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一萍同志时年90岁
我原名郭典源，1921年8月1日出生于河南省南召县刘村镇柴岗乡上店村一个小康家庭。我的家乡是一个山清水秀、颇为富饶的地方，位于伏牛山末端的白河和留山河两河相交的冲击平原，土地肥沃、稻花百里，自古就有赛江南之说。
我父母的性格和为人对我有很好的影响。父亲郭伦华是一个精明能干、性情刚直、心地善良的人。除了种地之外，他还做过布匹生意，赚了一些钱，家里拥有四五亩水田和六七十亩山坡地，雇有一个长工。上世纪30年代，父亲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李益闻先生发起的“南召自治运动”。这个运动是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纲领的地方化和具体化，曾经轰轰烈烈。由于嫉恶如仇，他同地方恶势力斗争，受人嫉恨。有一次为躲避迫害，我们全家人深夜隐匿他乡。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
母亲非常贤惠和善良。她豁达大度，持家勤俭，对穷人富有同情心，左邻右舍有困难时，她均给予接济，所以我儿童时期结交了不少贫苦人家的孩子。到了入学年龄，我在柴岗乡小学就读，后来到刘村镇上高小，住在学校，由叔父郭伦传照顾我。
1932年我11岁时，贺龙将军所属的一支工农红军路经南召县。他们自方城县西渡白河，过刘村镇和柴岗乡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士兵拔了萝卜则就穴放钱，部队还开仓放粮赈济百姓。这些事，当地群众翘指称赞，成为长久的谈资。因此在我的启蒙阶段，红军给我留有很好的印象，觉得他们像我父母一样，都是好人。1936年夏，我小学毕业后考入南阳市王府山中学。1938年春，慕名转入南召现代中学。
南召现代中学原是开封市一所进步的私立中学。1938年初，在范文澜、嵇文甫和中共豫南特委统战部长马致远等人支持下，国民党左派、校长张了且到南召县李青店镇创办了南召现代中学。学校的课程，除一般中学文化知识课外，还仿效延安抗大的教学内容和方法，设有《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新三民主义》等，连校歌也是从抗大移植来的。学生不收学费，教师不拿工资，只管食宿。所以李青店镇有“小延安” 之称，现代中学有“小抗大”之名。
我在该校一年，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受到了很多革命教育。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八路军开赴前线的事实，使我认识到，只有依靠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中主张抗日的左派力量，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才能求得民族解放，赢得民族独立。现代中学的学习使我走上了革命道路。我入校不久就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唱革命歌曲，演抗日戏剧，成为该组织的骨干分子。1938年8月，我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李年、尹永春。
1938年冬天，组织上派我到草庙小学任教，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做党的地下工作。 1939年夏天，党组织派我到确山竹沟镇青训班受训。竹沟镇是当时中共河南省委所在地。青训班由曹狄秋、危拱之等领导讲课，主要课程是党的统战政策和党的建设。学习期间，大家的热情非常高，到处是朗朗的读书声、歌声和欢笑声。我在班上担任党支部宣传委员，组织大家学习和开展俱乐部工作。青训班结束后，我仍回到草庙小学任教，继续做党的地下工作。
1939年11月，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制造了“竹沟事变”。在南召地区，国民党大肆抓捕出头露面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为了避免遭受损失，中共南召县委根据上级指示有计划地疏散干部。袁宝华去了延安，尹永春等人到了新四军五师。1940年春节后，党组织决定让我离开南召。2月上旬我顺利到达豫皖苏边区新四军游击第六支队，被分配到抗大四分校二大队五中队学习。
五中队的学员年龄都较小，热情活泼，被称为“小鬼”队，拉唱歌，呼口号特别活跃，在全校小有名气。我在这里学习三个多月，1940年5月下旬我被抽调到支队司令部五科(训练科)当文书，下半年又被调到四科(管理科)当书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游击支队奉命改称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委为彭雪枫。
皖南事变后，我师奉命由津浦路西向路东转移，在淮河以北坚持战斗。我被分配到十一旅三十一团一营二连当支部书记。
1942年冬，日寇向我淮北抗日根据地发动冬季大扫荡，英雄的新四军四师采用游击战法机动迎敌。旅首长命令我营和三十二团二营在洪泽湖以西、泗县以南地区配合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相机打击敌人。三个月间，我营运用夜袭战和破击战战法与敌周旋，打击敌人，牵制敌人。1942年11月26日，我营夜袭泗南县蔡圩子，毙敌20余名。12月12日，我营和三十二团二营奔袭马公店，经过激战，毙伤、烧死伪军80余人，我军伤亡仅10余人。艰苦频繁的战斗使我备受考验和锻炼，使我很快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军人。
