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中央、全军领导小组要求，要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军史作为重要内容。通过学习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辉历史、英雄事迹，继承光荣传统，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新四军卫生工作的历史，是新四军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四军的卫生工作，随着新四军的诞生而创立，随着新四军的不断壮大而发展提高，坚持为部队作战和指战员健康服务，坚持为根据地人民群众健康服务，为保障部队战斗力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积累了给后人以深刻启示的丰富经验，涌现了一大批忠诚于党、热爱人民、精忠报国、无私奉献的白衣将士。
一、新四军卫生战线的突出贡献
新四军卫生战线的白衣将士，不愧是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守护神”。他们坚持深入连队、基层，进行卫生宣传教育，开展防病保健工作，提高了指战员的健康水平；他们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机智果敢地从战场上救护伤员，有力地鼓舞着部队的作战士气；他们艰苦奋斗，因陋就简，建设医院和医疗(休养)所，治愈大量伤病员归队，源源补充了部队战斗骨干；他们赤忱为民，支援地方卫生工作，为群众防疫治病，深受人民拥戴。
（一）卓有成效的防病保健
新四军指战员多来自农民，文化程度低，卫生防病知识缺乏，又长期处于水网地区、穷乡僻壤和游击环境，生活艰苦，卫生条件很差，普遍生虱子，疥疮、疟疾、痢疾、肠炎、感冒、肺结核发病不断，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
新四军组建后，军部军医处根据叶挺军长的指示，发出“保健在先”“预防重于治疗”的号召，提出“完成保健工作任务的中心环节在于不间断地对部队实施卫生宣传教育，增进指战员的卫生防病知识”。1941年重建军部后，陈毅代军长明确指示，卫生工作要“面向连队，保健在先”。新四军各级卫生人员，加强对部队进行卫生宣传教育，采取上卫生课、出黑板板和墙报、贴卫生标语和宣传画、开演讲会、演卫生剧、唱卫生歌曲、编发卫生小册子、在报纸上开辟卫生专栏、举办卫生展览会等多种形式，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明确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要求，定期进行卫生扫除，突出管好水源卫生、食堂卫生、环境卫生、厕所卫生、个人卫生。逐步做到每人有牙刷、毛巾，每日刷牙，不用别人的毛巾，勤洗衣服、勤洗澡、勤剪指甲，每周检查一次；建立和推广公筷，每个饭桌或每个班备公筷两双，以颜色或长短区别于私筷，由班长或值日员保管使用；有计划地开展春夏季卫生运动，集中开展卫生宣传，改善卫生环境，加强卫生设施，组织卫生竞赛；做好保健工作，坚持新兵体检、健康年检、干部保健，举行体育活动，改善物质生活，增强部队体质；防治传染病、多发病，无病预防，有病早治，年年进行预防接种，突出防治疟疾、痢疾、肺结核、黑热病、疥疮、砂眼、下肢溃疡等。通过坚持不懈的防病保健工作，大大提升了部队健康水平。仅举一例：1938年4月，新四军各支队到皖南、皖中集结时，指战员患疥疮者达90%，经过治疗，后方人员降至4%，前方人员降至8%。
（二）抢救生命的战场救护
新四军卫生战线的人员，共救治85176名伤员，保障了部队作战任务的胜利完成。在战场救护中，由连、营卫生人员完成火线伤员抢救，要求技术熟练，动作迅速，包扎后迅速送团救护所；团卫生队在离前线较近处开设救护所，组织担架队和临时收容所；旅卫生部酌情增设临时收容所，迅速将伤员转送野战医院或后方医院；师卫生部于适当地点设立野战医院进行手术和救治工作。卫生人员发扬红军火线抢救工作的优良传统，不怕流血牺牲，冒着敌人的炮火，英勇顽强、奋不顾身、机智果敢地抢救战友，宁可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决不丢下一个伤员和一个烈士。1940年10月黄桥战役时，形势紧急，没有后方，苏北指挥部军医处将野战医院开设在距前线仅6华里处，对重伤员立即手术，对轻伤员重新包扎，由于得到早期手术和及时处置，近千名伤员中的大部分很快伤愈归队。1941年11月19日拂晓，日军突袭安徽宿县盛圩村，第四师师部女看护长何宇晨不顾子弹在耳边呼啸，坚持为受伤的战友止血、包扎，背送他们到安全地带。当她背送第6个伤员时，不幸胸部中弹，壮烈牺牲。
