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晓 苇采访整理人：李天志  雷树虎采访时间：5月15日采访地点：北京阜外大街34号院

1931年，我出生在安徽当途市。1941年，和大多数人一样，“誓死不当亡国奴、坚决抗日”，我参加新四军，很快就进入四支队抗战剧团任演员。1943年3月和师部抗敌剧团合并。1943年10月到半塔干部学校读书学习。1945年12月8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5岁）

新四军“小白毛女”晓苇

一、参加新四军才有了自己的名字

    1941年10月的一天，安徽来安半塔集上，我在路边唱歌，等我唱完，有一个身穿新四军军装的年轻人走上来，亲切地问我：“小姑娘，你愿不愿意跟我去剧团唱歌跳舞呀？”我当时很高兴地满口答应愿意去。第二天下午我简单收拾了，就跟他走了。

1941年,晓苇于安徽来安半塔集

少先队队长龚维懿（又名林佑）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姐姐，她出生于安徽合肥世家“龚家”。她像亲生父母那样关心和照顾我们这些只有十几岁的孩子，还给我起了个名字——晓苇，意思是像拂晓的芦苇那样纯洁。从此，我，有了自己正式的名字——晓苇，开始了新的人生。 

          二、难忘师恩 

1942年，我们新四军也开始整风。这年秋天，抗敌剧团全部编入师部整风队，参加整风学习。团里领导考虑到我年纪小，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也很清楚，建议我利用这个机会去读两年书，并要我直接向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提出这个要求。

第二天，我就到肖主任住处，进门就对肖主任说：“你看我这么小有什么风可以整呀！能否让我到学校去读点书，提高一下文化？”肖主任笑着说：“好呀！明天上午我叫警卫送你到半塔集干部子弟学校去读书。”’第二天一早，肖主任的警卫员带了一封信给子弟学校廖弼臣校长的信，送我到学校，我插班读四年级。
  这所学校的同学大部分是上海、福建、广东、江苏、安徽以及东北三省地下党干部的子弟，还有个别红军干部。学员的政治素质好，学校政治气氛浓厚。在学校里，我把部队两年多培养教育的收获和龚维懿大姐管理少先队的那一套方法全部用上了。不久，老师和同学们选我当了全校儿童团团长、宣传队长、歌剧团长。我利用上课的间隙，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早晨，我带着文艺骨干，迎着晨露，到野外练声。一日三餐饭前都要列队唱歌。值日生把饭盛好了，中间放一盆菜，十个人围一大圈，蹲在地上吃饭。冬天也如此。下午的课余时间和晚上，全部用来排戏，教我在少先队学的舞蹈《反攻舞》、《红旗舞》，还有《小放牛》等。星期日常组织同学到连队教唱歌，寒暑假期间到部队进行慰问演出。

  1945年5月初的一天，我正在和同学们商量开展红五月歌咏比赛的事，突然剧团的马玉顺同志来了。他告诉我，团里让我回去，立即动身。我当然很高兴。我们一起去找廖校长，校长不同意，说我是学校里的骨干，还是党的培养对象，准备留校当教员。我急中生智，立即给肖望东主任写了一封信，让马玉顺同志带去。信中写到苏联红军已攻克柏林，希特勒完蛋了，打败日本强盗的时间也不远了；形势发展很快，我不能再留在这里读书了，要回部队参加战斗。第二天，天刚微亮，我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饭也顾不上吃，快步向二师师部大刘郢跑，见了肖望东主任。他亲切地说我读了一年多的书有很大进步，信也写得不错。他立即写了一封信，让我带给校长看，校长看了，也只好让我走了。午饭后，同学们敲锣打鼓地送我回抗敌剧团，有的同学恋恋不舍地哭了。在子弟学校一年半的学习和锻炼，为我以后几十年的工作与学习打下了良好基础。

