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短短两个半月时间内，就基本形成了“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据此，抗日根据地战略成了中共抗日的主要战略。抗日根据地战略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武装割据战略。武装割据地的基本特点是：第一，统治阶级的统治力薄弱的地区，尤其是军事力量薄弱，革命的武装力量可以战而胜之的地区；第二，交通不便，远离统治力量中心，统治力量难以迅速到达的地区；第三，经济落后，群众贫困，原始革命的要求较高，土地革命的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第四，文化落后，群众要求单一集中，易于发动和组织起来形成革命力量的地区。正是由于这些特点，在敌强我弱的大态势下，根据地的规模小，不稳定，敌围剿来了，就可能跳出包围，待敌退了，再回来恢复根据地等派生特点就出现了。
全面抗战爆发后，敌我友的关系比土地革命时期更为复杂。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阶级矛盾的下降，原来的国民党敌军，现在是友军；而日本侵略军的力量比之原来的国民党军更为强大凶残。但在日军长驱直入，国军或由于战略撤退，或由于不敌而溃的情况下，出现了大片敌后的军事真空地带。对武装割据战略如此熟稔的毛泽东，理所当然地抓住了这个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根据新的战略形势，发展了原来的武装割据思想，及时提出到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把区区数万八路军、新四军，兵分多路，化作千千万万个“元始天尊的弟子”，在诸多个广阔无比的天地里，胼手砥足，筚路蓝缕，先后创建出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冀豫、冀鲁豫、山东、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中、浙江、广东、琼崖、湘鄂赣、鄂豫皖、河南等中共领导下的19块抗日根据地，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不可或缺而又举足轻重的战略作用。在日本军力相对薄弱的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是对武装割据思想的继承；与国民党军队合作，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开辟抗日根据地，是对武装割据思想的发展。
二、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是一次反传统的战略测试
细看上述19个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基本都是武装割据传统的延续，不是省与省之间的边缘地带（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察豫、冀鲁豫、湘鄂赣、鄂豫皖），就是远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僻远地区（山东、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中、广东、琼崖、河南），唯有浙东，与其他18个抗日根据地完全不同，恰恰就在敌人中心城市的旁侧，在交通要道的两翼，在富庶的鱼米之乡，在江南平原水乡，在文化比较发达的人口密集地带。
浙东抗日根据地，主要的区域有两块，一块是紧靠浙江宁波以梁弄为中心的四明山根据地，基本占领了从杭州到宁波的杭甬铁路与公路两侧，和从杭州到金华的浙赣铁路与公路的两侧；另一块是活跃于上海边沿的浦东地区，包括南汇、奉贤、川沙，以及浦西的松江、青浦等地区，直接威胁上海到杭州的沪杭铁路和上海到南京的沪宁铁路，甚至可以威胁上海虹桥机场的安全。这完全是一次反传统的战略安排。但这肯定不是一次无意或盲目的战略安排。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给新四军的项英发电报，提出“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内战时候很大不同。”毛泽东已看到与过去土地革命时期很大不同的战略条件。