伤员转送工作也很有特色。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逐步组成了从火线到后方较为完整的伤员救治阶梯。迅速安全的伤员转送，保证了及时良好的治疗。1945年上半年，第一师主力开辟苏浙皖边根据地，参战部队多，地幅广大。因此，在支队（团）救护所与军区后方医院之间，配置了纵队(旅)野战医院，开设了伤员转运站，顺利完成了近3000名伤员的后送任务。
（三）尽心竭力的收治伤病员
新四军卫生战线的伤病员收治工作，主要由医院(医疗所、休养所)承担。
从新四军成立到皖南事变前，全军共组建医院(医疗所、休养所)31个。1938年4月中旬，军部在皖南岩寺组织部队集中点验，病号渐多，即利用祠堂办了有门诊部的休养所。条件虽差，但医疗制度严格，各种诊疗也全，既为新四军又为民众看病，还为过路的国民党军队诊疗，影响很好。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参观后，对叶挺军长说:“我真羡慕你们有这样好的医生和护士。”皖南云岭的军部医院虽是祠堂茅舍，设备简陋，但有国内第一流医学院校毕业的医生护士，工作正规，管理严格，环境整洁，并用竹筒做花瓶插野花，挂在病房美化环境。医护人员以忘我的热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以优良的服务和医疗质量，获得伤病员的好评。当时在国际性的刊物上，如《密勒氏报》和《中国人民之友》等，曾刊载过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撰写的关于新四军卫生工作的文章。史沫特莱说，新四军卫生工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真正为伤病员服务的，“真了不起，这是在中国见到的最好的军医院。我要向全世界宣传，呼吁他们来支援你们。”皖南三年中，仅军部医院收治住院病人就有6000余名，治愈率达82.9%。
从1941年重建军部到抗日战争胜利，新四军先后组建师(军区)、旅(军分区)属医院21所，医疗(休养)所70个，还有120多个团(县)休养所。在此期间，部队在敌后作战频繁，斗争形势错综复杂，常处于日伪顽封锁、分割与夹击之中。医院、医疗(休养)所均利用民房、祠堂、庙宇以及自建部分简易房屋展开。在艰苦危险的条件下，卫生人员坚持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一切为了伤病员，舍生忘死保护伤病员的安全，想方设法为伤病员医伤治病，医院、医疗(休养)所的建设逐步加强，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经过精心治疗，大量伤病员痊愈归队，重返前线。
新四军模范执行统战政策，精心收治战俘中的伤病员，对做好战俘特别是日军战俘的思想转化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全心全意的为群众防疫治病
新四军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面与日伪顽进行殊死搏斗，一面同根据地人民鱼水相依，带领和帮助群众同自然界的敌人——疾病进行斗争。新四军各级卫生部门，积极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卫生工作，主动为群众防疫治病，特别是当地方发生流行传染病时，全力以赴组织救治，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本质。
建立卫生医疗机构。从1942年开始，新四军部队积极协助地方建立卫生医疗机构。在帮助行署、县政府建立卫生处、卫生室（所）的基础上，将卫生工作向基层扩展。第一师在江都、高邮、宝应等县建立了6个医学分会，还在苏中根据地建立起公营医院、慈善性医院、公助私办医院三类医疗机构；第二师在淮南根据地成立了医学会，在各乡镇建立了医疗合作组织保健堂，办起了人民医院和普济医院；第三师在苏北根据地成立了医务工作者协会；第四师在淮北根据地成立了医药同仁抗日协会，建立了救济医院，对烈属、抗属和贫苦农民免费医疗。据《淮安市卫生志》记载：1946年2月21日，华中军区所属华中医务职业学校在淮城新市场筹办的诊疗所开诊，由七分区卫生部部长张贤兼任所长。诊疗所设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皮肤花柳病科、妇产科、小儿科，免费或部分免费给群众看病；4月18日，淮安市政府和华中军区卫生部合作成立淮城卫生事务所，也由张贤兼任所长。事务所成立后，组建了各镇卫生委员会，张贴宣传标语，发动群众打扫街道，开展全城清洁运动大检查；5月20日，成立淮安中西医研究会，推选张贤为主任委员，团结中西医生，参加疫情调查，宣传卫生知识，组织防疫注射和在空袭时抢救受伤群众，并进行中西医生考试，给合格者颁发开业证书。