  6月，剧团开往津浦路西藕塘镇附近的一个村庄，排练三幕话剧《过关》。这个剧写的是一个青年积极分子克服重重阻力，参加新四军的过程。我扮演剧中的妇救会长，这个妇救会长年龄是十七岁，比我的实际年龄大两岁。她的性格活泼、开朗，工作积极肯干。全剧先进与落后的斗争激烈，气氛比较紧张。我这个妇救会长，带了儿童团来，一面做动员工作，一面缓和气。
　　一天晚饭后，天快黑了，我在村外找个僻静的地方，朗读台词。导演章洛同志，也是我的艺术指导老师，走到我的身后说：“小鬼，你还很用功啊！”接着帮我分析怎样塑造好这个角色。他告诉我：“首先要理解剧情，不放过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演员在台上，有千千万万双眼睛盯着你，因此动作要准确，要有目的，不能随便乱动。吐字要清晰，一句话有好几种语调，如：‘你回来了’这句话，可以是热情的、高兴的，也可以是冷淡的、敷衍的。语调不同，效果也不一样，要很好琢磨。一个演员内在的戏对观众感染最强。内在的戏，主要是通过演员的眼睛表达出来的内心世界。眼睛是演员演戏的灵魂。”他的这一番讲解，对我演好“妇救会长”这个角色起了很大作用，并且对我后来塑造歌剧《白毛女》中喜儿一角也很有帮助。

  8月15日晚上，《过关》在二师政工会上演出。戏演了一大半，从台前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大家带着难以抑制的兴奋演完了戏。演出结束后，我在后台卸妆，听到幕布前面有个同志轻轻地对章洛同志说：“下面观众反映妇救会长演得不错。”章洛同志说：“现在不要夸奖她，小孩容易骄傲。”我心头一震，体会到这才是恩师对我的真正爱护。我暗暗地下决心：一定不要因为有一点成绩就骄傲，要对得起老师的培养和大家的厚爱，要更加努力，塑造更好的“角色”。

   11月，我们行军到了路东小王庄，在那里住了约三个月。这时，抗战胜利了，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似乎是一个和平发展的局面。每个人都迫切地要求提高自己的政治和艺术水平，以便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剧团领导也十分关心我们这些小同志的成长，对我们进行全面义务训练。开的课程有乐理、和声、速成实用作曲法、器乐、美术、化妆等。在新形势下，有这么一个系统全面学习的机会太难得了。所以，我们都学得很认真刻苦。每天晚上就寝时，我总要提醒自己，明晨一定要早起，到野外练声；中午也不休息，跟别的同志学乐理。有时实在困极了，就伏在桌上打几分钟瞌睡。
  12月8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15岁。
  1946年1月13日，国共两党签署的“停战令”生效。但是，无论是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国民党反动派无日不在调兵遣将，准备发动全面内战，血洗解放区，消灭人民革命力量。暮春时节，剧团随二师师部移驻天长县。国民党反动派终于在淮南动手了。在激烈的战斗中，男团员都到前线部队做宣传鼓动工作和抬伤员了。我们女同志，留在天长县中学做伤员的护理工作。我们为伤员洗伤口、喂水喂饭，忙得都顾不上吃。有一个很年轻的战士小腹部中弹，表现很坚强，一声不哼，只是要水喝，我一连给他喂了几碗水，他安详地睡了。黄昏时分，炮弹声越来越近，上级命令立即撤退。其他伤员都已转移，只有这个年轻战士还睡在那里。我走过去，想叫他和我一起撤退。到眼前一摸，才发现他早已停止呼吸。这样一个好战士，默默地与世长辞了。我很激动，不顾情况已很紧急，站在他的尸体前，轻轻地唱了当时流行在部队的一首挽歌：“感受不自由莫大痛苦，你光荣的生命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你英勇地抛弃头颅！英勇，你英勇地抛弃头颅！”我又向他行了一个军礼，才匆匆地去追赶已经走远了的战友。

三、《白毛女》泪洒中原、《王秀鸾》声震宁沪

  1946年深秋，国民党反动派对华中地区的进攻达到高潮，两淮失守。这时，二师抗敌剧团的一部分和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文工团合并，我到了六纵文工团。
  1947年山东战场的莱芜战役、泰安战役、孟良崮战役和南麻临朐战役，我们都是在前线包扎所护理伤员，也编些小节目进行慰问演出。我们新四军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和不断涌现的英雄事迹，激荡和鼓舞着我们这些文艺战士的心。

