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个特殊的年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和新四军建军80周年，是我们十分敬重的新四军一师师长、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粟裕大将诞辰110周年。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粟裕同志的光辉业绩和不朽功勋，追思他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寄托对他的无尽思念。
粟裕同志1926年投身革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无怨无悔；他戎马一生，身经
数百战，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谋划和指挥了许多关键战役，出奇制胜，战功显赫；他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巩固新中国国防、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党性坚强、信念坚定，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他胸怀全局，谦虚谨慎、功高不居，严于律己。粟裕同志离开我们已经33年了，党和人民深切怀念他！他革命精神、优秀品质和崇高品格值得我们永远追忆、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践行传承。
1924年1月，聪慧勤奋好学的粟裕不满老家会同的现状，沿沅江下常德，顺激流归大海。在过清浪滩时，大浪把船托起老高，抛上又落下，险些把他摔到河里。面对艰难险阻，他毫不畏惧，颂道：“好个清浪滩，浊浪三丈三；船在浪里走，如过鬼门关。”这首《过清浪滩》五言诗充分映照了粟裕勇敢面对风雨人生的思想境界和铮铮傲骨。
1926年初，19岁的他在常德湖南第二男子师范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从事学生运动。1927年“马日事变”后，在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他响应党的号召，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８月，粟裕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起义部队进军潮汕遭到失败后，他坚定地跟随朱德、陈毅同志艰难转战粤、闽、赣、湘。他参加了湘南起义，到了井冈山。１９２８年以后，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领导下，参加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并参加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
1931年11月，24岁的粟裕调任红四军参谋长。1934年7月，为配合和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粟裕同志时任参谋长的红七军团奉命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数倍于己的敌人前堵后追的严峻形势下，他们缺枪少弹，孤军奋战。为了吸引并牵制住敌人，他们抱着为革命牺牲自己、支持主力的坚定信念，沿途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抗日主张。1934年11 月，根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及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军第十军团，粟裕任参谋长。１９３５年１月，红十军团在谭家桥战斗失利后，又在怀玉山遭到敌人围歼，粟裕率领几百人果断冲出重围。遵照中央指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同志任师长，在敌人统治的腹心地区，开创了浙南游击根据地，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依据战争情况的变化，有效地领导部队实行了由运动战向游击战的转变，打破了敌人频繁的“进剿”和两次各约四十个团的“围剿”。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中国革命最低潮时期，是最艰难困苦的时期，如同叶飞和陈丕显所说：“当时游击战争环境之险恶，斗争之酷烈，生活之艰辛，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罕见的。”陈毅更是形象地说：“我们像野兽一样的生活”。粟裕同志不仅面临着如此严峻的外部环境，还深受着身体伤痛的折磨。他一生负伤六次，均发生在自参加革命到三年游击战争结束。1927 年10月在武平战斗中，子弹从他右耳上侧头部颞骨穿过；在水南作战中，头部再次受伤，被炮弹片击伤，三块弹片终身留在头颅内，造成他头痛难忍数十年；在硝石与敌作战中，他左臂动脉血管被敌军子弹击中，血流如注，九死一生，留下终身残疾；在浙西遂安向皖赣边的转战中，他右臂中弹，新中国成立后才取出子弹；除此之外，1929年攻占宁都时，他臀部负伤；1936年在云合开展游击战中，他脚踝负伤。无论是在乌云压城城欲摧的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还是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还是负伤昏死的时候，粟裕同志对党的革命事业从未有过片刻的动摇，他坚持信念，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屡立战功。在短短的十年当中，他从一名基层指挥员锻炼成长为我军成熟优秀的高级指挥员。
在跟随毛泽东、朱德战斗的日子里，粟裕向他们学习打仗，悟出了“战争有它自己的规律，克敌制胜的办法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战争的内在规律去寻找。”特别是他通过观察、揣摩毛泽东指挥战争，着眼其神、取法其道，掌握并发展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用兵韬略。
22年的征鞍生活, 他身经数百战,亲临一线指挥,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战争经验。他十分重