培训医务人员。为巩固根据地基层医疗机构，充实骨干力量，发展卫生事业，新四军各师均帮助地方培训医务人员。第二师卫生部为淮南行署开办新医进修班；第四师卫生部在淮宝县人民医院举办中西医研究班；鉴于淮北地区农村普遍以土法接生，婴儿死亡率高达50%，第四师卫生部举办了两期助产训练班，学员中有县、区妇救会主任60人（将推行新法接生与妇救会工作结合，有利于双项工作开展）。训练后学员分到各县，普及了新法接生，收到了良好效果。
宣传卫生知识。新四军部队每到一地，首先清扫住处、环境，遵守卫生纪律，以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群众。同时，针对农村常见病、多发病，以各种形式宣传卫生防病知识，动员群众与迷信、不卫生习惯作斗争。部队还与地方政府联合开展卫生运动，并规定将驻地群众卫生好坏，作为部队评比的条件。各部队卫生机关还利用所在地方的报纸刊物，或专门发行小册子，广泛宣传卫生知识，提高了根据地人民对讲卫生、防疾病的认识。
进行预防接种。新四军各级卫生部门在每年安排部队预防接种时，都要尽可能设法多筹措疫苗，为当地群众接种。据军部军医处在皖南时期的不完全统计，1938为驻地民众接种牛痘950人，预防注射伤寒霍乱菌苗1886人次；1939年为驻地民众接种牛痘15416人，预防注射伤寒霍乱菌苗4034人次；1940年为军民共接种牛痘8154人，预防注射伤寒霍乱菌苗11330人次。1941年重建军部后，新四军各级卫生部门坚持为群众预防接种，特别是接种牛痘比较普遍，各根据地极少发生天花病人。
抢救时疫灾民。当根据地发生疫情时，新四军更是全力以赴组织力量抢救。比较典型的是第三师为地方防治黑热病和第三师、第四师为地方扑灭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黑热病是一种曾经流行于长江以北地区的传染病，死亡率高达75%。淮海、盐阜两个地区是重流行区，村村有病人，有的人家因病死绝。第三师和当地政府一起，打响了防治黑热病的人民战争，广泛发动群众，宣传防病知识，开展卫生运动，建立专门的医疗休养所，免费提供治疗，治愈了大批病人，有效遏止了黑热病的流传。
脑膜炎（脑脊髓膜炎）和回归热曾是苏北、淮北一带的流行病。1945年初，当这两种流行病在淮海和淮北根据地爆发时，被第三师和第四师部队帮助地方政府迅速扑灭。在淮海地区，第三师第十旅协助区、县组织防疫委员会，开设传染病院，动员军民普遍戴口罩，病人隔离集中治疗。经抢救，病人全部脱险，遏止了传染病蔓延。在淮北地区，第四师卫生部组织力量，配合县防疫委员会，联合当地医疗资源，帮助健全合作医疗组织，边组织调查、抢救病人，边宣传卫生防病知识。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诊治病患6135例，扑灭了疫情。当时，与根据地相接的日伪占领区疫情严重，群众贫病交迫，亟待拯救。根据第四师首长的指示，师卫生部在武装力量配合下，积极开展对日伪占领区47个村庄的病人抢救工作。医疗队驻根据地内，白天到疫区救治病人。武装连队在医疗队工作时，埋伏于日伪据点附近，防止敌军袭扰。经过抢救，治愈了1570余名病人，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
淮泗县吴桥乡群众在向新四军医疗队表示感激之情时，献诗说：气属三春瘟疫流，沿村传染令人愁；四师特派四名士，百姓感歌百病疗。只说华陀难再世，谁知歧伯竟重游；灵丹多治苏民病，一纸声扬颂万秋。
二、新四军卫生工作的鲜明特点
新四军是全面抗战时期、战斗在华中地区、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子弟兵，是“华中人民的长城”。新四军的性质、宗旨、任务和活动地域，使其卫生工作具有鲜明的特点，也正是卫生战线不断发展壮大并作出突出贡献的缘由。
（一）党委首长的正确领导
新四军各级党委和军政首长高度重视，把卫生工作放在重要位置。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成立，即将军医处列为12部处之一，由叶挺军长亲自动员来新四军工作的沈其震任处长。新四军初建时，叶挺军长强调：“要抗战，就要使官兵身强力壮，就要有人力物力的保证。”重建军部后，陈毅代军长提出：“面向连队，保健在先，医生与护士合理分工，发扬红军时代医务人员英勇果敢、与伤病员共甘苦的精神。”刘少奇政委要求：“卫生工作，首先要健全卫生部领导，其次要有医生和药品，把医院组织好。”军首长的重要指示，为新四军卫生战线确立了指导方针，指明了前进方向。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新四军各级有关卫生工作的重要文件,多以军政首长或参谋长名义签发。司令、政治、供给、卫生等部门保持密切协作，及时解决问题，共同推动卫生事业发展。
