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四军队伍里,江苏省丹阳市不仅有管文蔚、梅嘉生、韦永义、朱廉贻等杰出的新四军干部,还有陈模、朱竹雯(张耘)、王捷、孙健、孙铁流等许多女战士。她们面对国土沦丧、民族危亡,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献给伟大的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事业。其中,陈模的人生经历堪称“传奇”。
陈模,1920年5月7日生于丹阳城里鱼巷一个破落的大户人家。七岁入丹阳私立正则女子中学附小,学习优秀。1934年春,江苏省在镇江举办全省童子军大检阅,大露营。陈模作为学校的旗手,站在队伍的前面,接受蒋介石和宋美龄夫人的检阅。15岁那年陈模考入苏州女子师范,开始接受进步思想。
1937年12月11日,丹阳城被炸。陈模家的房屋在日本鬼子的轰炸中化为灰烬。停学在家的陈模和妈妈逃难到延陵镇。陈模给房东徐郎如先生家当小保姆,抱小孩、洗尿布。日子没过多久,延陵当地一个劣绅姓潘。他家的儿子在苏州中学上学,可能认识陈模,派人来说媒,并放出口风:“先礼后兵,同意的话,花轿迎娶;不同意的话,就抢亲。” 房东徐先生对此既害怕,又担心。陈模却很坦然。她对房东说:“你们不要害怕,我只有一条命,大不了我与他们拼了,如被抢去,我砸他的锅,放他的火,宁可一死,也不嫁他。” 房东听后,夸奖陈模厉害,有骨气。但房东考虑到万一真出了事,他可担待不起,就委婉地把陈模辞了。无家可归的陈模因此只好去同学林丽月家暂住。
参加新四军前的陈模
丹阳四位女青年同时参加新四军
1938年5月,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在陈毅、张鼎丞等率领下,挺进苏南敌后。6月13日,一支队2团一个营来到丹阳县南部延陵镇。随即新四军便在延陵镇上和附近村子宣传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政策,宣传新四军是保护民众的真正抗日的队伍,并动员爱国知识青年到一支队举办的“政训班”去受训。延陵周边的民众都知道延陵来了新四军。作为进步学生,陈模知道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是抗日武装。
1938年6月22日,新四军一支队在延陵镇召开群众大会。陈模和林丽月跟随乡民来到会场。会上,新四军干部慷慨激昂地说:“现在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日本鬼子已打到我们的家门口,我们坚决不做亡国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志的青年男女,积极行动起来吧,抗日打鬼子!······” 听到这发自肺腑的召唤和鼓动,陈模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决心参加新四军。
有了这个想法后,陈模却不敢直接跟相依为命的妈妈讲。她知道,作为独女,妈妈是不会同意她去当兵的。直到7月上旬,陈模母亲当时在访仙桥镇给人家当保姆。陈模觉得不能再等了,便匆匆赶去访仙找到母亲,跟母亲说:“妈妈,我找到工作了,在宝堰当小学教师。” 母亲一向疼爱陈模,相信陈模,得知女儿找到工作,去当教师先生,甚为高兴。觉得这兵荒马乱的,女儿能找个养家糊口的工作很好。于是就给陈模三个大洋,并嘱咐她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好工作。第二天,陈模就去了延陵,约上自己的三位女同学孙铁流、孙健、王捷,风尘仆仆地走了近一天,太阳快落山了,才到丹徒宝堰镇附近的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驻地前隍村。
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政治部机关的同志见她们是从丹阳来的四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考虑到可能是受到新丰战斗胜利的鼓舞,一时冲动要报名参军,便婉言谢绝了。这令陈模四人感到十分沮丧和苦恼。
这时部队正在集合,队伍前面的一位领导模样的人看到我们,就微笑着走过来。当得知此人就是陈毅时,陈模认真地说:“陈司令,我们特地从丹阳跑来,是想参加新四军的。” 陈司令听后,严肃地说:“要当兵,欢迎欢迎,不过当兵,可不是闹着玩的,干革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你们行吗?”陈模大声说:“行,不怕死,怕死就不来了!”陈毅司令听后哈哈大笑说:“要得,收下你们四个当女兵”。
