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三省沦陷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锦秀河山，无尽的宝藏被蒋介石卖国投降政策断送得干干净净。抗日的怒潮也在全国掀起，在我的家乡安徽省和县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我开始受到一位名叫李明宗的爱国人士的启发影响，通过一位姓王的木匠联络，我和邱继鹏组织了一个名叫“全皖救国铁血义勇军”。邱继鹏任第三师师长，我为副师长。但由于没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支武装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1936年，我的侄子赵永智因为抗租抗税被伪县长王殿之抓捕入狱。一年后他出狱即担任了和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由于王殿之和国民党保安团的许克久、柏承君关系密切，因为我的侄子赵永智积极组织青年开展抗日救国运动，深为柏、许忌恨。在他一次南下到耿华二村视察地形时，不幸遭保安团毒手杀害，我也因此被迫出走。为了报仇雪恨，1938年春我联合了义勇军人士小金子、过廷、邢其富等大约五六百人，同盘踞在和县的国民党保安团许克久、柏承君的部队打了一仗。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吃了败仗。

国恨家仇使我愤慨激昂，一个强烈的愿望从心中升起，我要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新四军。但是党啊!你在哪里呀？我只听人说过共产党抗日救国为劳苦大众谋利益，但是慕其名难见其人。正当我踏遍青山无觅处时，我到了无为县，见到了我的哥哥赵德彬。他对我说：“和县北乡有支新四军队伍，为首的是冯文华，他与我们的侄子赵永智有故交。”

1938年3月的一个夜晚，由张恺帆做向导。我带着队伍连夜急行，开赴和县北乡接受改编。后来我的部队编为二营，我任参谋主任兼二营营长。从此，这支民间义勇军队伍300多人真正踏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征途，我也在这一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支部队隶属罗炳辉的新四军五支队，后编入二师。战斗在和县北乡的是一个大队。冯文华任大队长、童浩生任政委、张恺帆任政治部主任，活动在张集一带。不久一营调到新四军五支队，接着二营也编到五支队。后来三营的范涪泯部队叛变后，这个大队也就不存在了。

1939年初，上级派来祁式潜同志和我率领30来人的小分队，到无为县南乡的前后唐和无为县东乡一带开辟财源，发动群众打游击战，扩大我党的影响。

当时汤沟镇的街道，刮风尘土飞，下雨烂泥窝。我们强令镇上的财主汤少南出钱铺石修路。每天晚上还要给每个渡船口加油点灯，此举深得当地群众的欢迎。同时我们在当地又组织了一支游击队。枪支一部分是从敌军那里缴来，一部分从地主家里收缴，这支队伍逐渐扩大到200人左右。

这年秋冬之际，皖南二支队第四团一营来到和县，营长余龙贵、教导员廖成美，我们配合在一起，就更加活跃起来。一次我与廖成美采取突然夜袭乌江行动，把范培泯（叛变者）的父亲、哥哥捉来带到南义。要他们赔偿范培泯叛变造成的损失，结果他们给了我们约二三十支步枪和三挺机关枪，经过地方说情，释放了他们。

1939年底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我党在大别山工作的同志大批东撤，顽军进攻的局势已箭在弦上。此时，刘少奇来到皖东，立即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搞武装斗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我们在农村组织了便工队，互助组搞二五减租，为抗日根据地铺路奠基。在军事上，我们在这个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扩大军事行动，完成牵制敌人的任务，保障新四军在津浦路东歼灭韩德勤的保安团，建立抗日根据地。这个时期，我们攻打了和县、含山县城，武装支持裕溪口煤矿工人罢工，并且有意识在淮南铁路线的马谷云、马蹄丁一带活动，牵制裕溪口及和县的敌军。