到了1941年，抗日战争经历了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为了反击蒋介石的皖南事变，2月1日，毛泽东给新四军的电报提出，“华中第二个战略中心是江南根据地，又分为苏南、皖南、浙东及闽浙赣边四方面。”“关于浙东方面，及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区创立游击根据地（以松江等处原有少数武装做基础），中原局应注意指导上海党。”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开辟浙东这个“战略基地”。紧接着，4月30日，应对日军占领宁波、奉化、温州、福州等地，毛泽东给新四军电报提出，“从吴淞经上海、杭州、宁波直至福州，可以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有单独成立战略单位之必要（此区有大发展前途）”。又是“战略基地”，又是“战略单位”，况且还有“大发展前途”，毛泽东对浙东的重视，非同一般。
正是在毛泽东如此具体的指示背景下，1941年5月10日，上海浦东工委派姜文光和朱人侠率领，在上海浦东从事游击战争经年的武装力量中，挑选了50多人作为先遣部队，南渡杭州湾，登陆浙东三北地区（即镇海、慈溪、余姚三县姚江以北地区），侦察联络；6月16日，上海浦东工委的蔡群帆率130多人，再行南渡，登陆浙江三北后，即于18日和25日两次伏击日军，两战皆捷，声威大振；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十周年纪念日，朱人俊和方晓率350多人，三渡杭州湾，自此正式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浙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这既因形就势地实践了毛泽东关于开辟浙东战略基地的设想，又创立了有别于中共传统的武装割据的反传统方式。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战略”，究竟其意为何呢？此时的毛泽东，早已军事著作等身，专业术语烂熟于心，不可能误用或错用这个基本概念。这里的战略，有着一显一暗的两层意思。其一显，是军事上的，就是形成日军的内线战场，在敌后牵制、分散、消耗、消灭敌军，在长期的抗战中，配合友军的正面阵地战，抗击日军的入侵；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对日军的战略包围，最终彻底粉碎日本侵华的图谋。其一暗，是政治上的，就是在敌占的中心大城市附近，交通要道旁，江南平原水乡地区，经济文化发达区域，中共的军事力量也能站住脚，能占有一席之地，能够生存、发展，从而证明中共的政治主张和军事能力，在非传统地区的适用性。
当然，这是一次风险很大的实践。首先是日军的力量强大，机动性好，在江南平原水乡，要坚持游击战争尤为艰难，“在某些重要战略地区，例如华北与长江下流一带，势将遇到敌人残酷的进攻，平原地带将难于保存大的兵团，山地将成为主要的根据地，某些地区的游击部队可能暂时地缩小其数量”；其次是共产党有贫困乡村工作的丰富经验，也有大城市白区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但没有在浙东这种地区公开武装斗争的经验；再次是浙东是蒋介石的老家，日军入侵后的短时间内，国民党的军事力量退走浙南浙西，但这是不容放弃的地区，或迟或早国民党的武装力量一定会回来，届时与比我强大的多的国民党武装力量的关系，一定特别错综复杂，只要我坚持抗战，一定会有种种摩擦，在日、汪、蒋三方夹击下，中共的武装力量能否站住脚，是个很大的问号。
还有更深一层的忧虑。当抗战初起，1938年5月，毛泽东写“论持久战”时，就准确又清晰地预见了整个抗战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结论为“最后胜利是中国的”。那胜利之后呢？完全没有理由怀疑，毛泽东会预见不到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形势发展，无非是两种大的可能：一是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和平建国；一是国共两党再度决裂，内战再起。事实证明，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给刘少奇拍电报说，“国民党在战后仍有与我党合作的可能。虽然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因此就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可见，无论哪一种可能，在浙东这个战略要地，蒋介石的“龙兴之地”，共产党成规模的军事力量断难有容身之地。当浙东形势发展较好，陈毅等新四军领导向中央报告要派更多部队去“开辟沿海广大地区”时，毛泽东果断地回电：“惟浙东方面不宜去人，恐抗战胜利时被国民党消灭，收不回来。”毛泽东给新四军陈毅和饶漱石的这份电报，发于1943年的1月5日，也就是新四军决定派谭启龙任浙东纵队政委和何克希任浙东纵队司令，到浙东建立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半年之后。