新四军各级首长对卫生战线的机构设置、医院建设、人才培养、药材筹措等，给予了极大的关心；经常视察医院（休养所），现地解决困难；亲自参加卫生学校、培训班开学、结业典礼，讲话、合影，给卫生人员以教育和鼓舞。1941年7月，日军发动“扫荡”，合击军部所在地盐城，形势非常紧张。7月20日军卫生学校开学，大家担心首长能否像过去一样来参加开学典礼，陈毅代军长准时到校并讲话。他要求师生做好战斗准备，教导学员要在战争中坚持学习，不要鄙薄技术工作，学好医务基本理论，掌握战伤治疗技术，救死扶伤，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精神。陈毅同志的教诲，给师生们留下了终生的记忆。1944年11月，新四军在淮南盱眙县常庄召开为期5天的全军卫生工作会议，系统总结7年来卫生工作的特点、成绩、问题和经验教训，明确迎接大反攻、夺取抗战胜利中卫生工作的目标任务，军首长悉数莅临会议并作重要指示。
（二）素质过硬的卫生队伍
新四军的卫生队伍，在全面抗战爆发时诞生，在艰苦斗争环境中成长，从小到大，不断发展。抗战胜利时，在30.7万人的新四军行列里，有万余名白衣将士。
广揽人才。新四军组建时，医务人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红军中的医务人员；二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和感召下，各地党组织积极配合，广泛从城市吸收了一批受过正规医学教育的医师、护士、药剂师、化验师等。新四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充分使用红军医务干部的同时，放手使用知识分子，委以重任，各司其长，各得其所。据统计，在15名军、师卫生部主要领导中，有3人为红军医务干部，11人毕业于正规医学院校：新四军军医处处长、卫生部部长沈其震，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毕业；新四军卫生部部长崔义田，盛京医科大学毕业；新四军军医处副处长、卫生部副部长戴济民，早年求学于芜湖教会医院，红军医务干部；新四军军医处副处长王聿先，盛京医科大学毕业；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第二师卫生部部长宫乃泉，盛京医科大学毕业；第一师卫生部部长李振湘，湘雅医学院毕业；第三师卫生部部长张化一，红军医务干部；第三师卫生部部长吴之理，上海医学院毕业；第四师卫生部部长林士笑，红军医务干部；第三、第四师卫生部部长齐仲桓，盛京医科大学毕业；第四、第五师卫生部部长叶果，南通医学院毕业；第五师卫生部部长栗秀真（女），河南卫辉惠民医学专科学校毕业；第六、第二师卫生部部长林震，参加新四军前为药房学徒；第七师卫生部部长王雨田，河南大学医学院毕业；第七师卫生部部长李蓝炎，上海同德医学院毕业。
加强培训。医务干部是专门人才，必须经过专业培训。1938年4月，新四军集结整编，即开办了军部医务干部训练班。军卫生部先后创办了华中卫生学校、华中医学院和军医学校，各师(军区)创办了地区卫生学校和医务干部轮训队(班)，各旅(军分区)开办了医务干部训练班或卫生学校分校，各团卫生队(所)开办了半工半读卫训班，形成了上下结合、新训与轮训结合、学校教育与在职教育结合和高、中、初分层次教育体系。各校（班）用抗大精神办学，自力更生，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各级卫生部门主要领导亲自任教，承担主课，手把手教理论、传技术、带作风，保证了教学质量。新四军各类医务技术人员，95%是由部队培养的，有效保障了部队需要，并支援了根据地卫生建设。
思想引导。新四军在各级卫生部门和医疗单位均配有较强的专职政工干部。1938年任军部军医处政治协理员的吉洛（姬鹏飞）同志，就是中央从延安派到新四军工作的。进行政治宣传鼓动工作，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发扬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精神；进行反对各种不良倾向教育，加强组织纪律性；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巩固部队，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根据卫生医疗单位的特点，还加强了对知识分子和为伤病员服务的思想政治工作，普遍开展了创造模范医务工作者和互救英雄活动。
这支素质过硬的卫生队伍，在战争年代中功绩卓著。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为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20世纪50～70年代，在中央、军委以及省（市）卫生部门，在军地医（药）科院校，都有新四军医务人员担任领导工作；华东地区各级卫生部门的领导，更是大多数出自新四军，如江苏省卫生厅厅长盛立、浙江省卫生厅厅长李蓝炎、福建省卫生厅厅长左英，等等。