视学习研究战略问题，他曾深切地说，“作为军事指挥员应该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个指挥员对战略问题有了较深刻的理解，有了清醒的头脑，才能运筹自如地指挥作战”，所以，他“对于尽可能地去了解和学习战略性问题格外重视。”
粟裕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如同陈毅所说，是一个“理论与实际兼优的人”，是我党我军坚持实事求是、娴熟运用并自觉贯彻实事求是的典范。他胆识兼备，智勇双全，熟谙兵法，精通韬略，尤其精通毛泽东军事思想，熟悉我军作战原则。但他从不拘泥于书本和别人的经验，每战都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哪里好消灭敌人就在哪里打，什么时候好消灭敌人就在什么时候打，哪种战法有效就采取哪种战法打。
正是由于坚持实事求是，才使他在军事理论、军事素养和指挥艺术上达到了极高的造诣，
也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此，朱德称赞说，粟裕是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楷模。
第一，提出并实践“敌进我进”，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思想。
粟裕同志非常喜欢毛泽东同志的一幅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称赞这幅对联是“克敌制胜的法宝”。粟裕从事游击战争的历史长达18年，经历非常丰富，进行过山地游击战、平原水网游击战、海上游击战等多种类型，在战争中学习、继承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为红军创立的游击战争的作战思想之精髓，而且针对实际情况对其进行创新和发展。
1935 年春 ,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不久，就成功地开创了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在蒋介石的“后院”点燃起了革命的烈火。国民党浙江当局在蒋介石的亲自策划下，对挺进师在浙南地区的根据地进行了长期的围攻，先后发动了一次“进剿”和两次大规模的“清剿”。面对敌人的大举进攻，粟裕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有靠游击战，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但如今挺进师所在的浙西南的情况又有别于当年的井冈山和中央苏区。从大的环境来说，井冈山时期红军生存的环境不仅是数省交界的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而且由于军阀的不断混战，造成了革命容易生存的有利环境，而挺进师所在的浙西南地区虽然也是数省交界的地区，但由于蒋介石政权的建立和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的历史背景极大地增加了挺进师生存的难度，况且浙江乃是敌人统治的核心地区，敌人怎么会容忍挺进师在自己的大后方立足呢？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朱德和毛泽东会师使红军主力的实力已具有相当规模，为此，朱毛红军在战争中主要是运用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法。而浙西南的红军则不具备主力优势。这是一支千余人的游击队，在正常情况下，一次至多只能消灭敌人一个营。从挺进师的实力和面对的险恶环境出发，粟裕实事求是地为挺进师的反“清剿”斗争确定了游击战而不是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也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就是敌进犯我根据地，我则进击敌人后方。在战术上，当敌人进攻时，应绝对避免正面战斗和对峙局面，必须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给敌以奇袭、伏击与侧击。同时，在根据地内深入动员群众，实行坚壁清野，给敌人制造困难。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战术，挺进师不仅粉碎了敌人的“进剿”和第一次“清剿”，而且在泰顺、平阳、瑞安、福鼎等边界地区开创了新的浙南游击根据地。在第二次反“清剿”斗争中，部队抓住了敌人“大拉网”战术的弱点，采取分散行动，与敌人相向对进，易地而战的战法。抚其背、击其侧、截其尾。敌人梳过来 , 我军钻过去，敌人梳过去，我军钻过来，你要我的山头，我要你的后方。在这次反“清剿”战争中，挺进师的“敌进我进”战术进一步得到发扬，不仅保住了浙南新开辟的根据地，而且挺进师原来开辟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也得到了恢复。第二，深谋远虑，系统运筹，抗战打顽立奇功。
抗日战争爆发后，游击战争上升到战略地位。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全面地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以及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阐明持久抗战的总方针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作出科学的预测，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 以及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思想。从战略高度，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地位、作用，以及在抗日游击战争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与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等一系列具体的战略问题。粟裕认真学习研究毛泽东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根据实际情况具体践行，并提出独到见解和富于创新。