一方面是再三强调浙东是“战略基地”，要建立独立的“战略单位”，且有“大发展前途”，一方面又担忧能否在如此反传统的区域站住脚，甚或在抗战胜利后被“消灭”掉，可是如能成功的话，其战略意义如此巨大，唯一可行的，就是试一下，可以就坚持下去，不行就撤回来。正如谭启龙所记忆的，他第一次与何克希在浙东会合后，何克希向他介绍了陈毅为何克西等远赴浙东饯行时，“特别关照说，到了浙东，搞得顺利，就在那里打天下；搞得不好，打起背包回来，可不要亏掉老本。”战略测试的意图可谓十分明确。
三、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实践是成功的战略测试
再好的战略意图和规划，最终都还要靠具体的工作予以落实。毛泽东关于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设想，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为主的广大干部战士出生入死、栉风沐雨地用生命和鲜血化为现实的。要在如此复杂的反传统的地区站住脚，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实践极为丰富，有些也极为独特。限于篇幅，本文只能择其相关要者，简述于下。
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在浙东能否赢得民心，从而站住脚，最根本的一点，在于是否能够并有效的抗击日军。1941年4月，日军发动宁绍战役，17日占绍兴，19日占镇海，20日占宁波，22日占慈溪，23日占余姚，如入无人之境，短短一个星期，把整个浙东地区占领；国军第86军、新编第9军有10多万人，未作抵抗，退到浙南浙西地区，浙东成了敌后。当时日军的气焰嚣张，一个班的兵力就敢大摇大摆地到乡村去抢掠，浙东人民弥漫着一片惊恐、绝望、痛不欲生的情绪。6月18日，刚刚南渡到浙东才2天的蔡群帆率部在余姚北部的相公殿设伏，日军30余人被毙伤各8人，弃尸丢枪而逃。这是浙东抗日打响的第一枪，消息似春雷一般，不胫而走，迅速传遍浙东，浙东还有好样的中国人，还敢而且能够打败小日本，浙东人民就像大旱望见云霓，大有扬眉吐气之感。25日，蔡群帆率部再度在相公殿设伏，再次击败日军。一周内两战两捷的事实，不仅唤起了普通浙东民众的抗战热情，也赢得了众多国民党地方势力的赞佩。初来乍到的这支武装力量，理所当然地成了抗日力量的主心骨，顺理成章地成了民心所向，自然而然地为日后在浙东站住脚打下了难以撼动的基础。
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不到半个月打通了浙赣铁路线，国民党30万军队不敌10万日军，退入浙西南山区，金华萧山交通要道两侧成了敌后。新四军浙东纵队迅速南下，创立会稽地区的抗日根据地，8月20日，在诸暨的龙凤山、鸡笼山伏击日伪军，毙伤日军少尉柳泽春夫以下20余人，俘虏伪军10余人。10月24日，再毙敌4人。自此，新四军浙东纵队在金萧地区打开局面。
1942年10月，日军出动近千兵力，对抗日游击的中心区域三北地区“扫荡”。8日，新四军浙东纵队与日军激战，击毙日军22人，毙伤共近百人；9日，再毙伤30多人；26日，伏击伪军第十师一个营，全歼该营，俘虏营长以下200余人，从而粉碎了该次“扫荡”。
10月14日，驻守金华东乡大小葑门的日军小队9人，到义乌西乡肖王塘抢掠，被新四军浙东纵队伏击，击毙少尉吉田以下8人，仅一人逃回据点。日军随后撤消了大小葑门的据点，新四军浙东纵队无可争辩地赢得拥护。正是这一次次的战斗，浙东人民看到了新四军浙东纵队的实际抗日行为，因而支持这支抗日的部队在浙东发展壮大，这完全符合得道多助的历史逻辑。