1940年夏，根据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指示，将皖南二支队第四团一个营（约300人）和我的部队（约200人）合并扩充成立江北游击纵队的新七团，其扩编人员是我们在无为东乡和县南乡招来的青壮年，大约500人，这样新七团的人数达到1000来人。江北游击纵队司令是孙仲德、政委黄岩，开始约有两个团兵力。新七团团长余龙贵、政委廖成美、政治部主任祁式潜，我是参谋长兼二营营长。成立大会是在西李村果园开的，队伍编好后就行军。当部队进到定远县的将军庙时，二营交给了四支队戴季英。当时组织上要调我到太平集学习，出发前孙仲德又打电报给戴季英，要我回到巢南。

1940年秋，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一小撮民族败类，公开充当汉奸，其敌后大批游杂部队投靠日军，尚未公开投敌的和日寇相互勾结共同反共。一时大有乌云密布摧城之势，盘踞在皖中境内的国民党部队，由原来的暗中摩擦走向公开向我新四军袭击。使我们面临着日本侵略军、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联合进攻和封锁的局面，处境变得极其困难。

1941年1月4日，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中抗日根据地肩负着接应突围同志的重任，情况十分危急。为了打破这种险境，我于这年1月奉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孙仲德同志的命令，带着一个连的部队去无为东乡，坚持敌后斗争，保护、接应从皖南事变突围同志的安全。我记得孙司令这样对我说：“即使只有一村一庄，也要坚持到底，不要离开。”

那时正值三九严冬，大雪纷飞，寒气逼人。我带着28名干部迎着风雪，深入到无为东乡，开展新的斗争。到达目的地后，我们做好了埋伏。我立即去见了曾希圣同志，他说：“你来了正好，我马上就要离开这里。”并关切地对我说：”你要注意，敌人是要画像捉你的。”

无为县东乡四周是敌，三官殿，六州、汤家沟、姚王庙均驻有日军，碉堡林立，彼此相望，日伪军经常出来扫荡，骚扰频繁，给我们活动带来很大困难。正月十五那天，我们在五房墩子过夜。拂晓前，日军从两面包围。当听到哨兵的枪声，我们立即撤出村庄。当时天很黑，伸手不见五指。待我们走出村庄不远的地方，日寇像猪哼一样的喘气声被我听见。正是大雪天，我们顺着路旁雪地滚下了沟。我们停顿了一下，想知道到底有多少日军，根据脚步声，人数不少。我们必须赶快撤退，若等天亮了，我们就要吃大亏。沟底是一道深有三四米宽的河沟，必须浮水过去，不会游泳的同志怎么办呢？正好摸到一条老百姓的泥船，我脱下皮袍子缠在头上说：“会水的跟我一道游过去，不会水的上船。”就这样浮过了二道沟，天色大亮，敌人扑了个空。我们胜利转移到二闸刘。这次战斗中，我们牺牲了一名哨兵，在浮水时一名战士被淹死。

至此，我们在群众的支持掩护下开展了游击战。白昼隐伏，夜间行动。斗争的方式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这里给他一枪、那里给他一弹。今晚捉汉奸、明晚摸哨兵，到处冲击，来去无踪，用各种方式和手段骚扰敌人。而敌人找不到我们就乱放枪炮，来为自己壮胆子。

敌人白天仗势壮胆地出来骚扰一番，黑夜里却是不敢越堡一步。每当夜幕来临的时刻，广阔的无为东乡，就成了我们的天下。一些原为敌伪所用的基层组织，也不得不听命于我们，他们名义上仍然是国民党的保甲长，实际上必须在我区政府的领导下，为我们送情报、收税、掩护部队等，这就被称之为“灰色政权”。日军要粮无粮、索钱无钱，被我们骚扰的行住不安，消耗的弹尽粮空，拖得敌人精疲力尽。日军终于被迫撤离所有的据点，黯然退去。

无为东乡的胜利，为我们再进和含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搭建了跳板架了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于是在这年秋天，新四军第七师政委曾希圣召我到师部。一见面他就说：“和含地区前临长江，背依巢湖，东有梁山，扼据马当要塞，北有鸡笼，鸟瞰皖东风云，不但资源丰富，素为鱼米之乡，而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所争之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我们必须据为己有，在于多种原因，均未获得成功。现在区党委决定，还是让你回到和含。”我说：“只要首长下令，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于是由80余人组成的一个连队，由陈仁洪和我率领着，在1941年深秋，又踏上开辟和含地区的征途。