（三）系统规范的工作制度
新四军一贯重视卫生制度建设。1938年春，部队集中改编时，即提出了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要求，规定了每周6进行卫生扫除制度；1940年11月，军部军医处制发的《保健员的三大任务》中，明确规定了部队各项卫生制度；1941年7月，在总结汲取4年来卫生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适应整编后的形势任务，军卫生部制发了《新四军卫生工作条例(草案)》，计4篇13章，对军、师、旅、团各级卫生部门的组织编制、人员职责和制度，对医院与门诊医疗工作、救护工作、卫生防病工作、药材工作以及医政人事、医务人员待遇、奖惩等，均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是新四军卫生工作的一部法规。各师结合实际情况，亦经常发文，补充具体规定，通报执行优劣，表彰奖励先进，推动条例的贯彻落实。
按照条例规定，各级卫生机构和人员配置日臻完善。军、师、旅设卫生部，团设卫生队，营设卫生所，连设卫生员。为加强基层卫生工作，还在连队设卫生委员、排设卫生干事、班设卫生战士。从而，建立了上下贯通、层次分明、职责清晰的卫生工作网络。
（四）比较充裕的药材保障
医药器材，是部队卫生工作的物质基础，是卫生战线的“武器装备”。新四军军、师、旅卫生部均设有药材科（股），团卫生队配有药工干部，具体负责药材的筹措、供应和管理。新四军充分发挥地处沿江沿海、毗邻大中城市的优势，广开渠道，多管齐下，不避艰险，克服困难，筹措药材：一是组建初期，从国民革命军陆军军医署、第三战区军医处领取数量有限的药品；二是1940年底前，接受国内外爱国团体和红十字会捐赠的药材；三是组织部队人员，通过地下党和爱国人士的掩护，到敌占区大中城市采购；四是委托药商代购。如第一师在1941～1943年间，代购的药材即占购买总数的90%以上；五是由地方贸易机构代购。如在安徽无为县汤家沟开设的大成公司，即负责为第七师购买药材；六是自己动手生产。军部、各师以及有的旅办起了制药厂、制药所，生产常用药材。抗战胜利后，第二、第四师制药厂分别扩建为淮南、淮北人民制药厂；七是取之于敌。作战中的缴获，也是药材的来源之一。对于得来不易的医药器材，各级卫生部门制订规定，严格管理，合理使用，厉行节约，使之发挥最大效能。1941年9月，新四军卫生部在指示中专门强调：“药片、药丸、棉花球，其价值不下于火药。我们要爱惜子弹、火药，更要爱惜药片、药丸、棉花球。我们的口号是不浪费一粒药片和一颗子弹。”
（五）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在整个华中地区，一列列担架队、小船队，一个个村庄，就是运送伤病员的“生命线”；群众的民房，就是新四军医院和休养所的“病房”、贮存医药器材的“仓库”、掩护伤病员“打埋伏”的堡垒；无数群众，就是新四军的“编外卫生员”、伤病员的父老乡亲。发生在江苏常熟沙家浜的故事，就是军民鱼水情的生动写照。正是人民群众的无私支援，新四军的医务人员才能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胜利地完成担负的任务。
三、新四军白衣将士的崇高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在于培养造就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过硬队伍。“四铁”，深刻揭示了铁军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既是对铁军精神的高度概括，又为新时代弘扬铁军精神指明了方向。
新四军万千白衣将士，就是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精神的过硬队伍。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新四军卫生战线的光辉历史，铸就了永放光芒的铁军精神。在国家危急、民族危亡、人民危难之际，他们毁家纾难，背井离乡，投笔从戎，舍小家救国家，为民族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在这个英雄群体里，群英荟萃，群星璀璨，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卫生员，都有忠诚于党、热爱人民、精忠报国的赤胆忠心，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新四军卫生工作的创始人沈其震，湖南长沙人。