  临朐战役以后，部队北渡黄河，在鲁西南地区做短暂的休整，然后向陇海路南出击。我们文工团留在鲁西南地区的一个山村里排练大型歌剧《白毛女》。导演要求我和另一个同志扮演“喜儿”（我演A角)，对于演“喜儿”这个角色，我内心还是感到有点把握的。我虽不像“喜儿”那样苦大仇深，但毕竟在旧社会有那么一段苦难经历。对于在阶级压迫下穷苦人生离死别的惨景，我是有点体会的。而且，“喜儿”和我正好都是十七岁。当然，演好这个角色也是要我付出很大努力的。我在“北风吹”和“红头绳”两节中，突出了“喜儿”的天真和稚气，突出了这个从小受苦的农家姑娘，在过新年时得到一根新的红头绳时的欢快情绪，这样衬托她以后在遭受的巨大苦难，更能引起观众的同情。在杨白劳的尸体躺在雪地里，恶霸地主黄世仁家的狗腿子来抢人时，“喜儿”跪在乡亲们面前，呼天喊地：“大叔大婶救救我呀！千万不跟财主去。死跟爹爹一块死，活跟大婶一块活呀！”我自己感到，这不是唱出来的，而是从内心爆发出来的。“喜儿”在黄家受煎熬的时候，唱出了“为什么穷人这样苦，为什么富人这样狠！这样的日子我怎么过呀！多会儿熬完这苦日月？”我也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唱得凄婉深沉。到“喜儿”逃出黄家，摆脱狗腿子的追寻以后，唱道：“要想逼死我，瞎了你眼窝。舀不干的水，扑不灭的火。我不死，我要活，我要报仇，我要活！”我每个字都用重音唱，把悲转化为恨，转化为报仇雪耻，争取翻身解放的决心。一些细小动作，我也力求做得准确到位。如“喜儿”为黄母熬药，因为劳累过度，打瞌睡弄翻了药罐；我努力做到使观众看来不是故意弄翻的，不是在做戏。

  《白毛女》在部队巡回演出时，正是1947年底和1948年初，华东野战军的一部分在豫皖苏地区机动作战。通常是弄清了部队当晚没有行军作战任务，就派部分男团员到一个团去挖土筑台，天黑点上汽灯就出演了，服装道具除少数外，也是就地取材。有时正遇上“北风吹，雪花飘”的天气，汽灯下雪片飞舞，部队在寒风中看演出，更增添了现实感。有时，演出的地点离敌人只有十多里路。

  由于当时部队正在进行以诉苦和三查三整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这个戏做到密切的配合，效果特别强烈。演出过程中，全场一片啜泣声。有的战士嘶哑着嗓子哭喊：“不要演啦！看不下去啦！”第二天早晨到土场上去看，差不多每个放背包的地方，前面都有一摊涕泪的痕迹。许多战士联系自己的苦难家史，大大提高了阶级觉悟，激发了杀敌立功的情绪。那些刚从国民党军队解放过来的战士，也很快认清了自己真正的敌人，和老战士一起英勇作战。《白毛女》连续演出几十场，我们文工团荣立集体二等功，受到上级传令嘉奖。
  1948年4月，在我军发起渡江战役之前，我被调到华东野战军第八兵团文工团（以后改为华东军政大学文工团）工作。在“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时候我们排练的“渡江腰鼓”、“火炬腰鼓”，随军打进了南京城。最使人兴奋的是我从11岁当文艺兵，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9年的洗礼，10月1日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天，我领唱主演了《渡江腰鼓》，而且是在原国民党首都的国民大会堂前，并留下了当时的剧照。

  胜利后第一个金秋季节，军政大学文工团排演歌剧《王秀鸾》，要我主演“王秀鸾”这个角色。我从进抗敌剧团演《小放牛》起，一直演小孩戏。剧中人“王秀鸾”已二十八岁，我才十九岁；“王秀鸾”有公婆、丈夫、小姑，还有一个十来岁的儿子，在处理这些家庭成员的关系上，我一点实际体验都没有；而且，“王秀鸾”是劳动英雄，我长得比较纤细，可以说是一点英雄气概都没有。这些，都使我产生了顾虑。但顾虑归顾虑，任务还是要去完成。导演李乐同志鼓励我不能只演符合自己性格的戏，要努力去塑造各种类型的角色，拓宽戏路子。

  “王秀鸾”是个勤奋劳动、节俭持家、孝顺公婆的人。她除了种地、忙家务外，还要协调家庭关系的工作。她公公是个勤劳正派的人，婆婆却是个好吃懒做的人。因此公公常常要打婆婆。为此，王秀鸾常常去拦阻，甚至给公公下跪。她还支持丈夫参军上前线。舞台上有犁地、浇地、收割等全套农活动作，要做得基本符合要求，有的还要按秧歌舞的步法，边做边唱。在导演的指导下，我努力去实现这些要求。首场演出，观众反映良好。团里的同志说我台上台下完全成了两个人。在台下，不仅长得细小，而且清高孤僻；上了台，精干利索；到哪里就把融洽的气氛带到哪里。

