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当时我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机要科工作，是皖南事变的亲历者。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历史，真是百感交集，万分沉痛，这个血的教训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1941年1月4日晚上，我们惜别了在一起战斗生活了近三年的乡亲，举着火把，沿着崎岖的山路，踏上了新的征途。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共9000余人，编为三个纵队，军直属机关是单独编队的。我们机要科工作人员有十多人，其中有4个女同志。部队出发不久，我们遵照上级指示将密码分散埋在就近的稻田里，开始使用脑子里记住的密码进行工作。

因连日下雨，部队的行军速度缓慢，几天后我们身上背的粮袋已经空了。一天，首长叫把一匹腿受伤的马杀了给大家充饥。刚要开饭，国民党顽军的枪响了，炊事班的同志只好挑起煮熟的马肉就走。枪声稍停，便把马肉一块一块地装到战士们的碗里，我们边吃边爬山。顽军从山下追逼上来，当我们爬到山顶时天已黑了。当顽军追到山顶时，我们早转移到第二座山。由于多天来没有休息过，我已疲惫不堪，行动困难。一位战士看见我掉队了，便不顾自己劳累，用力把我拉到山顶。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不是被顽军乱枪打死，也会被俘虏。可惜我还没有问他的姓名，也来不及向他致谢，他就匆忙地回到战斗队伍去了。

国民党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了，情况越来越危急。包围反包围，冲散了再集合，集合起来又被冲散。为了突出重围，我们不得不从山顶上冲下来。漆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只听到密急的枪声。在或明或暗的月光下，我看到每个人的手脸都被划破了，衣服和裤子都撕成了碎片，每个人的屁股后像是打着小旗子。后来听老乡说，山顶上从未有人上去过。我们翻越东流山到达石井坑，又遭到顽军第一〇八师的伏击，双方混战了一夜。我新四军经过七天七夜的苦战，被迫退守石井坑集中。记得在高坦时，叶挺军长曾向教导总队和军直属队人员讲话：“为了抗日，为了人民，我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从我起直到每个战士，就是剩下一个人、一支枪，也要与卖国贼打到底。”他说完话后亲自指挥作战。叶挺军长拿着他的三用文明棍，脖子上挂着望远镜。有时流弹从头顶上穿过，他也若无其事，叶军长的沉着镇定鼓舞了我们的士气。叶挺军长还命令把迫击炮架起来，并说：“有几发打几发，打完了把炮甩掉。”我们当时只有两门炮，当然不可能把敌人打垮。但要让敌人听到新四军有炮，要给我们部队进攻创造有利条件。

我们到达石井坑整顿队伍时，顽军从四面八方逼近，叶挺军长原想把整个部队带出去的打算看来是难以实现了。这时，党中央来电报说：如有可能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为有利。叶军长立即在山上召开紧急会议，下令组织突围。当天傍晚，领导机要科的童秘书给我们分发银圆，发给我十块银圆，并交代清楚我们：这笔款不到万不得己不得随便动用，没有用完的交公。李一氓秘书长嘱咐我们说：“万一部队再集合不起来，就分散突围，目的地是苏北盐城汇合。突围不出去就暂时隐蔽在山洞里，待情况好转时，设法到目的地。不要怕饥饿，饿是饿不死人的。如果迷失方向，最简单的办法是看土地庙，它坐北朝南。”项英副军长流着眼泪说：“早知今日，不如让你们提前从后方那条线转移，现在你们要吃苦头了。”领导这样关心每个同志，使我心里非常难受，只恨自己年轻不懂事，在这紧急时刻不能为领导分忧，还让领导为我们的安危担心。因此，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冲出去，一定要到达目的地，不辜负领导对我们的期望。

到了晚上，童秘书通知我，机要员要分散到首长身边，担任随身译电员，并分配我跟叶挺军长行动（主要是考虑冲出包围后好及时和党中央取得联系）。此后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跟着叶挺军长。当晚到了西坑，这是一条狭长的山谷。我们重新组织队伍，准备冲出包围。但四处枪声不断，无法冲出去。

叶挺军长沉思了一会，命令把部队撤回来，停止开枪，让敌人自己相互拼杀。我们抓紧这一时间休息片刻，在老乡家里烧了一只鸡，大家分着吃。第二天，叶军长率领教导总队部分工作人员突围。到大康王时被国民党军第一〇八师挡住了去路，叶军长临时组织了手枪队猛烈冲杀，但未能冲出去。鉴于我军伤亡惨重，叶挺军长为了挽救危局，保全部队，答应与国民党军第一〇八师谈判。