虽然走了一天的路,又饥又饿、疲惫不堪,见陈毅司令发话,收下她们当了新四军挺进茅山后的第一批女兵,陈模几个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从此,陈模四人被编入部队,和男同志一起进行一系列的军事训练。尽管部队训练很苦,生活条件也差,但陈模心里却是甜滋滋的,每天都很开心。
战地烽火紧,革命意志坚,陈模入党
1938年9月11日,日军集中了3000多兵力,分五路进攻宝堰镇前隍村新四军一支队指挥部驻地,进行第一次大规模“扫荡”,清晨尚未早餐,就发现敌情,陈司令立即命令司政机关迅速分路撤退,出村不远,我们就被包围了。陈模按照训练时教官的话,“利用地形地物、机智灵活”,立即卧倒。这时只听到“哎哟”一声,王捷身上流血跌倒在地。接着孙健也扑通一声栽倒在地,脸上直流血。 她俩负伤了。
枪声停后,陈模便扶着她们到前面不远的竹林里暂时隐蔽,不料忽然传来“叽哩哇啦”的说话声和“嚓嚓”的皮革声,由远而近,日本鬼子搜索来了。陈模想到陈司令“一个革命军人,宁死不屈,决不投降当俘虏”的教言,坚定地对孙健、王捷说:“我们宁可死,决不能当俘虏,鬼子来时,就装死,千万不要出声,不要动,即使刺刀插进胸膛也不叫一声。”随即陈模抓了几把她俩流出的血,涂在脸上,侧身躺在地上。不一会儿,敌人进入竹林,有一个鬼子用脚踢陈模,她屏住呼吸,紧闭双眼不动;另两个鬼子也去踢了孙健和王捷,她俩也不出声。鬼子以为她们都死了,便撤了。
敌人走远后,在老乡的带领下,陈模三个又在附近的竹林、稻田里和山上,找到几个伤员,大家一起隐蔽就地等待。他们坚信,部队首长一定会派人来寻找的。果然时间不长,他们就见军医处长王聿先便身穿便衣匆匆走来。陈模飞快跑过去,紧握住他的手说:“我们几个同志负伤了。”王处长说:“敌人多路包围,部队突围冲出去了,陈司令没有看见你们,放心不下,又调来部队把敌人打退了。战斗一结束,就派我出来找你们。” 听到陈司令如此关心爱护新战士,陈模等三个女兵,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这场战斗后,陈模和伤员都住在老乡家。20多天后,孙健提出回家养伤。陈毅司令派陈模护送孙健回丹阳城里孙健家中,并由她负责照料王捷。 一星期后,陈司令派敌工科长邱东平来接陈模,把她送到离丹阳城30多里地的新四军第一支队战地服务团驻地。在战地服务团,团长吴仲超经过细致考察,认为陈模表现好,启发、鼓励陈模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提出愿意做陈模的入党介绍人。1938年10月中旬,陈模和其他几位入党的同志,在鲜红的党旗下,高举右手,庄严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无产阶级革命奋斗到底,誓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永不叛党。”
1940年3月,溧阳水西村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左起:张茜、罗伊、陈模、楚青 (摄影:陈毅)
青春在战火中绽放,陈模、张茜、楚青等战友情深
1939年春节过后不久,陈模被调到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第八大队二中队(女生队)学习。5月,速记训练班第一期结束后,接着办第二期,陈模又被调到军部速记班第二期学习,任党小组组长。全班女学员有8名,分别是陈模、楚青、罗伊、曹鸣飞、毛维青、施奇、汪企求、季尼。任之同志担任速记教员(任之同志在延安学过速记,1938年10月由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从延安带回军部专门为新四军培养一批速记员)。
有一天,通讯员交给陈模一封信。陈模拆开,发现里面还套着一个白信封,上面写着“面交张茜同志亲收”,左上角写“宜密”,落款是“仲弘”。张茜当时是军部战地服务团的话剧演员,又是歌咏小组的成员,跟陈模她们速记班同住二甲里村。当时其他女兵看到信是给张茜的,都猜想“仲弘”是谁?有两个顽皮的小同志抢着要拆信,陈模说:“我是党小组长,人家通讯员信任我,才托我面交,我得替他保密。”这时战友罗伊说:“我记得陈毅司令员的另一个名字叫‘仲弘’。”大家都很尊敬陈毅,知道信是陈毅写的,便不敢轻易再要求拆信了。第二天早操后,陈模在操场上把信当面交给了张茜……开始不知道,后来陈模从张茜口中得知陈毅和张茜恋爱了。于是乎,无意间陈模成了陈毅和张茜恋爱的信使。