  1950年4月，《王秀鸾》剧组赴上海演出，连演近百场，场场爆满。当时红星电影院的老板说：“我们这个影院开业以来，还没有出现这样场场满座的情况。一天演两场也是这样，还有买站票的。”当时有些电影、戏剧界的知名人士例如白杨，作为业务观摩，连看了两次。他们认为，这个戏有生活，是新型歌剧。著名作家和文艺评论家胡风，为我们开了座谈会，认为我们演出很成功，并说：“王秀鸾”内心戏演得很好，能抓住观众。

                       1950年,晓苇剧中照

现在想起来，《白毛女》和《王秀鸾》这两个戏之所以反响那么强烈，起的教育鼓励作用那么大，除了演员所作的努力以外，主要是它适应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白毛女》演出的时代，正是革命和反革命进行最后决战的前夕，需要这样的戏（还有影响很大的《血泪仇》等）来激励我们军队和人民的斗志；《王秀鸾》演出的时代，是我们刚取得胜利，大局初定，百废待兴，需要努力发展生产，医治战争创伤，自力更生，克服困难。这既是党的号召，也是人民群众和部队指战员的意愿。

 四、珍惜热爱生活，安度幸福晚年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先后在很多岗位上工作过。1956年，我被分到国家体育总会当翻译组组长，我知道自己文化水平不高，更不懂外语， 但是我想：“和知识分子打交道一是要尊重，二是爱护他们。”所以，我与组里同事关系相处融洽，尊重是相互的，我调离后那些老翻译还常给我来信。1988年，我离休，不甘寂寞，我尝试当制片人，拍了《半塔晨曲》、《激荡童年》、《院士吴孟超》、《吴孟超》等四部电视连续剧和专题片。拍电视片从剧本创作到资金筹集，从剧组组建到后期制作、播出过程中，我克服了许多想象不到的困难，最终电视剧全部顺利完成并播出。我的这点小成功引起一些老战士赞叹和肯定。  

                            1961年,晓苇于北京   

我以“每天都在享受生活”的积极乐观态度安排离休后的生活。我常想：“人生一世不容易。夫妻都在，要互相关爱，像鸟窝一样，一起添点草，共同呵护家庭。等到要走的时候，高高兴兴地笑着走。我们是从战争中经过九死一生过来的，想想那些牺牲的战友，我们很幸运。”我还自编了一套保健操，早上起床一面看电视新闻、一面刮痧半个小时；7点之前到院子里散步走路，多年来一直坚持锻炼，保持了身体的健康。大前年，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举办老战士幸福生活摄影展，我在大连旅游的一张照片被选中参展，题名《当年“喜儿”风采依旧》。影展开幕那天，我专门到会场在自己的照片前留影纪念。

党的十八大召开，我心情激动，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看了好几遍，还用笔画上重点。我觉得总书记的话都说到自己心里去了，我坚信我们党大有希望，一定能克服各种困难不断前进。身为老的文艺工作者，我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特想筹划创作一部电视剧，以自己和战友的亲身经历，反映战争时代革命同志之间真挚的感情和友谊。“因为没有那时那样好的人际关系，革命是不会胜利的。”

                         1988年,晓苇于北京

  “人生虽有涯 ,夕阳无限好。回首往事多欣慰，笑看今朝更自豪。” 我写的这首诗——《心中的歌》，表达我们这一代人对生活的热爱。

    心中的歌
黄河的水啊奔腾咆哮，
年迈的老兵心逐浪高。
遥忆当年河两岸，
大军奔腾，
战旗猎猎飘。
都道金戈铁马无情，
滚滚洪流中却有一群百灵鸟。
那就是我们———军中文艺战士，
在战火中放歌，在战火中舞蹈。
活跃在行军路上，
活跃在硝烟弥漫的战壕。
流弹划破长空，
危险时刻，
士兵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筑堡。
死神常来扮个鬼脸，
却挡不住革命队伍的欢笑。
我们手中的武器是胡琴锣鼓，
却不逊于敌人的飞机大炮。
当晨曦微露之际，
我们用腰鼓为金陵破晓。
烽火岁月渐渐远去，
不知不觉中银丝爬上了鬓角。
人生虽有涯 ,夕阳无限好。
回首往事多欣慰，
笑看今朝更自豪。
颂歌一曲表心迹，
祝愿祖国日日高。

（注：晓苇老阿姨身患轻微“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症）已两年有余，采访过程中当年的一些具体细节，她记得不是很准确，采访材料大部分是根据她提供的资料整理而成）

参加采访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师生：雷树虎 李天志 董斌 张若彤；

作者： 李天志 雷树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