我们集合在阵地上，等待叶挺军长谈判归来。等着等着，忽然从山上飞来流弹，大家立即躺倒在地上。当我醒过来后觉得自己没有受伤，爬起来一看，遍地是战友的尸体。我站在那里发呆，抬头看到对面山上有几位同志着急地向我招手。我拔起沉重的双腿，踏着战友的血迹向前走。才看清楚是军部陈铁君、贾坡、夏征农、张元寿和他的通信员，我立即奔向他们。从此，我们6个人组成了一个临时小分队，一起行动。

我们开始是每走一段路都用柴禾伪装好，不让敌人发现我们的足迹。后来找到一个地形较好的山洞，我们就隐藏在里面。大家轮流在洞口放哨，察看敌情。开头几天，只听顽军在山脚下高声叫喊：“你们的叶军长被俘啦!赶快投降吧！我们优待俘虏，快下山来给你们发食品，给你们饭吃。”诱骗不成，敌人又对山上乱开枪，扔手榴弹，进山搜索。我们藏在山洞里不能发出一点响声，就连咳嗽都要先做手势，再用毛毯捂住脑袋；同时也要做好随时与敌人拼搏准备。过了几天，敌人开始陆续向西北方向转移。等到了第五天，枪声逐渐平息下来，敌人全部开走了。张元寿先出山去探路，只剩下我们4个人。大家一致表示：我们4个人一定要行动在一起，生死在一起。

第六天，我们开始在洞外找些野生食物充饥。有一次，陈铁君（他经过三年游击战考验，)好不容易找回一些野菜，还有一颗红色带刺的野果。我们把它分成四份，分而食之，吃完肚子还是饿得难受。每人又将空米袋翻过来，把沾在口袋上的米粒弄下来，数了数，平均每人分到七粒米充饥。第七天我们口渴得要命，我和贾坡下山去找水。山路都是石子，脚踩着石子往下滑的声音太大，只好匍匐前进。忽然发现一片稻田里有水，太好了!我们趴在田边上贪婪地喝了一口泥浆水，真是舒服极了。喝过水后，我们就用皮包盛了一包水带上山。艰难地爬回了山洞一看，老夏和老陈不见了？我很纳闷。还是贾坡有经验地说：“等一会儿他们会出来的。”原来他们怕发生意外，转移到别处隐藏了。待他们出来时，我们带回的水也漏得差不多了，他们只好用舌头舔了舔留在皮包上的水迹解渴。

为了早日突围，当晚我们走出了山洞，沿着敌人撤走的方向往前走。远远看见有灯火，就向着那个方向前进。找到了一间老乡住的房屋，老乡正在煮一大锅热气腾腾的大杂烩（锅巴、肉皮、鸡皮混在一起）。老乡看到我们是新四军，就热情地接待我们，并向我们诉苦说：“你们看看，这些都是大兵(指国民党兵)糟蹋的东西。他们一到村里，鸡、鸭、猪、羊和粮食一抢光，吃饱了还扔下一地的东西，我们只好拾回来煮煮吃。”老夏从身上拿出十块银圆和老乡商量，分一点饭吃。开始老乡不肯收银圆，我们一再坚持他才收下。看到这一大锅饭，心想全都能吃下去。可是眼大肚子小，谁知一碗还没吃完，眼睛都睁不开了，两腿也发软，唯一需要就是睡觉。老乡一看急忙打扫干净一张床，让我们挤在一起睡。睡前我们交给老乡一块表，请他过一个小时叫醒我们。睡了一会儿我便醒了，睁开眼一看，微弱的灯光下，老乡靠着盛稻子的空箩筐，遮住光线，脸上带着微笑正在数银圆。到了钟点，他把我们都叫醒了，把表和银圆如数交给老夏，不管我们怎么说要他留下银圆，他死活不肯收，并诚恳地说：“你们都是好人，新四军是人民子弟兵，是咱穷人自己的队伍，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你们拿着有用，你们活着出去，我们子孙后代才有出头之日。再说，这东西放在我这里早晚要被国民党兵搜走。”说着他打开后门，指点我们上路。老乡那份真诚朴实的感情，一直牢记在我心上，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皖南人民对新四军的一片深情厚意。