在根据地建设上，粟裕提出了游击根据地层次建设理论，即：在外部层次上根据地可划分为中心根据地、小块根据地和游击基点；在内部层次上，根据地可划分为根据地基本区和非基本区，其中，根据地基本区又可分为根据地的要点与非要点。各个层次拥有不同的地位和功能，要采取相应的政策和策略，才能达到坚持、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目标。为此，粟裕确定的对敌作战方针是：对于敌人将要占领而我不能长久控制的所有集镇，应以游击战的方式尽可能地迟滞敌伪的进攻行动，推迟敌人的占领时间，以掩护我方根据地工作；对于游击基本区和重要基点，就应采取各种有效战术，坚决与敌人争夺，使其不能久占，从而改善我军态势，保障基本区的相对稳定。在粟裕的指挥下，我主力部队与日伪进行了七次三仓争夺战，均大败敌人。三仓地区作为苏中根据地的基本区屹立不倒，为苏中军区赢得了十分宝贵的时间，推迟了不少地区伪化的时间，限制了伪化的地域，保持了回旋余地相对大、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基本区，各个小分区也都保有相对稳定的中心区和广阔的游击区。粟裕提出的“根据地基本区争夺战术”和“要点争夺战”理论打破了许多人心中的教条：游击战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坚守防御，创造了“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与坚守防御相结合”的游击战术，达到了巩固和坚持游击根据地基本区的目的。
在指挥关系上，粟裕首创“党的一元化领导”。鉴于苏中的部队来自不同的“山头”，又长期分散独立活动，形成了不同的传统和风格；加上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共产党员和干部队伍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等不良现象。为保证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的指示在整个苏中贯彻执行，粟裕从苏中抗日斗争的实际出发，建议并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他的建议得到中共中央的认可。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指出：“根据地的建设与民主制度的实行，要求每个根据地的领导一元化。” 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并经华中局批准，苏中区实行了党的一元化领导。11月中旬，建立了苏中区的最高统一领导机关——中共苏中区委员会，以粟裕、陈丕显、管文蔚、周季方为委员，粟裕任书记。随后，又在第一、二、三、四分区和兴东泰特区分别建立中共地区委员会，在苏中区建立起了从上到下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
在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后，粟裕根据斗争的要求并为将来的战略反攻作准备，对一师武装力量进行了合理变革，实施了“主力地方武装化”，找到了主力军、地方军和群众武装三结合武装体制的一条新路。当时，苏中区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已经形成，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主力部队长期频繁作战，消耗过大，缺少整训，不利于今后的大发展；二是地方武装数量虽已超过主力，但较多用于执行警备任务，较少用于进击敌人，还不能独立地担负起坚持原地斗争的任务；三是从斗争发展趋势来看，部队所在区域回旋余地有限，存在“塘小鱼大”的矛盾，容易遭受损失。为此，粟裕建议，改善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抽出一部分主力团在较为安定的地区进行整训，其余主力团实行地方化，与当地武装合并，加强坚持原地斗争的武装力量。这个建议，被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采纳。粟裕领导的这次整编是根据地军事建设上的一项成功的战略性措施。
在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相互转化问题上，粟裕较早意识到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并率先在全军实现由分散游击到大兵团作战的转变，并提出详细的应对措施。在战术上，他独创了“平原水网游击战术”，堪称是改造地形的典范。他发动群众，改造地形，在河流上构筑明坝、暗坝、交通坝、阻塞坝；改造桥梁，变大桥为小桥，变固定桥为活动桥；改造道路，改大路为小路，改直路为弯路。经过这样一改，敌人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常常受阻，而游击队却可以自由穿行。此外，粟裕指挥群众开了许多小“运河”，将东台南北地区的许多河流连接起来；在射阳湖上修筑长达十余公里的大堤，沟通了第一、第二分区的陆路交通。同时，粟裕要求部队加强适应性训练，战士人人学会游泳，学会爬山，把腿练成“飞毛腿”和“鸭子掌”；参谋人员、卫士学会骑自行车、开汽车、划船、开汽船；部队训练的项目除了近战、夜战、白刃战，还重点加强了水上作战训练。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部队较好地掌握了水网地区打游击战的规律，苏中根据地坚如磐石，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扫荡”和“清乡”。
在抗日战争时期，粟裕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思想从局部逐渐影响到全军，成为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一正确的理论思想指导下，新四军在苏中地区取得了节节胜利，部队不断壮大，根据地得到稳定和巩固，对敌战役也越打越大。在抗战局势逐渐转好的有利形势下，为了彻底粉碎日伪对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清乡”、“屯垦” 计划，1944年3月5日，在粟裕的领导下，新四军集中了五个团的优势兵力，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作战方式，采取围点打援的掏心战术，在车桥一带主动对敌发起进攻。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使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根据地联成一片，实现了苏中形势根本转变，揭开了苏中战略反攻的序幕。
第三，审时度势，把握战局，战绩辉煌。
