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的名字叫吴中，1937年参加革命。他在参加革命前，名字叫吴孝贤，由于他参加革命后，家中不断受到恶势力的敲诈勒索，被当做“匪属”看待，爷爷因此而被捕入狱。爷爷为了保全家族人员的生命，只得说他的儿子已经死了，为此还借死尸办了一场丧事。在乡亲们的口中，吴孝贤已经“安葬”了，这么一来，爸爸只得改名。

爸爸生于安徽庐江县白石山区齐头嘴村，家中几辈子均以渔农为业。他早年在家务农，有时给家里牧牛，9岁时上本村私塾读书。1930年因遭水灾，休学回家，参加生产劳动。1933年返私塾继续读书，先生姓苗，在教学方法上较开明进步。父亲常看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等。受这些小说的影响，羡慕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这样的人。

1935年下半年，爸爸考入本县初中。在初中读了一年，受进步教师影响，大量阅读进步书籍，

帮助中共党组织做些基础工作。1937年7月爆发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开始。抗战爆发后，日寇侵入，土匪蜂起，地主恶霸横行霸道，人民生活极端痛苦。爸爸觉得地下党工作难以伸展抱负，想参军上前线和日本鬼子作战。恰在此时，新四军四支队深入敌后，到了爸爸所在的村子。1938年9月，爸爸参加了新四军，由于有些文化，没有下连队，直接进入司令部教导大队，受训三个月，受训课程主要是敌后游击战争、统一战线及政治常识，随后分配到司令部参谋部，直接在高敬亭的领导下工作。

高敬亭是一位传奇人物，1927年11月爆发黄麻起义，他参加工农革命军。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重新组建红二十八军，任政委。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3年，率领两千名红军战败十多万国民党军队的“剿共”，捍卫了大别山的红旗。抗战初期，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兼政委，1938年3月8日，奉中共中央命令率军抗日，在他的指挥下，新四军四支队在皖中连续取得13次战斗胜利。

1

我妈妈叫潘佐英。1926年5月生于上海南汇县惠南镇。我姥爷办了一所小学，担任校长和教员。姥爷家有110亩地，在惜地如金的上海郊区农村，拥有一百多亩地的不是一般地主，算大地主。淞沪会战后，日本鬼子占领上海，随后闯入南汇县，1939年6月，惠南镇的学校被关闭，妈妈失学在家。没过多久，我大舅潘琪派人把我妈妈接到淮北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在彭雪枫的部队工作，先当护理员，后来当教员，教的是新四军领导干部的孩子们。

1942年，爸爸身体不好患重病，一方面行军打仗，一方面负责搞粮秣，为新四军部队提供军粮。病倒时没地方医治，又没有房屋住宿，只得在庄稼地里风餐露宿。爸爸和妈妈是怎么相识的？我只能从老人口中得到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那就是在“庄稼地医院”里，妈妈作为护士，精心照料病倒奄奄一息的爸爸。爸爸不仅活了下来，而且重新走上第一线。没有什么风花雪夜，他们之间的爱情，就是在那种极其艰苦的情况下诞生的。

爸爸和妈妈一直在不同的部队工作和战斗，一直坚持到打败日本鬼子，坚持到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爸爸在某省轻工业厅担任厅长，妈妈的工作调动频繁，先后在省卷烟厂、纺织厂、钢铁厂担任党委书记，后来又到某市当市长。1969年12月，妈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当时爸爸正在陪钱正英阿姨去安徽省考察水利工程项目，得此噩耗，悲痛欲绝，一起同生死共患难的妻子、战友，连一句话没有留，就永远离开了他。妈妈是深受群众爱戴的女市长，那时我刚12岁，在送葬队伍中，我抱着妈妈的遗像走在最前面，适逢“文化大革命”，领导干部们被打倒的被打倒，靠边站的靠边站。但就在“走资派”帽子满天飞时，给我妈妈送葬的人之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很多老百姓扶老携幼地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给我妈妈送行。

人心自有一杆秤。妈妈被葬在一座山的半山腰，从这儿望下去就是市区，是密密匝匝的房屋，是横横竖竖的街道，是来来往往的人流。当地领导对此有个解释，让妈妈从冥冥中依旧可以看到她洒下了巨大心血的城市。爸爸去世后，与妈妈合葬。这座山，后来改名为“红山”。

80年前，爸爸投身于革命；75年前，妈妈投身于革命。爸爸和妈妈的一个共同点是，都是从富裕家庭走出来的有志青年，他们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队伍，信仰共产主义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探求世界大同的美景。用他们一生为党、为人民的工作业绩和无私的奉献，实践了共产党员的誓言，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爸爸和妈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会和我们相伴永远；虽然没有留下物质财富，但他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会激励我们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二师分会 吴晓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