到达茂林中华圣公会陆绍泉会长家后，吴寿祺和吴保萼两位老师及时来看我。他们商量后，决定把我安置在陆会长家，并告诉我：“你叔叔（指夏老）和我们已联系过了。”陆家共七口人，陆会长和陆师娘，上有老人，下有两个女孩、小儿子，还有一个侄子。陆会长很慈祥，不爱说话，吃饭时非常客气，他老对我说：“吃吧，就像在自己家一样。我和你叔叔见过面，他把你送到我家是对我的信任。我们对爱国志士是支持的，没有前线的战斗哪有后方的安全。”我到他家后，茂林的风声非常紧，国民党顽军推行“五家连环保”政策，经常查户口，只要发现有一点嫌疑，就会被扣上“窝匪”的罪名，全家人都会遭殃。还有严密的组织特务网，收买叛徒来破坏我地下党组织，并贴出布告宣布蒋介石手令，捉到项英、周子昆、袁国平各赏五万元。

为了安全起见，陆会长把我藏到阁楼上。矮小的阁楼打扫得干干净净，但只限在一把藤椅的范围活动。阁楼的对面就是警察署，当时关押新四军的一座小学。这一家人为了我的安全担了多大的风险，全家人千方百计掩护我，没有走漏一点风声。不论是杜大爷和陆会长全家和吴老师家，他们和我素不相识，都做到了舍命救人，这充分证明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在群众中有着崇高的威信。

我在陆会长家受到热情的照顾，可我内心非常着急，盼望着送夏老的那位同志早日回来，我能尽快归队。过了40天，我等不及了，就和他们商量，先到永康去找我的哥哥周振，再设法回部队。经他们同意，正巧陆会长的一位朋友名叫周璞堂是做珠宝生意的客商，要到浙江绍兴一趟，到永康是顺路，于是就把护送我的事托付给他。两位吴老师高兴地通知我说：“周老先生原籍浙江，又和你是同姓同乡，机会难得呀！”我当然是喜出望外了。起程前，陆会长全家为我送行。他们在一个多月里冒着风险，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一生都要感恩图报。后来听说，陆会长于1947年9月为配合我军解放茂林而英勇献身了。陆老先生是位爱国爱民的英雄，一身正气，令人敬佩！我一直用他们的精神来鼓励自己前行。

在周璞堂老先生带领下，我总算离开了茂林的危险境界。周老先生到了诸暨为我买好去永康的车票，我们就告别了。我到了永康后先找到地下党的联络处俞振熙，这是我嫂子的阿哥家，这地址是我嫂子撤退到皖南看我时告诉我的。俞是在商办运输公司工作，他们在忙着转移，几座高楼，人走楼空。我就在空楼借宿了一晚，好在白天哥哥来看过我，带我去看过地下党组织住址。我高兴得跳起来，回部队有希望了。当晚，我美美地睡了一觉。天一亮我急忙起来，出城门，一架日本侦察机在头上转，很快后面跟着九架飞机，六架一组轮流轰炸。我跟着人群趴在地上，头都不敢抬。接连轰炸足有两个小时，永康城被炸成了一片焦土。

我随着市民流落在乡间山野，等到晚上才去找地下党组织和我接头的同志。他们也正在着急，怕我遇到危险。看到他们，我也放心了，并随着他们分散到农村居住。不久特委沈景德同志告诉我，交通被日本鬼子轰炸切断了，短期内无法归队，要我暂时留在地方工作。我总想早日归队，整夜不能入睡，不幸的是我的一条腿突然红肿。农村没处看病，我哥哥用切菜刀替我切开脓肿。可能是感染了，我手脚发抖，一条腿不能落地，我担心的是回不了部队。哥哥安慰我说：“一条腿一样能为党工作，搞印刷、搞地下联络站，不都同样能发挥共产党员的作用吗?”我振作精神，一只脚跳着去赶集。一个土医生发现我一只脚不能落地，问了我的病情，给我放出了脓血，立时就能下地走路了。党组织介绍我去永康报社配合报社总编周健同志，把没有刊登报上的电报译出来，供共产党内部参考。我和周健在报社公开身份是兄妹关系，在报社党组织的掩护下，工作了三个月。后来得知去内地的交通恢复了，我便要求回部队。我哥哥把他唯一的一床毛毯卖了给我做路费，还托周健同志为我办理通行证，我终于回到了苏中抗日根据地。

皖南事变血的教训教育了我们，从此我军摆脱了蒋介石独裁统治。新四军重建军部，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委，整编了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逐渐发展到8万多人。后又迅速发展，参加了打败日本侵略军的战斗。后成为解放江南、解放全中国的主力部队之一，我们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七师分会 周临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