为了出敌不意，我们长驱直入，出发的第一天疾行军到了大司村。第二天到张葛吴，第三天到邱家凹，第四天到抗河泊，第五天到西陈村，第六天到驼唐黄，第七天到甘家嘴，并沿路在五显集、孙家口、兰花桥等地设立7处收税机构。由于我们的突然出现，到处布疑，闹得敌人风声鹤唳，除了日伪仍驻在几个交通要道的集镇外，国民党的游杂部队，则都紧缩在善厚集到沽河一线，不敢妄动。我们抓紧战斗，间隙访贫问苦、锄奸除害。

当时，对我们来说，如何站稳脚跟，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是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这次行动的首要任务。我们立即召开诸葛亮会，大家集思广益，我和陈仁洪找来连长彭思宝，排长姚振家、刘发宜、指导员吴昌武等同志一起商量策略。这些同志都是革命坚决，有勇有谋的好同志，大家献计献策，一致认为要打好第一仗，树立军威、夺取敌人的武装，通过战斗的胜利建立我们的新政权。

第一个要打的目标是黄山寺。为什么？因为黄山寺处于裕溪、沈巷、白桥3个日伪军据点的中间，拔掉黄山寺这个钉子，就能虎穴探子，给敌人以较大的威胁。但是问题来了，黄山寺处于3个据点中间，怎么办？经过反复研究，一致认为黄山寺要打，目标不改变，但不能强攻，只能智取。于是我派了侦察员谢金陵再去侦查敌人内部的情况。从黄山寺伪镇长陈汉卿嘴里得知，当时无为县伪县长胡振刚的弟弟胡祖炳被打死（黄山寺人），于冬至这天除灵（安葬）。伪军都要在谢家酒馆吃斋酒，这样一个战斗胜利的蓝图就出来了。我们的作战方案：一是偷袭黄山寺警察所，二是奇袭谢家酒馆，一网打尽，速战速决，快速撤退。

冬至深宵，风紧气寒，一切都按照预先的战斗部署进行，一个排由侦察员谢金陵带路，潜行到岗子下面的警察所，来个突然袭击。当敌人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枪就被我们缴了；把被关押在警察所里的进步人士、受害群众也被全部放了。与此同时，几处纵火烧草堆，风助火燃，火趁风势，一时间火光冲天，杀声震耳，弄得裕溪、沈巷和白桥的日伪军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敢出来增援，只是漫无目标的枪炮齐鸣，壮壮自己的胆子。就在偷袭警察所的同时，另外一个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占了黄山寺大庙，用棉被护体迅速爬越铁丝网，进入谢家酒馆，前后门一堵，未发一枪，当即将聚集在酒馆吃酒赌博的30多敌军全部生俘，整个战斗不到10分钟胜利结束。

这次战斗中，战士们表现得非常勇敢，谢金陵最为突出，他空手从敌人手中夺得一挺机关枪，七师还编了一首叫“谢金陵空手夺机枪”的歌曲，区党委的报纸还表扬了谢金陵大无畏的英雄事迹，大大地鼓舞了全区军民的斗志。

黄山寺之战，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使得和含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得到重建和巩固。这时也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加紧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集中了主要兵力和几乎全部伪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最野蛮的“扫荡”，实行“三光”“蚕食”政策，国民党顽固派也加紧封锁包围解放区。当时在和含地区主要集镇交通要塞都驻有日军，如和城、乌江、姥桥、西梁山、沈巷、白渡桥、八角庙、黄山寺等，还驻有亲日派曹亮文的绥靖队。刘子清、刘志刚的伪保安队，柏承君的伪县保安队，日伪军多似牛毛。