经过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锻炼和成长，粟裕的军事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更加成熟，其军事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以过人的谋略和惊人的胆魄，指挥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战役，为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打下基础，为战史书写下了辉煌篇章。
粟裕曾三次“斗胆直陈”，促使战局改变，不仅体现了他作为战区指挥员能够站在全局战略高度分析形势，敢于提出正确意见的胆略和胸怀，更充分体现了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高度负责精神，和一名共产党员淡泊名利、无私无畏、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的高尚品格和坚强党性。
第一次“斗胆直陈”是关于外线作战还是内线作战问题。1946年夏，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犯，中央军委提出以山东、太行解放区主力实行外线出击，向南作战，并于6月26 日电令华中分局，要粟裕率华中野战军主力兵出淮南，与山东野战军配合作战。接到中央指示后，粟裕从战场实际出发，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认为，蒋介石在力量对比上暂时具有相当大的优势，这场战争势必是长期的，根本的问题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在解放区内作战，有人民的支援，有利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他建议，在战争初期，以至整个战略防御阶段，各主要作战方向，各自在内线歼敌，应充分利用在广阔根据地内部作战的有利条件，执行内线歼敌的方针，哪里好消灭敌人就在哪里打仗。待敌我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时，再转入战略外线进攻。中央军委、毛主席采纳了粟裕的建议。7月13日至8 月31日，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迅速发起了“苏中战役”，虽然论总体兵力粟裕以3万不敌12 万，处于劣势，但具体到每一个战役，粟裕都精心部署，务求人员对比上的绝对优势。在一个半月时间内取得“七战七捷”战绩，歼敌5.3万人，极大地鼓舞了各解放区军民的士气。毛泽东在1946年9月写出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文，就专门举了苏中战役成功案例。“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内容之一。孟良崮战役是粟裕军事指挥艺术的又一杰作。这是一次腹背受敌的歼灭战，分分秒秒都能决定战争的胜败，形势可谓惊险，战事跌宕起伏，粟裕三出奇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集中5个纵队、10余万人的优势兵力，团团包围张灵甫整编74师3万余人，只用3天时间赶在国民党援军到来之前，就歼灭了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首。这一战役，打破了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的梦想，从此解放军开始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第二次“斗胆直陈”是关于发展战略进攻问题。1948年1月初，为扩大战略进攻，把战争引向蒋管区，中央决定粟裕率华野3个主力纵队渡长江南下，开辟江南战场，吸引敌军分兵，配合刘邓大军行动。时任华野副司令员的粟裕认真总结了我军作战经验，客观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和当时的全国战局，认为随着敌我双方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解放军在长江以北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更有利于加速胜利进程。经过反复慎重考虑，1月22日，粟裕向中央军委和刘邓发出了《对今后作战建军之意见》的电报，提出了发展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的战略构想，建议在中原战场上采取忽集忽分的战法，集中兵力打大仗。中央复议的结果是坚持既定决策，把战争引向敌人后方。粟裕深知对中央已经确定的战略决策，不宜轻易提出不同意见。但他认为，“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当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从全局上考虑得失利弊，把局部和全局很好地联系起来。全局是由许多局部组成的，从局部看到的问题，也许会对中央观察全局、作出决策有参考价值。” 他一方面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认真研究渡江具体方案，着手做好南进准备，另一方面进一步研究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的最佳方略。
第三次“斗胆直陈”是关于3个纵队暂不过江的问题。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思考，1948 年4月17日在征得刘邓同意后，18日粟裕再次致电中央军委，建议华野3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粟裕多次来电坚持中原决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1948年4月底到5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5大书记集体听取了陈毅和粟裕的当面汇报，当场决定采纳粟裕建议，同时，中央任命粟裕为华东野战军代理司令员兼代理政治委员，并要求他在4至8个月内，歼敌5至6个旅至11至12个旅。按照中央的要求， 1948年6月到9月，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发起了豫东战役和济南战役。其中，豫东战役不仅创造了我军历史上一次战役歼敌9.4 万人的空前战绩，更迅速改变了中原战局，为全国战局由战略进攻发展为战略决战作出了重要贡献。不久，又不失时机地发起了淮海战役，提前两天发起进攻，夺取了战场主动权。打乱了国民党军的部署，以60万兵力对决80万，将蒋军主力歼灭于长江以北，为渡江南进，减少江南富庶地区的战争损失，加快解放全中国的进程，作出了卓越贡献。