1939年初冬,陈模在速记班学习结束后,和楚青、罗伊同志一起分配到一支队司令部任速记员兼机要员。11月8日,一支队和二支队正式合并,成立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司令部驻溧阳县水西村光裕祠堂。陈毅司令住祠堂右侧的一间屋内。粟裕司令住在祠堂左侧外面的阁楼上,陈模等三个速记员就住在粟司令的阁楼下,当时人多房间少,不够住,粟司令亲自教她们在祠堂外大院内,用稻草、竹片和绳子扎成一米宽的草帘,利用走廊柱子作支柱,把草帘一块一块地搭成小茅屋。草房搭好后,大家都很高兴,夸草房温暖、舒适又别致。粟司令说这是他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学到的本领,那时,他们在深山密林中就自己搭草棚住。粟司令还特地给楚青、罗伊、陈模三个人在小茅屋的窗前,拍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1940年春,江苏溧阳水西村,左起:楚青、罗伊、陈模 (摄影:粟裕)
粟裕司令平时工作很忙,经常工作到深夜。警卫员怕他饿,就买些饼干放在他房内,粟司令却很少吃它。一天,陈模带头上楼,她们偷偷把饼干吃了,留了一个小纸条。“饼干被小老鼠偷吃了”,放在饼干筒内(不写条,怕他误会是警卫员吃了)。第二天,粟司令笑咪咪地对她们说:“欢迎小老鼠再来光临。”
同年11月,中共中央东南局组织部长曾山同志来苏南巡视。在主持召开了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回到溧阳水西村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他对陈毅和张茜两人的事也有所了解,于是他对陈毅司令员说:“仲弘,现在张茜也调到指挥部来了,你们的事儿就早办了吧!”陈司令干脆地说:“要得,要得!”
1940年春节前两三天,一支队政治部刘炎主任把陈模叫去,他说:“陈毅司令出差,明天回来就和张茜结婚,你去打扫一下卫生,但要保密。” 陈模听从吩咐,很快把陈司令的住房,打扫得干干净净,还特地到老乡家找了张大红纸,剪了两个喜字,为了保密,陈模将它贴在房门里面。这样,外面看不见,一进房,关门,就看到了。然后满怀喜悦地向刘主任汇报。第二天中午,管理处请大家吃炸酱面,说是庆贺陈司令和张茜结婚,陈模为陈司令和张茜的结合感到由衷的高兴。
不久,陈模调到政治部工作,张茜也在政治部,她们合作办起了一张临时战地小报,张茜负责编稿,设计版面,陈模负责刻蜡版和油印。陈模和张茜相互支持和协同配合,战地小报,得到刘炎主任表扬。张茜、陈模彼此间友谊更进一步加深。
是战友,也是夫妻,刘炎、陈模夫妇伉俪情深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刘炎
1940年3月,政治部刘炎主任积劳成疾。卫生部部长崔义田怀疑他可能是癌症,便向陈毅建议,让他到上海检查治疗。行前的4月4日,刘炎主任单独找陈模谈话,向陈模表达了爱意,希望陈模能认真考虑。当时陈模想,刘主任一直是她敬仰的首长之一,恶劣的战争环境,使刘主任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参加革命后一直没有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身体又不太好,身边确实需要一个人照顾他。再说,在江南指挥部的这段日子里,刘主任对自己的工作也很关心。经过认真的考虑,陈模当即就同意和他结婚,刘炎主任非常高兴地走了。第二天,刘炎、陈模向组织提交结婚申请,组织上随即批准了他俩的婚事。当天晚上陈模就把行李搬到他的宿舍里,和刘炎住到了一起。这,就算是结婚了。
4月8日,刘炎动身去上海住院检查治疗,由地下党员吴福海护送。在上海经过详细检查后,排除了癌症,但仍需要治疗一段时间。刘炎想,在上海养病,花费较大,而且部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既然不是癌症,就不需要在上海治疗了。于是他于4月下旬回到茅山,坚持带病工作。
1940年夏,陈模随大军渡江北上。1940年10月黄桥战斗后,刘少奇抵达淮安苏北指挥部,和陈毅商量成立苏中区党委,刘炎任苏中区党委书记,陈丕显任副书记,统一领导苏中地区的党、政、军工作。新四军重建军部后,陈模被调任新四军第一师政治部机关任指导员,后组织又安排陈模到华中党校第三期学习。此后,刘炎的病情日趋严重,陈毅鉴于当时苏中根据地生活条件艰苦,战斗又频繁,不利于刘炎养病,决定送他再次到上海去治疗。