1931年获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同年回国。他学者风范，博览古今，通晓多国语言。新四军军部成立时，他被授命为军医处处长，后任军卫生部部长，为新四军卫生工作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4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首任院长、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德高望重的老红军戴济民，安徽合肥人。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医护工作。1930年9月，经毛泽东同志亲自动员，他参加红军，并献出自办医院的全部药品器械。193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1938年初，从延安到新四军工作，任军部军医处副处长。后任军卫生部副部长兼后方医院院长。他忠诚于革命工作，认真负责，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戴老”。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卫生部监察局局长，是全国政协委员。
把一切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的崔义田，辽宁锦西人。1943年任新四军卫生部部长。他1938年参加新四军后，因为是6年制医学本科高材生，医术精湛的外科医生，属于高级技术人才，部队发给他每月100元薪贴。但从1940年5月入党后的第2个月开始，他坚决不再领取这份薪贴。他说，我已经是一个要把一切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的战士，不能再要什么报酬。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
“像一把斧头”一样的宫乃泉，辽宁营口人，1937年1月参加革命，194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对卫生工作特别是医学教育多有建树，被誉为“共产党创办医学教育的一个里程碑”。刘少奇说：“宫乃泉像一把斧头，多硬的木头经他一劈就裂为两半，任何困难环境都阻挡不了他进行工作。”史沫特莱说：宫乃泉是“一位长着一副艺术家的头脑和一双手，富有才华而又极细心的人。”新中国成立后，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首任院长、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新四军医务人员中唯一的开国将军。
“新四军的白求恩”雅各布·罗生特，犹太人，奥地利著名医学专家。1941年，经沈其震、吴之理同志动员，从上海到苏北新四军工作。1943年春，由陈毅代军长和宣传部钱俊瑞部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敌后游击环境中，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到各师医院给医务人员讲课和做手术，传授知识和技术，治愈了很多伤病员和根据地群众，被誉为“新四军的白求恩”。1943年秋他去山东八路军工作，后参加进军东北，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他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我军担任医务职务最高的外国友人，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独特贡献。
国际主义战士琼·尤恩，女，加拿大人，其父是加拿大共产党领导人之一。1939年春，原在白求恩大夫医疗队担任翻译和助手的琼·尤恩，不畏艰险，从上海把国际友人捐赠的一批医疗物资运给皖南的新四军，并在军部医院工作，亲自参加对伤病员的抢救，帮助培训医务人员。她同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写了回忆录《在中国当护士的岁月》。1988年5月，按照她的遗嘱，她的骨灰安葬在河北唐县晋察冀烈士陵园白求恩墓的右侧。