当时我们这支新四军部队是直插敌人的心脏，搅得敌人不得安宁，他们时刻都想消灭我们，并提出了“活捉赵鹏程”的口号。但是革命战争是人民群众的战争，我们紧紧地依靠群众就能取得战争的主动权。那时候，我们每到一村，群众就自动放哨，发现敌情后马上向部队报告。晚上我们无论到哪一个村庄，只要说是赵营长的部队，群众就开门让我们入住。为此，群众也吃了不少苦头。一些伪军冒充是新四军的部队，等群众一开门，就遭到毒打和审问。我们的战士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在村子里睡觉，有“五不走”规定：门板稻草不送不走、地不扫干净不走、水缸不挑满不走、损坏东西不赔偿不走、不向群众打招呼不走。那时我们与群众的关系真是鱼水相依军民情，在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下，新四军部队才得以生存。

1942年4月，上级又派马长炎、顾鸿率领的一支部队来到和含地区，我们配合在一起，抗日的力量大大增强了。为了打开这一地区抗日新局面，我们在马长炎亲自领导指挥下，攻打螺丝滩。螺丝滩坐落在沈巷西北面，四周沟渠纵横，恰似水网遍布，敌人只要集中火力封锁一条通道，我们就难以攻入，而且要付出很大牺牲。另外螺丝滩与沈巷、八角庙、黄山寺的日军据点很近，因此我们必须智取速决。在研究作战方案时有马长炎、顾鸿和我，我对情况比较熟悉，首先作了介绍。我说在前一段时间里，王万法小游击队，两次袭击螺丝滩据点时，伪军都出来追击小游击队。然后他们绕到村子里，抢劫老百姓的财物，满载而归，忘乎所以。于是马长炎与顾鸿决定采取调虎离山之计，两头截击的作战方案，用两个排的兵力埋伏在孙家大桥西北的赵柏村一带，一个排兵力埋伏在孙家大桥西南的河北埂。天不亮便进入埋伏地点，王万法小游击队又照样给它打几枪，投几颗手榴弹，敌人又被引了出来，300多伪军像长蛇似地追击着小游击队。当敌人完全离开堡垒，进入我们的伏击地点时，预伏在孙家大桥西北的赵柏村的担任阻击任务的两个排迎头袭击，敌人吃了个冷不防，折身往回跑。但是退路已被埋伏在桥南的河北埂的一个排强大火力所封锁。敌人腹背受击，狼狈逃窜，中弹的中弹、落水的落水，敌副大队长夏复初扛着一挺重机关枪，掉到河里淹死了，300多伪军全被我们打垮了。此战斗，我们战果辉煌，缴获了两挺轻机枪，一挺重机关枪，100多支长、短枪。

接着部队又攻打百旺市据点，参加这次战斗的有马长炎和我，还有连长彭士保、闻杰。驻在百旺市的伪军有两个中队，分别驻在市东和市西北两座庙里，在东岳庙据点的伪军中有我们一个内线叫肖班长。我们的作战方案是强攻和智取相结合，先东后西。待到夜晚，战斗打响了。不幸的是一开始马长炎腿部中弹负伤，为了不影响战士情绪，我及时派了两名侦察员，把他抬了下去。在战斗中，马长炎虽然身负重伤，不能亲自指挥。但他并没有离开战场，充分显示了他身为指挥员高度的责任感和坚强的革命意志。

战斗正在紧张进行，我命令用梯子靠在庙的屋檐上，推开房瓦扔进两颗手榴弹，一声巨响，乘敌人死伤混乱，不敢接近时，再把稻草点着火扔进庙里。敌人一看大火冲天，慌乱一团，我们就喊：“肖班长把门打开！”战士们一涌而上，冲进庙里，缴了敌人的枪。进攻西边据点时，我们集中四五把军号一齐吹，制造声势。然后由俘虏喊话，里面敌人一听到喊话就知道东边的据点已被攻破，无心抵抗，只能乖乖地缴枪投降了。