当时恰好“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先生,因患中耳癌,需赴上海治疗,(当时邹韬奋先生并不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症,军医处医生为安慰邹韬奋先生,只说是严重的中耳炎),3月下旬,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就派交通员和陈模护送邹韬奋去上海,并要求陈模以邹韬奋的学生的名义,陪他前往,并担负掩护和护理工作。接到通知后,陈模欣喜万分。他们坐车到南通,由南通乘轮船顺利到达上海,潘汉年同志来接邹韬奋先生,陈模怀着崇敬的心情,向邹先生告别。
随后陈模就到上海虹桥医院看望刘炎同志。陈模的突然到来,使刘炎大为惊喜,夫妻异地重逢,十分欣慰。次日,刘炎出院。他们住在法租界,亚尔培路亚尔培坊一家私人的三层小楼内,和负责掩护他们的作家金人同住一层(还有一小保姆阿宝)。刘炎警惕性很高。因为陈模曾就读于苏州女子师范,他怕我在街上遇到故友,引起麻烦。他就和陈模商定,两人不要同时出门,在马路上分开走,一前一后,不并肩同行。每天早晨起床后,刘炎下楼到公园散步,陈模才随后出去。他到诊所看病,都是步行去,因为像他这样装束的人,坐电车或公共汽车,容易引起怀疑;若雇小汽车,既花钱多又太显眼,容易引起人注意。
1943年6月7日(农历端午节)清晨,不知何故,金人一家三口全被捕,敌人尚未发现刘炎和陈模。刘炎当机立断穿好衣服,像往常外出散步一样走出家门,要陈模什么东西都不要带,吃完早饭后就走。他们先后到地下党员蔡云娥同志家,后知道金人的哥哥当天也被捕了。刘炎对蔡云娥说:“不好,不好,金人兄弟两家同时被捕,情况严重,我们得迅速离开上海。”因为刘炎知道,他在上海看病用的钱,都是从苏中汇给金人的哥哥,然后转交给金人的,可能是由此引起敌人的注意而遭被捕。当晚商定由蔡云娥夫妇立即护送他们离开上海。第二天早晨,蔡云娥抱着未满月的小孩,以回娘家为名,刘炎、陈模一行从上海西的真如小站上车,先到苏州裘晋岳先生家暂住,等待军部派人来接。
6月中旬,潘汉年派来交通员把刘炎一行护送到新四军军部驻地淮南黄花塘,继续治疗。后来潘汉年告诉陈模,当他们走后不久,敌人就派便衣住在金人家守侯,保姆阿宝也软禁在三楼上,不准出来,幸亏刘政委当机立断,迅速离开,否则就走不出来了,真险啊!
1945年1月,陈模在军部秘书处工作时,一天,突然感到腰痛、腿麻、乏力,几天后,就坐不住,不能行走了。一个月后,从腰部以下完全瘫痪。一想到自己要拖累组织,不能工作,就觉得非常痛苦。请军部卫生部长崔义田(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卫生部长)来看,因缺乏医疗条件,无法检查和确诊,认为可能是骨结核,要睡石膏床,没有,就只能在木板中间挖个洞(以便大小便),腰下垫下沙袋,也不会翻身。生病期间,刘炎精心照顾陈模,行军时他用担架抬着陈模,决不让她掉队。作为领导,每次单位分的饭本来就很少,但每次刘炎还要再分出一些给陈模补充营养。那一年,陈模刚好25岁。刘炎送陈模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鼓励她,安慰她。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为了集中兵力消灭蒋军的有生力量,新四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向北转移。从苏北到山东的途中,刘炎的病情开始恶化,他右腋下的肿瘤比拳头还大,十分痛苦。尽管如此,病重中的刘炎仍很关心战局,当前方的同志来看望他时,他还忍痛向他们询问战况。还对他们亲切地说:“现在前方吃紧,你们工作很忙,转告前方的同志,以后不要再来看望我了,你们多打几个胜仗,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我比什么都高兴。”
敌人大军压境,我军浴血奋战。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思想工作特别重要,前方有许多工作需要刘炎去做,如今妻子也重病瘫痪在床,身边刚刚两岁的小女,还有寄养出去的女儿,这些都使他放心不下。一天,粟裕等司令部、政治部机关同志来看望刘炎,刘炎深知自己生命危在旦夕,就委托组织上交待了三件事:一是大女儿建华,出生后就寄养在老百姓家,希望将来解放后有条件,一定要帮助找到,兵荒马乱的,担心被人卖掉,沦落风尘;二是陈模生病瘫痪在床,希望一定设方医治好她的病;三是陈模还很年轻,以后的路还长,我死后,希望组织上一定要帮她再找一个合适的人。粟裕等同志含泪答应他,请他放心。
1946年11月20日晚,刘炎让其他同志把陈模抬到他身边,慢慢地对陈模说:“我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把生命交给了党。我一生奔波,两袖清风,没有给你和孩子留下一点东西,你要像保尔·柯察金那样,身残志坚,顽强地和病魔作斗争,跟着党,坚持革命到底……”说着说着,闭上了眼睛,遗憾地告别了人世。陈模瘫痪在床,失去亲人,悲痛万分。
