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惠（原名欧惠雄），1918年9月20日生于泰国首都曼谷市。

1930年在当地华侨学校广肇公学念书。四年级班主任夏梦云是中共党员，同班同学梁传燊和潘女雄等都是共青团员。他们经常把鲁迅等人的进步小说借给我看，在他们的教育和帮助下，我从小就接受革命教育。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的“9.18”事件震惊中外。1932年“12.8”事件更激起广大侨胞起来反抗。夏梦云老师领导全校师生罢课，我也跟着梁传燊等同学上街游行，反对内战，要求抗日。从此，我跟着党走上革命的道路。

当时，宣传共产党是“非法”的。我们就高举鲁迅先生的战旗进行活动。我跟着张庆川，梁传燊等同学成立40多个读书社，进行救亡活动。我们还创办了《我们的话》《胜利》《南哨》等刊物，宣传“东北是我们的”，鼓动侨胞“打回老家去”。

1935年我进中华中学念书，经常受张庆川同学的教育和影响，后经梁传燊和潘女雄介绍，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年底，我们以中华中学为中心，发起盛大的华侨学生罢课爱国运动，响应和支持祖国学生的伟大“12.9”救亡运动。

随着抗日救亡浪潮的日益高涨，在当地领导下，我和40多名被学校开除的同学创办学校，我们先后创办了“树人”“启明”“新中华”“崇实”等华侨学校，还开班师范班，以及中学部和各种工人识字班，我是高年级的学生，又是低年级班的义务教员，全校师生一同学习和宣传革命大道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们的学校都成立支援中共抗战的干部训练班；从人力和财力多方面支援中国共产党打天下。

1938年，我由育民和阿桂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刘石（刘漱石），李华，吴琳曼，邱及等党的负责同志指示和领导下，我先后负责过以下职责：泰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主席，泰华“陕公”“抗大”经济后援会主席，泰华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宣传委员，泰华抗日救国联合会第五分会主席，泰华抗日救国除奸团机要交通员等。为支援八路军，新四军经费，输送青年参军，抵制日货等工作作为终身职务。

1939年3月间 ，因被当地军警追捕，党批准我率领9位男女同志离开泰国踏上去延安的路。当时，沿海地区几乎都被日寇封锁，国共摩擦又日渐激烈，战时交通险阻，加上我们都是初次回国，人地两生，虽然党派交通员翁向东同志引导我们渡过湄公河进入老挝，转他曲到越南河内，由越南华侨抗日救国会负责人田夫同志帮我们办了假护照，才进入了云南的昆明。虽然有“西南联大”民盟负责人黄灿同志的帮助，我们在路上历时十个月之多，到年底也只有5位同志好不容易分批赶到重庆，其余4位同志只好留在昆明帮助党开展对归侨的革命工作。1940年初，我们最终抵达重庆，又碰上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他重重封锁了上延安的交通。沿途到处搜捕进步青年。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同志也准备疏散了，这时要上延安太危险，熊复同志让我们转赴新四军，或投奔第二战区山西临汾薄一波同志领导的新军创办的抗日民族大学。正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刻，我意外的在重庆生活书店遇见了我的团领导张庆川。张庆川把我们的情况和处境向设在曾家岩公馆内的华侨工作组做了报告。华侨组的三位领导在百忙中立刻在周（恩来）公馆接见了我们。他们是周恩来，叶剑英，和胡光（胡志明）。周恩来指示：我们在叶剑英同志的助手付大庆同志家住了三个月，最后由叶剑英同志亲自安排，我们才换上第十八集团军的军装，乘军车平安抵达延安。

从1940年5月到1945年9月，我在延安生活战斗了5年。先后在鲁艺文学系和延安大学俄文系学习。参加过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在文艺座谈会之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走出小鲁艺，走进大鲁艺”，作为鲁艺文工团的成员，在延安各地及深入陇东地区开展群众性的文化艺术运动。还在延安市政府负责主编市委机要报《延市通讯》。

1945年8.15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在延安的归侨都编成华侨队，随军挺进东北。

从1945年到1952年，我在东北7年。我是新闻战线的一名小兵，我最先是程子华政委领导的晋察热辽军区的新华社记者，承德和赤峰保街战撤退后，任西满新华社记者，47年在旅顺大连地区苏军指挥部机关报《实话报》任中国部付主任兼记者。苏军撤离旅大地区后，我到沈阳东北中苏友好协会任《东北中苏友好》杂志主编。

1952年3月调到北京。在中苏友好协会任《中苏友好报》总编室主任。

1958年底，被错划成“右派分子”，从1958年到1979年被发配到柏各庄农场，后到吉林省榆树县“劳动改造”20年。

1979年底，胡耀邦同志为我们平了反。程子华部长调我到民政部编辑出版《革命烈士传》。

1982年离休。离休后发挥余热，先后担任中国延安鲁艺同学会付秘书长，中国华侨华人历史学会理事，写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赤子热血》本书荣获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及文化部第十届图书奖。参与编辑和出版了归侨先辈传《泰国归侨英魂录》6卷，所撰写文章约几十万字。

    欧阳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