一等模范医务工作者丁志辉，女，江苏无锡人，1939年6月参加新四军，先后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一等模范医务工作者、模范女干部。1941年在与部队失去联系、生活艰苦、药品奇缺的情况下，想尽办法治疗伤员。1946年冬，带领400余名伤病员转移，克服严寒和各种困难，历时28天到达目的地后，又带领医护人员赶赴前线，完成了对200多名伤员的救护治疗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亚洲妇女代表大会和全国英模代表大会。
“中国的南丁格尔”李蓝丁,女，浙江海宁人， 1941年12月于上海同德高级助产学校毕业后参加新四军。为伤病员服务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曾经一天组织完成能容纳800名伤员的转运棚，布置能容纳400名伤员的病房，4天4夜转运4000多名伤员，多次被评为模范医务工作者，获得“华东一级人民英雄”的称号。受到毛主席多次亲切接见，称赞她是“中国的南丁格尔”。她说:“伤员是活的革命财产，我不能在任何情况下眼看他们遭厄难而不去抢救，这是医务人员应尽的责任。”“共产党教养了我忠于人民的事业，所以我才在任何时候，都能挺身前进，以此感到无比的快慰。”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总医院医务部副主任，是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和全国英模代表大会。
舍身为伤员和群众的吴秀瑛烈士,女，广东人，上海沦陷后到苏中参加新四军，在第一师后方医院任医务组长。1943年8月，日寇向江苏东台地区发动“扫荡”，医院安排吴秀瑛带重伤员转移。25日晨，她刚把重伤员转移到安全地点，敌人的枪声就响了。此时，村里一位妇女突然临产。吴秀瑛不顾安危，毅然留下来为产妇接生。鬼子进村挨家挨户搜查，吴秀瑛裹挟在人群中，被鬼子赶到晒谷场。凶残的敌人威胁群众，不交出新四军就杀人。为了保护群众，吴秀瑛猛地从人群中站出来说：“不要残害百姓，我就是你们要找的新四军！”日寇要她说出伤员的下落，被她严词痛斥。敌人恼羞成怒，向她连戳数刀，当场英勇献身，年仅19岁。粟裕师长在《坚持大江南北抗战的六年》中写道：“今年8月间，敌人大举‘扫荡’二分区，我后方医院吴秀瑛同志管理一部分重伤员。她临危不惧，将重伤员运走后，自已不幸被敌人捉去，敌人用刺刀把她戳死，而伤员安然无恙。诸如此种壮烈牺牲的指战员，是不胜枚举的。”
铁军精神代代传，危难之中显担当。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新四军研究会的铁军后代，像当年前辈投身抗战那样，投身抗疫的人民战争。这些已过花甲、年逾七旬的共产党员、退休人员，积极参战，保卫家园，在社区为严防严控作奉献；踊跃支前，捐款捐物，与湖北武汉人民心连心；宣扬先进，鼓舞士气，用文章、诗词、演唱等形式传递正能量；搞好后勤，提供保障，支持在医护一线工作的亲属；严守规定，加强防护，不给组织和家人增加负担。在这场“大考”中，新四军研究会以实际行动，弘扬铁军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体现了铁军传人的责任和担当。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会是欢欢喜喜、热热闹闹、敲锣打鼓那么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一定会遭遇艰难险阻、惊涛骇浪。在新时代的征程上，需要“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需要“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气概，需要“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决心，需要“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努力，需要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能打胜仗的过硬队伍。
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弘扬铁军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以新四军卫生战线的白衣将士为榜样，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事业中，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生的贡献!
刘华苏
2020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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