胜利的炮火在和县南乡播下了革命火种。新四军如鱼得水活动在群众的汪洋大海里，局面打开了，脚跟也站稳了。但是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越发加紧进攻我新四军江北抗日根据地。他们纠集重兵，妄图吃掉新四军第二师。为了牵制敌人主力，加强反顽斗争，1942年7月新四军七师副师长傅秋涛来到和含地区。要我连夜集中200人，再集中南姥、清林等几个区武装，成立独立营，这个营一共300多人，我是营长，政委王荣森。独立营一成立，就配合兄弟部队作战，我将队伍带到距离国民党部队占领区很近的乌石山、鸡笼山、半边月一带活动。有枪的侦察班，特意将枪缨子飘露在外面，站在大路口放哨。无枪的战士将草鞋绑在屁股后面充当驳壳枪，300多人一散开，形成了漫山皆兵。这是我们“示形”于敌，造成敌人过失。果如所料，敌人以为新四军是在集结大部队，从南面进攻善厚集。于是他们调兵遣将，加强这边的防守力量。就在顽固派目不转瞬地盯住我们这边的时候，善厚集的另一边由马长炎和顾鸿指挥，出其不意地强攻了大孔村，一举歼灭了顽敌一个连，给顽固派一个很大的教训。由于七师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彻底失败了。

由于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和含地区抗日根据地巩固发展了。为了适应形势，更好地开展斗争，根据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三三制”的原则，依据七师曾希圣政委的指示，于1942年阴历八月十五在南城村正式成立了和含办事处。办事处成立那天，军民齐欢聚，联席召开了庆祝大会。办事处主任是马献龙，副主任是倪则耕。

为了更好地加强和保卫这块抗日根据地，又于秋冬之际组建了和含支队。支队长孙仲德，副支队长马长炎，参谋长张铚秀，政治部主任杨汉年，下辖独立团和江全、和西、和含、含巢四个大队。我任和西大队长。后来调我到师部学习，大队长由闻杰接任。

时值早春，正是春节前后，我们营以上干部参加师部举办的整风学习班。开学时傅秋涛做了动员，他的报告妙趣横生，使我这个从来都没有听到过哲学这个名词的人也入了迷。我们学习的内容是整顿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党八股。学习时分成很多小组，我们小组长是桂林栖，副组长是黄龙（后改名王玉田，是个医生），有十几个人，整个学习班大约有200人左右，地点在大俞家岗的几个村子里，总共学习20多天。通过这次整风学习，我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列主义的教育，同时我们也检查了在思想上和工作中的缺点，使我们在马列主义的思想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1943年2月，我从师部学习回来后，又组建了和县总队，我任总队长，贾世珍任政委，杨金福为总队直属营长，政治部主任陈隶华。

从这一年开始，我们度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迎来了新的战斗。在党的号召下，学习南泥湾精神，掀起了大生产运动。我们总队在娘娘庙、环桥、耿家嘴子、陶埂等地开荒生产。每处都有几十亩，共有二三百亩地。战士们把枪带到地里，一面打仗、一面生产。特别是娘娘庙的大生产搞得最好，受到《山猴子报》的表扬，表扬他们干部积极带头，战士们不甘落后的劳动热情。通过大生产运动，我们收获了大批粮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同时密切了军民间的关系。

经过艰苦的八年抗战，日寇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党中央指示，日伪军应就地向新四军缴械。但盘踞在雍家镇的曹亮文和警卫三师却拒不执行。于是我们在谭希林师长的指挥下，和含支队、和县总队及兄弟部队一起，合力打了雍家镇。因为我们对地形比较熟悉，经常在圩埂作战，所以我们的作战地点在河北面水网地一带。在街西头有一碉堡，机关枪从里面喷出火舌，封锁了我们前进的道路，我们必须拔掉这颗钉子。为了炸掉这个碉堡，战士付出了血的代价，有十几名同志在这里英勇牺牲。里面的伪军也得到相应的惩罚，战士们用炸药包让他们坐着土飞机一一升天了。当战斗进行到牛神堂，战士勇猛冲杀，敌伪军来不及逃命，当场被我军打死和掉进河里淹死的就有100多人。这一仗打了10天10夜，全歼敌伪军1000余人，为和含地区游击史上所罕见。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革命的航船进入了新的航程。日本帝国主义被我们新四军打败了。但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迫在眉睫，我们整装北上迎接新的战斗。