从粟裕正确建议被采纳，我们也从中深刻体会到中央和毛主席始终坚持一切从人民解放事业的大局出发，高度发扬民主，敢于否定和完善自己的宽广胸怀、宏大气度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正是中国革命最终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新中国建立后，粟裕进入统帅部工作，先后担任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军事科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和第一政委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对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一，对未来战争作出及时恰当的预测，从战略方针到具体战略措施提出了重要建议。
新中国建立后，粟裕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基本估计是：要准备打一场核威胁下的常规战争。我国有了自己的核武器和运载工具后，敌我战略态势发生了变化，粟裕也随之有了新的战略思考。他认为，一旦敌人发动对我国的全面侵略战争，极大可能是首先从常规战争开始。
因为我们也有核武器，你打我也打，他们不能不有所顾忌。但是战争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别是战争的最后阶段，敌人为了守住地方，掩护退却，挽救财局，有很大可能要使用核武器。他对未来战争的这一重要判断，对新中国建立初期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为指导不同时期国防建设，思考和准备未来作战，提供了正确的依据。
第二，提出军队建设的重点和方针，科学治军，全面提高部队素质。
新中国建立后，粟裕提出，今后应主要加强海军和空军。在陆军各兵种的建设上，粟裕特别重视炮兵（包括导弹）和装甲兵的建设。他认为军队武器装备已出现了重大变化，过去的枪战为主，今后是炮战为主（包括使用在坦克、飞机、舰艇上的火炮和导弹）。他根据我国的地理条件，提出要重视装甲兵建设，把装甲兵培养成有突击力量的兵种。
粟裕还特别重视干部、战士掌握先进武器装备，全面提高部队的政治、军事、文化素质，
提高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他说：“现代的军事技术是非常复杂的，没有相当的文化水平与科学知识是难以掌握的。”为此他在总参工作期间，大力抓了已有军校的整顿提高，增建了包括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内的一批新院校，使军队院校初步形成了初、中、高级相衔接，专业门类齐全的培训体系。
第三，提出正确处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力主走军民结合建设国防的路子。
粟裕根据未来反侵咯战争的战略构想，认为国家工业化是国防建设的强大后盾，军队应服从国家建设的大局，努力支援国家建设，同时，他还提出了正确处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关系的具体建议。
第四，尊重历史，注重调研，大力促进军事科学研究。
1958年，粟裕受到错误批判，被撤消总参谋长职务，离开了军事指挥第一线，到军事科学院任职。即使在蒙受奇冤身处逆境的情况下，他仍旧不忘国忧，以对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孜孜不倦地调查研究和思索着未来战争的各项课题。粟裕把贯彻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称作“科研之本”。他强调，搞学术研究必须最大限度地占有资料，包括古今中外的相关资料，军史、战史研究更要尽可能掌握第一手材料，完全尊重历史事实；在深入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从中引出事物固有的规律性。他常常告诫科研人员：“军事科学院是研究打仗的，我们搞出来的学术成品如果有错误，部队拿了去用就要多流血、多死人！”对重大的学术成果，他都亲自组织审查，有些重要部分还要动笔修改，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虚怀与竹同，他是一代名将，但总以普通一兵自谦，他曾经坦诚地说：“论军衔我曾经是大将，论学术我可能是小兵！”他领导作风民主，群众观念很强。在领导学术研究工作中，他有一句名言：“向上级学习不易，向下级学习更不易！”他既是军事科学战线上的一位优秀领导人，又是身体力行的现代军事科学的探索者。他重视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密切注视世界各国军事科学的新发展，对解决现代战争中我军面临的许多新课题，进行了艰苦的有价值的探索和研究。1979年，他先后在军事学院和中央党校作关于《对未来反侵咯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探讨》的报告，对未来战争初期作战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这个报告冲破军事领域“左”的思想的长期禁锢，对军事界的思想解放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为当时全军正在进行的战争初期问题的讨论起到了重要的理论导向作用，是在新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又一重要体现。
粟裕同志戎马一生，他的赤胆忠心、丰功伟绩和高风亮节为我们留下了无价的精神财富，成为人民心目中不朽的丰碑。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
现在，我们行进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要学习粟裕同志的坚定信念、忠诚于党、无私无畏的奋斗精神；学习他注重调研、善于学习、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他着眼全局、抓好局部的辩证思想；学习他勇于突破、敢于创新的理念；学习他不顾伤病折磨、夙夜为公、心系国忧的赤子情怀；学习他功高不居、谦虚谨慎的高尚品格。敬爱粟裕将军是我们的楷模，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一师分会 罗红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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