委员”，还有什么“封建思想严重，嗜好下棋、作诗这类封建士大夫恶习”，“个人主义严重，好大喜功，夸夸其谈”。饶漱石还将这十大错误发电报向中共中央诬告，电报最后提出：“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26]陈毅也给中共中央发了电报，陈述事情经过，检讨自己说话随便等缺点，表示他和饶漱石之间“思想业已打通，可保证继续顺畅为党努力工作。”[27]11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决定调陈毅来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8日，毛泽东复电陈毅并告饶漱石：“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希望陈毅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会后仍回华中。[28]

　　11月25日，陈毅离开黄花塘，于1944年3月7日到达延安。3月15日，毛泽东约陈毅交谈了与饶漱石的关系问题，建议他能作自我批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陈毅致电华中局和新四军分会，检讨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看了这个电报，对陈毅的诚恳态度表示肯定，也在同一天致电华中局，指出：“关于陈饶二同志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无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29]

　　但饶漱石仍然不肯罢休。他给毛泽东回电说：“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接着列举了陈毅的所谓毛病，要毛泽东“给他帮助”。[30]饶漱石也给陈毅回电，继续对他大加指责。陈毅接到回电，当然很感委屈。毛泽东只好劝他“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31]

　　关于黄花塘事件的经过，已经有不少详细记述的文章，这里只需简要介绍如上。我想探讨的，是这场风波的起因。

　　一些在新四军军部工作过的同志回忆此事，总是提及两人性格的不同。陈毅潇洒豪爽，说话直率，爱好广泛。饶漱石不苟言笑，只谈工作，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饶漱石显然看不惯陈毅的做派。陈毅在无意间也可能有些话得罪了饶漱石。在黄花塘任作战科副科长的叶超说过，陈毅爱下围棋，下棋时全神贯注，他去送文件时遇到陈毅在下棋，只好在一旁等着。有一次他看到饶漱石也站在一旁等着，陈毅一心下棋，旁若无人。叶超没有说饶漱石当时是什么神色，可以推测，将下棋看作“封建士大夫恶习”的饶漱石，必定一肚子不痛快。这种不痛快日积月累，难免有一天爆发。

　　当然，性格不同并不是这场风波的主要原因。我们看到过许多性格不同的人组成工作搭档，互让互补，合作得很好。饶漱石排挤陈毅，主要是他想独揽新四军的大权。赖传珠在1955年的座谈会上说，刘少奇离开华中赴延安时，曾约陈毅、饶漱石、黄克诚和他谈话，当面交代今后新四军的领导中心应是陈毅。但是饶漱石一直没有宣布由刘少奇传达的这一中共中央决定。他是要利用党委书记通常是核心来制造假象。赖传珠的这段话击中要害。饶漱石显然不满足于“假象”，只有排挤了陈毅，他才能真正成为新四军的核心。

　　我还想说，饶漱石排挤陈毅是得不偿失。本来他让人看到的是工作勤奋、处事谨慎、生活俭朴的一面。制造了这场风波，他让人看到了心胸狭隘、城府很深、嫉贤妒能的另一面，威望反而降低了。还有，饶漱石没有军事工作经验，有陈毅在，军事行动都由陈毅拿主意，他可以藏拙。陈毅离开了，饶漱石不熟悉军事尤其是缺少战略眼光的弱点就一再暴露了。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