粉碎日寇大扫荡后，1943年，四师部队又在迎击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中，粉碎了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王仲廉部和鲁苏战区副司令、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的进攻。这一年我被调到旅教导队任支部书记，不久又调到旅总支委员会任宣传干事。这期间，我常随旅长滕海清到旅直属队检查工作。滕旅长坚定沉着、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使我敬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感到自己各方面都有很大进步。
1944年6月，四师重返津浦路西，我被留在七分区警卫营工作，先任二连指导员，后任营副教导员，1946年5月任教导员。
抗战时期，我们和日伪军主要是打游击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解放战争开始时，我们的力量强了，和国民党军队多是正规战——阵地战、攻坚战和运动战，更加激烈残酷。
1946年6月6日，蒋介石国民党发起全面内战。华东野战军撤至苏北淮阴、连水一线待机，我分区部队仍留在淮北坚持战斗。此时，蒋匪军气焰非常嚣张，频繁向我分区发动猖狂进攻。为避免损失，我分区部队暂时撤离淮北。
1946年10月，我们东渡运河，在苏北沭阳与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合并。我营和七十七团一营合并，原一营教导员周道信改任营长，我任教导员。合并后进行了紧张的整训，全营战斗力有所加强。
在粉碎敌人全面进攻的过程中，我华中野战军于1946年12月，组织了著名的宿(迁)北战役。我营合并后共有900余人，在宿北战役中英勇顽强，建立功勋。宿(迁)北战役中，我主力部队(第二、九两个纵队)歼灭了装备精良的敌整编六十九师两万多人，打死敌师长戴之奇，取得了重大胜利。
宿(迁)北战役是我入伍后经历的第一次大规模激战。战役中，我营即打阻击又担负了团的主攻任务。战前，我对全营作了深入的思想动员，战斗中协助营长指挥战斗，并抓住有利时机不断进行宣传鼓动。全营官兵士气高昂，利用战壕坑道，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在进攻作战时，我营歼敌一个加强营，俘敌300多名，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作战。因为此战对付的是装备精良的敌人王牌部队，所以我营也付出了极大代价，全营死伤大半，共伤亡700多人，其中有副营长王德鹏等30多位干部。仅仅一次战斗，我身边那么多好同志、好战友就牺牲了。战争太残酷了，革命胜利真是来之不易！重返淮北艰苦转战
宿（迁）北战役大捷后，我军主力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继续北撤。为了牵制敌人兵力，配合正面战场的主力作战，华中野战军决定组建淮北挺进支队，重建淮北根据地，以直接威胁津浦路和陇海路的交通要道。1947年春节前夕，我挺进支队3300人在支队司令兼政委饶子健同志率领下，经过一夜抢渡，渡过大运河，然后直插洪泽湖。
敌人调集了十个团的兵力向我发起围剿，从此，我挺进支队进入了异常艰苦的时期。敌人四个团的兵力一直尾追我们，我们夜夜行军，天天打仗，差不多有四个月时间没吃过一顿安生饭，睡过一夜安稳觉，极其艰苦的战争使我们部队迅速减员三分之一。但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的士气依然很旺盛，始终英勇顽强。五个月后，敌人的主力被调走了一些，局面才有所改观。
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我淮北挺进支队与敌人进行了640多次战斗，毙俘敌11000多人，牵制敌人将近十个团的兵力，直接威胁着徐州、淮阴等战略要地以及津浦、陇海交通要道，卡住了敌人的咽喉，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主力军的作战。
七十七团是支队的主力团，我营是该团的主力营，所以在历次战斗中，我营都担负着主要任务。曾先后两次攻克泗县，三次解放青阳。通过打歼灭战，我们的人员和枪支弹药得到了补充，越战越强，越战越勇。1948年第一季度，挺进支队在朱湖村召开第一次庆功授奖大会，经江淮军区批准，授予我营“淮北支柱营”光荣称号并授锦旗一面，授予我营二连
“石工连”的光荣称号。我和营长都荣立了二等功，干部和战士中评选出不少战斗英雄。
在“淮北支柱营”任教导员的两年，是我在战争年代经历最艰苦最残酷的一段时期，也是引以为豪的一段往事。在著名的蒋坝战斗中，我率领二连（“石工连”）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奇迹。战斗中我被一颗炮弹炸伤，营部医生张福伟同志奋不顾身地为我抢救包扎，连长陈继忠同志冒死带人背我，把我救出了险境。 “淮北支柱营”后来隶属第二十八集团军，锦旗收藏在该集团军的荣誉室里。上世纪90年代，集团军领导还请我回部队做了报告，对官兵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
为了摆脱敌孙良诚部的大规模扫荡，挺进支队需要迅速转移，于是派人把我送进洪泽湖深处，与洪湖大队（钢板船队）教导员魏启明同志住在一起养伤。我在湖上三个月，支队卫生部蒋定安部长给我开刀治疗。由于当时条件差，身上的弹片未能全部取出，至今还留有大小14块弹片。伤愈后我仍回淮北支柱营工作。两个月后，调团部任组织股长兼团的党总支书记。