浙东毕竟是蒋介石的老家，国民党的力量弥久而雄厚，新四军浙东纵队要站住脚特别不易。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消了新四军的番号，共产党的军事力量要挺进浙东，不得不借用国民党部队的名号。1941年5月10日，第一支小部队南渡到浙东，用的就是“第3战区淞沪游击第5支队”番号。到浙东后，又陆续谋得“宗德指挥部第3大队”和“鲁苏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3纵队”的番号，1942年取得“第3战区淞沪游击队第3支队”的番号。一直到1943年12月22日，才公开打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旗号。这种隐蔽自己的灰色策略，在开始时还得到了国民党宗德指挥部的少量弹药，也使部分有正统思想的人士少了心理障碍，更重要的是，迟滞了国民党军事力量的寻衅摩擦。国民党在差不多半年后，才完全搞清这支部队的政治面貌，于是在11月开始调兵遣将，企图消灭或赶走新四军浙东纵队。但这无比重要的半年时间，这支部队已经誉满浙东，深得民心，已经与上中下各阶层建立了广泛又稳固的抗日统一战线，因而不可撼动。从1941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军事力量先后三次成规模地进攻新四军浙东纵队，不是惧于日军的扫荡而回退浙南浙西，就是被新四军浙东纵队各个击破，粉碎进攻，没有一次得手。新四军浙东纵队不仅牢牢地站稳了脚跟，而且还开辟了地域越来越大的浙东抗日根据地，之所以能做到如此，一开始隐蔽策略得当的作用不能低估。
新四军浙东纵队能够一次又一次地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对友军坦诚相待，友军有难时鼎力相助，从而在形势危急时，能争取一部分比较友好的国民党军队中立或不积极进犯，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与国民党暂编第30师第88团田岫山部和第89团张俊升部的关系就很典型。为了争取第88团，何克希司令三次单刀赴会，深入田部，与田晤谈。当田部受到日伪军攻击时，新四军浙东纵队不惜牺牲，数次主动攻击日军，多次解了田部的围。与第89团团长张俊升经过多次商谈，建立了友好关系；但当田岫山令他的参谋长带队再度投降日军后，新四军浙东纵队在争取到张俊升部同意中立后，迅即发起讨田战役，全歼投敌的田部，并旋即围攻田部老巢，将突围的田岫山部大部歼灭，除田与少数随从逃脱外，其余均被歼灭，彻底消灭了这股忽蒋忽汪、反复无常的军事力量。而当张俊升部因与新四军浙东纵队友好而被国民党32集团军攻击时，新四军浙东纵队挺身而战，在张俊升部的配合下，将32集团军等追击至新昌，张俊升部恢复了原来的驻地。为此，张俊升致电新四军军部，拥护中共主张，誓愿接受中共和新四军的领导与指挥，张部改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第2旅，任命张俊升为纵队副司令兼第2旅旅长。联合，斗争，分化，孤立，短短几年时间，新四军浙东纵队在浙东抗日舞台上，纵横捭阖，出神入化，完全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稳固了浙东抗日根据地。
随着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声名越来越大，纵队的人员也迅速扩大，其中大量是各地发动起来的抗日力量，包括改编的各类非新四军系统的军事力量，也包括闻风而至的大中小城市热切要求抗日的知识青年。新四军浙东纵队在1941年9月，几乎是甫抵浙东，就开办了培训各类人员的教导队，后发展为教导大队，最后是浙东军政干校。不管形势一度相当困难，一直坚持到1945年北撤，先后办了6期，加上一些诸如无线电、保卫工作、医疗卫生、会计、机要(译电）、党员干部等专门训练班，有一千多人受过培训，许多原来对共产党、新四军了解不多的抗日青年，成为各级的骨干力量，也就是不过三五个月的时间，原本需要团结教育的热血青年，成了凝结更多热血青年的中坚力量。
为了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团结国民党友军，中共浙东区党委专门作过规定，“宣传方式极力避免谈国民党坏处，不必作国共好坏的比较，不能恶意的指责对方，更应注意不谈国府及蒋的坏话，停止一切用‘顽军’、‘顽匪’、‘顽固反共派’、‘反共投降派’、‘土顽’等等的字句，转变人民中现存的对立空气为友好亲善抗战团结的空气。这样才能促进整个时局好转，争取友党友军继续坚持抗战。”显而易见，这样的低姿态，对团结抗日，一定会起到减少摩擦，一致对外的良好作用，从而稳定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