陈模和孩子们
党的关怀,使陈模不懈工作,永不止步
在离开刘炎的日子里,陈模的情绪一直很低落,病情也没有得到好转。1947年初春,陈毅司令和卫生部副部长宫乃泉同志来看陈模,决定送她到大连医院治疗,并鼓励她要与疾病作斗争,力争早日康复。听了陈毅等人得鼓励,陈模激动得热泪盈眶。
胶济路打通后,组织上派专人送陈模到大连,住进大连医院的普通病房,入院半个多月没有医生来看望。在大连工作的朱毅部长知道后,请示粟裕司令,粟司令批示“陈模住一等病房”。医生也迅即为陈模做了详细的检查和精心细致的治疗,瘫痪了近两年的陈模逐渐能够坐起来,甚至可以站起来向前走路了。当陈模第一次从床边走到窗前,看到窗外明媚的蓝天,盛开的花朵时,高兴得大声喊“呜啦”(俄语万岁)!是亲爱的党给了陈模第二次生命。不久,陈模出院,住进大连疗养院,继续休养。
1948年底,济南解放后,粟裕司令趁江渭清同志到大连出差之便,委托他把陈模和寄养在陈模处的他的二儿子小宝带回济南。
1949年元旦后,陈模到了济南,已有三年多没见到粟司令了,一见面,陈模眼泪直流。后来陈模就暂住在粟司令家。
1949年1月中旬,为了便于陈模继续治病,粟司令安排陈模在济南白求恩医学院工作,还委托兼任白求恩学院院长的宫乃泉同志照顾我,以便边工作,边治疗(以治疗为主)。这使陈模深深感到虽不幸失去亲人,但仍有亲人般的首长和同志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这样深厚的革命情谊,激励着陈模继续战斗。
1949年春,我随大军渡江南下。南京解放了。陈模身体也渐渐康复。组织上派陈模任南京市立师范党支部书记兼教导主任。为了报答党的关怀,陈模满腔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
1951年10月,粟裕司令员找到陈模,说:“你一个人带三个孩子,工作又忙,非常不容易,你还年轻,不如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减轻你的工作、生活压力。” 陈模当时委婉地谢绝了。后来粟裕又到陈模家里做通了陈模母亲的思想工作。在母亲的劝说下。陈模经过慎重考虑,最终,陈模和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训练处教育科长周乐亭同志见面。周乐亭是一位老红军,1936年入党,为人厚道,他对陈模的情况也比较了解。面对再婚,陈模向周乐亭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她和刘炎的三个子女不能改姓,仍要姓刘。周乐亭听了说:“你放心,一切听你的,何况三个孩子是刘政委烈士的子女,我一定像对待自己亲生子女一样对待他们。”随后陈模、周乐亭在南京结婚,组建了新的家庭。
1952年2月,陈模调到上海华东海军文工团任政治指导员,海政直工科科长,妇女训练大队队长。1955年春转业,任上海市政府人事处干部调配科科长。
1957年10月,调北京四中任党支部书记。这时周乐亭亦从苏联学习四年后回国,分配在海军司令部工作,陈模一家人团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在北京四中工作时,陈模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大胆进行教育改革,建立校办工厂,在校内建设游泳池等等。当时任国防部部长的张爱萍赠送四中大卡车一辆,民运部长傅秋涛送四中36支步枪,以便民兵训练使用。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四中在教育、劳动、体育、卫生、党支部工作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好北京成绩,多次受到上级的好评。
中年陈模
1958年,我在四中被选为北京市第三届人大代表,每年国庆节时我都会坐在天安门观礼台看检阅。1960年调北京市教育局任机关党委副书记、兼党委办公室主任。1971年10月,调青岛市任教育局副局长、顾问。1983年10月,按中央规定,离休。2017年7月27日,抗战老兵陈模逝世,享年98岁。
(本文根据陈模本人口述整理。文字整理人:杨玉秀、吴志阳 镇江市新四军研究会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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