1948年初，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江淮军区。淮北挺进支队改编为独立旅，新成立一个团，孙公飞为团长，尹特辉为政委，我为政治部主任，全旅总计5600多人。不久，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
在淮海战役中，我旅先后参加了碾庄和灵壁战斗，还在淮南张八岭一带阻击援敌李延年兵团。经过数日顽强抵抗，李延年的进攻终于被阻止住。我们保证了淮海战役的胜利，我也在血与火的战斗中再次经受了考验与锻炼。
淮海战役结束后，部队进行了整编。江淮军区和在战役初期起义的国民党军何基丰、张克侠部队合编为解放军第三十四军，何基丰任军长、赵启民任政委。我们三团改编为军炮兵团，开赴徐州九里山整训。1949年4月21日，我炮团部署在江北仪征县附近，准备为大部队渡江进行火力支援。渡江开始时，英国紫石英号军舰由西向东逃窜时，盲目地向长江北岸打了几炮，我团炮火给予还击。整个渡江战役没有遭遇顽强抵抗，我团也没费大力就顺利渡江，占领了南岸高资镇。然后乘火车到达南京紫金山下的朱庄营房。
占领南京后，三十四军被改编，一部分改为南京卫戍部队，炮兵团划归三野特纵建制，
我被调到纵队政治部任秘书科长。1950年，特纵改称南京军区炮兵司令部。下半年，我调任炮兵直属队政治处主任(党内职务是直属队党委副书记)。1951年底我调任炮兵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952年，炮兵领导机关从汤山迁至南京长江路原国民党总统府。
我在南京军区炮兵主要是做党务和组织工作，在组织科工作时间最长。我严格按照领导的要求，并严格要求自己和科里的同志，大家积极努力工作，取得了较好的业绩。八年中我两次荣立三等功，三次荣立四等功（那时有四等功），并代表南京军区炮兵，出席了军委炮兵召开的第一次炮兵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957年9月，在部队干部轮换工作中，我被调任朝鲜志愿军政治部党务科科长。在朝鲜，我认真地投入到党的建设工作中。1958年，党中央决定志愿军全部撤回，我参加了政治部组织的撤军工作组，做调查、处理志愿军违反纪律、赔偿朝鲜人民损失等工作。
1958年10月，志愿军总部撤销，我被分配到国防科委新成立的第二十训练基地政治部组织部任副部长。1961年该基地的二、五两部合并，我任二部政治部主任。1963年，任二部副政委、党委副书记。第二十基地坐落在内蒙古额济纳旗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基地组建不久，营房还未建好，试验部队都住帐篷或地窝子，吃青裸面，喝盐碱水。戈壁滩上气候干燥，许多同志嘴唇干裂，大便干结。刮起大风，飞沙走石，天昏地暗，生活非常艰苦。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干部、战士和科研人员吃大苦、耐大劳，完成了很多光荣艰巨的任务。
二部是空对空导弹试验训练部，曾多次进行空对空导弹试验，还担负着空军导弹和空军飞行训练试验任务。1965年，我作为国家原子弹试验委员会(主任张爱萍)委员，参加了第一颗原子弹空中爆炸试验。这次试验非常成功，达到了预期目的，鼓舞了全国人民，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局面。事后，国防部送我—套原子弹爆炸后的蘑菇云照片。
1966年，由于航天事业发展的需要，二十基地任命我为六部副政委，首长要我和基地
技术部王盛元同志各自带领部分同志到陕西渭南组建基地六部，从此和现在的二十六基地及技术处同志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工程处是允许开展“四大”的单位。由于极左思潮的冲击，党委曾被群众推举的
“勤务组”所代替，工作一度出现混乱局面。我坚持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是否批准知识分子参军问题上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尽可能多的满足知识分子参军要求，使百分之九十的人员加入了军队序列，为基地创建世界一流的航天测控系统奠定了基础。
1983年10月，我正式离休，住进总参兵种部第八干休所。由于我身体较好，也愿意发挥余热为党和人民多做些工作，所以离休以后也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
编辑新四军四师老战士回忆录——《战斗在淮北》。五年来，我们集资52万元，编辑出
版了八本《战斗在淮北》，共计360多万字。这套丛书提供了很多珍贵的史料，对于研究新四军的斗争历史具有较大价值。我长期担任总参兵种部第八干休所第四党支部书记，做好为老同志的服务工作，四次被评为总参军训部和兵种部的先进离休干部，两次被评为总参兵种部第八干休所优秀共产党员。离休后，我上了五年海淀区老年大学。关心国家大事，坚持读书看报，并写了六七本读书笔记。我写的题为《我军已实现了现代化》和《永远保持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的文章，获得了总参及总参军训部和兵种部的三等奖。
回想往事，问心无愧。为了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我不畏艰险，英勇战斗，努力工作，公平待人，鞠躬尽瘁，做到了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现在我坐在轮椅上，心情平静而欣慰，感觉对得起党和人民，对得起善良的父母，对得起妻子儿女，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可以安心地去见马克思了。
四师分会 郭一萍自述郭军宁整理
上一篇： “王麻子团长”王培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