抗战时期，我在和、含、无、庐地区还从事了一段开辟财源的工作。

新四军从一成立起，就同日寇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敌后游击战争。然而国民党顽固派不仅不给枪支弹药和经费，而且一再制造摩擦，加紧进攻和封锁抗日根据地。为了解决新四军吃饭、穿衣及装备问题，为根据地提供资金，打破敌人的封锁，必须自力更生，开辟财源。

从1939年到1941年，组织上安排我担任和、含、无、庐的货检处处长。我们先后在和县南乡、无为东乡成立了十几处收税机构，相当于税务所，通称“货检网”。货检处的任务是发税票、收送税款、调整网点及选用人员。当时的税票很简单，用白纸裁成小长方条子，盖上我们的私章就可以用了。收送税款基本上是隔一天一次。网点的设置一般在交通要道，收税人员一部分是我的学生，另一部分是可靠的熟悉群众，每个点都有三至五人不等。每天或两天送一次收款，并汇报情况。我们根据情况，指导他们的工作，向他们交待政策。

由于皖中地区前临长江，后有巢湖，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素有鱼米之乡的称号。和、含、无三县与南京、芜湖比邻，是交通要道，也是抗日根据地与敌占区的交界地，是物资交流和进口的必经之地。在这个地区开辟财源是得天独厚，时间不长就取得明显的经济效果。记得有一次我因为发高烧不能起床，没有把交来的税款送到纵队。结果一个星期的税款就有一麻袋，都是一百元一扎子。我发烧刚好送到纵队，因为钱多，来不及点数，送到纵队与交上来的数字一对照不差分毫。虽然我们的财经收入在新四军中是最好的，但战士的生活还是很艰苦的，每月的生活费用为15元至3元不等。我们从不乱花一分钱，所收税款全部上缴。

这个时期我们还开了一个盐行，目的是为了解决群众吃盐困难和增加税收。为了照顾群众的生活，当时盐税是很低的，大约每百斤收三角，若每天转卖三四百担，税收也能达到上百元。1939年秋，我们在无为东乡收税时，看到汤沟一带有大批的盐贩，他们的盐都是从芜湖挑来的，都是远道而来，还要过长江，芜湖又是敌占区，运输有很多不便，效率也低。于是我们就在新沟下面开了个盐行，动员群众到江对岸芜湖运盐来。这些群众路近，每天可到芜湖运很多趟，盐行主要是转卖给小商贩。这个盐行开始是由赵三刚、童宗凯、朱九洲、管自有几个人搞起来的，以后发展到几十人，生意异常兴隆，方圆几百里的小盐贩都来这里运盐，财务收入非常可观，我把这些收入全部上缴，七师从不乱花一个铜板。

在敌占区收工商税，也是我们特殊的一种收税方法。因为工商业一般都在城市集镇，而这些地方多为敌人占领区，我们就要集镇上的头面人物当我们工商税会会长，如姥桥镇的高士恭、白渡桥的葛开远、黄山寺的陈荣贵、雍家镇的雍连甲、沈港的黄仁政都是我们的商会会长。会长的基本任务：一是收税款，二是上缴税款，并把税票收据带给每个交税者。上缴的税额是根据自愿和按比例相结合的原则。我们鼓励交税多的，说明是支援抗日、爱国的表现，所以他们把税票都小心保存，看得很重。

随着武装斗争的日益紧张，天天忙于打仗，加上抗日根据地成立了税务局。1942年将这些收税的关系，交给了上级有关部门。

七师分会 赵鹏程口述  江孔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