浙东抗日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存在发展，出色的敌工情报工作是重要原因之一。除了上文已经提及的对田岫山和张俊升的工作，以及对各国民党军队和伪军的工作，从而唤起他们站到人民一边，参加新四军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对日军的敌工工作，新四军浙东纵队有其独到之处。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一个特点是日、汪、蒋、共的力量犬牙交错，上海、杭州、宁波以及一个一个几乎相连的县城，驻扎着大量的日军和伪军，他们几乎可以随时随地地进行清乡扫荡，而要在这样的条件下做到游击战争的要诀避实击虚，情报工作至关重要。宁波日军宪兵队是驻扎宁波的日军最重要机构之一，但就在这个龙潭虎穴内，居然潜伏着一个60多人的新四军浙东纵队代号“400”的谍报小组，直接受浙东纵队负责敌工情报工作的丁公量领导，日军的清乡扫荡情报就通过这个小组，源源不断及时而又准确地传回新四军浙东纵队，纵队领导从而可以决断，是转移回避，还是设伏消灭。与此同时，在宁波、宁海、余姚、慈溪等城市内，都有新四军浙东纵队派出的谍报组。新四军浙东纵队还与“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即后来的“日本反战同盟”）浙东支部合作，直接做日军官兵工作，1943年就有义乌楂林日军采伐队长坂本寅吉参加新四军，1945年5月9日，驻慈溪县城的日军无线电通讯班长本村正春军曹，向新四军投诚。25日，驻慈溪汶溪的日本兵岩冈文雄携枪参加新四军。6月4日，驻余姚的日本宪兵队补助宪兵成田恒夫携枪参加新四军。8日，驻慈溪的日本工兵部队朝鲜兵杉本庆云、安田凤道、安田学奎、文元享俊等四人，携枪参加新四军。没有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工作，没有新四军浙东纵队在与日军浴血搏斗中产生的威望，这几乎是不可能想象的。
以上只是新四军浙东纵队千头万绪各项工作的一小部分，但已能显现延安的战略设想是如何通过脚踏实地的工作，成为实实在在的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从1941年浦东部队南渡的900来人，发展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的15000余人，4年多的日子里，新四军浙东纵队，发展了计有4个专区，16个县的抗日根据地，总面积约1.4万平方公里，人口228万；军事上，不计淞沪支队，抗击和牵制了2万多日军和2万多伪军，作战643次，收复上虞、南汇两座县城，攻克收复敌据点110多个，解放同胞400万人，毙伤俘日军少佐顾问、伪军上校总队长、团长以下官兵9197人，争取了1800多名日伪军和反内战的国民党军官兵反正起义。共产党的力量牢牢地在反传统的区域站稳了脚跟，赢得了上中下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支持。反传统的战略测试完全成功。
四、成功的反传统战略测试的战略意义
既然战略测试已经成功，那就没有必要再横生枝节了。所以当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时，中共痛痛快快地答应，将新四军浙东纵队全数撤往长江以北，作为其他谈判的一个让步筹码。1945年9月19日和29日，中共中央连发两电，第一份电报命令，“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第二份电报的语气更为紧急，“同意你们提议浙东、苏南、皖中、皖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此事已在重庆谈判中当作一个让步条件向对方提出，具有好影响”。这“越快越好”四字，含义深刻。当新四军浙东纵队执行中共中央的命令，在杭州湾南岸一个漂亮的转身，收拢围攻宁波等中小城市的部队，一渡杭州湾，二渡黄浦江，三渡长江，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3次拦截，长途跋涉近月，终于到达江苏海安，胜利完成北撤时，毛泽东的战略测试完美结束。
1946年内战再起，国民党武装力量号称800万，实际战斗部队不到450万；而共产党的武装力量，算上刚刚在抗战胜利时加入的在内，号称120万。毛泽东凭什么在1946年的7月就作出战略预测，算定5年左右的时间可以消灭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呢？到了1948年11月，毛泽东将消灭蒋介石军事力量的时间从5年缩短到3年。毛泽东的战略底气从何而来？战场上的较量结果，当然是最重要的依据，但浙东成功的反传统的战略测试，不可能不对毛泽东对战略形势走向的判断产生重要的影响。在蒋介石老家，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在敌人最中心城市的周边，在最重要的交通要道两侧，在中国最富庶的地区，面对文化最发达的民众，我们尚且可以在政治上赢得上上下下的民心，军事上无中生有打出一片天下，进得去，站得住，出得来，方方面面都十分成功，其他地方，还在话下吗？！
浙东分会 王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