　　1944年3月5日，新四军第一师由师长粟裕决策、副师长叶飞指挥，发起车桥战役。此战攻克淮安县车桥镇日伪据点，加上阻击日伪援军，共歼日军四百六十五人，其中俘二十四人，歼伪军四百八十三人，其中俘一百六十八人。接着解放了车桥附近的曹甸、泾口、塔儿头等据点，使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3月8日，粟裕、叶飞致电陈毅、饶漱石并中央军委，报告了车桥战役的经过。3月9日，刚到延安的陈毅就和刘少奇联名复电，表彰车桥战役的胜利。也是在3月9日，饶漱石复电，却说打车桥“似是不妥的”，“车桥敌的指挥系统是属华北，不是属苏中，对苏中敌清乡恐影响不大”，“在反攻以前我们不宜主动过分暴露自己的力量”，“如果过分刺激敌人，很可能引起敌人大的报复，结果妨碍整风。”[32]这样的批评当然不能使人信服。3月11日，粟裕、叶飞、陈丕显联名发了一封八百余字的电报，详细申述发动车桥战役的理由，其中说：“车桥、曹甸地区敌人属徐州六十五师团系统。在军事上说来，其车桥、曹甸、泾口之据点过于突出，且为其弱点。在行政说来，淮安属淮海省管辖，系敌伪两个系统之分界线，正可被我们利用。我们估计在车桥战役后，敌无大举报复。”[33]档案中查不到饶漱石后来对车桥战役又说过什么。新华社和延安《解放日报》都报道了车桥战役的重大胜利并表示祝贺。这是中共中央的声音。饶漱石不能再说什么了。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关注全国形势，经过认真思考，认为“蒋介石对我党谈判毫无诚意，只以和平谈判作欺骗人民、麻痹我军、拖延时间之手段”，正在“以大军积极进占大城市和交通线”，“分割孤立我军各战略区”。而“我主力分散”，“各根据地联系做得不好，很难独立长期支持大规模战争”。“我党若没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就没有大的胜利，也没有大规模决战的胜利”。因此他主张：“东北既能派队伍进去，应尽量多派”，“迅速创建总根据地”；“以晋、绥、察三地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以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其他地区“力求争取局部决战之胜利，不可能时，即以游击战争长期周旋”。[34]黄克诚认为时间紧迫，特地从前线赶到军部，面见饶漱石详述以上意见，要求将这些意见以华中局或军部名义向中共中央报告。饶漱石断然拒绝。他掂量不出这些意见的分量。黄克诚不得已，只得在1945年9月14日以个人名义发电报，越级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建议。黄克诚的意见，和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在延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都是不谋而合的。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刘少奇起草并经毛泽东同意的关于战略部署的指示，大体和黄克诚的建议相同，以“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作为全国战略方针。9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还专门给黄克诚复电：“你的提议中央同志都看过，并在原则上同意你的意见。”“望你以后多提意见。”[35]不知道饶漱石看了中央的电报，有何感想？

六

　　饶漱石于1975年3月2日因病逝世，但是并没有“盖棺论定”。

　　198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在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第428条注释中说：“1953年，他们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他们进行了揭发批判。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这一重大斗争，通过决议开除了他们的党籍。”这条注释没有再用高饶联盟的说法。时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注释组组长的曾宪新说，中央开会讨论高岗、饶漱石的问题时，认为他们确实有错，但很难说他们有联盟，因而专门打招呼说注释里不要再提联盟。[36]

　　饶漱石的另一个罪名是有个“饶潘扬反革命集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潘汉年、扬帆先后平反，这个“反革命集团”当然也不存在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的第436条注释写道：“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而被认为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这条注释是经胡乔木审定的。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说，这是把对饶漱石定罪的根据否定了。[37]

　　在新四军史册上，也该还给饶漱石应有的地位了。

          作者  丁星

注释：

　　[1][2]饶漱石1941年5月18日在中共中央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的副报告，存南京军区档案馆。

　　[3]叶超：《皖南事变中的叶挺军长》，《回忆叶挺》，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第87页。

　　[4][8][9][12][13]《新四军·文献》第2册，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04页，第105页，第109页，第112页，第113页。

　　[5][6]《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11页。

　　[7][11][17][18][29]《新四军征战日志》，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72页，第173页，第239页，第241页，第345页。

　　[10][16]转引自童志强：《关于新四军》，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116页。

　　[14]陈毅1941年5月17日在中共中央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的发言，存南京军区档案馆。

　　[15]《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第270页。

　　[19]饶漱石：《华中整风的初步总结与今年整风方向》，《真理》杂志1943年第12期。

　　[20][32][33]《新四军·文献》第4册，1995年2月第1版，第844页，第92页，第95页。

　　[21]饶漱石：《整风会议总结》，《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第178-207页。

　　[22]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真理》杂志1943年第17期。

　　[23]饶漱石：《关于1945年华中党的任务和方针》，《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第435-464页。

　　[24]张承宗：《华中局城工部三年》，《战地旌旗红》，群言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161页。据张承宗在此文说，陈祥生后来在浙东被捕叛变。

　　[25]金冶、吴健：《忆驻黄花塘时期的新四军军部》，《战地旌旗红》第133页。

　　[26][27][28][30][31]转引自罗英才：《陈毅在黄花塘整风前后》，《铁军》杂志2003年第3期。

　　[34][35]黄克诚1945年9月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电，中共中央书记处9月20日复电，《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第528页，532页。

　　[36][37]林蕴晖：《红机子事件终让饶漱石失去党籍》，原载《同舟共进》杂志，《扬子晚报》2014年10月14日转载。

发表于《铁军》杂志2020年第7期和第8期，此文前三节还以《皖南事变前后的饶漱石》为题发表于《人物传记》杂志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